末代皇妃李玉琴自述：日本人说送我进宫念书（组图）

两载伪宫一声叹息。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末代皇帝溥仪从“真龙天子”被改造成为普通公民，是唯一的例子。最近，群众出版社推出溥仪《我的前半生》全本，增补了1964年版未曾收入的十五六万字，内容更完整，史实更丰富。本报摘选书中附录的溥仪最后一位妃子李玉琴的回忆文章，以飨读者。

1、日本人说送我进宫念书

我1928年生于长春的乡下，我行六，上边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下边有一个妹妹。我家祖籍山东莱州府，是一户贫佃农。我六七岁时，全家搬进了城，但父亲养活我们非常困难。

1943年2月，我在伪满新京南岭女子优等学校念书。有一天，日本人校长小林带着女教师藤井到各班挑选学生，从每班六十人中挑选三四名，条件是学习好、长相好，各方面表现都不错的。选好了集合在一起，到了一家较大的日本人开的照相馆，每人照了一些四寸相片。据说照相的有百十来个。

过了两三个礼拜之后，这天是星期日，我在排队买东西，排的队伍足有二千人，我站了很久，忽然妹妹跑来了，说家里来了两个日本人，叫你马上回去呢。到家一看是校长小林和女教师藤井。我一进屋，藤井就和我说：“你的大大的好的，皇帝陛下选你到宫里去念书的。”可是我母亲吓傻了，她说我父亲不在家，她不能做这个主。小林、藤井就叫我带他们一同去找我父亲。我带他们到了父亲做事的饭铺，我父亲一看日本人来找他，吓得脸都黄了，不知我惹了什么祸事，赶忙先给倒茶炒菜，请他们吃酒。他们一边吃着一边又把皇帝命令说了一遍。吃完，对我父亲说，他们要带我到帝室御用挂吉冈家去，我父亲哪敢说不。我就跟他们去了。

到了吉冈家稍等了一会儿，吉冈回来了。他穿一身黄军装、大马靴，戴大军刀，是个矮胖子，满脸横肉。我当时看到他这个穿戴打扮，还是日本人，何况那副尊容又恶又丑，于是又有点害怕和讨厌。小林、藤井这时上去给他行了好几次九十度礼，又把我叫到跟前给介绍了。我行了六十度礼。他微微点点头，不客气地朝我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说了一句：“顶好?”又问我多大年纪，家里还有什么人，爸爸做什么等等。然后和小林说了半天日本话，可能小林告诉他我父母不太同意，他站起穿上衣服，叫我们和他一起走，也没说上哪去，出门就上了轿车。我长那么大还是第一次坐汽车。车一直开到我的家，这时我们家里正开家庭会议呢。父亲已经请假回来了，已婚的两个姐姐、大哥也都来了，我们的房东也在座，临时翻译也请了过来。吉冈一屁股坐到破炕席上，两只老鼠眼先把屋里扫了一圈儿，先挑了眉毛这才开腔：“皇帝陛下的命令，好的学生选到宫里去念书，念书好的皇帝陛下喜欢了还要选做妃子。”

我当时想，去了之后能念书，还不花钱，这可是我盼望的事，看样子或许能有点别的好处，也许打这以后再不受穷了，不受欺负了。吉冈站起来叫我立刻跟他走。这时我母亲赶忙给找出了一件黑地黄花新麻绸面的棉袄，让我换上，这也是我当时唯一的一件新衣服。姐姐们也忙着给我理理鞋袜，爸爸又赶紧嘱咐我到皇宫后别忘回家看看，叫我好好念书，别贪玩，要像个大姑娘样子，事事要多加小心，别多说话。爸爸说着，妈妈和姐姐都掉下了眼泪。一家人送我上车，车走了老远，我回头一看，他们还在瞧着我们呢。从此一走，好比鸟儿入笼，想飞也飞不回来了。

2、初见溥仪，他的样子很和气

第二天，吃完晚饭，藤井领我去理了发，给我仔细修饰了一番，又领我到一家大医院去检查身体。后来和溥仪的二妹（二格格）坐汽车一同进了宫。

到了楼上，二格格把我领到一间屋子里。我们围着沙发中间的圆桌坐下来。一会儿进来一个男人，正是我在楼梯上看见的那个人，宽肩膀儿，细腰，戴眼镜，穿着深绿色呢子衣服，也不是军装，也不是协和服，介乎两者之间，领子上还戴两个铜花，衣服非常合身，样子很和气，看样子还不到三十岁。二格格赶紧站起来，双手捂着腿往地下一蹲，大概是行礼的意思，又告诉我：“赶快给皇上磕头?”我就跪下磕了三个头，溥仪说：“快起来，快起来。”

他拉我起身，发现我手很热，连忙问是不是不舒服了﹖我说：“有点头疼。”又摸摸我脑袋，说我发烧了，拿来了体温计给我试了试，果然有些发烧。溥仪就传出话去叫拿点退烧药来。又说：“今天晚上早点休息吧，出点汗就会好的。”实际上我昨天一夜没睡，这两天精神很紧张，又跑了一天，当然有点不舒服。

屋里挂着一张溥仪的画像。他就问我画得好不好，我大胆地看了看溥仪，我说：“画得不大好，不像。”他听了哈哈笑起来。笑完了又和二格格交换了一下眼光，两个人又都笑了起来。回过头来又和我说：“对，你说的对，画得是不太像。”（以后我曾问过他，当时为什么那么笑，他说谁敢那么直瞪着眼睛看溥仪，谁都是奉承他这个像太好了，谁敢惹老爷子生气呢。所以，他一见我便很喜欢我，也就是发现我直爽，不虚伪奉承。）然后又问我吃饭没有，给我预备饭。又问了问我的家庭情况，在哪里念书……

饭后待了一会，吃了点退热药，溥仪叫我就睡在他的寝宫里，我不同意。他问我说：“那么你在哪儿住呢﹖”我说：“我一个人住一间屋子。”他又说：“那你不害怕吗﹖”我说：“不害怕。”后来就决定我住同德殿，溥仪马上传话：“在同德殿楼上给李小姐安个床位?”

那天晚上，溥仪特别高兴，就在我新屋子摆膳，共有十来个菜，六盘点心，溥仪拿起一个叫“炸排卷”的点心叫我尝尝，我说都吃饱了不吃了，他笑了笑又放下了。第一天他给我的感觉是待人很和气，其实，这只是对我。当天，他派了两个老妈子来伺候我。

3、册封“福贵人”时，一个娘家亲人也没有

我进宫一个多月后，溥仪挑了个良辰吉日，给我行册封礼。我这贵人的前边应当冠个什么好字样呢﹖溥仪说：“你是很有福气的，就叫福贵人吧，以后遇到什么不吉利的事情，用你的福就可克服了。”

到了正日子，溥仪在外廷受贺如仪，大摆筵席，我又不大舒服，也未参加宴会。不够参加宴会资格的，由溥仪每人赏一块洋点心，从那以后，我就被称为贵人了。

那天司仪赞礼是二格格，她只怕说错，我就忍不住要笑，溥仪那天情绪特别好，也抿住嘴笑。这时我跪下后，递给溥仪一个玉如意，他又回赏我一个，按清朝的制度，本应当是赏给一个金印和金牌一类的东西，现在没有，就以如意代替。二格格说着吉祥话，我就行了三跪九叩礼。礼成之后，溥仪站起来就哈哈笑起来，二格格也放声大笑。我觉着他们像闹着玩似的，心里很不舒服，根本不想笑。

随后溥仪带着我去给祖宗磕头，他说要按贵人身份是不能够和皇上一同给列祖列宗磕头，而对我特别重视，这是破例……不过，磕头时不能并齐了，叫我在他后边错开半步。完了以后，就是该我受礼了，给我磕头的只有几个晚辈和佣人，这也是二格格的主意，认为我年岁小，应当谦虚点，以免得她给我磕头。记得我姐姐结婚时，我们家里人都来了，还有很多的亲友，非常热闹。这次我可好，一个娘家亲人也没有，连亲爹亲娘也看不见。这天我还在同德殿正门外照了一张相片，说是送给日本皇太后。另外，还以我的名义送点什么礼物，我不记得了。

4、伪宫的日子很寂寥

在伪宫两年半，见过的男人除溥仪外，只能见大夫，见过一次吉冈和梅津，此外未见过任何男人。他二妹三妹五妹都不常来，常来的是内廷学生的家属和他的乳母王二嬷及女佣人。两年半内见到的一共不过二十个人。

每天的生活是，早饭后写字看书，然后到院内活动，上假山玩玩，回屋后做针线。我买了几十只小鸡自己喂，捡蛋给溥仪吃，也给母亲。后来鸡都被黄鼠狼咬死了。我有时到二嬷屋去玩玩，这是唯一串门的地方。二嬷教我摸骨牌、过五关。原来这老太太年轻时在故宫里就是这么消磨时间的。

中午饭后休息一会，学生家属就来了，我也不睡午觉，和她们闲说话儿。寒暄后到书房，写字或念小书，如六言杂字、三字经或挑几篇古文古诗讲讲。溥仪有时给我讲散文、诗、佛经，然后我再给她们讲一遍。有时到院里玩玩，天气不好就到楼下打乒乓、弹钢琴、唱唱歌、打麻将，向一位学生的母亲学织毛衣。后来我又学做菜，还给溥仪做点爱吃的。我做的大都是老百姓吃的，我曾拔下院里的小头蒜当韭菜，包饺子吃。

有一天，溥仪对我说：“我一天到晚都是烦恼的事情，没有快乐，只有到你这头，我才能高兴。所以，你应当多想办法，使我一见就高兴的事情要多做，我不高兴的你别做，也不应当和我谈不高兴的事情。你的任务就是这个。”又说：“你能这样做，我能对你不好吗﹖”说这些话时好像又伤感又诚恳，我听了之后更加同情他了，觉得他一天为国家大事为老百姓真是操劳过度，真应当有个人安慰安慰他，陪他玩玩。我在同德殿哪知道他一天净干些什么，只能听他自我宣传，怎说怎是。

他也常和我说些同甘共苦永不分离的话。日本投降，他先坐飞机跑了，还告诉我：“一两天后火车来接你们到日本去。”其实哪有火车通日本的呢……

傅仪和他的两个“贵人”李玉琴（中）和谭玉龄

5、两次风波之后，我对他印象更坏了

1944年有一天，我带着几个学生家属，想开个玩笑。学生的宿舍就在同德殿后边，我带她们到了这里，我躲到一边，叫她们去叫门，意思是叫她们的丈夫意想不到地看到妻子来了。谁知溥仪气势汹汹地就来了，劈头一句：“你做什么好事呀﹖”把我问得怔住了，我说：“我没干什么事呀。”

“你自己做的事却反过来问我呀﹖我问你，你跑到学生宿舍去叫门是什么意思﹖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把学生叫出来你想干什么﹖”

溥仪像审贼似地审问我，我很伤心地哭起来……他看我哭了，又拿出别的办法来，说：“这事怨我没把你教育好，我错啦?”说着拿起扫床的笤帚要打自己，把我吓得连忙跪下来求饶：“皇上打玉琴吧?玉琴再不敢那样了?”他说：“我打你更心疼，还是打我自己。”说着还要打，我赶紧把笤帚夺过来，这才算闹完了。

还有一次，因为赏苹果给孤儿，又引起了一场风波。按俗例，过旧年要摆苹果插绒花。初一早晨还未下床，先由佣人送上一盘苹果，咬一口，美其名曰咬平安。我将苹果叫人赏了孤儿们吃。溥仪知道了又追问是什么思想，其实，我就是看那些孩子们可怜，一点什么别的意思也没有。

在册封之前，溥仪给了我家一笔钱，哥哥也娶上了媳妇，我心里很感激他。后来溥仪给我订规矩礼节，给我讲君臣之道，叫我明白自己不是一般人，我心里已是不耐烦。自发生了这两件事后，他又不常到我这里来，我也不得随便过去，我对他的印象更坏了。

6、第一次“会亲”，爸妈鞠躬，我止不住掉泪

我第一次“会亲”在同德殿楼下。一见面时就哭了。我妈和爸都瘦了，我心里非常难受，我问：“您们怎么都瘦了呢﹖”我爸吓得赶快说：“没有、没有。”说着就偷看旁边，因为有伺候的人在场监视着。我妈小声说：“你走后一两个月一点音信都没有，家里人都急坏了，害怕日本人把你害了。到藤井那儿打听也打听不着，吉冈更找不着他在哪儿住，哪能不把我们急瘦了呢。”头一次“会亲”一两个小时就走了。我父母头一次见我时还给我鞠躬，我直拦着说：“别给我施礼呀?别给我施礼呀?”我爸爸还说：“这是国礼，应当施的。”我真止不住掉泪。我爸爸妈妈为儿女苦了一辈子，到头来还得给女儿行礼，这成什么规矩了。

以后我和溥仪说，我坚决不同意父母给我行礼。起初他还不同意，我说我现在固然是尊贵了，这也是老人忠厚一辈子积的德，我更应当尊敬他们才对，不能像陈世美那样忘本。再说，我和二格格见面还以平礼相待，我自己生身父母倒不如平辈。溥仪无言可对才同意了，只好说：“忠臣出于孝子之门，你这样孝心很好。”溥仪说我会亲时不该哭，应该高兴，再哭就不让会亲了。以后溥仪让我留我妈吃饭。

我受册封以后，溥仪给了我家一万元（等于现在三千元），不准我父亲再到饭铺去伺候人。可是人口多，二哥又没事做，日子长了也不是办法。有人出主意，叫我父亲干个小买卖，找溥仪给取个许可证，可是溥仪不管。后来我父亲只好偷着跑到二道沟一家饭铺又当跑堂了，一遇到熟人就说是临时帮忙。

7、日本投降后，20岁的我曾想入空门

在宫里，我渐渐地染上了新的毛病。首先我学会了摆架子拿身分，自己也认为自己命大尊贵，应当是坐享其成，不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就连小手绢也不愿洗。我的老妈子是五六十岁的老人，常常因为干活慢受我的数落、责骂。

溥仪明知道自己是傀儡，在日本人手中，可是还想用封建迷信来维持自己在家中的统治。他说全国人民也都处在灾难期间，只有多念佛，求保佑，早日脱难。以前吃观音素，一月吃三四天，以后索性吃起长素来。我也吃起了长素。我每天念佛两三次，这很让溥仪高兴，以后厨房也不再买活的鸡鱼，连蚊子苍蝇都不能打死。蚊子叮在溥仪身上，他不但不打而且故意忍着，说在佛教这叫做施舍。

总之，他把我们练得很成功，日本投降后，我在困苦中等了他多年，完全是这种迷信力量支持我，我对任何事不争取，认为“命中皆有，不可强求”。我对生活也不感兴趣，我修到了看见别人吃肉也不馋，别人家夫妻过美满生活也不羡慕的程度。我曾一度想进入空门，由于当时庙里不收徒弟，才没成为事实，那时，我还不过20岁……

解放后的李玉琴

后记：“贵人”当上国家干部

后来，东北联军解放了长春。1946年4月，李玉琴和伪满内眷被八路军送回了长春，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员先行解散，而李玉琴等一些主要人物必须有一定的程序才能妥善安置，所以她随八路军到长春后并没有被通知马上回家。

在部队里陆续有干部找她谈话。谈话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李玉琴表明立场，与溥仪离婚，否则她身背的“封建余孽”的罪状很难让她生活得更好。但是李玉琴死活不答应，认为好女不嫁二夫，八路军官员见状只好暂时作罢。

后来，八路军又找来李玉琴的父亲，劝说女儿改变主意。在一番深刻的思想教育下，李玉琴最终泪流满面、极不情愿地写了“离婚声明”，并且还要了一件溥仪的大衣留作纪念。李玉琴当时没有把与溥仪离婚看成是一件可以影响到一生的事情。直到后来，她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还是毅然决然地跟溥仪打官司，坚决要求离开溥仪，向封建传统正式告别。

1956年6月，李玉琴被调入长春市图书馆工作，第二年5月与溥仪正式离婚。1958年，她与吉林省广播电台工程师黄毓庚结婚。文革期间，她因为曾作过溥仪的贵人而受到迫害。

李玉琴一直没有忘记何长工对她的关心和教诲。1986年4月，她把自己写的一本书送给何长工。何长工看了后深情地对她说：“你终于从‘皇室’解放出来了，从昔日的‘福贵人’到今天的国家干部，这需要一场多么深刻的思想革命啊！”

李玉琴也对党的教育感激不尽。她说，在溥仪的后妃中，她比婉容(在颠沛流离中死去)、文绣和谭玉龄的命运都好，是新中国改变了她的命运。2001年4月24日，在患肝硬化6年后，李玉琴在长春逝世，时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