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大千世界，趣闻横生，细细品尝，回味无穷。
不言而喻，整个局势的逆转和自己在劫难逃的不祥预感，使周恩来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时日里心情非常压抑，百感杂陈，内心极为矛盾。他这时的伤心难过恐怕更甚于恐惧悲愤。因为他毕竟已经跟着毛泽东走了一辈子，在政治上亦步亦趋，守分尽忠，从无二心，可是直到临死也没有得到毛的谅解，相反还以欲加之罪不肯放过，这又怎么能不让周氏伤心之极呢？
不过，深受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忠君思想影响的周恩来还是恪守所谓“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的为臣之道，伤而不怨，绝口不提心中的伤痛，相反还以重病之身又向毛写了检讨43，而且在病中念念不忘关心毛泽东，多次问起毛的身体、起居、饮食和安全等方面的情况，就是在后来陷入昏迷醒来后也仍然如此。
当时在党内高层中，与周恩来相知最深的要数叶剑英。自周卧床不起后，叶剑英基本上天天前来医院看望，守在床边，和他长谈。尽管周氏对他内心的伤痛绝口不提，但是叶剑英还是能感觉出来，知道他心里有很多话没有讲出来。为此，他曾叮嘱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准备好笔和纸，说：“总理原则性强，很多事很多想法和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然而，一直到最后，周恩来还是什么话也没有说，用他对邓颖超所说的话是：“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而永远埋藏在心底了。
十一月下旬以后，周恩来已是风中残烛，不过神志依然十分清楚。眼见形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紧锣密鼓声中一天天恶化，缠绵病榻的周氏已无力阻止时局的逆转，起到某种缓冲作用。据身边的医护人员回忆，这时他很少言语，一个人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凝想心事，不时发出长长的叹息。尽管如此，周在这期间还是利用人们前来探视的机会，在病榻上力所能及地做了某些工作。比如叮嘱叶剑英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江青他们手里；提醒王洪文要切记毛泽东关于 “江青有野心”那段话。
当然，最让周恩来放心不下的还是眼下处境困难的邓小平，一方面担心他受不了毛泽东在政治上突如其来的翻脸，另一方面又为他毫不妥协的作法感到忧虑，为此曾让叶剑英去劝他不要硬顶，“再去找主席谈谈”。但邓不肯改变态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决不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周只好把邓找到医院来做工作，当面进行劝说。
邓榕在回忆她的父亲在文革岁月的一书中提到了这件事，不过藏头露尾，语焉不详。书中说，周问邓：“态度会不会变？”邓答：“永远不会！”周听了以后，“从内心感到高兴”，说：“那我就放心了！”应该指出，书中这种描述不大像周恩来一贯的为人。换句话说，周不大可能在背后鼓动邓去对抗毛泽东，即使对毛的决定有不同意见，也不会正面硬顶，而是采取更策略的方式。这才是周恩来一贯的为人处事之道。至于书中周所说的那句“那我就放心了”，依作者之见，不过是在劝说无效后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示罢了。
实际上，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本人的意图，周恩来即使心里再有想法，也绝不露出一句不满的话，就是对相濡以沫的老伴邓颖超也不说。周病重以后，邓颖超天天到医院来陪伴他，两人经常是手握着手，相对无言，避免去碰那些政治上敏感的话题。这已经是他们夫妻之间多年来心照不宣的约定。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内心的抑郁和苦闷只好靠另一种办法来排解了。据身边的医护人员说，周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日子里，一直让播放越剧《红楼梦》中“黛玉葬花”和“宝玉哭灵”这两支曲子。工作人员觉得曲调太悲伤压抑，不想给他放，想换支轻松点的曲子给他听。但一换不同的曲子，卧床不起的周氏就觉察出来，用微弱的声音问为什么不放？坚持一定要听下去。
需要指出的是，大陆官方一直对于这个情况讳莫如深，不敢提及，唯恐会损害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形象”。其实恰好相反，这正好透露出他临终前悲苦的心境，让人们窥见了他内心深处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而这一面正好是对周氏留在世间形象的某种补正。
在死神日益逼近的时刻，周恩来本人求生的欲望仍然十分强烈，全力配合治疗，与体内的癌魔作殊死的搏斗。但可悲的是，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病况远比他估计的更严重。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医疗组并没有把九月二十日手术的真实情况向他全部和盘托出。所以周完全被蒙在鼓里，还以为自己膀胱内的癌瘤已经被摘除乾净了。这样一来，更增加了病人配合治疗的难度。医疗组以及主管这项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不得不隐瞒真相，对周支吾其词，搪塞他，就连老伴邓颖超也不得不这样做，按照上面的口径守口如瓶，不告诉他真实情况。
不过，周恩来本人很快便觉出情况不对，他自己已经摸到了下腹部隆起的肿块，而且由于肿瘤溃烂，膀胱内大量出血，凝成血块，所以每次换药都极为痛苦。更让周受罪的是，为了执行毛泽东的意图，上面一度不让医疗组使用放射疗法来控制体内出血，怕这样一来，周病情的真相就瞒不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