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柏林的贾比希和远在德国南部的诺曼,如今都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这对当年西柏林大学的好友,永远不会忘记17年前令全德国人彻夜欢庆的柏林墙的终结,更不会忘记42年前,他们和朋友们一起成功突破封锁,完成了柏林墙下最大的一次营救行动。
一夜高墙起
1945年二战结束后,战胜国美英法苏把德国分成四个占领区,首都柏林由四个战胜国共管,苏联管辖东柏林。
1949年在德国和柏林西部的美英法占领区建立了实行民主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西德。10月7日在苏联占领区内也相应地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由共产党统治实行社会主义的东德。西柏林成为共产主义体制包围之中的自由之岛。
从50年代开始西德创造了战后的“经济奇迹“,发展突飞猛进。而东德却由于背负着巨额的苏联战争赔款,又强制实行计划经济,国民经济日渐衰退。
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百姓走上街头,要求自由选举,苏联派出坦克血腥镇压了这次民主运动,从此人们纷纷逃离东德。苏联和东德政府想方设法围堵逃亡的潮流。
1961年8月13日清晨,当柏林市民一觉醒来时,突然发现西柏林四周筑起了一道屏障,全长约170公里,高达3.6米到4米,随后东德政府又进一步封闭了通往西德的边境。
亲友各东西
那一刻,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柏林一样,东西两大阵营的分裂冲突表现的如此尖锐激烈。好好的一条街道突然分成了两半,左边是东德,右边是西德,或者前半条街属于东边,后半条街在西边,一下子变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家庭被拆散,孩子,父母,好友,邻里,不能相互来往。
贾比希和父母生活在西柏林,但他所有的叔叔阿姨和表兄妹都住在东德,以往每次学校放假前他都向往着早早到东德表姐家做客。柏林墙一起,要见到表姐一家简直比登天还难。
诺曼是东柏林人。1961年整个夏天他是在北部的波罗的海边度过的。一回到东柏林,发现柏林墙建起来了,九月份开学后,大学的气氛也一下变了,学生们被告知,如果举止不像政府期望的那样,就会被开除学籍。大家马上感觉到,上头对来自民间的意见,反应比以前强硬多了。
柏林墙的东侧戒备森严,高耸的了望塔,暗藏的碉堡,探照灯、铁栅栏,电网,警犬,地雷带遍布墙根;装甲车和全副武装的士兵昼夜巡逻,一旦有人接近这里,便会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遭到枪击。
彼德.范希特揭示了东柏林逃亡者的血腥下场。这个18岁的男孩想翻过柏林墙到西柏林去。他已经爬到了墙头上,被东边警察发现开枪射击,他中弹摔到墙东边的地上,身受重伤,血流不止。他大声呼叫求救,墙西边的民众和西德警察眼睁睁看着他挣扎却无法接近,东边的警察眼睁睁看着他流血却无动于衷,只管自己聊天吸烟散步,50分钟后范希特停止了呼吸,两个面无表情的东德警察像拖一条狗一样拉走了他的尸体。
人心吓不住
毫无疑问,人们心里都害怕,但是追求自由的愿望超过了所有担心害怕的总和。他们在逃亡前想到过失败的后果,或者被抓,被关监狱,甚至被开枪打死。但是他们还是选择了逃亡。
有人采用假造外国护照通过边防哨所进入西柏林,万一被发现最多判几年监禁,不会有生命危险。也有不少人选择翻越高墙,泅水过河,甚至采用秋千或伞兵空降,以生命作赌注来摆脱专制。
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共有957人在墙下因试图逃离东德而丧生。然而更多的东德人在西柏林人的帮助下,成功地到达了西边。
诺曼是其中幸运的一个。柏林墙建起后几个月,通过朋友的帮助,他搞到了一份外国护照,成功来到西柏林,然而他的女朋友却留在了东柏林。临走前,朋友们对诺曼说,你到了自由的土地上,千万不要忘了东柏林的哥们,有机会一定要帮我们走脱。
到了西边后,诺曼继续大学学习,心里总想着朋友们的嘱托。他觉得有道德上的义务,把东边的朋友救到西边来。他们帮他逃离东柏林,自己不能只顾读书工作,不顾别人死活,何况那里还有自己时刻牵挂的女友。
贾比希经常牵挂的是东德的表姐一家。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心情,他依然记忆犹新,“那个时候,只要是一个理智清醒的人,生活在西柏林这样的地方,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对这一切熟视无睹,只管埋头学习工作,所谓不卷入政治,对外界不闻不问,要么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努力去采取行动,改变现状。”
他选择了后者,就像许许多多人选择的那样,特别是很多年青人都选择了挺身而出。
贾比希和诺曼一拍即合,决定在柏林墙下挖一条隧道,把东边的亲朋好友接到虽被柏林墙围困却充满自由的西柏林来。三十多个大学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动机:父母亲,兄弟姐妹,伴侣,好友,他们心里牵挂的人留在了墙的那一边。亲情,友情,道义和勇气赐予这些年轻人不尽的力量,他们眼中这个在当时再自然不过的行动,成为此后二十多年鼓舞多少人摆脱独裁投奔自由的榜样。
整个工程持续了近两年时间,经历了一次失败,但最终取得成功。
他们在被柏林墙一分为二的著名的百瑙大街西侧选中了一家荒废的面包房作为起点,因为那里无人问津,且挖出来的大量泥土可堆到面包房的巨大地窖中,不会引起外人怀疑。
他们认准了往东的方向,挖了一年多时间,希望地道的出口通向墙东边的某家院落。在没有任何探测和计算的可能下,地道工程像瞎子一样摸索前进。他们白天各自上学,过着正常人的生活,晚上就聚集到旧面包房的地窖里,轮班挖土,没有先进的机械,也不敢弄出声响,一锹一锹的土被小推车运出地道。
挖了近一年,等到他们重见天日时,却发现地道的出口是在东边一个空旷的卖碳的广场上,并非像他们预想的人家后院。在这里进行营救行动显然危险太大。他们赶紧在广场视线所及的柏林墙西边的建筑上挂上白布,这是当时人们约定俗成的信号:风险太大,不要冒然行动。
即使如此还是有三个东柏林的女孩散步时偶然发现了这个洞口,试探性的一跃而下,不料却从此得到了向往的自由。不过第二天一早,来市场上卖碳的人发现了这个洞口,报告了警察,封死了洞口,第一次地道行动就这样流产了。
地道显神威
年轻人并不就此罢休。他们尝到了面包房作为基地的甜头,于是还是从那里开始,换了个方向,继续向东边挖进。他们先垂直向下挖到10米深处,再横向前进,使地道从地下10米处通过柏林墙,到了东边后逐渐倾斜向上向前推进,10米深的地下总是渗出地下水,所幸水没有淹没通道,工程照常进行。
又挖了半年多,挖到离地面还有3米左右的地方,大伙忽然感到那里的土质特别松软,再向前挖不多久就到了一个坑里,钻出坑来一看,把大伙都乐坏了,简直是上天的杰出安排。原来这是一个废弃了好几十年的茅坑,在一所楼房的后院里,茅坑四面有墙有门有屋顶,已经好多年无人问津了。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撞到了一个再理想安全不过的出口。
140多米长的地道挖好了,下一步就是要通知东柏林的亲朋好友在约定的时间到地道口集中。
当时东柏林人没有可能到西边去,西柏林人凭西德护照可以出入西柏林,但进出都要通过柏林墙下东德关卡的严格检查,连一张小纸片都不能带入。
于是大学生们列出了所有他们在东柏林的亲朋好友的姓名住址,又找到了一批将去东柏林又乐于支持营救行动的西柏林人,让每个人熟记名单上的几个人名和地址,这些信息必须刻入记忆中,因为他们没有可能携带任何信息载体进入东德。然后还要记住行动开始的时间,集合地址和暗号。
信使们出发了,去东柏林找寻他们的目标,把团聚的希望带给他们。第一次营救时间定在1964年10月3日晚上,因为当年夏天在日本东京举办奥运会,接头暗号定为“东京”。
第一个晚上的营救进行得非常顺利,总共有29人通过地道来到西边。大学生们作了周密安排,派三个人先穿过地道在东柏林的入口接应:一人躲在在前楼大门的暗处,如果是楼里的居民进门,一般都直接上楼,如果是要逃亡的人进来,则是小心翼翼四处张望,在暗处接应的人这时候就出来询问,如果对方说对了暗号,就把他们领入后院,交给在那里接应的人,那人再把他们带到茅坑前,由第三个接应者把他们送入通道。为防不测,每人还带了手枪。为便于通讯他们还在地道里拉了电话线,东边有人下去后,西边可以马上准备接人。
大学生们信心倍增,决定只要地道不被发现,他们可以每天晚上通过它把东柏林人接过来。
不过第二天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到了半夜12点左右,预定的28个亲友都顺利通过地道后,西边的营救组通过电话让东边的三个接应人员再等十分钟,看还有没有其他人要来。那天诺曼负责守护茅坑边,他回忆说,就在这时候从前门进来两个人,行动谨慎,对接应的人说,他们也想逃到西边去,但没有说暗号“东京”,前边的人叫他们马上到后院下地道,可他们却犹犹豫豫,说还要到外面再叫一个人一起走,然后转身走了。
诺曼和守在后院的同伴觉得不对劲,正想叫前门的同伴一起撤离,大门被推开了,刚才那两个人又来了,还跟来了两个警察,果然那两人是东德的便衣特务。警察拿枪对着前边的接应者,叫他跟他们走,这个西柏林的大学生沉着冷静,在黑暗中一步一步慢慢向后院退,在后院的同伴看到这一幕,马上拔出枪,一边大叫“危险”,提醒通道口的诺曼,一边向空中鸣枪,以吸引警察的注意力。乘着警察反应不及,诺曼和两个伙伴飞奔到茅坑边,先后跃入,迅速爬回西柏林。这条生死通道在救出了57个东柏林人后被迫关闭了。
直到25以后柏林墙倒塌了,诺曼回到东柏林查找档案,才获悉当年他们逃脱时地道那头发生的一切。同伴开枪警告的子弹阴差阳错的擦破了站在前面的东德警察的肩头,他大叫着倒向身后的同事,后面的警察听到枪声后拔枪还击,混乱中射到前面正在倒下的同事,把他送上了黄泉之路。
结果那个冤死的东德警察成了抗暴英雄,媒体大做文章,说有一群西柏林暴徒挖通地道跑到东边来骚扰人民警察,英勇的警官在抵抗暴徒时献出了年轻生命等等,还把楼前的街道以那个被同事打死的警察的名字命名。没有一家东德媒体敢说出地道的真实用意:把东边向往自由的人救过去。
有情人团聚
一切有如神助,在营救行动的第一夜,诺曼亲手把心上人接到了西边,这是他做梦都不敢想像的惊喜。
这个勇敢的女孩从男朋友离开后,就一直试图从东柏林逃到西边来。在一次逃跑的时被发现,判坐牢两年,从此两人失去了联系。就在营救行动即将开始的10月3日中午,诺曼从学校考完试回家,意外收到她半年前从东柏林寄来的一封信,说她被提前释放,地址也换了。
诺曼喜出望外,立刻到处找人,总算找到一个当天下午从西柏林去东柏林的人,托他给女朋友捎信,晚上去地道口等。他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不知道送信的人能否把信带到,也不知道她的地址是不是还有效。
晚上诺曼负责在茅坑边上接人,大约十点多,前面的同伴交给他一个女孩,还叮嘱说要小心照顾她,因为她特别紧张。诺曼接过那个女孩,在黑暗中他就认出了这正是他的女朋友。
贾比希的表姐没有那么幸运,营救行动那两天,她正好回东德老家,不在东柏林,错过了回归自由,亲人团聚的良机。
盼得自由归
地道行动成功后,东德政府加强了对柏林墙上下的所有出入可能的控制,再要想通过挖地道逃脱不太可能,贾比希和朋友们开始考虑通过其它途经救助东德人。
当时的东德人可以去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比如捷克斯洛伐克或匈牙利,从那里去民主自由的西德或奥地利,边境的检查不像东德那样严厉。贾比希和另一个朋友把一辆旧车作了改装,可以在行李箱里藏下一个人,他们就用这辆车把一个个东德人,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带往西德。
直到1967年秋天,他们的智慧被捷克警察识破,两个人都被关进了捷克监狱。幸好当时捷克正在经历“布拉格之春”,改革派政府有意摆脱专制,虽然最后变革被镇压,但那段时间捷克斯洛伐克各方面都有所松动,贾比希在蹲了几个月大牢后就被放回西柏林,而他的朋友则不幸被押回东德,关了十年,最后被用来和一个在西德被抓获的东德间谍交换,终于也回到西边。
1987年6月12日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访问西柏林时,面对布兰登堡门前的柏林墙说:“戈尔巴乔夫先生,请推倒这堵墙吧! ”
1989年是风云多变的一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运动一浪接一浪,国际共产主义体系风雨飘摇。89年6月,东德共产党的总书记昂纳克还宣称:“只要柏林墙存在的条件还在,它将50年不倒,100年不倒。”
10月9日东德莱比锡爆发了著名的星期一示威活动, 人们要求自由选举,摆脱几十年来共产主义专制对人们的禁锢。10月18日昂纳克迫于压力辞去党和国家的最高职务,整个东德政府陷于完全瘫痪的状态。
1989 年11月9日,东柏林市委书记沙波夫斯基宣布了一条模棱两可的新旅行法, 开放柏林边界的通道。矗立了28年的柏林墙在转眼之间就被两边汹涌的人潮推倒了。人们不再需要地道和假护照,重新可以呼吸道自由的空气,东西德人通宵达旦地欢庆,享受着亲友相逢的喜悦,节日的气氛经久不消。
贾比希和诺曼时常会想起当年的一幕,不管是在当年的高压下,还是如今轻松的环境里,他们始终相信,无论什么样的高墙,都不能阻挡人性和自由,如果违背历史的潮流,再坚固的柏林墙,也会在瞬间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