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大千世界，趣闻横生，细细品尝，回味无穷。
中共和苏联的关系，因为边境纠纷而变得愈来愈恶劣。苏联对中共的威胁，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越了美国。但是一些细微的发展，似乎对中国有利。在美国，尼克松总统刚上任，他公开表示有意访问中国。美国解开了本国人访问中国的限制。此外，在1969年10月，美国撤走了两艘一直巡逻台湾海峡的驱逐舰。
1969年12月3日，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华沙文化宫举行的一个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瞥见了中国驻华沙代办。他走上前去意图转达一个信息：美国已做好和中国进行严肃谈判的准备。可是我们的怯懦的代办不想和敌人交好，也不知怎样应付这个场面，唯有夺路逃跑，走下了楼梯。代办的翻译避进了洗手间，被斯托塞尔追及。于是在这个洗手间里，美方代表向中方代表（一个惊惶失措的翻译）传达了这个影响中美关系的划时代的信息。
为了证明斯托塞尔这个信息是正式的而非他本人一时的狂想，美国国务部在第二天的中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斯托塞尔和中国代表曾有短暂交谈。
不久后，高级副外交部长罗贵波召我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中国和美国已经展开秘密接触，只有几个人被选派参与此事，我是其中之一。罗贵波说:「你所有其他的责任都要让路给这项工作。从现在起，你要开始阅读所有提供给你的材料。」
由这时开始，我的工作—即利用我的特别技能给政策服务—变为集中在研究政策本身。这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仍是总理的一个全职翻译。今天我可能在一个与非洲某国元首的会议中担当翻译，明天要应酬的客人可能是一个欧洲的大使，而后天我可能陪伴总理访问某一亚洲国家。接受了这个任务，意味我要随时候命。我还要保密，不能对任何人透露一点风声，例如我到过哪里或将要到什么地方，包括我的妻子向同在内。
工作小组包括我的韩战老友过家鼎、王海容、（毛泽东的孙侄女）唐闻生和其他少数几个人。领导是章文晋。章是清华大学毕业生，曾在德国留学。他也曾担任周恩来的翻译。
1970年初当美国秘密轰炸柬埔寨以切断北越的援助线之后，中美关系修好的前景变得暗淡，直到下半年才有所改善。该年七月，周总理会见了美国作家斯诺。斯诺是1938年出版的畅销书《红星照耀下的中国》（或译《西行漫记》）的作者，此书把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公开在中国版图上，因此他在中国享有特殊地位，并被允许访问中国。在北京的乒乓球赛事上，他和周总理并肩而坐欣赏比赛。周问了很多关于美国当前的政治问题。周惊奇地发现斯诺认为美国正要从越战泥潭中抽身而出。美国陷于越战中不能自拔，而这情况的造成正是由于我们对河内的援助，以及我们容许苏联利用我们的铁路运送军用物质给北越。
周总理告诉斯诺，虽然来自南方和东方的威胁有所缓和，但来自北方的威胁却没有减少。斯诺问：「哪个较为省力，和苏联谈判修好，还是和美国？」周总理含笑回答：「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周总理的回答令我十分高兴，因为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及失去了和糟塌了这么多的机会之后，我至爱的两个国家再次找到了共同立场。
隔了一个多月，在庆祝十月一日的国庆典礼上，我被召到天安门城楼上为毛主席、周总理和毛的接班人、国防部长林彪翻译。一如既往，我站在领导人几步之后候命。我瞧见周总理领着斯诺和他的夫人走向毛主席。我立即趋前给他们传话。毛首先对斯诺和他的夫人表示热情的欢迎，并向他们介绍国庆游行的情况。他接着告诉斯诺庆典完了之后，他想和斯诺多谈几句。
毛泽东在这样一个重要场合和一个美国人表现亲密，这事本身已经非常耐人寻味。但还叫人更加惊奇的是，一直站在毛、斯两人身旁的林彪元帅，当记者开始按动快门拍摄时，突然一言不发地离开现场。第二天所有中国报纸的头版上都刊登一幅大照片，载着一方是态度安详的毛泽东，一方是满头白发的斯诺，而我则站在他们中间。我因此广为世人所知，包括我童时在美国的同学和朋友在内。
这是历史上头一次，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领袖和毛主席并排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这个中国最神圣的地方）而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普通人。
斯诺过去曾在延安山区和毛泽东、周恩来等相处了一段时期。他明白这一刻—即与毛泽东一同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这一刻—的意义。因此他后来写道：「中国领导人在公众场合的一切表现，都是有目的的。」新华社向全世界发放这帧照片，其信息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再清楚没有了：毛主席对发展中美关系有兴趣。但不幸，正如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后来打趣地说：「我们西方迟钝的头脑完全接收不到这个信息。」
被委派了新的任务之后，我不再是毛泽东的主要英语翻译员了—这角色由唐闻生担负起来。但我仍是周总理的第一英语翻译。斯诺给周做了一个访问，整整用了一个晚上。谈话中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包括台湾问题。周总理告诉斯诺，中国已准备好和美国讨论美方在保护台湾流亡政府方面的角色。
稍后，毛泽东亲自告诉斯诺，他欢迎尼克松来中国，「以美国总统的身份也好，以旅行者的身份亦好。」中国信息是否到了白宫，我们不知道，但无论怎样，我们间接得到了白宫的回应。1970年11月10日，我为周总理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做翻译。正如所有类似的场合一样，除了我之外，还有记录员和其他的外交部人员，以及叶海亚汗一方的人员。会谈涉及双方有兴趣的问题，其中并无任何特别之处。当会谈将近结束的时候，叶海亚汗突然说：「我想和总理私下谈谈，希望只有一个翻译在场。」这是一个不寻常的要求，但总理立即同意了。他指指我：「小冀，跟我来。」
在一个只有我们三人在场、紧闭着门的僻静的会议室里，叶海亚汗说他最近访问了美国，并在美国椭圆形办公室里见过尼克松总统。总统请他向中国转达一个信息。这时，我感到血脉亢张、呼吸紧迫。美国总统要直接给中国总理一个信息，这是历史上第一次!
「尼克松先生委托我告诉中国，美国人认为改善中美关系是必需的，」叶海亚汗说。「此外，总统先生还说美国不会参加任何针对中国的联盟组织。他愿意派遣一个高层密使来北京，讨论所有两国尚待解决的问题，以期最后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
我不知道周总理是怎样保持冷静的。对于我们两人来说，这好像是梦想成真。就我而言，这是个人问题；而对于周总理来说，我知道他一开始便认为中美应该是盟友。现在总算是有这个可能了。
事隔一个多月后，周总理才作出回答。他的回答是：「中国一向所愿望的，也是经常努力尝试的，是透过和平方式谈判。为了讨论中国领土台湾的问题，我们欢迎尼克松总统派遣特使来北京商谈。」周总理还提到了，虽然美国还从不同的渠道传达许多不同的信息，但这是第一次「由一个国家元首给另外两国国家元首传语。美国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好朋友，因此我们对这个口信十分重视。」
最大的公开的突破发生在1971年春天。那时日本正举行国际乒乓球赛事，中国第一次派出队伍往国外比赛。美国队中一个选手在闲谈中，向中国选手表示有兴趣探访北京。周总理获悉此事，他跟毛主席请示此事是否可以进行。毛初时认为不好，但旋即改变他的看法。于是外交部立即发出邀请。中国向美国选手铺了红地毯，「乒乓外交」成为国际媒介的头条新闻。
周总理亲自在大会堂接见美国运动员，而我是这次会见的翻译。总理告诉这些年轻的美国人，说他们正在为中美关系展开新的一页。「我有信心中美友谊的再次开展，必然得到两国人民的欢迎，」他说。美国选手静静地听着，不知怎样回应。周总理逐一观看他们年轻的面孔，然后问：「你们同意我吗？」运动员们报以如雷掌声。这之后周总理还会见了好些美国新闻记者和专栏作家，他的符合人性的言论赢得了他们的好感。他也没有隐瞒中国的问题，例如人口过多。接着的发展涉及到了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故事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了，我在这里简述如下。
1971年7月1日基辛格自华盛顿安得鲁斯机场乘机起飞，对外宣布的原因是访问西贡、曼谷和新德里，最后以巴基斯坦的伊斯兰马巴德为终站。但他真正的目的是秘密前往中国，进行中美建交前的谈判。在巴基斯坦，基辛格诈作肠胃不适。参与这个秘密任务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公开表示关注，并对媒介说准备把基辛格送到他的山区别墅，以便他能在一个幽静的环境中康复。事实上，在第二天7月9日天刚破晓，基辛格和他的随从乘坐巴基斯坦军车到了查克拉拉机场。一个英国记者凑巧因其他事务也在现场。他看见基辛格，立即打电报给他的伦敦上司。这位上司认为不可能，没有理会，结果白白溜失了一个独家报导的机会。
基辛格登上了一架巴基斯坦波音707客机，这飞机刚从北京回来，机上载有陪伴基辛格前往北京的人员，包括翻译唐闻生在内。至于我，亦已和其他主要官员先期等候在钓鱼台国宾馆。妻子向同并不知道我在这里，还以为我在地球另一面工作。飞机降落后，缓缓驶到机场一个不公开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的代表迎接基辛格一行的到来。叶剑英，政治局的资深成员，和我陪伴基辛格到国宾馆。我们乘坐的是黑色红旗牌轿车，窗帘闭得严严实实。一路上，叶帅对基辛格没有多少言语，只说周总理会在当天稍后接见他。
当天下午，周总理来到国宾馆。由于得到预先通知，基辛格等已在门前恭候。当周总理下车时，基辛格显得有点紧张，但总理的微笑以及从容不迫的态度使气氛缓和起来。基辛格伸出手，总理和他握手，然后两人一起进入客厅。吃过茶和寒喧后，双方连同各自的随从走进隔壁的会议室。会议开始时，周总理先致欢迎辞，然后请基辛格讲话。基辛格从他的公事包拿出一叠厚厚的、早已打好字的纸张，翻了一会，然后开始念。至于总理，则面前只放了一张空白的纸。基辛格顺畅地读了好几分钟，然后念到了这一句：「许多游客来到这个美丽，然而对我们说是神秘的地方。」这时，总理微笑着打断他的话：「当你认识了这地方后，你便不会像以前那样觉得神秘了。」这话把彼此的距离拉近起来。
第一天的会谈，（其中包括一个工作午餐）差不多持续了七个小时。会议结束时，已到了午夜时分，总理照例还要到中南海向主席报告。由于毛和周两人都是通宵工作，于是第二天早上基辛格被安排参观紫禁城。
唐闻生和我轮流为这个会议作翻译。当基辛格（以及后来的尼克松总统）往外参观名胜古迹时，通常是由我负责翻译。在第二天的会谈中，总理列出中美的所有重大分歧。他问，彼此的分歧既然这么严重，是不是还有需要邀请美国总统来中国探访呢？对此问题，基辛格似乎有点措手不及，但他随即冷静地回答，是否有此需要，由中方来考虑决定。吃午饭的时候，周总理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很详细的介绍。基辛格告诉总理，尼克松总统认为这是中国内部的事。但总理说，要了解中国，必须了解文化大革命。在他的长篇叙述中，周总理似乎就不能紧跟毛主席的思想而批评自己。后来我细心一想，这可能是总理对基辛格暗示，他并不完全同意毛泽东的主张。
吃过午饭后，会谈继续。周总理告诉基辛格下一年的暑天，即1972年的暑天，可能是尼克松访问中国的适当时机。基辛格绽开了笑容，他不再担心了，很明显周恩来先前的关于中美分歧的话不是当真的。最后，双方同意把访问订于1972年的春天，这样不会妨碍美国的大选活动。在怎样宣布这个消息的谈判中，有两个主要考虑。第一，尼克松的访问是尼克松本人要求的，还是中国提出邀请的？这涉及一个重大的「面子」问题。第二，而这对中国更为重要，提不提台湾和怎样去提？如果不解决这两个问题，联合公告便发不出；联合公告发不出，尼克松访华便不能成行。
第二天早上，外交部副部长黄华提出了一个新的联合公告文本，以在双方不失面子的情况下解决上述两个困难。基辛格作了一些细微的改动便接受了。这个联合公告震动了整个世界：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 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 问题交换意见。」
公告的第一段解决了第一个困难。使用「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间接的表达方式，双方很巧妙地避开了谁采取主动的问题。第二段没有提到台湾是中国的一个退让，因为任何美国改变支持台湾的暗示，都会在大选年中置尼克松于不利的地位：他的对手会乘机攻击他对共产国家不够强硬。自然，「双方关心的问题」在定义上可以包括台湾在内。在外交实务中，任何一个字眼都重要，因此都要计较和争辩。
访华公告发表后，最受这个公告震荡的国家，可能是日本，美国的主要亚洲盟友。然而，虽然日本可能因这个消息而感到不快，但她迅速反应，立即承认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许多其他国家都不甘后人，纷纷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月间，台湾失去了她在联合国的地位。有分参与尼克松访华谈判的黄华，成为联合国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三个月之后，基辛格再次访华，但这次是公开的了。他此行的目的，是准备尼克松访华后的联合公报。我参与了联合公报的准备和定稿的讨论。
正当我们的对外发展进行得十分顺利的时候，国内发生了一宗当代中国史上最为震撼人心的事。林彪，国家副主席和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竟然叛逃中国。关于此事有许多解说，但基本事实是林彪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而周总理对他亦没有使用价值。根据一个传说，该年较早的时候，林彪曾试图暗杀总理。林彪的儿子，一个空军将官，涉及暗杀毛泽东的不可思议的阴谋。也有传言说，林彪曾意图在广州设立另一个政权。根据我从政府内部和外部所得到的消息，事实是林彪知道他已内定为被清算的对象，而他不想坐以待毙。他的儿子安排一架飞机，从北京飞到他正在度假的海滨住地。飞机载了林彪、他的妻子和司机。林家计划沿着最短的航线逃离中国，即北向俄罗斯飞行。
林彪的儿子调动飞机的消息，传到了周总理处，周立即告知毛泽东，并请示是否把飞机打下来。毛说：「让他去吧！」这是一个很高明的决定，因为把共产党副主席打下来极可能被视为一宗谋杀，可能引发动乱。然而，命运之神开了个玩笑，飞机烧光了汽油，紧急降落时堕毁在外蒙，机上所有人全部死亡。苏联的法医证明了死者的身份。
经此事后，毛泽东陷入了严重的抑郁中。他的老同志和亲密战友几乎无一幸免地被打倒为叛徒、假马克思主义者、反革命，或被控以各种各样的政治罪名。国家的知识分子在鸣放和反右运动中被搞得遍体鳞伤。文化大革命摧残了千百万人的生命，以及砸烂了党的体制。仍然对毛泽东保持忠心的人，是那些当过红卫兵的年轻人，以及他的亲信。他的亲信个个都野心勃勃，觊觎权力，并利用当时不正常的政治气氛清除政敌。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出现的场合，是在电视上会见北越新总理。看到这纪录片的人都惊讶地发现毛泽东老了许多。他的肩膀佝偻着，双腿无力，摇晃不定。1972年1月，我敬爱得像父亲一样的陈毅元帅因癌病逝世。我如丧考妣，哭得像泪人一样。陈毅是文革的另一无辜受害者，死的时候尚未平反。在零度以下的天气中，毛泽东亲临陈毅的丧礼。他看起来举步维艰。根据在场的人所述，毛的情况很坏，非常衰弱。告别礼完了之后，他对周总理说：「我不行了，要靠你了。.....我死了之后，一切都交给你了。这算是我的遗嘱吧。」
周总理说不好，但毛的妻子江青疯了起来。她是一个心怀叵测、专搞阴谋的人，意图在毛死后继承毛的地位，或指定毛的继承人。她认为毛的周围有一个「间谍网」。由于她是政治局成员，她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深夜进行，其间她宣称「主席身体很好」，并指责周恩来「强迫主席交权力给你」。其实，自从文革开始，江青便阴谋中伤总理。现在更是关键的时候了，因为倘若毛泽东这时逝世并把权力交给总理的话，江青和她一帮的日子便不好过。因此她竭力打击周恩来及周恩来的人，包括我在内。
在这当儿，亦即在毛的身体发出警号及林彪事件发生仅一个月之后，基辛格来了。这是他第二次来北京，这时 -- 1971年秋天—中国的情况十分紧张。美国代表团入住宾馆之后，他们发觉迎接他们的，是张贴在他们房间墙上的反美口号和标语。谁命令张贴这些标语？无人知道，也无人承认。周总理不会这样做，而我相信也不大可能是毛的意思。幕后黑手应该是江青，她现在是进行殊死战，而她不希望基辛格访问成功，因为这会给周恩来脸上贴金。
基辛格明显地因这个耻辱而愠怒，但他把这处理得大方得体，符合他的作风。他命团员把所有的大字报和标语拿下来，集中在一起，送往我们的礼宾处。他并给足我们面子，说这可能是上一团人留下来的。双方的紧张关系，在周恩来当天稍后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美代表团时立即被消解了。周在这个场合发挥他无比的魅力和亲和感。在接着的酒会中，他致辞欢迎美国客人。这个欢迎辞从未正式发表，它是基辛格第二次访问成功的基础：
「经过了二十二年的分隔后，中美关系现在又展开了一个新的篇章，而这要归功于毛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当然，还必须有一个领路人，这人便是基辛格博士。他勇敢地秘密访问中国，这个所谓神秘的地方。
「中美人民同是伟大的人民。虽然中美两国被辽阔的太平洋所分隔，但是友谊把我们两国人民连接起来。今年，在接待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之后，我们还接待了好些美国朋友。我们希望以新的精神迎接新的时代。
「我建议为伟大的美国人民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友谊干杯，为基辛格博士和所有其他朋友的健康乾杯。」
晚宴之后，周总理穿梭宴会厅和基辛格代表团中所有的人碰杯，包括基辛格的各个秘书和飞行人员。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周恩来和基辛格的合照，这是美国官员和中国官员的第一张合照。
在公报上、怎样提台湾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还是基辛格有办法。他用了以下的表述方式解决了这一问题：「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虽然中美公报的其他内容还须修改，但上述聪明的说法成为经典的表达方式。
会谈后，正当基辛格的飞机徐徐驶往起飞跑道结束他的第二次访华旅程的时候，消息传来台湾已被取消她的联合国席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替。我们每人兴高采烈，但是无暇庆祝，因为我们要马上装备几个月之后的美国总统的正式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