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警卫忠心耿耿护安全
1911年3月,孙中山在美洲宣传革命,并向支持者筹款,以支援筹备中的黄花岗起义。由于孙中山一直遭受清政府的海外追踪,在伦敦曾蒙难,所以革命党人对孙中山的安全十分在意,到了加拿大后,便要为他寻找保卫人员。
这时,有人向孙中山推荐了25岁的加拿大籍犹太人科恩。科恩生于波兰,在伦敦贫民区长大,19岁定居加拿大后,与一些中国华侨有联系。他同情革命党人,参加过中国同盟会的活动,为革命者购买、运送过武器弹药。
科恩矮胖身材,为人忠诚,擅长使用两支短枪,且枪法精准,人称“双枪科恩”。经过考虑,孙中山先生决定挑选他作为临时护卫。在科恩的护卫下,孙中山一行从加拿大西岸出发,经中部到达东部城市多伦多,接着又前往美国芝加哥、纽约、波士顿等地,从3月中旬至5月底,历时两个多月。
在旅程中,科恩对孙中山的保卫工作做得非常认真,同时,他也被孙中山热诚宣传革命,献身民族救亡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科恩后来回忆说:自己遇到了真正的伟大人物,每一个有血性的人在同孙中山先生有所接触后,都会追随着他去革命的。在与孙中山的交往中,科恩还深切感受到,中国是少有的能接纳犹太人,不曾对犹太人肆行迫害的国家。这样他对中国革命的感情就更为深刻了。
短短两个月的相识,科恩对孙中山产生了强烈的敬仰和崇拜,决意为这位伟人做任何牺牲。1922年,孙中山在广州遭到陈炯明叛军的袭击,科恩得知后,立刻从加拿大出发横渡大洋来到中国。孙中山对他也更加信任,命他担任自己的副官。于是,直至孙中山去世,他身边也就一直有这名外国警卫忠心耿耿相伴。
1911年5月,孙中山暂别科恩来到旧金山,联合华侨组织洪门筹饷局。同年10月12日,孙中山得知武昌起义成功后成立的湖北军政府电请他回国主持大计的消息。于是,孙中山立即从纽约前往英国、法国,寻求援助,然后于12月25日抵达上海。在上海,他受到了伊拉克裔犹太人哈同的热情接待,被迎接到静安寺路哈同私邸,人称“海上大观园”的爱俪园住下。
哈同是移居上海的中东塞法迪犹太移民的一员。他26岁时只身来到上海,不到四十就成了“远东首富”。哈同能在乱世中不断发展,是由于他擅于在中国各种政治力量中左右逢源,他结交各界要人,曾让自己的夫人认隆裕太后的母亲为干妈,以后还请蔡锷将军在自己家养病,曾帮助章太炎举办婚礼。
哈同和孙中山相识较早,1903年秋,哈同得知孙中山准备出游檀香山,但是却囊中羞涩,便托人出资相助孙中山渡过难关。12月26日,哈同在爱俪园盛宴欢迎孙中山。孙中山回国之前,各界纷纷传言他从英法等国得到大量金钱援助,在美洲也筹集到很多资金,一时间报纸纷纷议论孙中山携巨款回国。25日,孙中山刚下船,就有记者问他这次带了多少钱来?孙中山当时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事实上,孙中山也明白革命党人急需资金援助,单靠精神是不足以成大事的。言谈中,哈同察觉此事,马上吩咐手下送了3万大洋现款给孙中山,以解燃眉之急。
伊拉克裔犹太友人哈同
孙中山对于哈同也颇有好感,他担任临时大总统后,曾邀请哈同夫妇去南京小住。在南京期间,孙中山还请哈同帮助运作贷款解决革命经费的事情。由于上海的银行家不愿意投资于孙中山冒险的革命活动,虽然哈同四方努力,还是没有办成。
1917年护法运动开始时,哈同更加积极地支持孙中山。不久,孙中山在科恩的陪同下路过上海,据说,哈同当时向孙中山捐献了5麻袋巨款。
美国记者给孙中山当智囊
虽然有各方友人的帮助,但护法运动还是以失败告终,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也一度陷入低谷,与他来往的外国朋友也逐渐减少。就在此时,一个名叫索科尔斯基的美国记者来到孙中山家中采访他,并因此成了他的支持者。
索科尔斯基是美籍波兰犹太人,他与胡适是同学,后来曾在彼得格勒的《俄国每日新闻》担任编辑,目睹了俄国十月革命,并结识了列宁、托洛茨基等人。十月革命给东方带来了新的方向,孙中山在迷茫之中对于十月革命特别留意,屡次向索科尔斯基问起十月革命的情况,从他那里得到了大量的一手消息。
孙中山此时着手著书立说,常常同索科尔斯基探讨《建国方略》、《孙文学说》中的哲学问题,他们一起讨论的有王阳明的知行学说,也有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
索科尔斯基不懂中国古文,为了和孙中山讨论,还曾找了一本王阳明哲学的英译本研究起来。索科尔斯基还利用自己在《华北明星报》等刊物当记者时结下的广泛关系,主动帮助孙中山联络外界。五四运动时期,一些学生通过索科尔斯基联系到了孙中山,并需求经济帮助,孙中山积极给了他们支持,并进一步认识到了新知识界,尤其是青年学生的力量。
在索科尔斯基的帮助下,孙中山开始和新兴的苏维埃建立了联系。
俄籍友人帮助达成联俄联共
在索科尔斯基的帮助下,1922年8月至12月,孙中山与俄国犹太人、苏俄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越飞取得了间接联系,并达成了合作的初步意向。
但是,他们二人却从未谋面,索科尔斯基就利用自己美国人的身份和十月革命时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建立的友谊,在1923年1月帮助越飞与孙中见了面。经过坦诚交换意见,两人于1月26日发表了《孙中山先生与苏俄特命全权大使越飞联合宣言》,也就是《孙文越飞宣言》。很快,苏俄向孙中山提供了近200万墨西哥元巨款的军援,并向中国派遣顾问。由于越飞的帮助,孙中山成功实现了联俄,几个月之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也达成了国共合作。
此外,孙中山还特意请越飞帮助请一些优秀的俄国顾问来帮助中国革命,越飞推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1923年10月来华的犹太人鲍罗廷。鲍罗廷与列宁一起在欧洲流亡过,此次来华支援中国,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苏俄派驻国民党代表。孙中山对鲍罗廷的组织才干和清醒的头脑非常欣赏,他将鲍罗廷称之为自己的拉斐德,意思是鲍罗廷犹如美国总统华盛顿的杰出法国顾问拉斐德。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邀前往北京,鲍罗廷以顾问身份也随之前往。1925年当孙中山因胃癌和肝癌病卧北京,生命垂危之际,鲍罗廷一直守护在他的病榻旁。孙中山临终时,特意吩咐把自己的遗嘱和致苏联书交给了鲍罗廷。对于自己忠诚的卫士科恩,孙中山也没有忘记,留下遗命任命科恩为将军。
逝世之后友情长存
孙中山逝世前,科恩因事暂时离开北京。得知孙中山逝世的噩耗时,科恩赶往孙中山灵前痛哭不止。以后,科恩继续尽忠于孙中山的事业以及家人,他在中国军队中服务过。1941年底,为营救滞留香港的宋庆龄,被日军逮捕关入集中营,差点折磨致死。
索科尔斯基则特意在孙中山逝世一周年时,发表了《孙逸仙主义》一文,以作纪念,表达了他自己以及犹太人群体的感情,文中写道:“值得注意的是孙博士去世后,他的人格差不多具有宗教性的意义。”
孙中山与犹太朋友的友谊在中国内部也影响深远。二战前夕,随着德国纳粹在欧洲大陆开始疯狂迫害犹太人,孤立无援的犹太难民们发现几乎无处可去,而此时中国不顾中德关系受到影响,仍然接纳了数万犹太人。
1939年3月,孙中山之子,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还提议在中国的西南边区划定犹太人特区,以保护无家可归的犹太人。这个提议立刻引起了中国政府内部的广泛关注。虽然后来由于海岸被封锁,抗战十分艰苦,政府无力顾及落实此事,但是政府以及普通民众也都一直对犹太人进行真诚的帮助,这在世界各国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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