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当先,野心膨胀
关于高饶事件,邓小平、陈云同志都有过回忆,薄一波同志写过文章。我了解不全面。解放后,中央将全国划分为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大区,相应地设了六个中央局,代表中央领导这些地区的党政军全面工作。1952年七八月间,党中央决定将各大区的主要负责人从外地调北京,以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同志,1949年10月就担任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部长,而且华北局就驻在北京,所以不存在“进京”的问题。
需要从外地调进京的主要是其他五个大区的领导同志。最先调来的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同志,是少奇同志7月13日代表党中央发电报通知他来京的,来京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随后来的是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同志和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同志,来京后习仲勋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邓子恢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他们二位虽然不是当地的第一书记,但实际上主持中央局的工作。因为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同志已经出征朝鲜,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南局第一书记是林彪,第二书记是罗荣桓同志,林、罗都因病长期休养。没有多久,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也先后调来中央。饶漱石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高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5个人中,高岗的地位最显赫。他进京之前就已经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现在又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新组建的国家计委权力很大,被称为“经济内阁”。所以,当时干部中流传着一个说法:“五马进京,一马当先”。高岗的野心急剧膨胀起来。毛主席这期间提出了中央领导分一线、二线的设想。恰恰在这段时间,在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等几个问题上,毛主席不同意少奇同志的看法,有过一些批评。毛主席对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政务院工作也不满意,还撤销了由周总理任书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高岗觉得有机可乘,在背后展开了一系列把矛头指向少奇、恩来同志的阴谋活动。
在1953年夏天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高岗利用毛主席批评“新税制”的机会,大肆攻击薄一波同志。他当时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攻击少奇同志,就故意把少奇说过的一些话,当作薄一波的观点狠狠批判。会议结束后,高岗南下杭州、广州,向不明真相的干部散布少奇、恩来同志的坏话。他说,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少奇有一个圈圈,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一个井冈山大圈圈。他散布“枪杆子上出党”,说党是军队创造的,可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却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手里,应当彻底改组。少奇同志听说高岗对他有些意见,主动找高岗谈话,征求意见,连着去过两次。可高岗当面没说出什么来。
但高岗的活动没有停止。他用拉拢的办法去找邓小平同志,说少奇同志不成熟,要小平同志和他一起拱倒少奇同志。小平同志明确表示反对。高岗又去找陈云同志谈,赤裸裸地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小平、陈云同志觉得高岗的这种活动太不正常,而且性质严重,很快去向毛主席作了反映,引起了主席的警觉。
饶漱石呼应高岗的活动
高岗的活动在领导干部中没有多少市场,却偏偏得到了饶漱石的响应。饶漱石刚到中央组织部,就迫不及待地挑起事端,发动对常务副部长安子文的斗争。组织部是少奇同志分管的。饶漱石竭力否定组织部的工作,还影射攻击少奇同志。
饶漱石斗争安子文同志,就是有意配合高岗。因为他曾经是少奇的老部下,少奇把他找来谈话,批评了他,要他冷静从事,不要在组织部内部继续争吵。饶漱石听不进去。
在一些人心目中有一个印象,就是饶漱石是少奇同志提拔起来的,甚至是破格提拔的。还有人认为1942年少奇同志离开华中调中央工作,让饶漱石而不是让陈毅同志代理华中局书记,这个安排有点问题。我认为这是对少奇同志的误解。在华中工作期间,少奇同志对陈毅同志是很信任的。少奇刚到华中时,陈毅还在江南,职务是新四军第一支队支队长、新四军军分会副书记。在党内,陈毅同志是中共东南局委员。1939年11月,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合并成立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后来陈毅率部北渡长江到苏北,江南指挥部改为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兼政委。少奇到华中后打开了局面。这时在华中主要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武装三部分,除陈毅、粟裕同志领导的苏北指挥部外,还有张云逸、徐海东、罗炳辉同志领导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李先念同志领导的豫鄂挺进纵队,彭雪枫同志领导的八路军第四纵队,黄克诚同志领导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等。
由于部队比较多,少奇同志几次向中央发电报,要求尽快确定负责军事上统一指挥的人选,并具体提议由陈毅同志或八路军三个师长中来一个。当时中央没有同意,要少奇同志先统一指挥。少奇继续竭力向中央推荐陈毅。他甚至采取了这样的办法:1940年8月,少奇同志直接给陈毅同志发电报,说,苏北各部队将来由你担任战役上的统一指挥,请立即进行准备工作。同时,他把这份电报抄报毛泽东、朱德同志,目的是希望中央批准这一安排。苏北黄桥决战后,少奇同志到苏北同陈毅同志汇合。11月5日,少奇再次正式向中央发电报,“提议由中央任命陈毅同志为八路军、新四军华中各部之总指挥”。因为当时皖南事变还没有发生,新四军军长叶挺(字希夷)同志还在,所以少奇同志在电报中又说:“如叶希夷同志到华中,即由叶任总指挥,陈毅副之。”两天后,党中央正式批复,同意以叶挺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少奇为政委,陈毅为副总指挥,叶挺同志未到前由陈毅同志代理总指挥。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副军长项英遇害,新四军军长叶挺被国民党扣押。少奇同志积极向中央建议:在苏北重建新四军军部,并由陈毅同志代理军长。中央采纳了少奇同志的建议,毛泽东同志亲笔起草中央军委命令,任命陈毅同志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少奇同志为新四军政委。在党内,中央又正式任命,少奇同志为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那时少奇同志负责全面工作,陈毅同志主管军事,两人配合很好。
应该说,饶漱石在皖南事变中表现不错,在形势危急、项英擅离职守的情况下,主动站出来指挥部队。事变后又尽可能将一些失散的干部带到苏北找党。 1941年春,中央决定东南局合并于中原局,成立新的华中局,任命少奇同志为华中局书记。由于饶漱石原来在东南局就是副书记(东南局书记是项英),所以在新的华中局里,饶漱石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从1941年10月起,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多次发电报,要调少奇同志回中央工作。可少奇是华中党、政、军领导核心,工作安排不好很难离开。所以去延安的事一直拖了好几个月,直到1942年3月才动身。其中最慎重的一件事就是领导班子的安排。
少奇同志为此反复考虑,找干部征求意见,向中央请示,最后决定:他走后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由陈毅代理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并继续代理新四军军长。少奇临走前还专门召集华中局、新四军的负责同志谈话,郑重交待,今后华中局书记由饶漱石代理,但华中局的领导工作仍依靠陈毅。
阴谋败露,高岗自杀身亡
1953年12月下旬,毛主席去杭州休假和主持起草宪法。临走前毛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提议在他外出期间由少奇同志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少奇同志提出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负责。其他同志都坚持同意仍由少奇同志主持,只有高岗说:“轮流吧,搞轮流好。”这就把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暴露出来了。
1954年2月6日,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少奇同志主持会议。会上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议期间,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用热线电话直接联系。在四中全会召开前夕,根据毛主席来电指示,少奇和周总理、小平同志一起,找高岗谈话,一方面当面批评他,一方面挽救他,连谈了两次。也找饶漱石谈了。四中全会后,为了彻底查清高、饶的反党阴谋活动,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别召开了高岗问题座谈会、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揭发和查证了他们搞阴谋的大量事实。高岗见阴谋败露,大势已去,在东交民巷8号住处自杀。第一次是他自己触电,没有死。第二次是8月17日,他服了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高岗死后,毛主席亲自草拟电报,将这件事通报苏联。
高岗原来经常在家里举办舞会,影响很不好,在处理高饶事件中遭到了批评。但也提出一个问题:高级干部之间除了开会、工作,能不能比较随意地相处接触呢?也有同志给少奇提意见,说他接触人不够广泛,和同志交往少,干部有重要事才来找他汇报,小事就不来了。少奇很重视这个意见,为此专门找小平同志商量,说能不能想个什么办法,或者提供一个场所,让高级干部们能休息休息、活动活动,又能比较随意地接触交往,增进相互了解。小平同志也很同意,就在中南海北侧的文津街建了个干部俱乐部。俱乐部建起来后,小平同志去得多一些,毛主席、周总理都去过,但少奇一直没去。
包产到户是农民自发搞起来的
包产到户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一些地方的农民为了渡过困难,自发地搞起来的。出现包产到户比较早、比较多的是安徽。1961年3月广州会议的时候,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情况和做法。当时毛主席表示可以试验。对包产到户,在领导干部中认识是不一致的。有的同志是积极支持的。如邓子恢同志,当时是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他在两次派人到安徽农村考察之后,充分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并且在一些会议上明确地讲了他的观点。田家英同志起先不赞成包产到户。七千人大会以后,他带了调查组到一些农村调查,经过实地考察,田家英改变了看法,认为包产到户是农村渡过困难的有效办法,主张推广。听说他还征求过陈云、小平同志的意见,得到他们的支持。
我想少奇同志内心是赞成包产到户的。他一直有一个心情,觉得这几年由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造成群众生活这么困难,应该想出一个办法,让困难尽快过去,包产到户可能是农村克服困难的有效办法。1961年在湖南农村调查的时候,他对农民说,有些零星生产可以包产到户,如田塍、荒地。但在正式场合他没有讲这个问题。默认也是一种支持,至少是不反对。各地农民见上面没有人来制止,包产到户便愈演愈烈。有一个统计,到1962年的年中,包产到户在安徽农村迅速发展到了80%,四川、甘肃、浙江等省农村达70%,全国农村平均起来已经超过20%。形势已经迫使领导同志必须对此作出回答了。
大约1962年的六七月份,田家英同志从农村调查回来了。他向少奇同志汇报调查情况,其中讲到建议实行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这时毛主席在外地,好像是在河北邯郸。少奇同志要他赶紧去向毛主席汇报,还要田家英转告,请主席快点回北京。田家英同志打电话同主席联系,说要去汇报农村调查的情况,可能讲了一下包产到户的好处等意见。主席说:“你不用来了,我过几天就回北京,等回北京再谈。”田家英和主席通完电话,马上给少奇同志这里打电话,是我接的,说他已经向毛主席汇报过了,看来主席同意了。我忙追问他,主席是怎么同意的?怎么讲的?田家英说不清楚。我跑去向少奇同志报告,同时提醒说,我感到田家英的话可能不准,还是要先听听主席的意见。
毛泽东严厉批评“单干风”
过了几天,主席回来了,住在中南海游泳池。不多会儿,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要少奇同志马上到游泳池去。少奇同志立即赶到游泳池。一见面,毛主席就严厉地批评少奇:你急什么?为什么不顶住?叫我回来,你压不住阵脚了?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少奇同志这才明白,毛主席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后来听说,陈云同志曾就包产到户和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业生产的问题,同一些领导同志交换过意见,少奇、小平同志同意,林彪也同意,恩来同志表示还是先听取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回北京的当天,陈云当面向毛主席陈述意见,主席不表态,实际上是反对的。毛主席和陈云同志谈完话后,即找周恩来同志谈话,接着又找少奇同志谈话。
处在少奇同志的地位,他只能按毛主席的意见办,不再支持包产到户。当时,从中央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抽调了一批司局长以上干部,下放到主要产粮区帮助工作。7月18日,中央召集这批下放干部在怀仁堂开会,要少奇同志给他们作一个报告。其中有不少同志是主张包产到户的。这时他们还不知道毛主席已经表了态。后来一听,少奇同志在会上讲要巩固集体经济,调子已经变了,他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少奇同志在会上讲巩固集体经济而没有讲包产到户,但还是强调要在农村实行责任制。他说:“我看实行责任制,一户包一块,或者一个组包一片,那是完全可以的。问题是如何使责任制跟产量联系起来……这是要研究的。”没过多久,1962年的七八月间,中央在北戴河开工作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多次讲话,讲阶级、形势、矛盾,批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毛主席说:现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农村集体化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还是集体化?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从此,包产到户被当作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受到长期批判。
高饶都是有能力的不次于刘,没刘手腕阴.枪里出党是毛说的,是毛最根本的思想.
毛在62年看清了刘,为弄死他不惜把全国都折进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