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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妃李玉琴自述:日本人说送我进宫念书(组图)

(2010-08-16 12:45:03) 下一个

两载伪宫一声叹息。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末代皇帝溥仪从“真龙天子”被改造成为普通公民,是唯一的例子。最近,群众出版社推出溥仪《我的前半生》全本,增补了1964年版未曾收入的十五六万字,内容更完整,史实更丰富。本报摘选书中附录的溥仪最后一位妃子李玉琴的回忆文章,以飨读者。

1、日本人说送我进宫念书

我1928年生于长春的乡下,我行六,上边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下边有一个妹妹。我家祖籍山东莱州府,是一户贫佃农。我六七岁时,全家搬进了城,但父亲养活我们非常困难。

1943年2月,我在伪满新京南岭女子优等学校念书。有一天,日本人校长小林带着女教师藤井到各班挑选学生,从每班六十人中挑选三四名,条件是学习好、长相好,各方面表现都不错的。选好了集合在一起,到了一家较大的日本人开的照相馆,每人照了一些四寸相片。据说照相的有百十来个。

过了两三个礼拜之后,这天是星期日,我在排队买东西,排的队伍足有二千人,我站了很久,忽然妹妹跑来了,说家里来了两个日本人,叫你马上回去呢。到家一看是校长小林和女教师藤井。我一进屋,藤井就和我说:“你的大大的好的,皇帝陛下选你到宫里去念书的。”可是我母亲吓傻了,她说我父亲不在家,她不能做这个主。小林、藤井就叫我带他们一同去找我父亲。我带他们到了父亲做事的饭铺,我父亲一看日本人来找他,吓得脸都黄了,不知我惹了什么祸事,赶忙先给倒茶炒菜,请他们吃酒。他们一边吃着一边又把皇帝命令说了一遍。吃完,对我父亲说,他们要带我到帝室御用挂吉冈家去,我父亲哪敢说不。我就跟他们去了。

到了吉冈家稍等了一会儿,吉冈回来了。他穿一身黄军装、大马靴,戴大军刀,是个矮胖子,满脸横肉。我当时看到他这个穿戴打扮,还是日本人,何况那副尊容又恶又丑,于是又有点害怕和讨厌。小林、藤井这时上去给他行了好几次九十度礼,又把我叫到跟前给介绍了。我行了六十度礼。他微微点点头,不客气地朝我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说了一句:“顶好?”又问我多大年纪,家里还有什么人,爸爸做什么等等。然后和小林说了半天日本话,可能小林告诉他我父母不太同意,他站起穿上衣服,叫我们和他一起走,也没说上哪去,出门就上了轿车。我长那么大还是第一次坐汽车。车一直开到我的家,这时我们家里正开家庭会议呢。父亲已经请假回来了,已婚的两个姐姐、大哥也都来了,我们的房东也在座,临时翻译也请了过来。吉冈一屁股坐到破炕席上,两只老鼠眼先把屋里扫了一圈儿,先挑了眉毛这才开腔:“皇帝陛下的命令,好的学生选到宫里去念书,念书好的皇帝陛下喜欢了还要选做妃子。”

我当时想,去了之后能念书,还不花钱,这可是我盼望的事,看样子或许能有点别的好处,也许打这以后再不受穷了,不受欺负了。吉冈站起来叫我立刻跟他走。这时我母亲赶忙给找出了一件黑地黄花新麻绸面的棉袄,让我换上,这也是我当时唯一的一件新衣服。姐姐们也忙着给我理理鞋袜,爸爸又赶紧嘱咐我到皇宫后别忘回家看看,叫我好好念书,别贪玩,要像个大姑娘样子,事事要多加小心,别多说话。爸爸说着,妈妈和姐姐都掉下了眼泪。一家人送我上车,车走了老远,我回头一看,他们还在瞧着我们呢。从此一走,好比鸟儿入笼,想飞也飞不回来了。

2、初见溥仪,他的样子很和气

第二天,吃完晚饭,藤井领我去理了发,给我仔细修饰了一番,又领我到一家大医院去检查身体。后来和溥仪的二妹(二格格)坐汽车一同进了宫。

到了楼上,二格格把我领到一间屋子里。我们围着沙发中间的圆桌坐下来。一会儿进来一个男人,正是我在楼梯上看见的那个人,宽肩膀儿,细腰,戴眼镜,穿着深绿色呢子衣服,也不是军装,也不是协和服,介乎两者之间,领子上还戴两个铜花,衣服非常合身,样子很和气,看样子还不到三十岁。二格格赶紧站起来,双手捂着腿往地下一蹲,大概是行礼的意思,又告诉我:“赶快给皇上磕头?”我就跪下磕了三个头,溥仪说:“快起来,快起来。”

他拉我起身,发现我手很热,连忙问是不是不舒服了﹖我说:“有点头疼。”又摸摸我脑袋,说我发烧了,拿来了体温计给我试了试,果然有些发烧。溥仪就传出话去叫拿点退烧药来。又说:“今天晚上早点休息吧,出点汗就会好的。”实际上我昨天一夜没睡,这两天精神很紧张,又跑了一天,当然有点不舒服。

屋里挂着一张溥仪的画像。他就问我画得好不好,我大胆地看了看溥仪,我说:“画得不大好,不像。”他听了哈哈笑起来。笑完了又和二格格交换了一下眼光,两个人又都笑了起来。回过头来又和我说:“对,你说的对,画得是不太像。”(以后我曾问过他,当时为什么那么笑,他说谁敢那么直瞪着眼睛看溥仪,谁都是奉承他这个像太好了,谁敢惹老爷子生气呢。所以,他一见我便很喜欢我,也就是发现我直爽,不虚伪奉承。)然后又问我吃饭没有,给我预备饭。又问了问我的家庭情况,在哪里念书……

饭后待了一会,吃了点退热药,溥仪叫我就睡在他的寝宫里,我不同意。他问我说:“那么你在哪儿住呢﹖”我说:“我一个人住一间屋子。”他又说:“那你不害怕吗﹖”我说:“不害怕。”后来就决定我住同德殿,溥仪马上传话:“在同德殿楼上给李小姐安个床位?”

那天晚上,溥仪特别高兴,就在我新屋子摆膳,共有十来个菜,六盘点心,溥仪拿起一个叫“炸排卷”的点心叫我尝尝,我说都吃饱了不吃了,他笑了笑又放下了。第一天他给我的感觉是待人很和气,其实,这只是对我。当天,他派了两个老妈子来伺候我。

3、册封“福贵人”时,一个娘家亲人也没有

我进宫一个多月后,溥仪挑了个良辰吉日,给我行册封礼。我这贵人的前边应当冠个什么好字样呢﹖溥仪说:“你是很有福气的,就叫福贵人吧,以后遇到什么不吉利的事情,用你的福就可克服了。”

到了正日子,溥仪在外廷受贺如仪,大摆筵席,我又不大舒服,也未参加宴会。不够参加宴会资格的,由溥仪每人赏一块洋点心,从那以后,我就被称为贵人了。

那天司仪赞礼是二格格,她只怕说错,我就忍不住要笑,溥仪那天情绪特别好,也抿住嘴笑。这时我跪下后,递给溥仪一个玉如意,他又回赏我一个,按清朝的制度,本应当是赏给一个金印和金牌一类的东西,现在没有,就以如意代替。二格格说着吉祥话,我就行了三跪九叩礼。礼成之后,溥仪站起来就哈哈笑起来,二格格也放声大笑。我觉着他们像闹着玩似的,心里很不舒服,根本不想笑。

随后溥仪带着我去给祖宗磕头,他说要按贵人身份是不能够和皇上一同给列祖列宗磕头,而对我特别重视,这是破例……不过,磕头时不能并齐了,叫我在他后边错开半步。完了以后,就是该我受礼了,给我磕头的只有几个晚辈和佣人,这也是二格格的主意,认为我年岁小,应当谦虚点,以免得她给我磕头。记得我姐姐结婚时,我们家里人都来了,还有很多的亲友,非常热闹。这次我可好,一个娘家亲人也没有,连亲爹亲娘也看不见。这天我还在同德殿正门外照了一张相片,说是送给日本皇太后。另外,还以我的名义送点什么礼物,我不记得了。

4、伪宫的日子很寂寥

在伪宫两年半,见过的男人除溥仪外,只能见大夫,见过一次吉冈和梅津,此外未见过任何男人。他二妹三妹五妹都不常来,常来的是内廷学生的家属和他的乳母王二嬷及女佣人。两年半内见到的一共不过二十个人。

每天的生活是,早饭后写字看书,然后到院内活动,上假山玩玩,回屋后做针线。我买了几十只小鸡自己喂,捡蛋给溥仪吃,也给母亲。后来鸡都被黄鼠狼咬死了。我有时到二嬷屋去玩玩,这是唯一串门的地方。二嬷教我摸骨牌、过五关。原来这老太太年轻时在故宫里就是这么消磨时间的。

中午饭后休息一会,学生家属就来了,我也不睡午觉,和她们闲说话儿。寒暄后到书房,写字或念小书,如六言杂字、三字经或挑几篇古文古诗讲讲。溥仪有时给我讲散文、诗、佛经,然后我再给她们讲一遍。有时到院里玩玩,天气不好就到楼下打乒乓、弹钢琴、唱唱歌、打麻将,向一位学生的母亲学织毛衣。后来我又学做菜,还给溥仪做点爱吃的。我做的大都是老百姓吃的,我曾拔下院里的小头蒜当韭菜,包饺子吃。

有一天,溥仪对我说:“我一天到晚都是烦恼的事情,没有快乐,只有到你这头,我才能高兴。所以,你应当多想办法,使我一见就高兴的事情要多做,我不高兴的你别做,也不应当和我谈不高兴的事情。你的任务就是这个。”又说:“你能这样做,我能对你不好吗﹖”说这些话时好像又伤感又诚恳,我听了之后更加同情他了,觉得他一天为国家大事为老百姓真是操劳过度,真应当有个人安慰安慰他,陪他玩玩。我在同德殿哪知道他一天净干些什么,只能听他自我宣传,怎说怎是。

他也常和我说些同甘共苦永不分离的话。日本投降,他先坐飞机跑了,还告诉我:“一两天后火车来接你们到日本去。”其实哪有火车通日本的呢……



傅仪和他的两个“贵人”李玉琴(中)和谭玉龄

5、两次风波之后,我对他印象更坏了

1944年有一天,我带着几个学生家属,想开个玩笑。学生的宿舍就在同德殿后边,我带她们到了这里,我躲到一边,叫她们去叫门,意思是叫她们的丈夫意想不到地看到妻子来了。谁知溥仪气势汹汹地就来了,劈头一句:“你做什么好事呀﹖”把我问得怔住了,我说:“我没干什么事呀。”

“你自己做的事却反过来问我呀﹖我问你,你跑到学生宿舍去叫门是什么意思﹖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把学生叫出来你想干什么﹖”

溥仪像审贼似地审问我,我很伤心地哭起来……他看我哭了,又拿出别的办法来,说:“这事怨我没把你教育好,我错啦?”说着拿起扫床的笤帚要打自己,把我吓得连忙跪下来求饶:“皇上打玉琴吧?玉琴再不敢那样了?”他说:“我打你更心疼,还是打我自己。”说着还要打,我赶紧把笤帚夺过来,这才算闹完了。

还有一次,因为赏苹果给孤儿,又引起了一场风波。按俗例,过旧年要摆苹果插绒花。初一早晨还未下床,先由佣人送上一盘苹果,咬一口,美其名曰咬平安。我将苹果叫人赏了孤儿们吃。溥仪知道了又追问是什么思想,其实,我就是看那些孩子们可怜,一点什么别的意思也没有。

在册封之前,溥仪给了我家一笔钱,哥哥也娶上了媳妇,我心里很感激他。后来溥仪给我订规矩礼节,给我讲君臣之道,叫我明白自己不是一般人,我心里已是不耐烦。自发生了这两件事后,他又不常到我这里来,我也不得随便过去,我对他的印象更坏了。

6、第一次“会亲”,爸妈鞠躬,我止不住掉泪

我第一次“会亲”在同德殿楼下。一见面时就哭了。我妈和爸都瘦了,我心里非常难受,我问:“您们怎么都瘦了呢﹖”我爸吓得赶快说:“没有、没有。”说着就偷看旁边,因为有伺候的人在场监视着。我妈小声说:“你走后一两个月一点音信都没有,家里人都急坏了,害怕日本人把你害了。到藤井那儿打听也打听不着,吉冈更找不着他在哪儿住,哪能不把我们急瘦了呢。”头一次“会亲”一两个小时就走了。我父母头一次见我时还给我鞠躬,我直拦着说:“别给我施礼呀?别给我施礼呀?”我爸爸还说:“这是国礼,应当施的。”我真止不住掉泪。我爸爸妈妈为儿女苦了一辈子,到头来还得给女儿行礼,这成什么规矩了。

以后我和溥仪说,我坚决不同意父母给我行礼。起初他还不同意,我说我现在固然是尊贵了,这也是老人忠厚一辈子积的德,我更应当尊敬他们才对,不能像陈世美那样忘本。再说,我和二格格见面还以平礼相待,我自己生身父母倒不如平辈。溥仪无言可对才同意了,只好说:“忠臣出于孝子之门,你这样孝心很好。”溥仪说我会亲时不该哭,应该高兴,再哭就不让会亲了。以后溥仪让我留我妈吃饭。

我受册封以后,溥仪给了我家一万元(等于现在三千元),不准我父亲再到饭铺去伺候人。可是人口多,二哥又没事做,日子长了也不是办法。有人出主意,叫我父亲干个小买卖,找溥仪给取个许可证,可是溥仪不管。后来我父亲只好偷着跑到二道沟一家饭铺又当跑堂了,一遇到熟人就说是临时帮忙。

7、日本投降后,20岁的我曾想入空门

在宫里,我渐渐地染上了新的毛病。首先我学会了摆架子拿身分,自己也认为自己命大尊贵,应当是坐享其成,不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就连小手绢也不愿洗。我的老妈子是五六十岁的老人,常常因为干活慢受我的数落、责骂。

溥仪明知道自己是傀儡,在日本人手中,可是还想用封建迷信来维持自己在家中的统治。他说全国人民也都处在灾难期间,只有多念佛,求保佑,早日脱难。以前吃观音素,一月吃三四天,以后索性吃起长素来。我也吃起了长素。我每天念佛两三次,这很让溥仪高兴,以后厨房也不再买活的鸡鱼,连蚊子苍蝇都不能打死。蚊子叮在溥仪身上,他不但不打而且故意忍着,说在佛教这叫做施舍。

总之,他把我们练得很成功,日本投降后,我在困苦中等了他多年,完全是这种迷信力量支持我,我对任何事不争取,认为“命中皆有,不可强求”。我对生活也不感兴趣,我修到了看见别人吃肉也不馋,别人家夫妻过美满生活也不羡慕的程度。我曾一度想进入空门,由于当时庙里不收徒弟,才没成为事实,那时,我还不过20岁……



解放后的李玉琴


后记:“贵人”当上国家干部

后来,东北联军解放了长春。1946年4月,李玉琴和伪满内眷被八路军送回了长春,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员先行解散,而李玉琴等一些主要人物必须有一定的程序才能妥善安置,所以她随八路军到长春后并没有被通知马上回家。

在部队里陆续有干部找她谈话。谈话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李玉琴表明立场,与溥仪离婚,否则她身背的“封建余孽”的罪状很难让她生活得更好。但是李玉琴死活不答应,认为好女不嫁二夫,八路军官员见状只好暂时作罢。

后来,八路军又找来李玉琴的父亲,劝说女儿改变主意。在一番深刻的思想教育下,李玉琴最终泪流满面、极不情愿地写了“离婚声明”,并且还要了一件溥仪的大衣留作纪念。李玉琴当时没有把与溥仪离婚看成是一件可以影响到一生的事情。直到后来,她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还是毅然决然地跟溥仪打官司,坚决要求离开溥仪,向封建传统正式告别。

1956年6月,李玉琴被调入长春市图书馆工作,第二年5月与溥仪正式离婚。1958年,她与吉林省广播电台工程师黄毓庚结婚。文革期间,她因为曾作过溥仪的贵人而受到迫害。

李玉琴一直没有忘记何长工对她的关心和教诲。1986年4月,她把自己写的一本书送给何长工。何长工看了后深情地对她说:“你终于从‘皇室’解放出来了,从昔日的‘福贵人’到今天的国家干部,这需要一场多么深刻的思想革命啊!”

李玉琴也对党的教育感激不尽。她说,在溥仪的后妃中,她比婉容(在颠沛流离中死去)、文绣和谭玉龄的命运都好,是新中国改变了她的命运。2001年4月24日,在患肝硬化6年后,李玉琴在长春逝世,时年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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