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中国人的盗墓大军 九成王侯级墓葬被盗空(组图)

“据这几十年来的初步统计，中国光是被盗的古墓就有20万座左右。”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主席张柏曾于2005年7月回答日本电视协会记者提问时说，而基层考古者认为这样的数字仍十分保守。资料人员检索了1997～2006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100项考古发现，其中古墓项目占21项，没有明确资料显示曾经被盗的只有3项。从这样的统计中可以显示，10年间入选十大考古的古墓项目被盗率已经达到90%。而这个数字中并不包括与遗址相连的古墓，例如被盗的陕西韩城梁带村两周遗址，就包括周代芮国墓地。

著名考古专家李伯谦先生指出，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王侯级墓葬的被盗率达90%以上。它们包括北京房山琉璃河的燕国墓地、河南三门峡的虢国墓地、山西侯马的晋侯墓地、陕西韩城的芮国墓地和周公墓地、山东的齐国国君墓地等等。并非仅仅是在中国，盗墓，已是一个国际化的灾难，这或许是由于它过于高昂的利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高级顾问霍顿指出，全球地上和地下的文物交易额仅次于毒品和武器交易的高额利润。在中国、印度、埃及三个文物输出大国中，中国几乎拥有盗墓者在全球古墓中需要的所有东西。确切统计表明，在全球47个国家的218个博物馆中，中国文物就有163万件，而这个数字仅仅是全世界所有私人收藏量的十分之一。中国、埃及、希腊几个文物输出大国的文物流失呈上升趋势。而在中国的所有流失文物中，盗墓的获得比例接近百分之百。

盗墓现场

导语：此盗掘场景以汉王侯级墓葬为蓝本想象绘制，背景为王侯级墓所特有的“黄肠题凑”（指用柏木的中心部位按一定方向排列而成的结构）葬式。目前我国仅出土七座“黄肠题凑”汉墓。棺内为穿有金缕玉衣的墓主，其余随葬品也为王侯级汉墓曾出土的珍贵器物。盗墓贼在盗墓时通常会将盗洞打在最靠近主室的墓道内。这样的破棺盗掘，是参考了曾入选2006年十大考古发现的六安王汉墓被盗后的场景。

他们为什么盗墓？盗墓，是渊源古远的社会文化现象。盗墓行为，是和人们起初随葬生活消费品乃至发展为厚葬的情形同时发生的。民间自发的盗墓行为历代都可以看到。魏文帝曹丕说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晋人皇甫谧说 ：“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墓也。”都指出了盗墓现象的普遍。

对话“盗墓贼”

导语：他们是深牢大狱里的服刑者，也是期盼着一夜暴富的农民、城市无业游民和下岗工人，其中不乏少数吸毒者。他们有着特殊的称谓“下苦”或者“腿子”。如果把盗墓组织比喻为一座罪恶的金字塔，那么，这些曾经活跃在荒郊古墓间、昼伏夜出的一线盗墓者就是支撑起这庞大金字塔的底层基石。寻着与他们对话的轨迹，我们揭示出中国历史上体系最为庞大、阶层最为复杂的的盗墓产业链。

从陕西韩城大墓盗墓者手中缴获的盗墓工具，包括铁锨、绳索和大小不等的洛阳铲。

在河南有专门售卖洛阳铲的“洛阳探铲市场”，洛阳铲是由民国时期的盗墓者李鸭子发明的盗墓工具，洛阳铲一般可以探入地下很深，根据铲中带上土的质地和颜色可以判断所探地区是否埋藏古墓，一般如果出现五花土，就表示土是被后世扰动的，地下应有古墓。洛阳铲后来也常被应用于考古前的勘探工作。

盗者有“道儿”

牵牛、吴平、张广福和老籍，是四个刑期十年以上的盗墓服刑犯。那天，小雨涔涔。为了方便大家，也为了放松谈话气氛，我选择了集体对话的方式。当一声声 “报告”的请求由管教干部答复过后，四个身穿囚衣的盗墓人站在了我的面前。一眼望去，除了49岁的老籍之外，其余三人都是外貌朴实的农民。三比一，这个无意间出现的数字正好与资料显示基本对应——农民已经成为盗墓大军的主体。

选中他们作为谈话对象纯属偶然。可是谈话结束时，我蓦然发现在十多个候选人名单上无意点中的这几人，恰好代表了一个盗墓基础产业链条的完整单位。

说来很是有趣，盗墓这个行当，发展到今天这种大工业般产业化的规模，文化却亦如当年威虎山上的土匪，仍流行着道儿上的语言和称谓。“掌眼”、“支锅”、“腿子”、“下苦”这些古怪的名词，是一个盗墓基础产业链条中的人员称谓和基本建制。一次盗墓活动的全班人马统称为“一锅儿”，锅子里级别最高的是“掌眼”，又被称为大哥。

大哥可是这“锅”人马的灵魂，不仅具有找寻古墓的本领，也有着鉴别文物的能力。他们既可以是提供古墓线索的合作者，也可以是提出买断该“坑”出土文物的初级收购商，还可能 同时兼任“支锅”。

“支锅”是每一次盗掘活动的老板，也被圈儿里称做小老板。盗墓前期投入的资金、设备，以及后期工人的工资都由他来筹措。他们的投入是有风险的，挖出的文物如果没有被掌眼或 投资人买断，只有全部自行处理。

“腿子”是盗墓活动中的技术工人，成熟与经验使他们大多成为老板的亲信。老板不在现场时，“腿子”有着绝对的权威。

最底层的是“下苦”（干活的）。“下苦”就是民工，又被叫做苦力。通常，“下苦”们挖一个墓只能得到几百元或千元的报酬，哪怕老板收入达到千万。社会地位无情地在淘金者中划 出一条鲜明的鸿沟，“腿子”与“下苦”们通常是清一色的农民，信息、知识和社会关系的不对等，使他们很难逾越这条看不见底的沟壑。

言归正传。

身为“下苦”的牵牛是山西运城地区的农民，年近40的他上有老下有小，日子过得很不松心。

农闲时，村里一些人常去外面打工，说是跟上有本事的人挖墓挣得不少，管吃管住还不拖欠工钱，牵牛也动了心。秋收之后，忙完了地里的事，就相跟着有经验的乡党出门了。

挖墓的活不算苦，只要出力气，什么事都不用自己操心。白天睡觉晚上干活，有点儿像地里的鼹鼠。让牵牛心里没底的是这件事犯法。

乡党告诉他说，别怕，老板们一般都有些关系，出不了事儿。万一出了事，就算老板不拿钱去平，只要你手里没拿着文物，法院就不能判你，顶多拘留个十来天，就放了。

乡党说的不错，牵牛真的被抓了两次，每一次都是关满拘留期就放了。于是，他开始大起胆子学技术。如果能当上技工，不但挣钱比现在多，运气好了自己碰上个古墓，全家人这辈子的吃喝就都有指望了。很不幸，就在他们挖空了一座古墓入住旅店后，一觉还没睡醒，就被公安人员给连锅儿端了。牵牛说自己只是个从犯，手里又没拿着文物，法院判的不公。

张广福是四个人中间年龄最小的，“腿子”也是他生活中的绰号，缘由是他喜食各种禽类的腿。他爱耍小聪明，领刑13年，却一脸无辜地说自己头一回盗墓，既不是在文物保护区内，也没有盗着东西，他冤枉。

直到单独面对时，才讲了点儿真话。盗墓一般选在秋冬两季的农闲时节，一是这时候地里人少，“干活”（盗墓）不容易被发现；二是天寒地冻地气小，爆炸后人在井下不易出危险。通常，盗一个墓需要两到三个民工和一 至两个技工，时间是三到五天。炸和挖最少需要两天，而“取货”就在一夜之间。先进的定位仪器和爆炸手段提供了快捷的方法，却无法完全取代人力，所以“腿子”和“下苦”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失业。

盗墓的活儿很苦也很危险。炸出的竖井里乡党说的不错，牵牛真的被抓了两次，每一次都是关满拘留期就放了。于是，他开始大起胆子学技术。如果能当上技工，不但挣钱比现在多，运气好了自己碰上个古墓，全家人这辈子的吃喝就都有指望了。很不幸，就在他们挖空了一座古墓入住旅店后，一觉还没睡醒，就被公安人员给连锅儿端了。牵牛说自己只是个从犯，手里又没拿着文物，法院判的不公。

张广福是四个人中间年龄最小的，“腿子”也是他生活中的绰号，缘由是他喜食各种禽类的腿。

韩城周代大墓，目前已经发掘三座，有一大批珍贵文物面世。

因被盗而发现的韩城大墓中残存的墓主人尸骨，该墓已被确认为周代芮国墓地。

盗墓产业链

文物从被盗到被偷送出国的整个过程

通常盗墓产业链的整个体系是： 由下苦和腿子从墓中盗出文物，他们由于技术含量不同而领取几百至几千元不等的辛苦钱；雇用他们并为整个盗掘出资的人叫做支锅； 掌眼，是一种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人，扮演特殊角色，他们通常会寻找古墓或懂得鉴定文物，有的被支锅雇用。

有些掌眼同时拥有雄厚资金，会依据自己的鉴定眼力买下整个墓葬盗出的文物； 支锅手中的文物通常会进入二级文物市场，价格不会很高； 掌眼往往可以把手中的文物直接推向北京等三级文物市场，价格常会飙升数十倍，二级市场的文物有的直接被买主偷运出境，有的则流向三级文物市场； 三级市场的文物有的直接被个人藏家收藏或转卖，有的通过香港流向境外。

在境外商人的多次倒手之后，文物将最终到达大古董商手中，到达这一级的文物基本已被洗去全部危险信号，堂而皇之地被炒作、拍卖，最终被顶级藏家收藏。文物成交价格是最初的万倍以上，至此文物极难被追回，盗墓者也将永远逍遥法外。

封土下的矿业战争

导语：历史把鲜活的记录埋藏在我们一眼看不到的地方，望着我们拼命寻找。而盗墓像电脑中的病毒，在掠夺文物的同时，又疯狂删除了所有的记忆符号。一处处古老的土地，盗墓狂潮席卷而过。我们选择了重庆巫峡、福建碗礁及陕西蓝田等三个案例，说明当前的盗墓已演变为史无前例的狂野战争，更是中国历史和文物的疯狂劫难。

艰难守卫楼兰遗址，与陕西和三峡一样，新疆也是盗墓的多发地区，为此若羌县政府设立了楼兰文物保护站，负责楼兰遗址区域内的文物保护，保护站在坚硬的盐壳下挖出地窝子用于住宿。工作人员生活艰苦，他们长期驻扎，每隔半月往返若羌补充水、食物等生活给养。

严重破坏的三峡遗址群，景色优美的三峡地区，常可见这样往来穿梭的渔船。优美的景色不能掩盖地下的罪恶，三峡古墓几乎全部有盗墓贼光顾。

疯狂盗墓的现在进行时

当第一声爆炸伴随着震荡把村民们从睡梦中惊醒时，许多人都以为地震了，纷纷跑出家门。后来，可怕的事儿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三三两两的陌生人不断出现在田间地头；深夜，村东头的地里此起彼伏的爆炸声；放水浇田时，有人发现流进地里的水神秘地消失了；再后来，夜空中传来尖锐的枪声？？

2004年夏天，声势浩大的盗墓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战争方式，在陕西省韩城市郊区的梁带村拉开了序幕。

村民梁普会是个高大健壮的汉子，他有两个朝霞般灿烂的女儿和一个贤淑能干的妻子。参加村民巡逻队是他自己的主意，老祖宗既然在地下埋藏了好东西，他就有责任保护它们，犹如捍卫自己的家庭。

每天晚上，他和队友们倒班巡逻，不是前半夜就是后半夜，因此只能睡上半个觉。玉米长到一人高时，只听到爆炸声响，就是找不到人和盗洞，巡逻队只能排着队，举起手电一行一行地在地里搜。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们总共遭遇了十几起有组织、有计划的团伙盗墓，梁带村恪尽职守的巡逻队员们，在公安人员的支持下，令盗贼全部空手而归。

考古队长孙秉君回忆：刚来梁带村调查时，盗墓贼就跟在你身边，每天晚上都要来好几拨子，四周爆炸声不断，没有点胆子早就撤退了。

老梁和他的家庭收到了盗墓者的威胁，伴之而来的还有金钱的利诱。老梁的决定是，家庭、孩子、责任、气节一个都不能丢！

这片土地是他世代生活的地方，这里不仅勾连着他与祖先的血脉，还有好男儿守土的胆气和尊严。在实行军管前的一年时间里，全国有数百个盗墓贼光顾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村民们和沉睡的大地，都深深感受到了涌动在封土下面那狂野的寻觅。盗贼何以如此疯狂？

巨大的经济利益揭开了其中的奥秘。幸存下来的，是两周时期拥有800多座墓葬的芮国贵族和贫民的墓地（古史记录中梁国的领地）。

中国反盗墓斗争中这个成功保护的孤例，再次以震撼的方式向世人披露——中国盗墓史上声势最为浩大的盗墓活动正在进行时。

三峡遗址群

不是所有的村民都如同梁带村的村民一样，能自发组成巡逻队保护古墓。三峡遗址群就是一个反例，这里盗墓多发，几近疯狂。据统计，整个三峡工程共涉及遗址2000多处，其中重点文物保护地700多处。在此地进行抢救性发掘的考古工作者坦言：三峡遗址无一幸免。

伫立在长江边，江水拍打堤岸的声音和船只的鸣笛，伴着满山的葱绿，让人心旷神怡。在这里我结识了大力士刘有良。他挥舞着洛阳铲在峡江边奋力地钻探着，每深深打下一铲，因为土质很粘、取出来都有些费力，还要用脚去清理铲子里磕不净的泥土，但刘有良十分耐心、一丝不苟。

因为探铲就是他的眼睛，他能够通过带上来的泥土，知道十余米深的地下土层是否曾经被扰动过。

他来到四川万州余家河考古工地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天天都创下单日打探眼四五百铲的纪录（一般人用等重的洛阳铲只能打四五十铲）。发明了洛阳铲的盗墓贼李鸭子绝不会想到，100 年后，有人会将他的发明运用得如此登峰造极。

但是，刘有良也绝没有想到，就在不远处的巫峡镇秀峰村，有人比他“力气”更大，找墓的魄力更为惊人。辛氏三兄弟在自家责任田里起早贪黑地忙碌，一铲一铲地挖着地里的土，就像盖房子挖地基一般，直到把半边责任田挖成一个深坑。村里人经过这里时，总要好奇他们做什么。

老大辛玉祥回答说：“挖鱼塘。”可是，挖完了半边后，他们又把土回填到坑里，然后将另一半也像过筛子似的深翻一遍。随后，在自家院子里用同样的方法挖坑，挖完院子又来到房前屋后挖，直到把自家的地盘全部翻腾了一遍。

三兄弟虽然不知道，有个叫李鸭子的盗墓贼早就发明洛阳铲，能够深入地下探出古墓，根本用不着这样辛苦地挖来挖去；也并不知道巫峡地区是商、周、秦、汉墓葬集中的地方，但是，却无师自通地在短短的几十天里，挖出了五六座古墓。[详细]

一位村民展示盗墓者残留下的古钱币及文物碎片。

2005年9月，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中心的水下考古人员在福建东海碗礁海域下水进行考古作业，打捞上来一批十分精美的青花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