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大千世界，趣闻横生，细细品尝，回味无穷。
作者 刘天成
三十年前的峥嵘岁月——纪念“四五运动”三十周年
“天安门广场出事了！”
这是我在办公室接到妻子的电话时听到的第一句话，时间是 1976 年 4 月 5 日下午三点 。
“上午我送日本客人去机场，经过天安门广场时，路被人群堵住了。广场上的花圈全没了，到处都是愤怒的人群。从机场回来，广场的人更多了，大概有二十多万人，公安局的车都被烧了，要出大事了！”
我的直觉反映∶“火山终于爆发了！”
公安局的宣传车被烧
文革转折
文化大革命最后的转折点是从 1975 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的。邓小平复出后，反对“左”倾错误，进行全面整顿，在经济建设上获得了较大成功，同时也使全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了一次空前的解放。人们在那段时间里，切身体验到了各项建设事业的复苏，也开始重新思考和认识“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在晚年的一系列错误决定。由于整顿唤醒了人们长期受到压抑的理性思考，促使人民群众朦胧地感觉到了中国未来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批邓越猛烈，不满和反抗就越强。人心向背，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邓小平复出那两年在人们心中建立起的威望，远远超过了他以前大半生在人们心中的威望。他代表了全国人民要求结束文化大革命、发展经济和过稳定生活的愿望，代表了社会发展的趋势。如果毛泽东在 1966 年打倒邓小平是轻而易举的话，那么到了 1975 年、 1976 年再想重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因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不但未能实现毛泽东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目的，相反动摇了“文化大革命”在人们心中的根基。
周恩来的亲民形象使他在“文革”前就有着仅次于毛泽东的威望。“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毛泽东的威望从顶峰开始下滑，而其夫人江青的所作所为更给他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相反，周恩来“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精神及他带病出席四届人大，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使处于“文革”苦难中的广大民众看到了希望。周恩来在许多人尤其是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心目中，其威望甚至超过了毛泽东。
痛悼总理
1976 年 1 月 8 日 ，周总理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步，离开了人世。噩耗传出，整个国家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巨星陨落，举世震惊；江河动容，山川失色！我为失去这样好的总理而非常难过，同时又为眼下的时局忧心忡忡。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毛主席竟然没有出席周总理的追悼会。后来得知，毛泽东在 12 日对汪东兴说∶“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於十次┅┅”
周总理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步
周恩来遗体告别只设在北京医院后院一间几十平方米的停尸间，连一个省军级去世干部的灵堂都不如。据说北京卫戍司令吴忠曾为此气愤地质问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吴德长叹一声，说：“在哪里向总理遗体告别，市委提出了几个方案，上面只让在这里进行，我们只能服从中央的决定，对不起总理他老人家了。 ” 治丧委员会向全国下达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规定（不许开追悼会，不许设灵堂，不许戴黑纱，不准去天安门广场等），更是激起广大人民极大不满。
十里长街送总理
北京的数十万民众，在寒风中肃立街头向周恩来的灵车作最后的道别，形成了“十里长街相送”的悲壮场面。人们既是哭总理，哭国家，也是哭自己，心中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怒火燃烧。 “山雨欲来风满楼”， “火山”处于爆发的前夜。
人们既是哭总理，哭国家，也是哭自己
从１月到４月，人民悼念周总理的各种活动有增无减。当时人们表达怀念的一种方式是收集、悬挂总理的照片，有的人家甚至用周总理的照片取代毛主席的照片。后来流传最广的一张总理晚年坐在沙发上的照片《沉思中的周恩来》 ，是意大利著名摄影记者 焦尔乔·洛迪 于 1973 年总理生病时拍照的，没在中国发表过。当年他通过意大利驻华使馆向周总理赠送此照片，但不知什么原因总理没收到。这幅照片最先刊登在意大利《时代》周刊上。 1974 年，该照片荣获美国著名的新闻照片奖——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认识世界奖”。那 张照片后来在中国流传，和我有一些关系。
沉思中的周恩来
反击批周
“四人帮”对人民悼念 总理的活动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们对死去的周恩来仍不放过。 1976 年 3 月 25 日，上海《文汇报》在《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一文中，竟然有“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恶毒提法。谁都知道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邓小平的代名词，“党内那个走资派”不就是指周恩来吗？民众终于忍无可忍了。
４月５日清明节前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悼念周总理、声讨 “ 四人帮 ” 的群众运动席卷全国。
南京的群众首先走上街头，声讨《文汇报》及后台张春桥。我妻子的姐姐在南京无线电厂工作，她来电话详细谈了南京群众的抗议活动。３月２８日，南京学生大游行，他们抬着周总理的巨幅遗像和写有“光辉永照后来人”的花圈，经过市区，走到梅圆。２９日，南京大街小巷贴出了许多大标语：“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 《文汇报》把矛头指向 周总理，罪该万死！”“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在火车站工人的协助下，学生把标语刷到南来北往的列车上，把烈火烧向全国。
我当时在石油化工部石油勘探开发规划研究院政治部宣传处工作。该院设在海淀区原北京石油学院内。 29 日清晨，院里突然出现 24 条大标语，主要是声讨《文汇报》反对周总理的罪恶行径，也有声援南京人民的内容。那是我院下属石油机械厂的几个不满“四人帮”的青年工人干的。该厂原属北京石油学院，文革中石油学院迁到胜利油田后，石油部专用该厂安置部机关本应上山下乡的子女。因此，该厂百分之八十的工人是青年，其中大部分是干部子弟。
早晨一上班，处长王庭树让我和另外一个同事赶快把标语的内容抄下来，报送院领导。我们在抄时，发现保卫处的人也在抄。在这些标语中，最突出的是贴在规划院大楼前的两条，一条是∶“警惕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翻案不得人心！”另一条是∶“深切怀念杨开慧烈士，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 ”两条标语分开来看，一条是反击邓小平，一条是怀念杨开慧，表面都无问题。但如合起来看，则有“影射江青”之嫌。当时我暗暗佩服这些小年青挺懂得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
保卫处在政治部主任指使下把这作为反革命案件上报石油部和公安局时，我们宣传处极力反对。我站出来为小青年辫护说“看不出两条标语有问题”，质问保卫处“为什么不能怀念杨开慧”？！指出保卫处“影射江青”的结论是靠推理定性。当时吵得非常激烈，惊动了院领导。
风起云涌
在这前后，北京的群众也大量涌向天安门广场，以献花圈、贴悼念诗词、发表演说等方式进行抗议。北京天安门烈士纪念碑最早出现献给周总理花圈的日子是３月１９日，是朝阳区一个小学献的，花圈很快被警察没收了。２５日，献花圈的人增多，并出现了“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日夜想念您”的巨幅横匾。天安门立即成为北京民众关注的中心。
给总理献花圈的小学生
石油规划院申院长是个老红军，文革中历经磨难，对 “四人帮”很不满，十分关注形势的发展。他让宣传处紧密关注社会动态，派人天天去天安门了解情况，拍照片，回来后写出《情况汇报》，送给院及政治部领导。处长让我们一次去两个人，我年纪最轻，又最积极，每天都去，其他人则轮流和我一起去。
3 月 30 日，一队解放军来到烈士纪念碑前献花圈，这无疑给在场的民众以巨大鼓舞。我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深知解放军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如果没有广大官兵强烈的呼声，没有上边领导的默许和支持，这些官兵是不可能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军队中也有着强烈的不满。当我回来把这件事报告给领导时，激动的话都语无伦次。
赞总理的诗
３ 1 日，广场上的花圈已达上百个，诗词、悼文已明显出现对江青等人的不满。 在中国人民同万恶的“四人帮”进行殊死搏斗的历史关头，诗歌成了直接的战斗武器。 如：“昔日妲己毁一商，今朝‘艳妖’舞蹁跹。”“豺狼何所惧，虎豹咱敢降。识破假马列，怒斥妖婆娘。”
游行的人群
4 月 1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声称：“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 称天安门广场等地张贴的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是“敌人造的谣言”，“干扰破坏了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指出“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要求对已出现的大标语“全部复盖”，声称要追查这次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
北京市委立即开会贯彻执行。首都民兵、警察、卫戍部队的“联合指挥部”成立。指挥部设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小灰楼内。指挥部决定抽调民兵、公安干警各 3000 人以及部分卫戍部队组成机动力量，随时准备出动。天安门广场的“便衣”开始抓人，被抓的群众已达数十人。一场生死较量开始了！
４月２日，院政治部传达了北京市委的电话通知，称“南京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天安门有反革命捣乱”，明令不要去天安门广场，不要送花圈，并说“清明节是鬼节”，“清明节送花圈是四旧”。我因为一早从家里直接去的天安门广场，不知有这个通知，回来后照往常一样，写了有关材料上报领导。
在烈士纪念碑上挂着高约两米的四块巨大诗牌
这一天，最激动人心的是出现了高达四米的巨大的花圈，是北京重型机械厂的工人用钢条焊制的。当大卡车把花圈拉来时，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另一引人注目的是，在烈士纪念碑上，挂着高约两米的四块巨大诗牌，估计是天没亮挂上去的。内容是：“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无论是坐车还是骑车经过天安门，都能远远地看到它。有一首《向总理请示》的诗，暗示“四人帮”快要垮台：“ 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这首诗把“四人帮”几个头目的姓连缀在一起，巧妙地运用了谐音隐喻的手法，让人心领神会，拍案叫绝。
献花圈的大学生
在我把材料交给处长时，他向我传达了不让去天安门广场的有关通知。他说：“申院长讲，这一段时间处里的同志们很辛苦，了解动态的工作暂告一段。抄来的诗词、文章及有关照片全部销毁，不得外传。”处长还特意提醒我，形势很复杂，让我注意言行。
清明怒潮
4 月 4 日 清明节，正好是 星期日。 虽然已有通知不让去 天安门广场，但由于十余天来，我天天去广场，心系广场，情系广场，甚至觉得国家的命运、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和天安门广场事态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 1949 年建国以来第一次出现的人民自发的大规模运动。我渴望看到人民能不畏强暴坚持下去，更好奇上面的通知下来后人们抱什么态度。
从前门通往天安门广场的路上人山人海
那时我住在岳母家，听了我对天安门广场情况的描述，全家兴趣大增，斗志昂扬，一致决定既使挨批评受处分，也要去天安门看看。在北太平庄，唯一能到达天安门广场的 22 路公交站挤满了人。由于我们一行有两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根本挤不上车。那时中国还没有出租车，只能坐公交车。那天公交公司也来了邪劲， 22 路加班车一辆接一辆。汽车一进站，就能听见售票员的喊声∶“去天安门的一律免费！”哈，真是振奋人心！看见许多人戴着白花、黑纱，我们赶紧把准备好的黑纱佩戴上。至少过了十五、六辆车后，我们才挤上了车，到达天安门广场，已是中午十二点了。
烈士纪念碑四周堆满了花圈
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清明节，天安门的悼念活动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约有上百万人云集广场 ，用泪水、黑纱、白花、诗词、挽联、花圈、誓言、讲演、血书 ┅┅ 表达对周总理的刻骨铭心的哀思，怒斥和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
百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
我和妻子做了分工，我负责拍照，她去抄诗词。长安大道南侧，广场上的花圈从烈士纪念碑摆到国旗杆下。大道北侧，天安门下的观礼台上也摆满了各种花圈。最大的花圈直径超过七米。从前门通向烈士纪念碑的路旁柏树上和人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周围的树丛里，白花层层叠叠，一片雪白，全是民众离开广场时留下的。
在纪念碑正前方，高高地安放着周总理的巨幅画像，画像下是用大朵白花排组的大横幅“民族英魂”。再下面又是巨大横幅∶“我们日日夜夜想念敬爱的周总理。” 广场中央有四幅巨匾写着后来被广为传播的四言诗∶“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我们全家在这儿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镜头。
人们争相抄写
到处是诗词、悼文，人们争相抄写，朗诵。那种壮观场面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绝后的。有诗为证：“清明的花圈如皎月，嫦娥感慨同悲切。清明的挽联像尖刀，忠魂挥舞断贼腰。清明的檄文放光彩，进击大旗长空摆。清明的诗歌披彩霞，革命事业露新芽。清明的歌声连广宇，国际战歌不断曲。清明的口号震乾坤，人民永将正义伸。”
深切怀念
诗词的作者绝大多数是普普通通的基层民众。有一首诗歌是这样赞美这些诗词的：“纪念碑前洒诗花，诗刊不登报不发。莫道谣文篇篇载，此是人民心底花。”正因为如此，它们在亿万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诵者声泪俱下，听者热泪盈眶，读者奔走相告，抄者废寝忘食。
观礼台上也堆满了花圈
有人在发表演说。我赶紧挤过去拍了下来。在往外挤时，发现拍照的人很多，其中不乏便衣，没准儿把我也照进去了。管他呢，谁会在乎！有生之年能看到如此壮观的场面，能经历如此波涛汹涌的斗争那真是三生有幸了。还有这么一篇散文诗《今日在何方》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请你们不要问我今日在何方；难道你们能不来到这天安门广场？请你们不要再费心到这儿来找我，这里早已经是人的海洋。像四海惊涛齐奔向英雄碑下，像五洲风云齐飞向总理身旁。像无数白帆满载着圣洁的情感，我也扬帆催发呵，航行在这无边的海洋。”
有人在发表演说
为了把整个广场壮观的全景拍下来，我爬到国旗杆的高台上，慢慢旋转 360 度，用接拍的方式，连续拍了十几张，冲洗出照片后，剪去重复部分，然后粘成一幅 360 度全景图。 1988 年单位举办摄影书法展，我的这张全景图受到了一致好评。这是后话。
4 月 4 日 晚，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憋了一肚子气的江青下令北京市立即把花圈撤到八宝山。 5 日清晨，群众发现不但花圈不见了，连夜里值班看守花圈的人也失踪了。这事件大大激怒了群众，进而爆发了建国以来最大的民众抗议风暴。我妻子及时来电话把天安门发生的事告诉了我。
“四五”风暴
放下电话，我转身报告处里的同仁们：“天安门出事了，花圈都被撤了。几十万群众聚集在广场上，把警车都烧了。谁和我去天安门看看？”大家都想去，但没人敢响应，因为上面有规定。
“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看怎么收场！”从大庆油田调来的张顺来了这么一句。他是我的铁杆同盟军，我知道他这句话是冲着上面的。“上班时去，老太太马上就能查出来。”我的另一哥们刘宝隆提醒了我。他指的是政治部主任李杰。她是我院文革派的代表人物，批邓很积极，对我们宣传处一直有看法。要不是申院长护着，我们处早就因抵制批邓挨整了。
显然大家有顾虑，毕竟上面已三令五申，还有个组织纪律性的问题。但顾不上那么多了，我的心早已飞到了天安门。离下班还差一刻钟，我跑到传达室借了通用月票。那时我们这些小干部在市里出差，或骑自行车，或乘公交车。院里买了一二十张没照片的通用月票，谁都可以用。借到月票后，我窜上了开往天安门的公交车。上车才知道，市里通知所有的公交车都不许进内环路，最近只能到西单。在车上，人们都在议论天安门发生的事。
到西单下了车，买了几个包子，解决了肚子问题，然后步行去天安门。过了六部口，远远听到广场上大喇叭在反复播出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的讲话：“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今天，在天安门广场广场有坏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这声音促使我加快了步伐。
人大会堂前停放的自行车
四月初，夜幕来临的早，到天安门后，天色已开始昏暗。白天聚集的人多半都离开了，广场上也就有数千人，基本上都是像我这样闻讯而来的人，没有人打着标语、献花圈，更没有人喊口号、发表演说，只有吴德的讲话回荡在空中。气氛的萧条令人有些失望，难道这场伟大的斗争就这样结束了吗？同时又为没能亲眼目睹白天群众抗争的场面而遗憾。观礼台边上有一群人在听一个青年介绍白天的情况，我便凑了过去。
那青年讲述了如下情况： 凌晨 1-2 时，大批军人、警察、民兵及 200 辆汽车开到 广场，连拆带踩，广场上的花圈惨遭践踏和洗劫。他们将花圈强行运往八宝山烧毁，小部分放到了中山公园内。当时在纪念碑前守卫花圈的人们和军人、警察发生了冲突，几十名看守花圈的群众也被带走了。
清晨 6 时多，许多早上来换班（看守花圈）的人发现花圈没了，看守花圈的人也没了，十分气愤，广场上聚的人越来越多。正在这时，北京市 172 中 30 名学生来送花圈，警察不让进。在广场上的群众把气撒在警察身上，和他们发生了激烈地辩论。在群众的支持下，学生们冲破了封锁线，把花圈送到了纪念碑上。
这时，有人跳出来攻击周总理，引发众怒。该人向人民大会堂逃去，群众跟着涌向大会堂东门，被解放军挡在大门外。集聚的群众已达十多万人，在大会堂门口高呼口号：“还我花圈，还我战友！”“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
人们拥挤到人大会堂
后来北京市公安局派了一辆宣传车来到天安门广场，车上的大喇叭高声宣布：“清明节献花圈属于四旧，花圈已经被清理，请广大革命群众不要受坏人利用，尽快离开广场。”把为周总理献花圈说成 “ 四旧 ” ，惹怒了广场上的群众。他们把车拦住，砸扁了喇叭，推翻了车。一队人民警察赶来支援，被群众团团围住，许多警察的帽子被摘下抛向空中。北京民兵指挥部调来一批批民兵，来一批被瓦解一批，人心所向使民兵毫无战斗力，有的民兵还没到天安门广场就把身上的民兵标志偷偷摘掉了，混在群众中。这时，广场上已有几十万人。
有人高呼：“中山公园有花圈！”许多人冲进中山公园，搬出一些藏在中山公园里的花圈。又有人喊：“小灰楼（联合指挥部）里有花圈，人群又涌向小灰楼，包围个水泄不通。群众派出代表向指挥部交涉，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群众、保障群众有悼念总理的权利等三项要求，谈判无结果。联合指挥部先后调集卫戍部队、警察、民兵 近千人，加强了小灰楼的警戒。
热血沸腾的青年手挽手唱着国际歌向小灰楼进军。
下午，愤怒的群众点燃了停在指挥部门前的四辆汽车。同时，部分群众冲入楼内，搜出了一些“黑材料”。有人点燃了“黑材料”，结果小灰楼也被点燃起火。指挥部人员从楼南面窗户爬出，撤离了小灰楼。
“ 小灰楼在哪儿？”我问那年青人。“就在那儿。”他用手指着广场的东南方向。天已黑下来了，根本看不见那个小楼，我这才发现广场的灯没亮，广播里还在播放吴德的讲话。突然 ，广场上的灯全亮了，我看见了小灰楼，但转瞬又都灭了。我以为是照明设备出了问题，没意识到这是在警告人们赶快离开。
小灰楼前的汽车被点燃（翻拍）
我走到纪念碑前，只有几十人借着微弱的光线抄贴在碑栏杆上的诗词。４日以前的诗词都被撕掉了，被抄的诗词全是当天新贴上去的。一首王立山写的诗贴在纪念碑显著位置上，后面的看不见，前面的人 高声朗读：“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诗后来被《人民日报》称为“ 反革命煽动”。
王立山的著名诗贴
在前门大街的灯火辉映下， 被 《人民日报》称为“营房” 的小楼前光线稍亮，能看清摆着几辆白天被烧的车， 有轿车、面包车、吉普车。二楼两个窗户外墙有烟熏的痕迹，似乎在告诉人们：里面的房间曾着过火。但很明显并没形成火灾，不像《人民日报》后来说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放火烧着了这座营房”。大约有一个连的解放军在那儿警戒。他们围成一圈，坐在被烧的车和小楼旁边，背对观众，拒绝回答一切问题。
小灰楼 2 楼的窗户冒出了黑烟
九点，我看到有民兵从中山公园出来，乘夜幕悄悄包围了天安门一侧。预感有情况要发生，我立刻从前门方向离开。这时我注意到前门通天安门的道路已被封锁，人们只准离开广场，不准再进入广场，广场里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已被包围。我不由的回过头又看了看还在广场的人，心中暗暗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回到单位的宿舍时，经过办公楼，抬头一看，我们处长的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很奇怪，转身我又上了办公楼。处长和我的几个铁杆哥们都在办公室，见我进来，大家一惊，处长问：“你去哪了？”“没去哪儿？”张顺说：“你小子是不是去天安门了？”“你怎么会得出这个结论？”处长说：“下班前，部里来了紧急通知，说天安门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毛主席和党中央已决定采取果断行动，坚决镇压。要求各单位管好本单位的人，不许去天安门。政治部开会时，就缺了你一人。没到下班时间你怎么就走了？刘宝隆说你下午接了个电话，然后说要去天安门看看。我让张顺到传达室一查，你果然借了月票。我们都急坏了。你不回来，我们敢睡吗？”我赶忙编瞎话：“我是想去的，但汽车不通天安门，我就到一个朋友那里了解点情况。”处长说：“没去就好，要不连你一块儿镇压了。”
腥凤血雨
6 日上午，我的小学同学来电话告我，５日夜晚在天安门实施了镇压，他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的镇压行动。他说， 5 日天安门广场出事时，首都民兵指挥部曾从市区工厂调去上万民兵，但都被瓦解了。分析原因：一是广场人多，法难治众，民兵队伍被淹没在人民的汪洋大海里；二是市区工厂离天安门太近，各 厂民兵都在议论着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事。有些人专程去天安门广场并随时传回广场动态。工人民兵了解真实情况，容易同情广场群众，形不成战斗力。
灰溜溜撤走的工人民兵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决定从郊区工厂调民兵，指定选白天在工厂一直上班的工人（怕上夜班的人白天去过天安门）。我同学所在的刀具量具厂在玉渊潭附近，被市里点名执行政治任务，他被选中。开始，只被告知“去执行任务”，“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等他们乘车进了中山公园，才发现那里已集中了大批民兵。
“联合指挥部”的一位领导对他们进行了动员，说：在天安门广场，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动演说，张贴反动诗、标语，散发反动传单，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党中央。今天上午，他们制造事端、行凶作恶，冲击人民大会堂。他们围打警卫战士、消防队员、人民警察、首都工人民兵，烧毁了公安部门的广播宣传车和给值勤工人民兵送水、送饭的汽车。下午，这伙坏人又冲进“ 联合指挥部” ，把屋里的东西洗劫一空，放火烧楼。反革命分子猖撅之时，也就是他们灭亡之日。毛主席、党中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民兵同志们，要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
动员完后，把早已准备好的镐把发给他们。有关负责人举着镐把讲：“清场时，不管男女老幼，一个也不能放走。如果有人反抗，就用这个打。”“往哪儿打？”他们厂里一个年青工人大声问道。 “往死里打！”那个负责人恶狠狠地回答。一听这种情况，许多人尤其是女工，都没领“武器”。这时，我同学有些后悔，他星期日去过天安门广场，知道一些事实真相。他明白，镇压人民群众没有好下场。但现在一切都晚了，只能凭良心见机行事。接下来是吃晚饭。有关部门送来了肉包子，一边发包子，一边嚷嚷：“包子管够，吃饱了好战斗。”
晚上九点半，约一万名民兵、三千名警察和五个营的卫戍部队，手持木棍、皮带开始进入广场清场。最前面的是民兵，跟在后面的是警察。当包围圈形成后，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都打开，把广场照得雪亮。清场的队伍呼喊着口号，挥舞着棍棒，杀气腾腾地逐步缩小包围圈。广场上当时约有近千人，几次往外冲都被棍棒打了回去。但他们很快发现了包围圈的薄弱点，即女工集中的地方。女工大多赤手空拳，没拿棍棒，而且心慈手软。多数人硬是从女工集中的地方冲开缺口，消失在东交民巷的胡同里。大约有一二十人被女工身后的警察打倒，抓了起来。剩下的人纷纷退向烈士纪念碑。
当民兵、警察最后蜂拥而上抓捕他们时，凡是抗拒的，都被打得很惨。据我小学同学讲，他亲眼看见有四五个人最后被抬走时，头耷拉着，一动也不动，浑身是血，不知是死是活。有的人只是问了一句：“你们凭什么抓人？”或者说“我只是来看热闹的”，也会遭到毒打。工人民兵一般都下不去手，下手最狠的都是警察。有的一边打一边说：“打的就是你这种看热闹的。” 一共抓捕了二百多人。
后来我听说，被抓的人中有我的中学同学孟连，他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工作，曾给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国家经委副主任薛慕桥当过秘书，后官拜至司局级。据他回忆，当他准备冲出包围圈时，警察一边狂喊“回去！回去！”一边用棍棒狠狠地打他的头，从烈士纪念碑台阶下边一直打到台阶上边。十几个人围住他又踢又打，直打的他痛昏过去。待他慢慢清醒些时，发觉一个被打昏的人压在他腿上，胳膊旁边还躺着一个被打伤的人。纪念碑四周一片刽子手凶残的狂叫声和受害者凄历的惨叫声、痛苦的呻吟声。孟连后来得脑瘤去世。几乎所有同学都认为，他的病同他当年头部受到猛烈打击有关。
“你知不知道抓的都是无辜者？白天闹事的在吴德讲话后都走了。晚上去的都是闻讯看热闹去的！”我在电话里冲我小学同学大声嚷嚷。
“知道。不但我们这些小喽啰知道，我看上边也知道。抓的人都关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根本没审问，今天一早就让单位来领人。如果认为他们有问题，怎么能这么轻易就把人放了。”
“既然这样，干吗还要如此兴师动众？”
“不这样党中央的面子往哪放？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还要不要？白天脸都丢尽了，晚上得找回来。”
“抓的人挨打了吗？”
“态度好的都没挨打。但也折腾的够呛。所有被抓的人都在院子里面壁站着，不准动。后面就站着看守他们的人。谁乱动就用棒子打谁。上厕所也不允许。我听说有的人还尿了裤子。晚上看守他们的人都穿上军大衣了，这些人还不冻的够呛？！”
“你没干缺德事吧？”
“你还不了解我？我向你保证，我没打一个人。今天通知各单位领人，大多数单位还不错，马上就来了，还带着本单位的人白天上班没来闹事的证明。也有差劲的，不但不领人，还说什么此人一贯与领导作对，经常去天安门，留下来让公安部门好好教训教训。”
厄运临头
接到我同学的电话后，我心情沉重，但无法和任何人讲。因为北京市革委会刚刚发出《紧急通知》，称“天安门事件”是“解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反革命事件 ”。江青为镇压成功十分得意。张春桥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中国的匈牙利事件，那些人拥护邓小平，就是要把他抬出来作中国的纳吉。”
但仍有群众不畏强暴， 4 月 6 日继续去天安门广场献花圈。有人在纪念碑栏杆上用笔写下：“敬爱的周总理，您的花圈在我们心里，谁也收不走！”“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聚集在天安门的群众，在东城区电子仪器一厂工人齐国治的倡议下，成立了“全国保卫周总理委员会”。
清洗过后的广场4 月 7 日 ，天安门广场戒严了，有清洁车和洒水车在广场内打扫“卫生”。我对妻子说：“他们是在清洗血迹，消灭罪证。”
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毛远新拿着毛主席写的条子给大家看。毛主席的指示是：“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毛远新解释说：毛主席的意思是指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发生了烧、打事件，天安门广场上的活动，其性质已变为反革命事件了。毛远新还传达了毛主席的两项提议：一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4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文章说：“九时半，数万首都工人民兵接到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后，在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的配合下，采取了果断措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把仍在纪念碑一带作案、闹事的坏蛋，团团围住，将其中现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拘留进行审查。这一小撮张牙舞爪的坏人，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不堪一击，一个个如丧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有的慌忙把身上的匕首、三角刀和抄有反动诗词的本本交出来；几个拔出匕首妄图行凶顽抗的罪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人民日报
我们这种从小受党的教育长大的青年，对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从来就是绝对的相信，无论报道什么重大事件，从不怀疑，坚决拥护。可是当报道的恰恰是你经历的事件，而且在歪曲事实时，心灵所受到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你没想到，全党批了好几年的林彪的 “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 著名论调，竟然依然是党和政府运用的手段。
在处里组织学习《人民日报》有关文章时，我再也抑制不住了，说：“这是歪曲事实，白天闹事的都走了，晚八点后在天安门全是路过的好奇群众，所谓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就是这些无辜群众，他们成了替罪羊。”
“你凭什么说人民日报歪曲事实？你根据什么讲被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徒是无辜群众？你这是怀疑党中央、毛主席！”我们处里唯一的非党员对我上纲上线，大帽子扣了下来。按规定，政治部宣传处成员必须是党员。这位非党员比我大一岁，是通过主任的关系从天津调来的，专业不对口，进不了业务处室，安插进我们处，成了主任的眼线。
我被逼得没有退路了，说：“ 5 日晚我确实去了天安门广场。报上讲 9 点半采取行动，我 9 点才离开，我当然有发言权。当时广场只有少量人，都是像我这样下班后去的，哪有什么‘ 仍在纪念碑一带作案、闹事的坏蛋’。”
全处 7 个人，处长没吭声（内心绝对相信我），扣帽者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其他 4 人凭过去对我为人的了解，全都相信我讲的。老大姐张宏毅叹了一口气，说：“唉，老百姓就像只蚂蚁，说捏死就捏死。”悲愤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办公室，学习无法进行下去了。
我暴露了自己去天安门的事后，很快有人反映到主任那里，我被作为党员严重违犯纪律的反面典型上报到石油化工部。
紧接着，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一场“清查反革命运动”，即追查“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诗词、传单的制造者”的所谓“双追”。各单位都成立了 “双追”办公室，纷纷开大会、小会，动员人们交待、掲发、检举，要求每个人将清明节期间的活动交待清楚。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恶狠狠地说：“要扩大战果，乘胜追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注意选择年龄大的要杀。”
没过几天，公安局就把我们规划院机械厂贴标语的那几个青年人逮捕了。我因曾为他们辩护而陷于被动。院保卫处在追查所谓《总理遗言》的源头时，又追到我头上。没想到，当时追在我后面苦苦哀求着想看《总理遗言》的人，一遇风吹草动就把我给出卖了。保卫处找我谈话，我承认是我从天安门抄录并传给别人的。但我辩解说不知是假的。屋逢连阴偏漏雨，正当我“四面楚歌”时，又有人落井下石，把我抵制批邓的言行掲发出来。
毛泽东在 1974 年下半年至 1975 年初先后作过三条指示 ∶ 其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其二，希望社会安定。其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抓住时机，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整顿和发展经济，并报毛泽东圈阅后以中央四号文件下发。下发文件时还特别注明“毛泽东圈阅”。
1975 年“批邓”开始后，毛泽东出尔反尔，否定四号文件，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御用班子梁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 毛主席这个重要指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这个纲领的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
在学习梁效的文章时，我提出两个“不理解”：第一，把主席的指示作为纲领，其中排首位的是“ 反修防修”，怎么就成了“ 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
第二，既然是 “ 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又怎么理解当时毛主席的“ 圈阅”及下发？主席圈阅的意思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如果是“不同意”，谁有这个胆量下发？为什么当时不制止？我们现在全被搞糊涂了，究竟应该如何对待过去和今后 主席“ 圈阅”下发的中央文件？
当时很多人附合我的疑问，领导也没说我的疑问有问题 。但形势一紧张，就都成了政治问题。
主任对我最恼火的是我竟然敢抵制“批邓”。主任让宣传处组织各研究室的支部书记办“批邓”学习班。各室的支部书记都是处级干部，本应领导出面。我们处长有想法，但又不能不执行领导指示，就把我推到了前台。“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在学习班里，我变换方法，只组织学毛著，不学批邓文章；只谈学习体会乃至聊大天，不开批邓会，避免大家说违心的话。结果三天的学习班成了个形式。支部书记们轻松愉快，心领神会，学习班结束后，纷纷下到各油田出差，躲避风头，全院的“批邓”运功始终没能开展起来。
这几个问题合在一起，我成了规划研究院的重点人物。尽管申院长想保我，但在那个形势下，他也受到很大压力。政治部主任为了揪出我这个邓小平的“徒子徒孙”，除去政治部里的隐患，指示保卫处整我的黑材料并上报石油化工部。
但那时全国的清查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大多数单位的领导们本身就是那次事件的参与者，与广大群众的情感是一样的。他们的态度是尽力保护本单位参与事件的职工，不少单位对上面下达的清查工作顶着不办。原石油部的老领导余秋里、康世恩都是紧跟邓小平参与整顿的，是“四人帮”的眼中钉。余秋里对我送给他周总理照片一事印象深刻。部领导对我采取了保护态度，只是通知我父亲：“不要让你儿子给你惹麻烦。” 部领导打招呼后，我知道院政治部主任把我告了。在这样的领导手下工作，我心情能好吗？后来主任指示宣传处，让我下到机械厂，名为蹲点，实为下放。
“四人帮”一倒台，我的处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 1977 年石油化工系统开展路线对比、揭批“四人帮”罪行的活动中，我被树为反对“四人帮”、抵制“批邓”的代表，在全院大会上做了报告。
让我们的血流在一起 1976年 王立平 摄
1976年4月4日，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上午10时左右，在广场东北侧人们举着一位青年，向他发出阵阵欢呼，他用白布缠着的手向大家展示他写的血书：“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您！”人们争先恐后地同他握手致意，并高呼：“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誓死保卫周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