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墙医生忆往事 江泽民是否为胡耀邦“急救”（图）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秘书、警卫、保健大夫们打破沉默，走上前台，讲述在红墙之内的所见所闻。因为近水楼台，他们对于领袖的喜怒哀乐，应该有更真切的感受。《红墙医生―我亲历的中南海往事》（王凡、东平着，作家出版社　二○○六年一月出版），正是这样一本应时而作的回忆录。

书中介绍的七位红墙医生分别是：新中国第一位毛泽东的保健大夫王鹤滨，原中南海保健办公室主任、北京医院副院长马苏高，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的第一位保健大夫周尚珏，新中国领袖保健工作见证者力伯畏，曾经担任董必武等保健大夫的王遹，“хх”后第一任中央保健局长王敏清，“хх”期间中南海保健组成员马晓先。正是他们，最贴近地直观了中共和国家的领导者们以怎样的精神和毅力在疾病和衰老加身的情况下忘我工作、冷静而理智地面对死亡这些构成高尚人格却鲜为人知的部分，为人们打开了一扇难得的窗户。

“特制茅台”见识领袖风范

中共第一第二代领导人，书里几乎都涉及到了。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到华国锋、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还有像董必武、李富春、叶剑英、陈毅、刘伯承、李先念，甚至林彪、江青、高岗、饶漱石、康生都有介绍，还有众多的民主人士。

北京中南海红墙内的故事，总能引起人们的窥视欲。

作为保健医生，有机会接触到领袖的工作和生活，又与政治保持着距离，被保健的对象对他们一般不设防，因而能有幸看到领袖们自然而然的性情流露。

开国大典的前一晚，怀仁堂里举行盛大的宴会。领导派给保健医生王鹤滨一个任务：“不能让中央领导同志饮酒过多，无论如何人不能醉倒一个。万一哪位领袖因参加这个宴会，引起身体不适而第二天真上不了天安门，责任就将由王鹤滨担待”。预防和解救醉酒，不可能有灵丹妙药。情急之下，他提出并被认可实施的“良方”竟是“用白开水偷换茅台酒”，这一临时措施也没来得及通报几位中共中央书记。宴会上，面对变味酒，几大书记的风格，跃然纸上：

“刘少奇大概是几位书记中酒量最小的了，他显然对这样的‘照顾’，毫无怨言。周恩来是能喝几杯的，当他喝到‘特制茅台’后，以为什么关节出了差错，面色骤然凝重严峻起来……毛泽东喝下‘特制茅台’后，一脸的波澜不惊……”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保健医生周尚珏对刘伯承元帅的一个特殊记忆：“他看电视从来不看战争的场面，一旦电视中出现战争的场面，他就赶紧把电视关掉，而且随后脸上会流露出非常难过的表情。”刘伯承后来告诉他：“打仗，总是要死人的。特别是在不是与外国侵略者作战，而是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死伤的双方，都是中国的老百姓家的年轻后生。因此，每一个大的战役前一两个星期里，我们都是在那里研究如何作战，一方面要研究如何战胜国民党；另一方面还要研究怎样才能把双方死亡的人数降到最低限度。你想想，我们牺牲一位战士，他的一家都要悲伤，那最后是一家哭啊，同时还会给这个家庭的生计带来怎样的损失啊。同样一个国民党士兵死了，也会殃及整个家庭。他们都是农民的子弟，一场战争要损伤多少家庭啊？”

过去，我们只知道元帅们，对战争都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对如何取胜应该最为看重，这是军人的天性和天职。没想到他们也有极富人情味的一面，对生命如此尊重，对战争如此不忍。

江泽民为胡耀邦“急救”

关于胡耀邦最后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发病的细节，作为当时中央保健局局长的王敏清在书中做了回忆。引人注意的是，他对一篇名为《胡耀邦最后的瞬间》中的细节，提出质疑。

《最后》一文中的这一细节为：“这时，胡耀邦双眼紧闭，已经不能说话。大家万分着急，慌乱中有人问了一句：‘谁带了保险盒？’恰好江泽民随身带了，就给胡耀邦口服了硝酸甘油片，嗅了亚硝酸异戊脂。”

王敏清对此坚决否认。他说，胡耀邦“自以为是胃病，他怎么可能像‘最后’一文中写的那样，听从赵紫阳等关于‘心脏病’的推测，并吃下江泽民随身带的硝酸甘油片，并嗅亚硝酸异戊脂？而且在中央领导人开会的场合，这些领导人会在不待医生出现、诊断就自己掏药给患者吃的情景，是不可能发生的，吃出了问题谁负责？”他“在现场组织抢救，根本就没人提到曾经给胡耀邦吃了硝酸甘油片，嗅了亚硝酸异戊脂一事”。

我没看过《最后》一文，也不知作者的消息来源。但是王敏清否定的理由，至少从书中看，并不充分。因为此事发生在他赶到现场组织抢救之前，他来后 “没人提到曾经给胡耀邦吃了硝酸甘油片，嗅了亚硝酸异戊脂一事”，并不等于就没有；另外，即使是中央领导人开会，突然有人病倒，现场的领导人不待医生出现、诊断就自己掏药给患者吃，不是不可能发生，因为现场最高领导人说可能是心脏病，而胡耀邦的突然发病，以这些领导人的经验，做出这样的判断，立即实施救治，完全有可能；至于说“吃出了问题谁负责”，除专业的医护人员外，一般人当时不会也来不及考虑这些，也是人之常情。

事实上，胡耀邦的女儿满妹所着《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谈到“父亲从发病到病逝的全过程”，恰好记录了这一细节：

赵紫阳大声问在座的人：“谁带了急救盒？”

坐在父亲对面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连忙往口袋里摸，回答说：“我有。来北京前医生给了我一个盒子，可是我不会用。”

有人接过药盒，把一片硝酸甘油放到父亲口里，嘱咐他吞下。

坐在父亲后面参加汇报的教委秘书长朱育理对身边的统战部长阎明复小声说：“这药吃下去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起效！”

阎明复着急地说：“那你赶快上啊！”

朱育理三步并作两步走到父亲后边，接过药盒，拿了一支亚硝酸异戊脂吸入剂捏碎，迅速捧到父亲面前……”

这些细节发生还不到二十年，现场的当事人，大都还健在，要核实其实并不难。

未成专家的遗憾

以当时内地人的眼光看，到中南海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是极其光荣的。红墙医生，都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他们对中共和领导人的忠诚，以及职业操守，毋庸置疑。做领导人的保健工作，对其专业要求虽然也高，但领导人真要有什么大病，要请全国知名的专家会诊。这样的工作性质，当然也影响到他们最终很难成为某方面医学专家，成为他们中很多人的一个”遗憾”。

书中这几位红墙医生的观察，其实仍然是远距离的：除保健之外，对其他问题，他们只能是旁观者，和领袖交心也难，除非能得到特别”宠幸”。同时，红墙内的纪律，决定了他们必须尽量回避可能了解重大问题细节的机会。比如，在”宣布了隔离审查的决定后，江青被送到一个预先安排好的隔离地点”，被安排陪伴江青的护士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甚至陪伴江青几个月，连具体的地点在哪儿都不清楚，而按规定，他们也不能随便打听。

当然，即使他们知悉的细节，有些可能目前暂时不便讲出。例如，一位享受中央保健待遇的”民主人士”，”把党和政府委派到他们那里服务的医生，特别是护士，看作是伺候他们的下人、低人一等的人”，而且借机大骂共产党，书中提到时，仍然留下情面，不肯点出名字。

所有这些，都使读者失去了进一步了解真相的机会，多少也算个遗憾。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相信书中的这几位主人公还有满足公众需求的那一天，这里也为人们留存了诸多宝贵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