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朝铸回忆录02】大跃进与毛周关系

到了1961年，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在闹饥荒。我们把原因归咎于干旱，这只是部分正确而已。加拿大送来了小麦。即使美国也表达了人道的关注。（当时美国仍然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在外交上也敌视中国。）联邦法庭的大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建议美国政府向中国提供援助以显示美国人「有清明的良知，而且古道热肠。」他是对的，但可惜这个建议没人附和，因而失去了一个和中国沟通的机会。但是，即使肯尼地总统和一些美国私人团体愿意提供援助，恐怕中国也不会公开、直接地加以接受，因为这会使毛泽东—造成饥荒的人—更加失面子。

为了减少城市粮食压力，二千五百万人被令离开城市迁移到农村去。大跃进时中国有六亿五千万人，比解放初期多了五千万人。

在有些地方，当地的军人向市民下手，成为抢匪，而非保护人民的人。中国正在分解，而虽然毛主席向党的其他领导人宣布去位，退居「二线」，但是他清楚表示，他期望这些领导人按他的「思想」去管理国家。这意思是「继续革命」和「痛打落水狗」的政策不改。

我们的高层领导人多次下乡调查，亲自看看情况差得怎样。静静地，而且勇敢地（因为有违毛泽东的政策），他们进行了一些改革。农民分配到一些土地，以耕种粮食。全民大炼钢停止了，而公社食堂也无声结束。透过层层乌云，一丝实用主义破绽而出。

但对彭德怀—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的无情镇压，却对当时的政治气氛注入了毒素。从此，再没有人敢对毛泽东的「智慧」，无论是过去的或现在的，说三道四或提出公开的质疑。

毛泽东是转换命题的大师，特别是当他辩论失败的时候。现在他要发起一个新的群众运动，目的是铲除封建的物质残余。这意味有系统地拆除古城墙，包括北京的万里长城。我们在外交部的一些人被发动起来参与此事，组织一个工作组用铁锤和铁锄去「对付」那巨大的石块。

万里长城是千年前的构造，用砖和水泥混和糯米浆而成，其意是永垂千秋。许多石块上刻着记号，说明什么时候由什么人所造，都是历史上遗留下来之物。这对我一个喜爱古物的人，真是心碎的事情。大部分的砖都打碎了，而较为完整的则运走作为建造厕所或猪舍的材料。

侥幸的是，领导人之中有些还是头脑清醒的，特别是邓小平—一个老革命，当时的总书记。他反对拆除古墙。他当时在南京，南京有着中国最美丽和最完整建于五百年前的城墙。邓静悄悄地反抗毛泽东的命令，他发出指示严禁任何人触动城墙。南京城墙因此今天仍是耸立着，但所有其他的城墙，包括好些其他难以弥补的古物，都差不多打掉了。

比毁坏物质遗产还可怕的是，对政府和党的各级官员的谴责，而这些官员都是匡补大跃进所引生的问题的人。他们成为毛泽东的打手所恶毒攻击的目标，这些打手乘机利用这个机会打倒政敌和夺权。

1962年初，在一个党的会议上，毛泽东就大跃进和公社运动作一个不愠不火、毫无诚意的自我批评。他对引致千万人死亡和亿万人痛苦毫不表示悔意。他着那些「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承认错误。于是，所有人都奉命自责，包括周总理。

许多外国的历史学家都不能理解中国这时的气氛。他们经常引周总理，认为他对毛主席过份臣服。但我经常和周总理在一起，并时常见到这两个人在一块。我觉得他们的关系远比所谓「臣服」为复杂。在外国宾客离去后他们有空坐下时，从任何角度看他们都像两个老战友一样，说说笑话或讲讲旧事。我从没听过他们彼此间有尖酸的语言。

接着以后的十数年，毛把许多和他一起打江山的老同志加以惩罚或消灭，因为这些人或真或假地要取代他，又或这些人要把中国带到一个他不愿意见到的地方去。周总理也遭到谴责，但他没有向毛反抗或与反毛的人结盟。他只是对毛的说话唯唯诺诺，而按自己认为正确的去做。例如在60年代中期当毛正和苏联抬杠时，周恩来和苏联签订合同共同向北越提供援助，并让苏联利用中国的铁路运送军用器材。当毛知道这事后，他暴跳如雷，但却没有对周采取任何行动。

在中国的领导人中，周恩来似乎是最少野心和最希望调和的人，不论是在中国内部或对外皆是如此。和谐是中国文化一个很重要的内涵，所谓「以和为贵」。毛泽东对每一事物都看到矛盾，周恩来却每事追求和谐。周恩来有一个本领，便是在不论什么情况下，他都可以「拆弹」，缓和矛盾，或在非常不可能的情况下找出共同立场。他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最宝贵的财富。他是天才的演说家。他有敏捷的头脑，且能善听人言。

国内的政治气氛愈来愈糟。彭德怀元帅发觉（以后其他人也同样发觉），你不必搞阴谋也可招致杀身之祸。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失败的反应是贬抑爱国者和破坏中国传统，这使我们非常懊恼和丧气，但有谁知道，这只是重头戏的前奏，而这重头戏是—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