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朝铸回忆录04】无知、愚蠢、荒唐、残酷的文化大革命

关于文革的个人回忆和官方记录，在图书馆中随处可见。文革发生于1966年8月至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9月其间的十年。在这期间，千百万人死亡，而死亡的人中，不知多少是受虐而死。文化大革命是这么恐怖和不理性，全世界的人都觉得奇怪，怎么可以发生这些事。当然，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

让事实来说清楚吧。毛泽东从他的半隐居地方回到城市，清除那些妨碍他重新掌权的人，代之以怕马屁者、激烈分子和对他从不说「不」的人。这些人都指望当毛泽东归天时能够霸占权力地位。这次毛泽东又再鼓动群众以助他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唯一不同的是，这次他的群众不是被饥饿逼迫的农民，而是充满激情的学生。这些学生被纵容可以任意胡为。

公安警察不止被命不要干涉，而且协助学生搞破坏。公安部长谢富治给高级干部发出指令，其中有这样的话：杀了人的红卫兵应该不应该受责？我的意见是如果人死了，就是死了。这不关我们的事。.......人民警察应该站在红卫兵的一方。我们要向红卫兵提供地富反右坏的资料。

年青人的狂热和反叛性，加上不受约束的环境，造成极大的带荒谬性的悲剧。据估计，在北京每条里弄上，红卫兵（有些只有十三岁）最低限度打死一个人；而杀人事件发生在全国范围里。有学者说：「这是在地球上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度里、受到国家政权允许的、在整个社会出现的『发狂症』。」在街上走着的人，随时可以被截停，盘问他们的背景，并被拷打，即使他们的背景毫无需要隐瞒之处。孩子们出卖父母，工作同僚互相举报，夫妻彼此批评谩骂。

文革最早的受害人之一，是67岁的著名作家老舍。他和二十多名知识分子一道，被扣上红卫兵臂带的一群十几岁的孩子从家中拉出来，集中在一座旧的孔庙里，剃上阴阳头--即一边头发被剃光，另边则保存。在整个屈辱过程中，老舍和其他人不断被高声喝骂和拳打脚踢。他们面上被涂黑（黑资产阶级分子），戴上牛鬼蛇神的标志，被打倒在地上。当老舍回到家后，他的妻子要把他的衣服剪开才能除下，因为衣服都给凝结的血迹酱死了。医疗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没有医院敢接收他，也没有医生敢医治他。第二天，他挣扎地走到紫禁城附近的一个湖边，投水自杀。

红卫兵是革命的孩子，他们大部分是解放后出生的。在官方的鼓励下，他们开展了自己的革命—为毛泽东奋斗的革命。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他们大肆破坏和杀人。教师们被枪毙、或生葬，甚或被迫坐在火药上引爆。夫妻被命令互相殴打，有时甚至打死。红卫兵虐待人和杀人的方式，「千奇百怪」，非普通人所能想及。

一句不经意的说话，便足可让红卫兵对被怀疑是资产阶级的人上门抄家，砸烂他们所有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财物，并拷打屋内的人，不论这人是年迈的长者或幼稚的小儿。就这方面来说，可称「一视同仁」，而且被伤害者是「投诉无门」。

我和我的同僚都被发生的事情吓坏了。尤其令人担心的是，外交部也有同情红卫兵的激烈分子。每人都知道，部内有人已经或可能成为红卫兵攻击的目标。

我对自己担心不大。我倒担心我的父母，他们可能成为斗争的重要目标。我想出一个方法保护他们。此法虽然有风险，但我有信心它能够收效。无论如何，坐着不动风险更大。

这个时候，很多报章刊有毛泽东和宾客交谈的场面，而在两人之间充当翻译的，便是戴着黑边眼镜的我。我站在毛泽东的右边，一个没有名字的翻译员。我把这些图片中的一帧加以放大，挂在我的办公室里。当文革正在闹得乱哄哄的时候，我把这张照片拿下来，挂在我父亲经常坐着的沙发上面一个显著的位置上。

我大声给戴着助听器的父亲说：「你坐在这里，不要动，也不要说什么话。我很快便回来。」说完，我找着街道上的红卫兵代表，「举报」我的父亲。「他是地主阶级，是资本主义分子，」我告诉他，并装得高度拥护文革剿除社会「黑五类」的样子。「他就住在附近，请跟我来，帮我闹革命。」这年轻人中了我的饵。于是，我怀着忐忑的心情，领着一群个个如狼似虎、准备粉碎一切的学生操向街道尽头我的家。到了家门前，我推开故意不关好的门。（避免要我父亲或母亲来开门。）

当我领着这些红卫兵经过回廊时，一个说：「看这资本主义家俱。」说时，他指着一张我父亲读书的已陈旧非常的座椅。我继续带着他们走过大堂，进入起居间，那里我父亲端端正正地坐着，以困惑的神情透过厚厚的眼镜观望这些陌生人。

一个红卫兵留意到他的藏书。「我们要烧掉这些书，」他说。正当他们要采取行动时，他们一个一个看到我父亲头上挂着的那幅图片，不禁大吃一惊。他们望着那幅相，又望望戴着黑边眼镜和毛泽东站在一起的我。他们的情绪好像左右晃动的悬垂。

「同志，很抱歉，骚扰了你，」红卫兵的头目跟我说，并向我躬身为礼。「我不知道你有这么革命的家庭，请原谅我们。」于是他率队离开，而我也透了一口大气。在返回办公室前，我告诉父亲务必把相片挂在墙上，不要除下。而事实上，文革噩梦还刚开始，无人知道会持续多久。

（纪念六四二十周年。题目借用巴金先生语，因手边缺乏参考书，引词容或有误，敬请读者指正。）

几个星期过去了，又是几个月，疯狂的日子没有结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停止。走到街上，随处可以见到疯狂的痕迹。屋子被搜掠，女人被剃光头，人们面部被涂黑。每人手拿着毛语录，而且要被人看到拿着毛语录，否则后果自负，甚或连累他人。每天早上十时要向「毛主席请示」，晚间则向「毛主席汇报」。接电话的时候，开口要说：「为人民服务」，而对方则回答：「完全地、全心地!」如果你不这样说，红卫兵就可能找上门。

中国成语说：「骑虎难下」。红卫兵是「虎」，毛泽东和他的一帮骑上了「虎」背。这「虎」造成了政府最高层的波动和紊乱。曾经有一次，近千个唱着革命歌曲的红卫兵包围国务院的大门，要求周总理交出刘少奇，以处罚他对毛主席的「不忠」。「老虎」已到了不受驾驭的地步。国务院要求红卫兵离开北京，同时让军队介入。然而，混乱依然继续。

这时，所有小、中、大学都被捣乱了，而且像这个样子持续了许多年。大学教授和学生都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而高等学校只能教授毛泽东著作。在外交部，我们尽己所能和极左派纠缠。我也被命出席一些斗争大会，并逐步被褫夺去一些职务，例如我再不能给毛泽东翻译，虽则仍然可以给周总理服务。外交部的正常活动停顿了，而虽然周总理竭尽所能把我们和政治隔离，我们的外交机器仍是处于半瘫痪状态。一天我回到家里，躺在我小房间的地板上，望着墙上的毛主席挂像，我对他说：「毛主席，你是否疯了？」

在这个乱疯疯的时代，出现的一个讽刺的事件是涉及唐闻生的，我父亲办报时的伙伴唐明照的女儿。唐闻生，这个当我们住在陋室时给我们送来热水的女孩，现在已完成学业并在外交部工作。由于几年之后我便满四十岁了，这个年龄对于一个翻译员来说，是继续在外交团队里向另一个部门发展或向上升级的年龄，鉴于唐闻生的英语很好，我建议她代替我的位置。

由于她是我通家之好，也是我的同事，我有许多机会跟她谈国家的形势。让我大为懊恼的是，她也变成极左派。我们比较彼此的笔记，然后开始辩论，互揭短长，最后成为争拗。唐闻生不认为中国正在发生的事会伤害许多无辜民众和危害中国的前途。最后，有一天，她控制不了大哭起来。这是我们就这个问题最后一次的谈论。我们的友谊结束了。后来，她进入了毛泽东的内层。当我想到我和她曾有争论，我感觉不安。

文化大革命正式展开约一年后，我收到来自父亲的消息，说他要见我。我到达他家的时候，见他发烧得很厉害，亟须即时医治。他招我走到他的面前，意图说些什么，可是我无法听清楚。我只能不断地点头，并好言安慰他。送他到医院去是不可能的，因为医院都被红卫兵控制了，他们热衷于在病人中找出「隐藏的反动分子」。我听到有些老年病人在医院中，不止得不到应有的治疗，还被强迫参加斗争大会，完后任其自生自灭。

红卫兵从毛泽东处学到的，是谁的学问愈大，谁便愈反动。在医院里，医生经常被命令洗厕所和擦地板，而护士和杂工则有时做医治病人的工作。翻译部俄罗斯组有一个年轻的革命派，他从没有受过医学训练，有一次在我面前自夸说，他刚给一个病人开了刀：「很容易，很简单!」

如果父亲要死的话，那就死在家里，这比在医院任人宰割或在斗争大会中让人鱼肉为佳。

我尽量在父亲面前显得温柔，掩饰我的不满和愤怒，直至他逝世为止。我父亲为这个国家付出这么多，到后来国家竟然对他弃而不顾。在此之前，我已被外交部的造反派指为「保皇党」了，因此我不敢申请放假以照料我父亲的丧事，也不敢戴上黑纱，以免给予造反派口实乘机斗争我这个「腐朽的剥削阶级的」儿子。到最后，由于造反派的作梗，我申请死亡证以殓葬父亲也出了问题。父亲死时官职是中国红十字会山西省分会主席。最后，多得内子向同的奔走，由红十字会发出了死亡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