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5日早晨,时任解放日报党委副书记、第二总编的王维,接到报社急告,当天的解放日报出事了。这天头版上有张插图,画的是一位解放军战士手持钢枪守卫天安门。可画面的左上角,莫名其妙伸出一只穿皮鞋的脚来,朝着天安门“踢”去。
读者的抗议电话,铺天盖地涌来了。报社一分钟也没敢耽搁,紧急调查所有当事人。
那是前一天晚上,新华社发来重要通讯,报社决定放在头版发表。为了渲染效果,请本报美术编辑李义生,为这篇通讯配插图:“站在天安门,放眼全世界”。
画面上怎么会出现这么一只“脚”?调查发现,原稿上并没有“这只脚”。原来,车间一位工人制版时不当心,把《支部生活》一张插图局部,叠到了这幅画的上面,于是“一只穿皮鞋的脚”便伸到了天安门的城墙上。
事情水落石出。当天就有了结论:一,事故是工人误操作所致。二,此事与美术编辑李义生无关。三,工作流程有严重漏洞,要举一反三,以杜绝此类事故再发生。
几天后,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打电话到报社询问此事,并要求报社以书面形式向市委上报。
事故已经查清了,然而并不知情的社会舆论起来了。各种谣传不胫而走,通讯员纷纷来问记者,解放日报是不是出事了?李义生是不是逮捕了?读者打来的电话,让接线员忙得晕头转向。当时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每个人的心绪都很紧张。
怎么给读者一个澄清?当时报社夜班负责人陆炳麟同志出了个主意,让李义生再为报道配画,读者看到他的名字,“逮捕”的谣传就会不攻自破。几天后,一幅“木工修船”的插图见报。然而,结果却出乎意料。有人“火眼金睛”,从“木工修船”图里看出了作者丧心病狂:画面上的那个船舵,如果遮住一部分的话,很像个“中”字;木工用的锯子,如果去掉一部分的话又像个“正”字,拼起来就是蒋介石的名“中正”。而在满地的刨花里,硬是认出了“陈毅”、“贺龙”字样。如此,反动派头目把革命家刨成碎片践踏在地,居心何其毒也……
没有什么能比政治谣传飞得更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时,有人把解放日报和一封“举报信”寄给了中央。不久批示下达上海,要求市委彻查此案。
12月的一天,王维接到通知去市委向石西民同志汇报情况,进门看见有两位“公安”已然在座。还没说几句话,当时的市委候补书记、常委张春桥进来了,一见到王维,劈头盖脑就是训:“那么多人都说李义生是反革命,就你不相信。你想一想,到底是思想右倾,还是故意包庇?”说完甩手就走。
1964年12月18日,李义生在报社被公安人员押送上海第一看守所。
专政机关全盘接手此案,不久经一批所谓专家精心“甄别”,在李义生约130幅已发表的插图中查出50余幅“有问题”。为帮助广大群众擦亮眼睛,在解放日报老大楼(汉口路309号)举办专场”黑画展”,里边不仅有“脚踢天安门”、“刀刨陈毅、贺龙”,在一幅忆苦思甜画里的青花瓷破坛上,找到了”国民党党徽”;在一幅商店开业插图的花布上,发现了民国国庆的“双十”字形……“丧心病狂李义生,在党报上利用绘画反革命,铁证如山!”
解放日报党委终于向市委交出了一份“深刻检讨”。该“检讨”很快被转发全市部委办,上面还加了个按语。
王维记得很清楚,第二年春上,石西民同志调往中央出任文化部副部长,他到解放日报辞行时还问起李义生案件,“我在上海处理过许多事情,但对李义生这件事,心里一直不踏实。”
1969年5月31日,关押了4年半的李义生走出看守所。随后的9年里,他“躲”进了报社总务科,发文具、修门锁、卖饭票。
1978年,文革结束不久,在总务科已经干了9年的李义生,去大礼堂参加全报社大会。因为迟到了,只有靠近主席台的前排还有空位子,李义生硬着头皮坐上去。这是王维重返报社出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的第一次全体职工大会。王老总一眼看到前排的李义生,他猛然用手势打断会议主持人的讲话。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全场屏息敛气。
“李义生同志”,王维挪过话筒凝重地说:“你的那个案子,是个典型的冤案。那时候,我们报社领导没能顶住上面的压力,让你受苦了,蒙冤了。今天在这里,我王维当着全报社同志的面,正式向你道歉!”
事隔二十多年之后,我在电话里问李义生,当时听了什么感觉。他想了想,说出4个字“泪流如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