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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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农·太也夫 少将
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 少将
祖农·太也夫和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是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少数民族将领，并双双获得了一级解放勋章。两位都是俄罗斯族人。前者建国前任新疆三区革命民族军副司令员，后者在民族军也是军级干部。
建国后，民族军并入解放军新疆军区序列，二者均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军区副参谋长，行政八级。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新疆民族分裂势力抬头时，他们于1962年鼓动不明真相的六万余名少数民族部分军官和边境老百姓，一起越境逃亡前苏联，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新疆边境大逃亡”事件。
以下是关于这次事件的来龙去脉：
（1）“克格勃”分子的渗透阴谋
1962年4月初的一天，中国新疆乌鲁木齐，春风吹拂着坚硬的冻土，路边厚厚的积雪已开始融化，白杨树鹅黄色的嫩芽挂满枝头，草地上出现了一层淡淡的翠绿。天刚蒙蒙亮，乌鲁木齐军区大院里一片静寂，正在值班室值班的军区保卫部保卫科长岳耀礼，听到办公大楼外边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汽车喇叭声，他跑出门去，见大门口停了一辆吉普车。
“一大早这是上哪去？”他问司机。“这是祖龙.太也夫副参谋长要的车，到伊犁去有紧急任务。”
正在他们说话的时候，祖龙.太也夫手提皮箱，匆匆从办公楼里走了出来。岳科长忙迎了上去：“首长，您一个人到伊梨去？”
“怎么，不行吗？”“不，不……我是怕首长路上不安全，要不要派个警卫？”“那就不必了？”祖龙.太也夫冷冷地说。
汽车加大油门，驶出了军区大院，岳科长望着汽车背影陷入了沉思。
祖龙.太也夫，俄罗斯族人，中等个，高鼻方脸，一头金黄的鬈发，脸上总是红光满面。他靠在汽车椅背上，半闭着眼睛，一束轻柔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他双肩上的少将军衔被映得闪闪发光。他一会儿抬头瞅瞅车外，一会儿又催促司机快开，情绪显得焦躁不安。
1944年9月，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武装暴动，完全占领了上述三个地区，并成立了新疆民族军，史称“三区革命”。祖龙.太也夫是早期的民族军成员。
1949年8月，党中央邀请民族军总司令依斯哈克伯克、第一副司令达里力汗、苏克尔巴也夫等人参加全国新政治协商会议，8月22日乘飞机经苏联去北平，途中飞机失事，不幸全部遇难。1949年12月，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祖龙.太也夫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
这时，公路上有一辆吉普车迎面驶来，祖龙.太也夫看清了是一辆军车，他命令司机把车停下，汽车吱的一声停下了，对面那辆军车也停下。祖龙.太也夫跳下车朝那辆车走了过去，从对面车上下来的是伊犁军分区司令员马尔国夫，少将军衔，也是俄罗斯族人。
两人先是握手，也许双方都感到还不够挚热，于是又紧紧拥抱在一起……。“司令，我们今天到哪儿去？”
“去裕民县，我已经和苏侨协会说好了。”两辆吉斯车，一前一后朝裕民县驶去，沿途一眼望去，人烟稀少，草原上的雪还没有融化，仍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牧人赶着羊群在放牧。
汽车驶进了一个村子，“边防军首长来了！”人们从家里跑了出来，有人弹起了六弦琴，有人拉响了“巴扬”。
“大家跳吧、唱吧，尽情地欢乐吧！”祖龙.太也夫高叫着跳起了俄罗斯骑兵舞……
“呵……呵……呵……哎……哎……”人们随着他的舞步的节奏，一阵又一阵地欢呼起来。接着，马尔国夫也参加了跳舞的行列，他一边跳，一边摘下军帽扔到空中，双脚用力朝前踢着，发出“嗒嗒”的响声……
舞会结束了，祖龙.太也夫和马尔国夫并没有想离去的意思，他俩从汽车里拿出了白酒和羊肉，牧人们又一次欢呼起来，特别是酒在当时可是难以看到的好东西。牧民们从家里拿来了仅有的烤饼和奶酪，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喝酒，边拉家常，说来说去，说得最多的还是想吃饱肚子。
祖龙.太也夫见时机到了，便向马尔国夫使了个眼色。
马尔国夫站起来向人群扫了一眼，没有发现有党政机关的干部，便低声说道：“大家不是想吃饱饭吗？我倒是有个办法……”“什么办法？什么办法……快说呀……”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说什么的都有。“现在只有一条路，上苏联去！”人群一下子炸了窝，有人说：“上苏联，那不是叛国吗？”“怕什么，中国是社会主义，人家苏联不也是社会主义，人家还是老大哥吗！”
“别的倒不怕，就怕人家不要咱！”祖龙.太也夫一本正经地说：“谁愿意到苏联去，可以到苏侨协会去领侨民证，有了苏侨证就是苏联公民了，上苏联去就是合法的了。”于是，人群一哄而散，去领苏侨证。
就这样他们两人以深入牧区为名，走村串户做了大量的煽动工作，加之一大批“克格勃”分子，又以探亲访友，贸易谈判为由渗入中国境内，大肆活动，便秘密铸成了一个巨大的阴谋。
（2）震惊世界的中国新疆六万人大逃亡
1962年4月22日，“伊塔反革命暴乱事件”几乎在没有任何先兆，猝不及防的情况下 突然爆发了。
离伊宁市不远的霍尔果斯口岸，是中苏边境一条重要的开放通道。霍尔果斯山口的下面是一条峡谷，在多雨的季节里，它就变成了一条波涛翻滚的河流，在两个山口之间，有一座水泥桥，桥的中央有一个红点，这是中苏两国的分界点，北方为苏联，南方为中国。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前，霍尔果斯口岸有定时的中苏国际公共汽车对开。1960年之后，在中苏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双方对开的公共汽车明显地减少了。
4月22日凌晨，数十名拎着行李，拖儿带女的边民，来到霍尔果斯口岸，要求乘坐国际公共汽车到苏联去，一名边防检查站的值班人员说：“今天没有去苏联的公共汽车。”
他的话音未落，立刻招来一片叫骂声，值班人员和边防战士无论如何劝说都无济于事。这时，要求过境的人已经达到数百人，可是公路上仍有人流源源不断地涌来，这些人的手里拿着清一色的苏侨证，嘴里喊着：“我们要回老家去！”“我们要去苏联！”“你们这是从哪里弄来的证件？”当边防检查人员正在查询证件时，又有数干人赶到了霍尔果斯，口号声、叫骂声、争吵声响成一片……
值班人员急中生智提出马上打电话，请求州委派车，过了一会电话打通了，州委有关领导的答复是，等研究研究再说吧。可见包括州委领导在内也没有估计到事态的严重。
当边民们听到州委领导的意见后，有人煽动：“走呀，找那些汉人头头要车去！”一股人流又掉头向伊宁市涌去。就在州委领导接到霍尔果斯边防站紧急电话几分钟之后，伊犁州委也出现了不寻常的情况，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了的。伊宁市斯大林大街，北面是伊犁军分区，对面是区党委，东面一拐是州委，三个单位离得都不太远。
早上九点多钟，斯大林大街上车来人往，秩序井然，路口的民警在指挥交通，商店与往常一样正常营业。这时，从大街上走来一伙年轻人，他们手持木棍、扁担，一边走一边高喊着：“打死汉人，打死汉人！”的口号，并对马路两边行走的汉族群众，不分青红皂白，棍棒相加，拳打脚踢，边打边朝州委大院冲了过来，门口站岗的警卫战士，正欲上前阻拦，被冲在前面的几个人，用棍子打倒了，于是人群一窝蜂地涌进了州委大院。
棍棒、砖头、石块雹点般地飞来，砸烂了岗楼，砸破了传达室的门窗，州委的干部正准备坐吉普车外出办事，刚开出几步远，就被挡住了，车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了，有人喊了一声：“砸！”顿时把车棚车窗全砸碎了，受伤的州委干部在车里还没有爬出来，小车已经被掀翻了，又有人用汉语高喊着：“烧车，烧……” 汽车的油箱被砸漏了，汽油流了出来，有人划着了火……在这紧要关头，警卫战士和州委干部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救出了车里的同志。 汽车烧着了，火光熊熊，浓烟滚滚……
这时，冲进州委大院的至少有两三千人，不少人手里还举着土枪和火铳，冲着州委办公大楼“砰……砰……”开了火，打得门窗冒出一股股白烟。
州委办公大楼是一幢土黄色哥德式建筑，一共有四层，楼内一百多名干部，用桌椅将门顶住，边守边退，当一层失守时，一部分干部从后院撤到了离州委不远的区党委大院内，一部分干部撤到楼顶，继续坚守。闹事的人群抢了档案和秘密文件，砸烂了办公室。
州委干部守在办公楼的平台上，下面攻了几次也没能攻上来，双方僵持住了。
几个小时之后，围攻的人群包围了离州委不远的区党委，人群中有人高呼反动口号，挑动群众打砸抢。当时，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曹达诺夫，带领工作组正在伊犁检查工作，听到消息后便从军分区赶到区党委。曹达诺夫不顾个人安危，只身站到院门口的高台上，大声劝说：“大家不要受坏人的挑动，冲击党政机关是违法的，有要求可以按级反映，不要……”
“不要听他的，他和汉人一样是共产党！”“打啊，冲啊，打死这些汉人！在一阵喊叫声中，人群又朝大门冲来，曹达诺夫和区党委的干部们被迫退到了办公楼前，人群扒倒了铁栅栏墙冲到了院子里。
这时伊犁罕分区警卫连战上赶到了，战士们挎着枪连成一排人墙，挡住了冲击的人群。仅仅过了几分钟，人群又冲了上来，警卫连开始后退。与此同时，新疆自治区政府和乌鲁木齐军区，都接到了来自塔城、阿尔泰、博尔塔拉、伊犁的紧急电话和电报，当地政府和军营都遭到了冲击和包围，要求马上派部队支援，但是上级的答复是没有部队，各地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防止事态扩大。
霍尔果斯山口，人群越围越多，不少人开始围攻守桥的边防战士，一帮人拉倒了旗杆，扯碎了五星红旗，冲上了霍尔果斯桥头……这时，苏联境内从阿拉木图方向开来了一长溜汽车，有客车也有卡车……有人喊了一声：“这是来接我们回老家的，想去苏联的冲过桥去。” 人群几乎是疯狂地朝桥头挤去……
“砰……砰……”边防战士开始朝天鸣枪，很快枪被夺走了，战士被挤倒了，人群从边防战士的身上踏了过去，如同一股浊水流入了苏联境内。
在州委办公大楼上，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冲出包围，州委干部用仅有的几支枪向楼下还击，有人被打伤了，围攻的人害怕了，开始动摇了，稀稀拉拉地溃退了……州委干部趁机冲了出来。在区党委大院里，围攻的人群还没有任何要撒退的迹象，他们已经冲到了大楼前面。警卫连长在路中央划了一道线，郑重宣布：“谁越过了这条线，我就下令开枪！”没有人理会。“…他小子不敢开枪，他不敢！”人群前呼后拥，一下子冲过了白线，连长咬了咬牙，一摆手，战上们一齐朝天鸣枪……。人们愣了一下，接着又冲了上来，战士们开始朝地上射击，人们还在往前冲，子弹打到了前面一排人的腿上，有十几个人倒下了，有的是被挤倒的，有的是自己卧倒的……。“开枪了！开枪了……”人群开始散去。
天渐渐黑了下来，通向苏联各个口岸的公路上，响起了嘈杂地喊叫声，和汽车拖拉机的轰鸣声，到处是黑压压的人群，人们赶看牛羊，坐着“二牛抬杠”的大木轮车，朝着一个方向滚滚而去……
有白天过境的人，又跑了回来，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消息：“那边边境上已经摆满了奶油面包，牛奶香肠有的是，不要钱，随便吃，随便拿！全是共产主义！”“房子和帐蓬也都搭好了，想住多少，就住多少……”
人们高兴地欢呼起来……
一位叫哈依尔的村干部，躺在路中央，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乡亲们，你们不能走啊，咱们世世代代是中国人，到那边去要后悔的……”没有一个人理睬他，人们从他身上迈过去，头也不回地朝前走。一辆汽车停在他面前，车上的人骂他是挡道的狗，有两个年轻人跳下车来，像拖东西一样，把他拖上车去，汽车开动了，哈依尔挣扎着从车上跳下来，摔倒在路旁。
从阿尔泰、塔城、博尔塔拉到伊犁四个地区，二十几个县，在三千多公里的中苏边境上，几个重要的边境口岸，滚滚的人流如潮水般涌动了三天三夜，白天苏联当局用巨大的广播声指示方向，夜间则打开探照灯，一道道光柱射入中国境内几公里远，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中国共有边民六万七千余人逃到了苏联，有两个县跑得还剩几百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国际间边民外逃事件，也是中苏边境由局部紧张转入全线激烈冲突的导火索。
（3）毛泽东说：“我不相信那边就是天堂”
中国北京，中南海丰泽园。四月的北京已是春暖花开，但丰泽园里却看不到五颜六色的花草，洁净的通道两边松柏树郁郁葱葱，因毛泽东在开始住进丰泽园的时候不准许在他的住处摆放鲜花，工作人员就只好种树种菜。
毛泽东坐在菊香书屋的沙发上，漫慢地吸着一支烟，旁边的茶几上放着线装本的王实甫的《西厢记》，另一边则摆着毛泽东手书的西厢记的一段，大笔开篇，神采射人的几个大字：游艺中原，脚跟无线如蓬转，望眼连天，日近长安远……
卫士小田走了进来：“主席，总理来了。”“快叫总理到这边来。”
周恩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走了进来：“这是刚收到新疆军区的电报，伊犁和塔城地区的几万边民，围攻了党政机关之后，跑到苏联去了。”“哦……”毛泽东沉思了片刻：“恐怕又是老大哥搞的名堂吧！”“这个事件，是有组织的、有预谋的，在此之前没有发现什么迹象。”“迹象还是有的，只是我们没有想到人家会这样干。”“还有一件事，新疆军区的祖龙.太也夫和马尔国夫写了报告，要求到苏联去。”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望着窗外的一棵百年古柏：“人家把手都伸到我们军队中来了，我看愿意走的不要硬留，我就不相信那边就是天堂，我也不相信他们这样做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一些人也要走，我看是不是让赛福鼎同志去做一下工作？”“我看不必了，这件事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的，究竟谁是谁非，现在讲不清楚，过2O年，也许30年，大家会明白的。”“愿意走，可以欢送嘛！”
毛泽东的思路跳跃得很快：“中印边境那边有什么情况吗？”“我刚接到总参的一个报告。”周思来说着拿出了另一份报告。
祖龙.太也夫和马尔国夫从新疆军区礼堂里走出来，直接上了送他们的吉普车，和他俩一块要求去苏联的还有四十多名校、尉级军官。
在刚才的欢送会上，新疆军区的主要领导都没有讲话，不少人对送他们走想不通， 因为中央有指示必须坚决执行。
这些去苏人员和他们的家属都上了汽车，汽车驶出了乌鲁木齐，问中苏边境驶去。
一晃30年过去了，中苏关系解冻，全球趋于缓和。
1991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了，叶利钦宣布1992年1月2日全面放开物价，于是各共和国竞相提价，人们一夜之间发现自己几乎一贫如洗，一个漫长而饥饿的冬天来了，于是30年前逃亡到苏联去的中国边民想起了自己的祖国。
人们从莫斯科、从彼得堡、从阿拉木图乘飞机、乘火车、乘汽车赶往伊犁和塔城，霍尔果斯口岸国际公共汽车人满为患。
霍尔果斯边防站，五星红旗在高高飘扬，庄严的国徽下面，边防战士持枪肃立，当人们从桥上通过的时候，也许不曾忘记30年前那个夜晚。人们望着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望着餐桌上丰盛的食品，望着孩子们天真的笑脸……
如同大梦初醒。许多人要求留下来，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我们本来是中国人。然而遭到了有关方面的婉言谢绝，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中国国籍。
正是应了中国那句老话：30年河东，3O年河西。正如30年前，那个阻拦边民外逃的村干部哈依尔说过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真理：离开羊群的羊不会活下去，离开祖国的人不会有永久的幸福。
（4）两人简历及最后结局
祖农·太也夫（1919—1988），中国人民解放军原高级将领，新疆伊宁人，维吾尔族。1944年以后参加新疆三区革命。
1944年9月，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武装暴动，完全占领了上述三个地区，并成立了新疆民族军，史称“三区革命”。祖龙泰耶夫是早期的民族军成员。伊宁起义后，任三区政府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政府军事厅厅长，新疆民族军副总指挥。1949年8月，党中央邀请民族军总司令依斯哈克伯克、第一副司令达里力汗、苏克尔巴也夫等人参加全国新政治协商会议，8月22日乘飞机经苏联去北平，途中飞机失事，不幸全部遇难。1949年12月，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祖农·太也夫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军区副参谋长，行政八级。195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8月起到1962年4月任新疆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新疆民族分裂势力抬头时，他们于1962年鼓动不明真相的六万余名少数民族部分军官和边境老百姓，一起越境逃亡前苏联，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新疆边境大逃亡”事件。
1962年4月后离境前往前苏联，后参与分离组织活动，晚年定居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的前首都），1988年在阿拉木图病死。
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1923.3.13—1993），哈萨克族，或曰塔塔尔族（俄罗斯族）人，具有中国、苏联双重国籍。
1944年11月参加新疆三区革命，194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2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军长。1954年10月任伊犁军区司令员。1960年任新疆军区副参谋长。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获一级解放勋章。
1962年“伊犁暴乱”中出走苏联，后移民到土耳其共和国。1993年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