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艳芳的最后一夜（组图）

　

　　所有这些怀念的文字都抵不过阿梅生前交往甚密的老友刘培基，她的亲爱的Eddie哥哥，所以重读刘培基的文章是进入梅艳芳生命最后时刻心境的最好选择。他从阿梅一出道就做她的形象设计，尤其是他为其设计的服装，一直陪伴她到终老，就是她最后所穿的中西合璧的象牙旗袍也出自这位最尊敬的Eddie之手，两人的感情可见一斑。下面就是刘培基的悼念文章。

　　刘培基的悼念文章：

　　我曾经跟梅艳芳和罗文说：“我无亲无故，假如有一天，我走了，我的身后事就交托给你们了。”做梦也没想到，他们都比我先走了。

　　我原以为退休生活优游自在，开心快乐，想不到，我的好朋友接二连三出事了。由02年5月接到罗记的电话，告诉我他患了肝癌；然后，Leslie突然离开；连Anita也竟然得了重病。这两年多来所发生的一切，令我身心疲累，我很痛。

　　让她自己作决定

　　1999年，梅艳芳曾跟我说，她做例行检查的时候发觉患上妇科病，子宫长了个水瘤。我对妇科病并不了解，她轻描淡写地说：“只是平常事，医生说会自自然然痊愈的。”02年12月6日，这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日子。那天我刚替罗记做完为七，离开香港回到家里，原以为松一口气，但在凌晨两点多，收到阿梅的电话，她说：“我刚收到身体检查报告，医生说不太好。”我知道事态严重，笠日，立刻返港。

　　见到阿梅，她告诉我她患了子宫颈癌，但她出奇地平静，她跟我说：“Eddie哥哥，这一生我都很尊敬你，很听你的话，但这次希望你让我自己做一个决定。人生，也不过是这样，都是辛苦的。我会接受治疗，但如果要我受很多痛苦，那我就不想了，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很辛苦。我想先试中医，我比较相信中医，而且中药治疗没那么辛苦。”

　　

　　爱芳的病令她留阴影

　　我内心急得不得了，但我不敢在香港有所动作。我知道北京有一位姚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便请他飞来香港看阿梅，吃了几次中药后，姚教授建议阿梅接受中西配合的治疗。然而，阿梅姐姐爱芳的病令她留下阴影，爱芳一开始便看西医，她觉得她姐姐很辛苦，她不喜欢这种感觉。而且，她担心施手术会令中气受损，影响唱歌，又担心接受电疗、化疗会大量脱发，影响仪容，无法工作。

　　在朋友介绍下，我陪着她到苏州，上海看其他中医。她很积极地配合，但我发现效果不大。

　　到苏州求医的日子里，闲着无聊，我教阿梅用手机发短信，她很聪明，一学就会了，从那时起，我便经常接到她的短信。有一回我收到她的一首诗，我看得傻了，我惊讶于她如此有文采，她一定度过了很多个寂寞的夜晚，才会看到这样的诗，我当时觉得她很凄凉，良久也不懂答她，因为真的感觉很痛。

　　

　　肿瘤严重出血

　　一天，友人致电问好，我心里憋不住，说：“其实我很不好，很辛苦，因为一个朋友有事。”朋友没有追问是什么事，倒劝我找个人分担一下，但我说：“不可以，我对任何人也不能说。”我一直替阿梅保守着这个秘密。

　　在这过程中，发生了张国荣事件，我和阿梅沉重得不得了。

　　我开始跟阿梅研究，不如转看西医，刚巧有圈中好友致电阿梅，她把病情告诉了这位好友，好友介绍了张医生(阿梅的主诊医生)给阿梅认识。03年7月23日，阿梅第一次接受电疗。

　　梅艳芳是个很神奇的人。当时她的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肿瘤出血得很厉害，也不明白她那么瘦弱的人竟可以撑得住。接受电疗后，她的肿瘤消失了。

　　

　　病中情绪反复

　　在打这场仗的过程中，阿梅的情绪很反复，希望各位朋友看到这篇文章时，能了解到每个人对生死的看法都不同。我与阿梅除了在工作上合拍外，对生死的看法也很接近。如果可以健康地生活，那是最好的，但可能因为我们经历得多，觉得生死并不是太重要。阿梅有时候会开心地说：“好番喽！”有时候不太乐观便会说：“无所谓喽！”我们曾跟对方说，无论谁先走，到了天国，都会回来告诉对方，那边是怎样的一个世界。我们的话题尽量积极，但也难免有脆弱的时刻。

　　没有体力应付彩排

　　她能够在生命最后期举行演唱会，可说是个奇迹，她是全凭意志支撑完成这件事。她一定要开个唱，我想有两个原因，最重要的是她希望在台上跟歌迷再聚一次，其次是她真的希望穿一次婚纱，她选择嫁给舞台。

　　演唱会前十多天，她因为刚做过化疗，身体很弱，虽然安排了彩排时间，但她根本没有体力去应付。

　　开show前一星期，我到她睡房里，搂着睡在床上的她，说：“小妹妹，起身啦！”她一转身，抱着我，看见她这么累，我说：“如果真的太累，迟些才做吧(演唱会)！”但她说：“一定要做，不做没得做啦！”她的话犹如在我心上插了一刀。

　　在那刻，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跟她说：“我了解你的坚持，但你不要告诉任何人，这是我和你做的决定，你天生属于舞台，任何彩排你也不必理会，你把所有关于演唱会的工作押后，反正不必跟舞蹈艺员彩排，你保留体力至开show前两三天，才跟上海管弦乐团彩排，不必向其他人解释原因。”有幸看过这个演唱会的人，都知道阿梅已经尽了全力，做了个好show。

　　

　　如有毒药会喝下去

　　每晚完场后，我都在她家陪她吃宵夜，当时她已经吃不下，因为吃了东西便觉得不舒服，需要吃很多胃药，我很担心她的肝或胃出现问题。她吃得那么少，却需要大量体力应付表演，发烧也照样演唱。其实她很应该去检查，但她抽不出时间。

　　为了替阿梅做演唱会服装，我已经在香港留了个半月，因此并没有陪阿梅去京都。我以为只要待她回港，继续治疗便可以了。可是，当她入院检查，医生要求阿梅给他们更多时间。要她留院开始疗程，医生说她能够做演唱会已是奇迹，是上天特别赐给她的，但阿梅早已安排了很多工作，在朋友力劝下，她发了个短信给我：“如果我现在不工作，我会胡思乱想，做的话就不会想太多。你知否我做完化疗有多辛苦？我想，如果事情发生在你身上，要是面前有一碗毒药，我相信你一定会喝下去；如果是我，我也会那样做。”我理解她的想法。

　　不过，结果她依然要入院留医，她当时的血小板很低。

　　

　　眼神充满不舍与无奈

　　希望大家不要怪责我们在那时候撒谎，试问有谁愿意每天都有一群人站在你家门前，看看你病成什么样子？我们唯有用尽不同的方法和途径进出医院，那是很不好的经历。病人是不应该受到骚扰的，应该待她病好了，才出来跟大家见面；加上未免影响到医院里的病人和他们的家属，我们更加不得不这样做。

　　过去的一个月真的很难受。阿梅几乎整个12月都住在医院里，我只得不停进出香港，每次陪她三、四天。

　　12月20日，收到消息说阿梅要进深切治疗部接受一些疗程，只因为那些仪器都在深切治疗部，而不是因为她有生命危险。

　　笠日我回港看她，其他人都出去了，我坐在她床边，她把手伸给我，我捉着她的手说： “小妹妹，不用担心，小事而已，用心，好好休息便没事了，医生说你很坚强。今天晚上我就走了，因为没带衣服，也没订酒店。”她叫我到她家住，说可以叫助手替我买衣服。刚巧医生进来看她，我怕她不许我走，就趁那机会离开了，当我走的那刻，她看着我的那种眼神，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她的眼神是矛盾的，充满不舍与无奈。

　　我离开病房时，觉得有点后悔，但我跟自己说，我坐着也于事无补，只会骚扰其他病人。

　　

　　最难忘的平安夜

　　临行前，我答应24日回港陪她度圣诞。当我在下午四时多抵达医院，发觉气氛很有点异样，当时陪着她的有契妈(何冠昌太太)苏小姐，连炎辉，每个人都好像“有些事情”。不知道是否由于医生替她用了镇静剂和止痛药，阿梅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如果你大声跟她说话，她会醒一会儿，然后又再入睡。我度过了一生最难忘的平安夜。医生告诉我们：“梅小姐的情况不太好，但我们已经出动每个部门最好的医生，我们一直抢救她的每一部分，这是紧要关头，很多事情都要看这几天了。”我看着医生替阿梅插喉，真是心都碎了，因为之前她只需要吊营养水，若果不是危急，也不会替她插喉，我知道这是惟一的，也是最好的方法给她营养和增强抵抗力。

　　我是如此的疼爱她。如果我不是一个非常镇定、理智的人，如果我稍微冲动，我会宁愿就此死掉，有什么比爱莫能助更难过？看着自己一手培植了这么多年的人受这样的苦，我一点也帮不上她。

　　

　　把关心她的人拒诸门外

　　往后的几天，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过的。我们不停收到电话，朋友都说要来探望阿梅，我不明白他们的消息从何而来。可是，这是危急关头，越少人接触她，她便越少机会受到感染，为她好，我只得硬着头皮，不住替她挡驾，我把我没有必要开罪的人都开罪了。凡事没有绝对，阿梅多朋友本来是好事，但想不到今天会要我替她承担，把关心她的人拒诸门外。还有一点，很多朋友在那关头都想给阿梅介绍医生，认为可以“搏一搏”，但我觉得应该尊重病者意愿，这位主诊医生是阿梅自己选的，而且已经有七、八个全港最顶尖的医生照顾她，若然在那时候突然加入其他医生，反而打乱阵脚。

　　她的眼珠不停转动

　　

　　12月29日，下午四点，医生说：“陪她多些，她应该是这个钟头的事了。”我的心很急，但急也没用。很多爱惜阿梅的朋友要来看她，我也不再阻止了，当她还有得救治的机会，我不希望有人打扰她，但如果这时候再不让朋友见她，是太不近人情了。

　　我陪在她身边，朋友每三个三个的到床边看她，我告诉她谁，谁，谁来了，也不知道她是否听得到。在那七、八个小时里，她的眼珠不停转动，医生解释说是脑神经线的自然反应，不等于她看得见人。我看着她的心电图，血压，呼吸，她不断奋斗，她真的很强劲。

　　直到凌晨两点多，梅妈的情绪很不稳定，我尽力安抚她。突然，我看见Donny(阿梅的助手)冲出病房，我心知不妙，他一定是去找医生，我看见阿梅的心电图已成一直线，我立刻捉着她的手，叫她放心，不要牵挂，有缘总会再见。她走了，她的样子很安详，没有半点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