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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子万伯翱忆旧:“邓朴方是我的同学”(图)

(2010-02-01 09:52:43) 下一个



万里和夫人边涛与五个子女合影。后排左起:万季飞、万仲翔、万伯翱、万淑鹏、万晓武

  万伯翱的名片上,印了十多种头衔,除了他的主业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中心主任之外,他还担任大学的客座教授、协会理事、作协会员、报纸评论员等。他还有一个没印在名片上,却被人提到最多的称谓:万里长子。“我不喜欢被人这么称呼,非常不喜欢。谁也不能靠老子一辈子。”万伯翱说。但是,媒体在报道他的时候,万里的名字总会一同出现。在朋友圈子里,他的绰号是“万老大”。提到父亲万里时,万伯翱最常用的称呼是“老爷子”,有时候也会叫“委员长”。万里如今已经年近九旬,万伯翱也已步入花甲之年。

  建国初期,他曾在为干部子女设立的西南军政人民小学读过书,“当时学校的校长是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同志,邓朴方是我的同学”。这个喜欢捣蛋的孩子给卓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若干年后,他在北戴河再次见到邓小平一家时,卓琳开口便说:“万伯翱,不调皮了吧?是少先队员了,该变成好孩子了。”

  无论多调皮,万伯翱对父亲还是畏惧的,而万里对子女的要求也很严格。“他那时一再教育我们不要搞特殊化。我从来没有用过他的红色电话,他的专用汽车我都没坐过。老爷子当铁道部部长时,有一节火车专用车,我家的一个亲戚为占便宜,想直接上这节车,就不用买票了。但老爷子说:‘这节车叫公务车,公务车是给部长做公务用的。私人不可以用公家的车。’”

  18岁时,万伯翱没有考上大学。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的万里,决意送这位长子到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进行锻炼。“那是1962年9月6日,距今整整42年了。”万伯翱对这件改变了他一生的事记忆犹新,“当时家里人基本上都不同意,妈妈和奶奶认为我年龄还小,而且猛然从一个高高在上、没经过风雨的学生,突然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个人到那种环境里去,肯定吃不消。到底行不行,我自己当时也不知道,既然父亲已经决定了,就闯一闯吧。”回忆起那段往事,万伯翱对父亲表示理解。“知识青年下乡是中央的决定,他就是中央的一员。”1963年春节前,他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想回家过年的心愿。万里在回信中说:“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快要到了,你来信问是否能回北京来探望亲人。我同你妈妈商量后,觉得全家虽然都很想念你,都想见到你,但为了你更好地进步,更好地锻炼,你还是不回北京的好。”这封信被《中国青年报》全文刊登。当年9月,该报又以头版头条刊发了《市委书记的儿子在乡下安家落户》为题,报道了万伯翱的事迹。他成了那个时代的典型,得到了周恩来的表扬。

  到黄泛区的第4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万里被打倒了,关押在秦城监狱。伴随父亲的命运起伏,万伯翱一下子从下乡知青的典型,变成了修正主义的苗子,戴上了“刘少奇的黑样板,资本主义的小黑瓜”等帽子,被“监督劳动”。

  在黄泛区一呆10年。1972年,万里的问题被定性为“内部问题”,万伯翱也随后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被保送到河南大学英语系。毕业后,万伯翱被分配到总参炮兵学院工作,虽然当时英语人才稀缺,但他穿上了军装却迟迟戴不上领章和帽徽,因为当时万里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再次被打倒。“四人帮”垮台后,万伯翱很快就得到了迟来的领章和帽徽,并晋升为连级军官。随后万里再次复出,出任安徽省委书记,在那里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此后官至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伯翱的仕途和生活也开始顺风顺水。他调入北京武警总队九支队,从基层干部干起。1986年转业时,已经是武警部队某部的团政委了。万家四兄弟都当过兵,老大的军衔是最高的。1987年,转业后的万伯翱被派往国家体育总局任对外宣传处处长,后又调到中国体育杂志社任社长、总编辑,现为国家体育总局人力开发资源中心主任,正局级。在万家的子女中,老四万季飞的职位最高,现任中国贸促会会长,正部级。

  作为高干子弟,是否会得承父荫,万伯翱坦承“不能说没受益”。“这得分两方面讲。一方面耳闻目睹,受到革命传统教育熏陶,这肯定是有利的;也有不利的,反倒因为是高干子弟,就像刘少奇的女儿要入党,刘少奇一句她不够格,她就入不了。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老爷子一句让我好好锻炼,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这一去就是10年。”

  与回忆旧事相比,万伯翱更愿意提及现在从事的工作,他喜欢说自己“推动了体育总局的一项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组织中国的优秀教练员援外,目的地大都是第三世界国家。

  万伯翱为自己推行的这个援外计划兴奋不已,并坦承60岁的自己“还是有一些改革的观念和勇气”。

  (《时代人物周报》作者薛京、马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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