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明复：我给毛泽东当翻译13（完）】最后一次给毛主席做翻译

　　最后一次给毛主席做翻译 　　 

　　1965年2月5日，苏联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返回途中在北京作短暂停留。2月11日，毛泽东接见了他们。那次我最后一次给毛主席做翻译。 

　　在谈话中，当谈到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说，现在开会还不成熟，要往后推。不解决阿尔巴尼亚问题什么会也不能开。在谈到停止公开论战时，毛泽东说，现在还不能停，公开论战要一万年，看来少了不行。柯西金说，如果我们能经常见面，有些问题可以提前解决，用不了一万年。毛泽东回答说，可以，可以减少一点时间，可以减少一千年，(或)从一万年减到一千年，这是我们最大的让步了。当柯西金提出我们是否可以团结在一起同帝国主义斗争时，毛泽东说，大概10年以后我们两党可以团结起来。只要帝国主义动刀动枪，对着你们也好，对着我们也好，我们就会团结起来。现在为什么争吵呢?就是因为在和平时期帝国主义要软的一手，把你们提的口号统统接过去了。看来，我们两党的关系，中苏的团结，可能还得请帝国主义帮忙。时间可能在10年、15年以后，也许它更帮忙，那就是7年、8年以后，我们可能团结起来。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分裂。 

　　这次谈话中，毛主席谈得非常尖锐，整个气氛相当紧张，但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柯西金于当天下午返回莫斯科。 

　　我当时保存了毛主席会见柯西金的一张照片。照片中，毛主席坐在中间，左边是刘少奇，右边是柯西金，我坐在毛泽东和柯西金的后边。这张珍贵的照片见证了中苏两党领导人最后的会面，也是我最后一次给毛主席当翻译的永久纪念。 

　　1965年3月，苏共新领导勃列日涅夫等不顾中共和相当数量兄弟党的反对，固执地召开了所谓“协商会晤”。1966年2月24日，勃列日涅夫以苏共中央名义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将于3月29日召开的苏共第23次代表大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共拒绝派代表团出席，中苏两党之间从此中断了正常的联系。 

　　1966年中旬，中央“文革”改组了中办机构设置，取消了中办翻译组。戚本禹主持中办的“文革”。有一天，戚本禹找我谈话。他说，最近毛主席说，“小阎能有什么问题?查清楚，好让他出来工作。”戚接着说，中办两千多工作人员，毛主席关心过问的只是你一人，你要好好报答主席。我听了的确十分激动，满眼含泪。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关心我了。末了，我还是被江青定为“苏修特务”，关进秦城监狱，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审查。在我出狱不久，毛主席就去世了。站在天安门广场追悼会的队列里，我的心情十分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