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元梓和王榕枫——两个女人，两个文革（组图）

聂元梓曾经是个野心勃勃的大学教师，她在北京大学贴出的大字报，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燎原烈火，迅速燃遍全中国。相反的例子乃是王榕枫（译音）。她当时是北京外语学院的德籍学生。因为大胆上书毛泽东，针对疯狂的毛式冲锋队般的红卫兵组织，向毛泽东提出质疑，王女士被捕入狱，成为阶下囚。

上述两位女士所扮演的不同历史角色及其不同的个人经历，互相对照着折射出那个灾难性的年代。当时，成千上万的中国民众遭受迫害和被杀害，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四十年过去之后，今天的中国当局又将这段历史置入无声的黑暗角落里，既不作进一步的真相探究，也没有公开的纪念活动，对那场人为的灾难保持着可怕的沉默。

相比之下，纽约时报记者哈沃德.弗兰契（Howard French）发自上海的报道，这两位女士说起文革，与中国官方的沉默态度完全不同。她们两位，用王榕枫的话来说，可谓“大胆无畏、直截了当”。

在一篇批评毛泽东政敌的文章公开发表之后，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聂元梓，马上贴出了她的大字报。她在大字报上宣告，无产阶级占领了北大。毛泽东从广播里听到了这张大字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以此鼓励中国民众向党内当权派开火。

文革风云人物聂元梓　

聂元梓能够做出那样的“先锋”举动，并非偶然。查一下聂元梓履历，便可知道，她有着相当悠久的革命经历。聂元梓1921年出生于河北省滑县。1934年就读于开封市北仓女子中学。其兄聂真为中共滑县组织创始人之一。受其影响，聂元梓1937年到太原市国民师范学校接受了“牺盟会”主办的军训，1938年1 月在晋城华北军政干校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到延安学习和工作。1946年2月调任哈尔滨区委宣传部长、市委理论处处长。1953年定为行政 12级，进入中共高级干部行列。1963年调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副主任，1964年调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

聂元梓当上红卫兵领袖，只不过风光了一年。因为意识到运动有些过份，不愿继续为虎作伥，她遭到了拘留，然后坐了17年的牢房。

如今，聂元梓已是85岁高龄，靠着朋友的接济过活。回首往事，她坚持她并不知道当初那张大字报，会给她带来如此一番人生。她说：“我全然不知我们其时正在走向一场灾难。”她说，她只是作为一个忠诚的党员，执行了党的命令。“一旦我意识到不该那么盲从，不再紧跟党，甚至反对他们，马上就遭到了他们的惩罚。”

图：纽约时报有关聂元梓和王榕枫的采访报道　

王榕枫文革时才20岁。她参加了最早的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集会。当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正在走向疯狂。她在广场上听到的演说，让她想起了纳粹第三帝国的种种话语。看着那样的场面，她感到非常恐怖。在接踵而止的几个星期里，教师相继自杀，学生之间互相告发，她的母亲被指令强迫劳动。她说：“我想到了纳粹掌权的时代。”

王榕枫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署名信。那是一次颇具命运意味的上书。她在信中问毛：“你在干什么？你正在把中国引起何处去？”此信的结论基于这么一个判断：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应该为整个国家走向史无前例的疯狂而感到羞耻。她在信中写道：“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而是一个人持枪操纵全体人民的恶行。”

这封信虽然一直没有公开发表，但也给她带来了长达12年半的徒刑，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还没有结束。毛的去世，使文化大革命走向终结，却并没有马上给王女士带来新生。

虽然身体相当虚弱，但聂元梓依然斗志不减。她最近在香港出版了一本自传。她手持一张红色的名片迎客，上面印有她的像片。她拿着一个小巧玲珑的手机，在书桌上每隔几分钟接听一次电话。

被问及文革留下什么教训时，她说，“文革的教训在于，民主应该得到真正的推进，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表达他们的意见，有关国家事务和其它方面的工作。即使那意见是不对的，也必须允许表达出来，允许他人反驳。即使是今天，大字报依然应该得到允许。”

聂元梓坦承，她愿意帮助和造访文革受难者，比如当年的北大校长，她那张大字报的攻击对象。那位校长当年曾经在校园里被戴着高帽子游街。其他还有一些被红卫兵毒打和折磨过的所谓反动分子。

她说，那个更大的罪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应该是国家制度。“想当年，我们相信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你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你无论走到哪里，党都在指引着你。”

后来运动失控，变成越来越混乱时，聂元梓开始后悔自己的角色了。据纽约时报记者哈沃德.弗兰契的报道，在1967年8月与党的高级领导人的一次会见中，聂元梓试图辞去红卫兵的领导职务。可是，她的要求被毛那位权力在握的妻子，江青，给拒绝了。数月之后，她帮助师生避免了学校里反对派组织之间的一场枪战。不久，她被捕入狱。

经记者核实，纽约时报的这一报道有误。据维基百科的记载，聂元梓当时并没有被捕。时至1969年，聂元梓依然当红，出席了该年11月召开的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咐候补委员。在这之后，才被安排到江西的北大分校农场劳动。直到1971年，聂才被隔离审查。1973年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劳动。聂元梓是在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被捕入狱的。1983年，时年57岁的聂元梓被判处17年徒刑。

纽约时报的报道还说，虽然被剥夺了退休金（直到最近才解冻），并且始终受着严密的监控，还不能在国内出书，但聂女士依然为打破官方对文革的沉默而努力着。她说，领导阶层掩埋那段时期的记忆，是因为他们“害怕丧失权力。他们宁可让文革被彻底遗忘。”

与聂元梓老说自己是盲从者不同，王榕枫说她从不怀疑她在信中所指出的文革后果。她也知道自己除了挺身而出别无选择。

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者遭到镇压的几天之后，王女士离开了中国。此后，她在德国生活，做了一个小说家和国家官员。直至今日，说起因为她而受到牵累的人们，她依然会泪流不止。她那封信牵累了许多人，从她的家人到她所在的整个学校，都有人受株连，成为阶级斗争所要清洗的对象。

因为自己的勇气，王女士备受苦难。在1968年，她当时只要认错，就可能被释放。但出乎那些审讯者的意料，她告诉他们说，他们给她准备的认错书的纸太小了。他们问她，她需要什么样的纸。她回答说，“大到足以写大字报的纸。”她当时准备向毛再度重申她的批评。

在短短数分钟的电话采访中，她被直截了当地问及，1966年，她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台阶上被捕的当口，曾经喝下4瓶敌敌畏试图自杀。她引用她当时在信中所说的话回答说：“可怜的祖国，你变成了什么？”

虽然彼此站在政治棋盘上对弈的两边，并且从未谋面，但王女士向聂女士表达了她的同情，说聂女士：“是一个被人利用的悲剧人物。聂女士只是走红了一、二年，在随后的十多年里，活在一种非人的境遇里。我很高兴她依然活着，可以将自己的故事公之于世。”

王女士的怨恨仅仅针对毛泽东。她至今依然如此怨恨。针对中国官方对毛泽东7分功劳3分错误的说法，王女士表示，“要我来说，是3分功劳，7分罪恶。那场清洗把中国带向崩溃的边缘。死了那么众多的无辜民众。这是不可饶恕的。他们不是犯错，而是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