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作战中的史迪威将军（组图）

史迪威将军

    1941年12月8日（东京时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邱吉尔在华盛顿举行代号为“阿卡迪亚”的首脑会议，决定设立中国战区，推举蒋介石为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并委派美国陆军第3军军长史迪威来华，出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参与组织指挥了缅甸作战。在此期间，我任史迪威的联络参谋，亲历了缅甸作战先败后胜的历史过程。在此，我把这段历史内幕披露出来，以作为对这段历史的补遗。 

    “韦维尔事件”使《中英联军缅南会战计划》搁浅，并为史迪威来华创造了起契机 

    缅甸位于东南亚半岛西部，面积达67万平方公里，东北与我国云南接壤，西北同印度、孟加拉国毗邻，东南和老挝、泰国交界，南部及西南分别濒临安达曼海和孟加拉湾，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特别是日军侵占越南切断滇越交通后，缅甸不但是中国在西南方面的天然屏障，而且是中国唯一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已成为中国抗战的“生命线”。同时，缅甸还控制着经安达曼海入印度洋的要冲，既是英军在马来亚作战的后方基地，又是印度的前哨，是敌我必争的战略要地。

    1941年12月8日，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同一天，日军第15军侵入泰国，随即集结在泰缅边境塔念塔翁山脉东麓、麦索、达府等地区，并征集民工，日夜抢筑入缅公路，其进攻缅南重镇毛淡棉（Moulmein也称穆尔门），进而袭取仰光的战略企图显然可见。然而，此时的缅甸英军只有一个师约1.8万人，飞机37架，另有美国空军志愿队飞机25架。以这么一点陆空军力，显然不足以同日军第15军（拥有第33、第55师团和坦克，重炮联队及第3飞行集团协力）相抗衡，缅甸局势危急，已昭然若揭，而英军当局却未对缅甸采取增强防御的有效措施。

    蒋介石鉴于缅甸英军力薄弱，日军侵缅日亟，而保住缅甸不但是中国的需要，更是盟国对日作战的共同需要。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第二天，即1941年12月9日，便指令在昆明西山的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以下简称参谋团）在1941年9月《确保滇缅路作战计划》的基础上，拟定了《中英联军缅南会战计划》（也简称为“一二·九”计划）。当时，我在参谋团担任林蔚团长的机要参谋，参与这个会战计划的草拟全过程。计划规定：集中英军3个旅，中国5个师和中英两军的坦克、炮兵（约7至8万人），在毛淡棉、巴安地区布防，乘日军攀越塔念塔翁崇山峻岭，兵力分散之机，适时进攻，予以各个击破；如未奏效，则诱敌至西唐河我二线阵地前围而歼之。另以中英军各一部固守掸邦方面的缅泰边境，再调华军一个军来缅保持机动。按照这个计划，中英联军不但在兵力和火力上对日军占压倒优势，而且在地势方面也居于十分有利的地位。这个计划拟定后，得到英国武官丹尼斯少将和美国军事代表团长马格鲁德准将赞同，经军令部报请蒋介石认可。蒋介石当时在这个计划上的亲笔批示：“歼灭侵缅之敌，确保仰光港口和缅甸安全，重挫敌焰，扬我国威，振奋盟国的民心士气”，便成为缅南战役的指导方针。随后，蒋介石任命参谋团参谋处副处长侯腾任中国驻印缅军事代表，在丹尼斯的陪同下出使缅甸，将《中英联军缅南会战计划》面致驻缅英军总司令胡敦中将。

    同年12月15日，我作为中国驻印缅军事代表团成员随侯腾到达仰光。当日，侯腾团长向胡敦提交了《中英联军缅南会战计划》，从当时我方的战略态势来讲，这项计划所策定的会战指导方针和实施要领，不但切实可行，而且具有稳操胜券的可靠前景。

    可是，随后发生的“韦维尔事件”却为《中英联军缅南会战计划》蒙上了阴影。韦维尔是当时英国的印度总司令，顽固地坚持英国老牌殖民主义的立场，继续对中国采取轻视、歧视的态度。特别是在日军强大的进攻兵团逼近缅甸，一场争夺缅甸的恶战已迫在眉睫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拒绝中国选派精锐部队赴缅援英参战，认为“让中国出兵来帮助英国人是大英帝国的耻辱”。12月23日，中英两国在重庆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的墨迹未干，韦维尔便公开制造中英冲突，借口补给不济，拒绝中国军队入缅作战，并蛮横无理地要求驻缅英军夺取中国储存在仰光待运的全部军需物资和驻在缅甸东吁属于中国空军序列的陈纳德空军志愿队，这就不能不激起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愤怒。迫使何应钦向韦维尔提出抗议：“停止中英在缅甸的一切合作，撤回在缅机构和人员，所有存储在缅的军需物资全部退还美国。”这便是“韦维尔事件”的简要经过。

    “韦维尔事件”发生后，使正在华盛顿参加“阿卡迪亚”会议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邱吉尔都大为震惊。罗斯福当即向邱吉尔表示不满：从盟国的利益出发，我不能不为“韦维尔事件”感到遗憾和担心，韦维尔引发的这场大大不利于盟国、却大大裨益日本的中英冲突，有可能导致中国放弃抗战，从而使整个亚洲向日本屈服，后果极其危险。立即决定委派第3军军长史迪威来华，出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并协调美英中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
    由于韦维尔等人的从中作梗和英国政府的默许，1942年初缅甸作战已经开始后，英方既没有采纳《中英联军缅南会战计划》，又没有制定出英军在缅甸的作战计划，适时让中国军队入缅作战，使英军（包括后来的中英联军）在缅甸作战的全过程都处于被动挨打的困境中。

史迪威与部属谈话

    1941年12月底，当我随侯腾到仰光后，经胡敦的同意，被派往毛淡棉、土瓦、高加力等地，组建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协助英军作战。在其后历时两个多月的激烈战斗中，我同英17师装甲营长派生少校，朝夕相处，生死与共，情谊弥笃。尤其在2月23日英军被困西唐河时，我二人亲率装甲车和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冲击日军，终于打开缺口，使英17师师长斯迈思将军得以率残部3328人泅水生还。为此，我二人曾获英国政府嘉奖。

    英军在缅南作战失败后，邱吉尔为了遮人耳目，掩盖缅战失败的真相，回避英国对缅战败绩应承担的责任，采取了转移视线的手法，将罪责推给斯迈思和胡敦身上，分别给予撤职和降职处分。诚然，斯迈思和胡敦在指挥缅南的作战表现不佳，这对缅甸战局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十分不利的作用，最后终致败绩。但是，造成缅战失败的根源却应该是韦维尔和“韦维尔事件”。

    中英面对共同的敌人，既已结成为并肩战斗，生死与共的盟友，就应当真诚相待，密切合作。1941年元旦发表的《联合国家宣言》中曾明确提出“各尽其兵力与资源，以打击共同敌人，谋求共同的胜利”，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韦维尔等人的从中作梗，使本已达成共识、并有求胜把握的《中英联军缅南会战计划》未能付诸实施。事后英17师装甲营长派生少校曾坦诚地对我说：“英军营以下军官和士兵都很能打仗。只是因为韦维尔没有守住缅甸的决心，就不肯接受中国的援助。他不但怕中国军队会赖在缅甸不走，更不愿看到中国军队胜过英军，能在缅甸打败日军。他看到缅甸败局已定，紧急请中国派兵入缅，目的在使中国分担缅甸失败的责任。”可见，“韦维尔事件”不但暴露出英国一些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反动顽固立场，而且给英军在缅甸作战的全面失败种下了祸根。 

    面对蒋介石的妥协和作战指导方针的嬗变，史迪威虽然极力抗争却无力回天。

    早在1941年11月初，我们发现日军由本土和中国大陆向台湾、海南岛、越南的海运繁忙，军队调动频繁，判断日本即将大规模进攻南洋各地。蒋介石及时向邱吉尔、罗斯福发出警告，并吁请他们以空军协助我国保卫滇缅路（即保卫昆明）的作战。11月6日，美国军事代表团长马格鲁德和英国武官丹尼斯来昆，考察滇缅路运输状况与防务设施。这时，蒋介石又指示参谋团团长林蔚：日军南侵是强弩之末，对日作战应采取积极进攻战略，予以迎头痛击，挫敌气焰，振我军威。

史迪威在缅甸战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便专心致力于确保仰光和缅甸安全，而以保卫仰光的成败为其缅甸战略的决心已经明确。当日军准备侵缅尚未进攻时，他主张确保仰光，组织中英联军在缅南同日军决战，并责成参谋团于1941年12月9日制定了《中英联军缅南会战计划》，应该说这个战略方针的还是及时可行的。但是由于英国方面的不配合和有人从中作梗，蒋介石原定的战略方针也不断发生嬗变，使得这些计划未能得以及时实施，从而贻误了战机。

    1942年2月底，英军在缅南西唐河的失败导致了仰光的陷落，可以说这是中英联军在缅甸作战全面失败的转折点。3月3日，蒋介石和新到任的史迪威会谈时，曾问史对缅甸战局的看法。史迪威说他虽不了解缅甸的详细情况，尚未形成成熟的战略构想，但他认为只有发动进攻才能拯救缅甸。蒋介石立即表示赞同史的主张，说他两人想到了一起。并在当日下午对杜聿明等人的训话中，强调了进攻的方针。当英军放弃仰光后，蒋介石随即决定在缅甸的作战方针由战略进攻改为攻势防御，并准备在东吁至彬文那地区举行第一次会战（简称东吁会战或东吁攻势作战），利用缅北走廊与密支那走廊，确保同英美的联系。

    此时，趁日军进占仰光立足未稳之际，在东吁、彬文那间与展开决战，应该说不失为一条上策。然而，在此前蒋介石却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他违背自己决定的“中国远征军入缅后应作为战略打击力量，用于主决战方面，不可分割使用”的方针，顺从英美的要求，将先期入缅的中国军队分散配置在景东、孟帕亚、孟板、孟养、畹町等地区。早在2月9日，韦维尔已到仰光向胡敦面授机宜：1、抢修通往英帕尔公路。2、抢运仰光物资。3、避免与日军决战，将英军调往西线。4、请求中国速调第5军及第6军主力入缅，防守仰曼铁路以东地区，但铁路线上的塔泽、漂背、敏铁拉划归英军控制。不难看出，韦维尔的这项战略决策，正是他放弃仰光和缅甸，要中国军替英军作掩护，并分担缅甸失败责任的一种险恶措置。胡敦据此拟定了《对入缅中国军队部署意见》（简称《胡敦意见》），派其参谋长哈丁少将于2月25日随侯腾赴昆，向蒋介石呈报。

    《胡敦意见》，不但直接违背了蒋介石派远征军入缅作战的目的 ，而且违背了最基本的战略、战术原则，也侵犯了中国军队的主权，蒋介石理应给予坚决的反对。但遗憾的是，经英国武官丹尼斯少将和美国军事代表团长马格鲁德准将的劝解，蒋介石最终还是接受了《胡敦意见》，于2月27日下令杜聿明率5、6两军入缅，并按照《胡敦意见》提出的要求，将入缅远征军第6军以团为单位，散布于景东至毛奇间400多公里正面，300多公里纵深，沟壑纵横、交通阻塞的掸邦高原上；另将第5军以师为单位，分置于良礼彬、东吁、东枝各地纵长400多公里地区，成“长蛇阵”散开。如此兵力部署，必然会使我入缅远征军陷入难守难攻，无法发挥整体优势，不能独立自主地与日军决战的极其不利的境地，给尔后作战造成很大困难。

史迪威与孙立人（左）、廖耀湘（右）讨论作战计划

    针对蒋介石对缅战方针的嬗变和对英方的妥协，史迪威提出了不同意见，1942年3月6日至10日，史迪威在重庆多次向蒋介石建议搁置《胡敦意见》，独立自主地策划缅甸作战计划，以“东吁攻势”为首选。当时侵缅日军只有两个师团，各缺三分之一兵力，仍在西唐河东岸休整中，其重武器尚在泰国，增援兵团则远在新加坡。我远征军各部虽然分散在禄丰、楚雄、祥云、保山、龙陵、芒市各地，利用西南运输局返缅的空车和英军派来接运的汽车，突击抢运，可望于3月中旬前在东吁至彬文那间集中完毕，完成作战准备，确保主动地位。另由守东吁的第200师诱敌孤军深入，先给敌以重创，乘其顿挫，立即反攻，就不难予以包围歼灭之。但是，蒋介石竟计不出此，反而跟着韦维尔的指挥棒——《胡敦意见》打转，亦步亦趋。对此，史迪威极力抗争未果，便在3月11日匆忙入缅。14日与杜聿明会谈取得一致意见。15日视察第200师，确信该师能固守东吁，便私下确定了“东吁攻势”计划，于17日赴渝向蒋介石提出，20日获准。21日深夜返腊戌下达作战命令，但此时史迪威虽有发动“东吁攻势”的坚强决心和作战计划，却因大势已去，为时过晚。28日，敌增援兵团第56师团已到东吁参加作战。由于此时日军已经增加到3个师团，对东吁构成了包围态势，形势发生剧变，“东吁攻势”只好放弃了。此时，由于蒋介石极力坚持攻势防御，史迪威则力主积极进攻，在战略上的分歧导致了他们俩人关系的隔阂，并最终酿成了史迪威后来被排斥回国的不幸结局。

    不容置疑，此时史迪威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一心想发动的“东吁攻势”，是唯一能够挽救缅甸战局，使之反败为胜的决定性一仗。这时，如果我军在东吁发动攻势与敌决战，不但占有以逸待劳，以众击寡的绝对优势，而且在地形和态势上都居于十分有利的地位，足以各个击破敌军，很有可能从根本上扭转缅甸战局发展的走向。但是，此时的史迪威，虽然有挽救缅甸战局的决心，战略也很正确，但他无法改变英国的对华政策和蒋介石既依附英国人又不信任英军的矛盾心态，面对日益恶化的缅甸战局，已经没有扭转乾坤的回天之力了。

    诚然，中英联军在缅甸作战的失败，是英国政府错误的对华政策和忠实执行这项错误政策的韦维尔种下的祸根，而《胡敦意见》则是“有意误我”的行为，它束缚了中国远征军的手脚并予以肢解，使之丧失了战场主动权和机动性，不能形成战略打击力量，既未能适时发动“东吁攻势”，又不得不中途放弃彬文那会战，遂导致全面崩溃，酿成终于退出缅甸的悲惨结局。事实表明，蒋介石违心地屈从英方的作法，这实在是一大错误。东吁和彬文那两次攻势的夭折，直至退出缅甸，实肇端于此。 

    史迪威提出“安纳吉姆”的作战计划屡屡受挫，是造成缅甸作战胜利姗姗来迟的主要原因 

    缅甸的沦陷，使美国尽力保卫中印缅的战略受到了严重挫折，不但使中国的陆上国际交通顿遭截断，中国战场的局势更趋严峻，而且使印度处于日军直接进攻的严重威胁中。为此，史迪威在4月中旬缅甸战局趋向逆转之时便开始筹谋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5月24日，他到达新德里时就向记者宣告：“我们从缅甸逃出来，是个奇耻大辱。我们应该找出原因，然后打回去，收复缅甸。 ”5月25日，他在给美国陆军部的电报里再次重申说：“我坚信中国在战略上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我认为美国不向这一战区派遣作战部队是犯了个严重错误。”同时提出他已经构想好以夺取仰光、收复缅甸，支援中国抗战为目标的战略计划，经美国陆军部的批准后，于7月18日，将此计划呈报蒋介石。7月29日，史迪威又向蒋介石另呈以攻占仰光、泰国、越南、香港、广州为目的的“西南太平洋攻日计划”，随后，史迪威还依据这项计划，拟了一份蒋介石致辞罗斯福的信，经蒋同意署名后于8月6日上交华府，作为中国收复缅甸的战略计划向罗斯福提出。 

    8月25日，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此计划交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讨论，定名为“安纳吉姆（ANAKIN）”计划，并正式决定于1942年10月至1943年5月反攻缅甸 。

    10月12日，罗斯福同意“安纳吉姆”计划，10月14日，蒋介石将军令部策定的《中美英联合反攻缅甸全面作战计划》提交史迪威，请其与英美当局商洽。10月15日，史迪威携此计划赴印与韦维尔面商 。

    但是，史迪威的印度之行却让他大所失望，韦维尔在接见史迪威时 竟然毫不掩饰的说：英国人只关心保卫他们具有战略意义的殖民地，而且只是在战局符合英帝国最高战略需要时才这样做。现在英国不但无意收复缅甸，而且将尽一切办法阻挠任何中国部队在缅甸作战，反对中国向印度增兵，拒绝将英帕尔为作中国驻印军的作战基地。总之，他不想让中国军队参加收复缅甸，也不想让中国军队有进入印度的途径。正当双方争论不休僵持不下时，经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干预，韦维尔方同意将列多作为中国驻印军攻缅基地，在缅北一隅发动进攻。

    按照韦维尔同意的方案，中国驻印军从列多出发，要翻越高耸入云，壁立千仞，人迹罕至，毒虫遍地的那加山脉，穿过被克钦人称为“死亡之谷”的“胡康河谷”，去夺取孟拱、密支那，并规定沿此路线修筑中印公路。韦维尔之所以让中国驻印军穿过胡康谷地进攻孟拱、密支那、并规定中印公路也沿该线修筑，那是因为他确信中国驻印军将无法通过胡康谷地，那条公路更难以筑成。但既便如此，上述行动计划还需交付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审议后方可实施。

    1942年12月7日，正当中国积极地准备反攻缅甸时，韦维尔竟单方宣布“取消进攻缅北计划 ”，从而使“安纳吉姆”行动被阻。一直拖到将近一年后，在开罗会议上才被蒙巴顿重新提出。
    在“安纳吉姆”作战行动受阻期间，正是我在史迪威身边任联络参谋之际（1942年3月至1944年10月）亲眼看到史迪威面对英国人的种种刁难，气得大骂韦维尔等人“这些愚蠢英国佬，会为他们愚蠢的行为付出愚蠢的代价！”当时，我并不清楚英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便向史迪威派驻韦维尔总部联络参谋费里斯（也译费尔德）问其原因，费里斯说，这是因为“安纳吉姆”计划的实施，将会有利于中国在缅甸的作战。但英国不愿意看到中国军队在印度和缅甸的存在，怕日后有被取代的危险。实践证明费里斯的分析还是正确的。后来在整个缅战期间，以韦维尔为代表的一些英国政客一直竭力阻挠“安纳吉姆”计划的实行。完全暴露了一些英国政客顽固地坚持殖民主义立场，这正是造成反攻缅甸战役屡屡难产和缅甸作战胜利姗姗来迟的主要原因。 

    史迪威“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在指挥缅北攻势作战取得胜利后却黯然踏上归国之路 

    史迪威非常看重的“安纳吉姆”作战行动虽然未能及时付诸实施，但他对这一作战方案的筹备工作却一直没有间断过，并为后来的缅北反攻作战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因为史迪威一直坚信：中国是打败日本必不可少的力量，中国军队有了装备和弹药就完全可以独立对付日本。并坚持认为他的“安纳吉姆”作战计划能够把魁北克会议上制订的时间表缩短一两年。因此，他决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待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对他正式授权，也不等英军和滇西远征军采取攻势，便于1943年雨季一结束就令中国驻印新编第1军的先头部队打回缅北。此时，因蒋介石已同意罗斯福关于推迟反攻缅甸作战的提议，在中国境内的远征军也不会如期横渡怒江，展开反攻。这样，驻印军的3个师，将要面对盘踞在缅北的日军第15军的主力第18、第31、第33三个师团的顽强反抗。但他确信：经过兰姆伽严格训练的驻印军，已经是一支组织严密、装备齐全、训练有素、富有战斗力的精锐部队，必能战胜日军。史迪威决定先以一部出敌不意，拿下印缅边境隘路口新平洋及其附近要点，修建飞机场，接通公路，建立基地。然后利用空中优势和空投补给，以保证后勤供应，采取远程迂回，前后夹击战术，以主力向孟拱突击，包围日军于胡康谷地予以歼灭；以一部奇袭密支那，切断日军后方交通，摧毁其兵站补给基地，为英军和远征军投入作战创造有利态势。

    此时，日军第15军正准备发动进攻印度的“乌号”作战，军司令官牟田口即以第31师团置于亲敦江方面，将第18师团配置于北缅（胡康和密支那方面），缅北方面日军兵力比较空虚，这样就更有利于史迪威奇袭缅北作战计划的实施。但这时因为他专注于开罗会议的准备，便将指挥权委托给没有实战经验的参谋长柏特诺准将。此人通晓中文，会说汉语，却对中国怀有偏见，难免刚愎自用，既拒绝中方的合理意见，又怀疑中方情报的准确性，却轻信英方那种严重失实的《敌情通报》，因而轻率武断地命令已在印缅边境南阳河掩护筑路的新编第38师第112团，于1943年10月14日，分成三个纵队，分别由唐卡家、卡拉卡、柏察海出发，孤军深入50多公里，去进攻新平洋、大洛和大龙河沿岸要点。该团于10月29日攻克新平洋，接着相继攻占了拉家苏、沙劳、宁便和于邦等要点。终因孤军远出，兵力分散，后援不济，旋即被优势日军分别包围在拉家苏、于邦一带，营长陈耐寒以下数百名官兵在血战中壮烈牺牲。该团美军联络官艾吉逊中校在一次作战中被俘，随后将中国驻印军的情况和作战计划合盘供出，从而使日军第18师团长田中新一掌握了我军的作战企图和行动方向，决定乘我军主力前出到印缅边境山地之机，予以各个击破，遂令沿胡康谷地快速前进中的师团主力迅速向孟关附近集结，预定于12月15日以师团主力向新平洋附近隘路口采取攻势，以拦腰截断我南北的交通要冲。这本来对我方是致命的一着险棋，但是，此作战方案却遭日军司令官牟田口制止，令其“从整个战局考虑，停止目前的攻势，须于孟关周围地区夹击敌军，即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应确保甘马因一带 ”。

    12月初，日军第18师团进入胡康谷地孟关以北地区的兵力，已有7个步兵大队，5个炮兵大队，1个搜索联队，1个坦克大队。其中第56联队和山炮第2大队正在于邦、宁便围攻新38师第112团第1营；第55联队主力及山炮第3大队，搜索联队正在拉加苏围攻第112团第3营，均已鏖战月余，互有损伤。其师团战斗指挥所已由孟关东南的新邦推进到孟关北方的金邦卡。很显然，正是由于柏特诺的指挥错误，不但使我第112团处境艰险，伤亡惨重，而且延误了驻印军有利的进攻时机。

    12月中旬，史迪威回到列多后，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即向他指控柏特诺的上述错误，并要求予以撤换。史迪威接受孙立人对柏特诺的指责和反攻缅甸的建议，并授权孙立人指挥新38师及新22师第65团，迅速向新平洋开进，展开反攻。12月21日第114团赶到宁便沙坎，在史迪威、孙立人的共同策划指挥下，反攻于邦。激战七天，歼敌逾千，首创于邦大捷。

    接着，第65团于1944年1月25日在大洛附近全歼日军第55联队第3大队，击毙其大队长冈田少佐以下官兵627人，再创大洛捷报。其时，新编第30师亦已抵印，史迪威决定率驻印军主力乘胜反攻，围歼第18师团，夺取孟拱、密支那，收复了缅北。在研究这次作战时，他采纳了我提出的：“以一部沿公路南下，从正面压迫日军，主力由两翼作远程迂回，包围第18师团于坚布山隘以北地区，彻底歼灭”的建议，即令孙立人带领新编第38师攻占大奈河南岸要地太白家。

    2月18日，史迪威复令新编第38师由孟关以东向泰诺、瓦拉班迂回，断敌退路；美军5307团参加上述攻占泰诺、瓦拉班的行动；新编第22师以65团1营为右侧支队，由大洛直趋隆肯；第66团1营与战车营为特遣队，从孟关东侧攻击敌后，夺取库宁卡、昆年卡，阻敌南逃；新编第22师主力由东西两翼包围攻占孟关。根据这一作战部署，上述部队激战半个多月，于3月5日克复孟关。新编第22师即会同新编第38师于3月9日攻占瓦拉班，日军第18师团长田中新一率残部仓皇逃窜，其座车及关防印信悉被俘获，并在瓦拉班遗尸772具。这个不可一世，曾经蹂躏过中国、马来亚、新加坡和缅甸，被誉为“精锐之师、森林之狐”的日军第18师团至此被彻底打败，溃不成军，战力消耗殆尽。

    3月6日，蒙巴顿来孟关视察，对中国军队在缅北作战中英勇善战，连战皆捷，赞不绝口。他夸奖史迪威“是出色的老勇士”；表扬孙立人是“擅长迂回包围的优秀指挥官，是善用奇兵的高明猎手”；称赞廖耀湘“是无坚不摧的铁锤”。我在他们身旁翻译了蒙巴顿对中国军队说的这些由衷赞誉之词，深感自豪，引以为荣！但也知道蒙巴顿私下里对史迪威“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做法表示了明显的不满，这也是导致史迪威后来很快调离回国的主要原因。不过史迪威却并不在意这些，当场以“胜利者是不应受到谴责”的名言做了反驳。蒙巴顿一离开，他便幽默地对孙、廖二人说：“我并不欣赏蒙巴顿对你们二位的赞扬，我看你们二位倒是很棒的渔夫，只可惜你们的鱼网太旧太破，让田中这条鱼终于逃掉了。你们准备何时将田中那个家伙再给我抓来呢？”孙、廖二将军同声答道：“立即行动。”

    随后，孙、廖率所部向退踞坚布山的第18师团采用“正面抑留、两翼打击”战术，经旬日激战，于3月29日在坚布山南方隘口沙杜渣胜利会师。而担任迂回沙杜渣南方要地英开圹，对日军构成第二道阻绝包围圈的美军5307团，却在日军的反击中被冲开一面，使田中得以第三次逃脱。

    4月3日，日军第15军以南北夹击之势猛攻英帕尔，史迪威对于英军能否守住英帕尔，确保列多基地安全不无忧虑，他便带着我和麦凯布上校、他儿子“小乔”前往阿萨姆空军基地乔尔哈特，同蒙巴顿、斯利姆会谈。他知道蒙巴顿和斯列姆等人对他上次“君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举动已经心怀不满，这次他仍采取了“以进为退”的策略，首先提出将从缅北调回新编第38师，连同即将抵印的第14、50两师，和已在列多的新编第30师及战车第2营，全力反攻科希马，确保阿萨姆安全。蒙巴顿尚未作明确表态，斯列姆却断然拒绝此项建议。他指出：“保卫英尔帕是决定性一仗，英军宁死不退。驻印军能迅速攻克孟拱，就是对英军最有力的支援 ”。史迪威听了斯列姆的坚决表态，如同吃了“定心丸”，决定出兵夺取密支那。但是，在这次作战行动中，史迪威没有接受我们中方军官的合理建议，而轻信了柏特诺的说词：将中国军队第88、第150团与美军第5307团混合编组，以美军的营长指挥中国军队的团长，旨在夺取密支那西机场。但在具体的作战行动中，却没有制定出夺取密支那全城的可行性作战方案，遂导致密支那本可一战而克，却变成旷日持久的城市攻坚战，前后历时80天，使我方付出了伤亡6500余人的沉重代价，教训极其深刻。

    在此期间，在孟拱河谷方面，新编第22师在取得攻克英开圹、索卡道两次大捷后，直趋甘马因；新编第38师第112团乘势袭占西通，第113团攻克支遵，使溃逃到甘马因的第18师团残部，已成瓮中之鳖。新22师在113团配合下于6月16日一举攻占甘马因。第114团则于6月25日攻克孟拱。随后，史迪威组织指挥中国远征军又接连攻克龙陵、腾冲，取得了缅北战役的全面胜利，中印公路旋即通车。缅北战役大获全胜，是中国军队义援盟邦，高举反侵略的正义旗帜，出国远征，扬威异域的光辉历史篇章，是中华民族的光荣，自当永垂青史。

    1944年10月20日，为缅甸作战运筹谋略、功勋卓著的史迪威将军，由于同蒋介石的意见屡屡相左而不能见容，竟被蒋介石在缅北捷报频传，黔桂一败涂地的形势下排斥回国。此事既暴露了蒋介石嫉贤妒能，专横暴戾的本性，也反映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不协调，使史迪威成了牺牲品，终其生未能实现他曾许诺的“扛起枪同朱德一道打仗”的心愿，至堪痛惜。 

    (原作者：王楚英，曾任国民党第52军参谋长、国民党军总政治部第5组组长等职，1954年从香港起义回到大陆，现任南京市政协专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