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之死（组图）

翦伯赞，1898年生于湖南桃源县，维吾尔族。他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926年参加北伐，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出生入死，积极从事革命工作，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突出的贡献。建国后，翦伯赞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更加愉快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发展事业当中。

翦伯赞最大的贡献在史学方面。早在抗战前，他便致力用马克思主义统帅史料，为开辟和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研究并传播唯物史观，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建立了卓著的功绩。无论解放前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还是解放后面世的《中国史论集》、《历史问题论丛》、《中国史纲要》（主编）等著作，都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翦伯赞主张: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严格按照历史实际来分析和研究历史，史论结合，言之有物。他重视史料的整理和应用，抵制唯心史观及虚夸学风。他敢于说真话，坚持自己的良知，勇于顶住恶势力的进攻，声张正义。因此，在黑白颠倒的年代，翦伯赞就无法避免一场悲剧性的结局。

翦伯赞(1898-1968) 中国历史学家。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记载:“1961年，翦伯赞针对学术界一些脱离历史条件的错误研究倾向，重申了他一贯主张的历史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历史研究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他反对片面强调‘以论带史’的提法，反对狭隘地理解历史要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主张从历史实际出发，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得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从以上三段文字，大体可以了解当时的情况。翦伯赞捍卫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对抗的是当时的“理论权威”康生与陈伯达。他坚持正确观点越坚决，抨击错误观点越尖锐，就愈发引起康生、陈伯达之流的仇恨，隐患也就越大。从此时起，有人已暗中收集翦伯赞的“黑材料”了。

1965年年底，山雨欲来风满楼，整个国家的政治形势变得阴晴不定，毛泽东已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发表后的次日，11月11日，《文汇报》的记者便来采访翦伯赞。翦伯赞严厉批评姚文元“粗暴”，是“打棍子”，是“给吴晗同志扣政治帽子”。同时指出:“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难道吴晗要退田？思想批评要联系个人历史，要看他是什么样人。吴晗早在抗日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如果整吴晗，所有的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毛泽东要以此作为突破口，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沉寂局面。不久，光明日报编印的两期《情况简编》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一期是《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里面说:“他（指吴晗）表示: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正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还说:‘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毛泽东看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另一期是《关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反应续闻》，指出:“翦伯赞认为，现在学术界的顾虑并未解除，姚文元乱来一通，不利于百家争鸣。”毛泽东看后，在旁边画了三个圈。12月21日，毛泽东就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哲学问题和教育问题时说:“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戚本禹的文章（指批评翦伯赞等人历史观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引者注）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

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

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翦伯赞的情况可想而知。“学术讨论”迅速演变为政治上的大批判。翦伯赞被扣上“反动权威”、“反共老手”的帽子，他的观点被诬为“中间观点”，对封建地主阶级实行“让步政策”。

右起：周扬、范文澜、翦伯赞。

邓广铭如是说

1966年夏，北京大学一片炙热，成为全国的焦点。5月25日下午，在康生等人的指使下，聂元梓等7人炮制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贴了出来，迅猛地形成一股热浪，由北大传往全国。此大字报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北大党委和校长、党委书记陆平以及党委副书记彭珮云。康生的意图是:“从搞北大开始，往上揭”。正在杭州的毛泽东，于6月1日从《光明日报》总编室合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上，看到此大字报，马上批示康生、陈伯达:“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如此一来，虽然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受到北大许多师生的批驳，也受到中央不少领导同志的抵制，但在毛泽东绝对权威的支持下，《人民日报》予以全文刊载，并配发了王力、关锋、曹轶欧执笔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样，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6月1日后，一下就轰开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局面。首先是北京各大中学校的学生，紧接着是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大字报铺天盖地，矛头直指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学校党组织旋即陷于瘫痪状态，出现了乱批、乱斗、打、骂、查、抄等违法乱纪现象。

在北京大学，因为翦伯赞是毛泽东亲自点名的人，所以“待遇”很高，仅排在陆平、彭珮云两位校领导之后，接受严厉的批判。

7月25日，康生在北京大学的讲话中，声嘶力竭地喊:今天做什么？怎么做法？斗争黑帮陆平、彭珮云，怎么斗法？还有翦伯赞、冯定一类的怎么斗？怎样批评？……

7月16日，康生又在北大发言，煽动群众的情绪，大声地喊着:五十多天来，没有发动你们揭发。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斗陆平要靠你们，大家怎样斗陆平、彭珮云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斗了他们，下一步干什么？要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斗翦伯赞、冯定的情况是你们了解呢？还是张承先了解呢？是你们看翦伯赞的书多呢？还是张承先多呢？把资产阶级“权威”斗倒了，那下一步干什么呢？……

7月25日晚，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一起来到北大，康生在发言中仍念念不忘翦伯赞，又在叫嚣:文化大革命怎样做法？陆平、彭珮云又怎么斗法？翦伯赞、冯定之类的又怎么斗？怎么做法？可以辩论，研究。希望听听你们的意见。

7月28日，康生在北京大学接见部分高校来访同学时的讲话中，又指示:斗争有的学校分为两个阶段，有的学校合拢起来，有的学校先斗当权派，再斗学校“权威”。例如北大先斗陆平、彭珮云当然就要轮到斗翦伯赞、冯定……

在一次次的点名后，在政治浪潮一浪高于一浪的狂热形势下，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打倒了，何况翦伯赞。虽然他曾据理力争，但他等来的已不是理论的批判，而是“要武斗不要文斗”，是由下而上的政治运动。他听到:伴随着“毛主席万岁”的浩大声势，数不清的造反派在喊:“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翦伯赞在临近70高龄的时候，不幸遭遇到这么一场运动。

在这场遍及全国的浩劫中，一个历史学家的声音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一个历史学家的个人生命也显得如此渺小。

燕东园28号住宅内一片凄风冷雨。

在这个树阴掩映下的灰色小楼内，翦伯赞曾写下多少宏篇巨制，发出多少爽朗的欢笑。可是，现在，这儿是一个悲凉的所在。

翦伯赞已老病缠身。刘大年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北京医院的走廊，“他脸色灰黯，彼此心情都了解，互相点了点头，未交一言”。

翦伯赞的助手张传玺于1978年所写的“要求中央为翦伯赞昭雪沉冤的申诉状”中提道:

1966年6月1日“文化大革命”开始，翦就作为“反共老手”、“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当时他已68岁，身患重病，批斗传审，天天不断；拳打脚踢，坐飞机，每天被斗十几小时。在6、7、8三个月中，被斗一百多次。他有一次被从厕所揪出，有人将粪纸篓扣在他的头上，几乎被揍死。林彪、“四人帮”的黑干将聂元梓、孙蓬一几次开万人大会斗翦。翦卧床不起，就用平板车将翦拖到会场，不许坐下。翦站立不稳，就让双手扶着竖起的长凳腿站着，一斗几个小时。这个斗翦镜头已印入法国画册，传遍全世界。1966年8月26日，北京大学保卫组《情况反映》（第4号）说:“（8月23日）有些红卫兵把翦拉出来批斗了4次，有的揪头发，有的扳脖子。”“据翦的老婆说:‘翦的心脏病又厉害了，现已不能起床，两天没吃东西。学生经常往外拉他，怕活不长’。”翦夫妇被关在二楼的一间屋中，不得行动。全部钥匙被收缴，家具几乎全被砸烂。图书被偷走五六千册，珍贵衣物剩余无几。

1968年夏，翦氏夫妇被赶出家门，关押到蒋家胡同的一间小黑屋中，聂、孙们煽动街道上不懂事的小孩天天斗翦，一群未走，一群又来。翦有时支撑不住，晕倒在地，小孩们还打斗不止。晚上，小孩们走后，翦老太太才哭着把翦背拽到屋中。

可以看出，在这场政治运动中，许多无知的人被利用了，当了帮凶。

翦伯赞

同时，这场政治运动还使一些人被迫做了不应该做的事，邓广铭先生是一位勇于面对历史，勇于面对自己的人，他公开提及:在翦老主持下，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师承担起编写《中国通史》教材的任务。翦老主动承当主编，而且后来他也确实起到了主编的作用。“其所以要编这本书（即后来出版的《中国史纲要》），就是为着要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要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历史实际，树立一种好的学风和文风。不是引几句马克思怎么说，列宁怎么说，作‘镶边’之用，不是这样，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贯穿进去。当然，我们这些执笔的，在编写中没有真正达到翦老的要求。可是‘文化大革命’一起来，把这部书当作‘大毒草’，在报上公开批判时，我们所有参加编写的人也只好跟着批，并把‘罪状’推到翦老一人身上，苦思苦想，找出些理由来，其中有一条，就是说翦老不许把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话写进书里。有没有这个话呢？有这个话。不过，翦老是说，你们不要说马、恩、列、斯怎么论怎么说，你只要在论述历史当中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就行了，确实是这么说的。可是我们在大字报中，宣布翦伯赞的‘罪状’，这就是一条。”

在种种莫须有的“罪状”中，翦伯赞身心均受到严重的摧残，苦度时日。

“这涉及到刘少奇，我不能随便乱写”

1968年10月13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这是自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进行“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两年多时间才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此时，已有52.7％的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被冠以“叛徒”、“特务”、“反党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等罪名，被打倒、受审查、靠边站。

毛泽东在开幕会上发表讲话，开始的时候讲:“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末尾时则说:“这场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什么叫到底？估计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毛泽东还谈到知识分子问题。知识分子本是这次“革命”的对象之一，毛泽东现在有他的说法:知识分子是黏土。板结了，不透空气，不长庄稼，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办。不能一讲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也不能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军事院校办了一百一十一个，叫111，其中确实有妖啊！

此次会议，毛泽东还特地提到翦伯赞，说: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对北京大学的翦伯赞、冯友兰要给出路。要照顾翦伯赞的生活，安排他的工作。

有了这一最高指示，翦伯赞夫妇终于再次见到阳光，生活得到改善，住宅也变了。他们被安排在北大校园内风景优美的燕南园64号庭院内居住，生活费也由30元增至120元，而且另派退休工人杜铨照顾老两口的生活。

翦伯赞连夜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感谢。据说，毛泽东看信后，称赞翦伯赞“信写得很好”。如此一来，翦伯赞应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夫妇俩胸戴毛主席纪念章，手拿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参加落实政策的大会，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70岁高龄的翦伯赞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更大的灾难降临了。

没过几天，“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杀气腾腾地来到北大历史系，迅速组织历史系的几名造反派，形成“翦伯赞专案组”，开始紧锣密鼓地审问翦伯赞，试图从翦伯赞口中得到所谓的“刘少奇有叛变行为”的罪证，强行要翦伯赞证明在某次国共谈判中刘少奇勾结国民党、叛变革命的“阴谋”。当时刘少奇已被打倒，《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已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批准（批准《审查报告》自然是错误的），刘案已经结束。专案组的成员何以还要大做文章？

翦伯赞仔细回想过去，那次国共谈判时，他还不认识刘少奇，直到1949年初才第一次在解放区见到刘少奇。说刘少奇在那时叛变，而且是他翦伯赞亲眼所见，这从何说起呀？

翦伯赞实事求是地将情况说明白，并坚决不做伪证。但专案组成员根本不听翦伯赞的解释，他们为了达到自己整人的目的，便气势汹汹地指着翦伯赞的鼻子，吼叫着，威胁着，侮辱着……

但翦伯赞仍然坚持着，说:“这涉及到刘少奇，我不能随便乱写！”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翦伯赞有了一种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按理说，翦伯赞是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又是历史学家，最能看开政治运动的起起伏伏。在燕东园他也受到残酷的批斗和摧残，但从未想过自杀。他还说过:“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死不瞑目”，“我要等着看到批判我的最后一篇文章。”可是现在，中央专案组重要人物出现在北大，并敢说:“不要以为毛主席讲了话，你就没有问题了。不！你要是不老实，我们照样可以把你关起来。”口气之大，使翦伯赞不能不想到这背后还有更大的背景。这样一来，翦伯赞遇到一个大是大非又无法妥协无法解决的问题，生不如死，他开始考虑如何解脱了。

我实在交不去来

从搬进燕南园，到当年的12月18日，短短的一个月左右时间，翦伯赞被审问8次，应付催索“交代”材料2次，接受外调15次……为达到目的，专案组成员无休止地威胁恐吓，进行人身侮辱，致使翦伯赞的夫人精神恍惚，翦伯赞的身心也一天比一天衰竭，多次晕倒，自杀的念头一天比一天坚定。他以失眠为由，多次向管理人员要安眠药。

12月18日，翦伯赞拿出笔来，要在纸上写字，但挤了好几下，钢笔里面一点墨水都没有了。翦伯赞叹一口气，对旁边的人说:“笔都不出水了，我也该完了。”

当天晚上，翦伯赞夫妇向人世告别。为了不引起守候他们的杜铨的注意，10点多钟的时候，翦伯赞特地拿出一些钱和粮票，请工人在明天早上为他买几根油条。

12点多，翦伯赞夫妇从床上起来，郑重地穿上新衣新袜。

杜铨此时除负有照顾他们的责任外，还被派给随时监视并提防他们自杀的任务，听到响动，也要起床。

翦伯赞平静地对他说:“您不要起来了，我只是想喝点牛奶。”

翦伯赞的夫人也说:“他饿了，我给他热点牛奶，火炉还好着呢，就不麻烦您了。”

过了一会儿，又听见翦伯赞的夫人说道:“喝点就行了，赶快睡吧。”此后，杜铨再没有听到一点动静。

第二天早晨，当杜铨推开家门进去以后，才发现翦伯赞夫妇已经服用大量的安眠药自尽了。在翦伯赞所穿的中山装口袋里有两张纸条，均以竖排写三行字。

一张上写着:“我实在交不去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

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六行字只有一个标点符号。

所写的杜师傅就是守候他们的杜铨。

翦伯赞夫妇自杀，引起巨大的反响。毛泽东得到这一消息，非常恼火。他给翦伯赞“出路”，是希望通过这个典型，给知识分子以“出路”。他把谢富治叫去，狠狠训斥一番。谢富治一肚子气撒到负责军管北京的某军副军长身上，骂道:“你们这些废物！毛主席知道了，批评了，你们把事情搞砸了！”

即便如此，翦伯赞的冤案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才予以平反，而且平反过程很费周折。

如今，我时常会去燕南园看看，免不了也会见到翦伯赞住过的燕南园64号。那儿的风景依然美丽，绿树环绕，鲜花盛开，古式的房屋渗透着平和的气息。人们幸福地生活，自由地谈论，早忘了这儿还曾有那么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我祝愿这样的生活永远持续。

可是，我也想跟世人说一声:当我们幸福地生活的时候，也别忘了历史。历史使人警觉，使人居安思危，使人不犯旧错，使人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