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大千世界，趣闻横生，细细品尝，回味无穷。
作者：徐庆来
四十三年前，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叫刘平平。二十二年前，她认识我的时候，她叫王晴。
前一个名字，写在她小学、中学的学生证和一九七○年代以前她家的户口本上，以及若干种记述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书籍里。后一个名字，印在她后来的工作证、身份证和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八宝山她的遗体告别厅门外的横幅上，以及把那颗天体命名为“中国王晴博士星”的那个国际天文学组织的档案里。
刘平平与刘少奇
刘平平/王晴：两个时代
刘平平/王晴，同一个人的两个名字，意味着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的两个不同的时代。
一九六六年七八月间，我第一次从同学口中听到“刘平平”这个名字。大家提起她，既因她是时任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也因她所在的北京师大一附中，跟我们北京外语学院附中正对门儿，还因她是师大一附中红卫兵负责人之一。那会儿，她十七岁，上高一，我十五岁，上初二。
我第一次见到刘平平，记得是“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那天。凌晨三四点钟，天安门城楼下东观礼台北侧。有同学指着不远处正在张罗事儿的那个女红卫兵，说，她就是刘平平。当时照明灯没全开，天黑乎乎的，所以我没看清。然而，彼时彼刻的情境，此时此刻仍历历在目。
过了几天，我们宣武区几所中学的红卫兵，要追随西城、东城，组织“宣纠”（宣武区红卫兵纠察队）——顺便提一句，当时无论西纠、东纠或宣纠，成立目的并非“破四旧”本身；而所谓“纠察”的对象，恰恰是当时运动中的过激行为。为此，师大一附中、育才等校代表来我们学校开会商量，刘平平也来了。我不是我们红卫兵的重要人物，会上轮不到我发言，所以不会引起她注意。后来我问过她，她说，噢，有点儿印象。我知道，这是客气话。
就这样，我认识了刘平平，但刘平平不认识我。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及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调门骤然升级。大约从那以后，刘平平一家人的命运，迅速落入深渊。她曾经身陷囹圄，在军马场劳动改造。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垮台。大约半年后，她从山东某工厂调入北京市食品研究所，搞科技情报资料及翻译工作。这会儿，她已更名“王勍”，不久，又改成“王晴”。
后人未必理解，当年食品研究所收留王晴，是很需要有点儿勇气的。因为，虽说即使在株连政策横行的文革时期，也还在讲所谓“可教育子女政策”；虽说此前王晴跟陈翰笙老先生学英语，好像已经有了一定水平。但毕竟，那时候给她父亲“平反”还遥遥无期，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帽子还很吓人。
后来，她给我讲过她改名的故事——王，不用说，是她母亲王光美娘家的姓。原来的“平平”，本为纪念解放军进北平，但她出生不到半年，北平定名“北京”。所以前市长彭真曾开玩笑说，她该改名“京京”。文革后期她决定改名之初，先写出来的就是两个“京”字拼成的字。不料字典里没这字，只有“勍”，遂作王勍。过了若干时日，发现没几个人能正确念出“勍”字的音，所以最后取了同音的“晴”字。这故事里没提到，她当时改名王勍，是不是也有纪念文革爆发前即被“打倒”的彭真的意思。但我猜，二者是有联系的。
无论如何，刘平平/王勍/王晴的命运，以及从中折射出来的中国人民及其国家的命运，正是在一九七七年前后，开始了又一次伟大的转折。
食品研究所：三位一体的改革
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九一年，王晴就职的单位，一直是北京市食品研究所。先在情报资料室做了三四年翻译，继而被公派留学，去了美国。一九九一年之前的五年多，当研究所所长。
王晴在美国的学习效率，令人惊异——从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七年的七年间，共获得四个学位：纽约大学亨特学院食品营养科学学士、硕士，哥伦比亚大学食品营养教育硕士、博士——说是七年，其实只有五年多：她的博士论文是一九八七年十月通过的，而上年五月她已返国，到食品研究所报到了；先任实习研究员、课题组长，十一月任研究所副所长，主持工作。一九八七年四月，她儿子在北京出生。也就是说，那一年多里，研究所工作、哺育儿子、博士论文，她三头兼顾，硕果累累。为此，她几次往返于北京、纽约两地之间。
就在王晴如此忙碌的一九八七年的八月末，我调进了食品研究所。此前，我曾任北京乐器研究所副所长。此后，在食品研究所先当了几个月“党办调研员”，随即被任命为所长助理。对我的任职，王晴特地向我解释：乐器所是副处级单位，副所长是正科级；食品所是正处级单位，所长助理也是正科级，并没亏待我。其实她知道，我离开乐器所之前，已被免去副所长职务。她这么说，自然也是客气话。
顾名思义，无论“调研员”或“助理”，都是可虚可实的差使。值得庆幸的是，时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热潮汹涌澎湃之际；而食品研究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王晴担任所长，至少在北京市范围内，经常地处于改革的风口浪尖。现在回想，当时研究所党委给我这两项任命，正以此为背景。或许，这也跟王晴听信了我们一位共同的朋友对我阅历、水平的过分吹嘘，不无关系。
北京市食品研究所，隶属于北京市第二商业局，同时受当时的商业部（后经多次改组并入今日商务部）委托，承担若干全行业科技服务工作。因此，我们研究所的改革堪称“三位一体”，至少涉及全国和北京市三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管理体制：科学技术管理体制、商业流通管理体制、食品行业管理体制。
不是过来人，大概很难明白，作为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不同层次的组成部分，上述以及其他种种管理体制，曾经是怎样地盘根错节、不可理喻——其中若干，至今仍可见其遗迹。而它们，正是当年王晴们所不得不面对的改革的对象。
投身这样的改革，没有一种“知不可而为”的精神是不行的。我以为，王晴是具备这种精神的。
她给自己起了个名字“王晴”
王晴的精神：知不可而为
我是一九九一年三月离开食品研究所的。时隔近二十年，如今已记不起多少当年旧事了。不过，也有下面几个例外——
其一：大概是一九八八年，我参加一次北京市科委组织的报告会，好像是万润南还是谁，介绍四通公司创业及改革经验。回到研究所，我对王晴提起。她说，四通他们从体制内杀出去，这种改革看起来难，其实容易。我们在体制内搞改革，看起来容易，其实更难，也更值得投入。即使失败，也有意义。这番话，给我不小震动和激励。
其二：一九九○年底前后，有传言王晴将任二商局副局长。其时，正好有朋友邀我加盟一民间机构。我问王晴是否会很快离开研究所：若是，我愿留下和现有班子一道“处理后事”；若否，我就打算去帮朋友忙了。她答：一年内，她不离开。于是我请辞。但我离开后半年，她就被提到商业部当司长了。事后回想，我觉得她当时跟我说的是真诚的，就是说，她是真不愿意离开研究所。至于后来什么原因让她去了商业部，我不得而知；只听说她当司长后，还曾兼任食品研究所所长大约一年。
其三：我离开研究所前不久，有一次和王晴闲聊。我说，所里不少人，把她工作中的雷厉风行、敢作敢为，跟所谓“特权思想”或曰“高干子弟优越感”联系起来，问她怎么看。她冷冷一笑，说：想当年在军马场，我在前边走，常有小孩子甚至半大不小的人跟在后边，吐吐沫、仍石子儿、骂“狗崽子”、喊“打倒刘少奇”……“我有什么优越感？”
王晴是十二月三日去世的。二十七日，我参加了“王晴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二十八日，参加了食品研究所和原商业部有关单位举办的“王晴同志追思会”。二十九日，参加了她一些亲友召开的“刘平平追思会”。两个追思会上，我都发了言，主题都是“王晴的精神”。
那么，什么是王晴的精神？如果只用一句话，我愿意用“知不可而为”来概括。这是受了九十年前梁启超一篇文章《“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的启示。我把梁文贴在本文后边，相信能打动不少人。我想补充的是，若要进一步体会所谓“知不可而为”主义，不妨作几个比较：“不知不可而为”或“知可而不为”，略等于俗话说的“二百五”；“知不可而不为”，难免逃避责任之嫌；“知可而为”，难免投机取巧之嫌。
换言之，所谓“知不可而为”，则既要是个明白人，又要是个实干者。所谓“明白”，既是指不计较一时一地之成败得失，也指能包容周围人事之世俗庸常；所谓“实干”，既须脚踏实地，更不可失去远大理想和使命感。
我不知道，王晴是否读过梁先生那篇文章。但我确信，我所赞佩的王晴的精神，实质跟梁先生提倡的主义相通。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日，这种精神，似乎比以往更值得提倡。我希望，上面讲的王晴那三件小事，可以从不同侧面，作为对于王晴的精神的脚注。
谨以此文，悼念王晴/刘平平。
王晴的精神不朽！
徐庆来 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王晴遗像
离开食品所二十多年了，还记得你的样子，当然也记得王晴所长的样子，我的出国手续上需要领导签字的地方，都是王晴的名字。
没有想到她这样年轻就逝世了，非常怀念她。
你的文章让我想起了当年的食品所，也怀念那些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