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大千世界，趣闻横生，细细品尝，回味无穷。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号上午，我来到北京大学俄文楼，这是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总部办公地点。午饭后我就顺便在工作人员宿舍睡个午觉。当时我担任北京航空院会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职务。我也是首都红代会核心组的副组长。对于大学红代会的日常工作由我校陈良同学，常驻红代会代表我处理。大部分时间忙于北航的运动。
熟睡之中，我被陈良叫醒，他很激动地说：“快、快起来，清华出事啦！多少万人把清华包围了，工人要强行拆除武斗工事，！”
我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拍手叫道，“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陈良问：“怎么好？
我说：“这样不就把武斗问题解决了吗？”
陈良说：“还搞不清怎么回事！”
我下了床说：“走，我们去看看。”
我们就赶紧从北大往清华走。清华大学围墙外面的路上人声鼎沸，停靠着许多卡车、吉普、大轿车……我们走近看，车上贴着“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等字样。路边、树下、河坡到处是密集的工人。他们处在热烈而有组织的状况。
我看着这样少见的情景，想起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员会跟我们讲过的话：“我可没你们那么大的胆子，一声令下，随便就在北京开十万、二十万人的大会。我开一万人的大会都要请示毛主席。”谢富治是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北京军区政委，还是军委办事组成员。
我对陈良讲：“这么大的行动，调动几万人可不是儿戏！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北京，谁有这么大的胆量？党中央，毛主席能不知道吗？” 我们边走边看，我走到队伍里去，向一些工人师傅打听：“请问，谁派你们来的？怎么动员？”
“不知道。”
“领导组织我们来我们就来，别的我们也搞不清”。问了几处，工人们是听从厂领导安排来的。内情没谁说得清
我们绕到北面清华附中，从北面小门进了清华园。从北京四面八方来的老百姓摩肩接踵。听说清华出事了，外面的往里拥想看明白，里面没看出名堂的往外走。人流涌动。
清华园高音喇叭像炸了锅，声嘶力竭：“工人同志们，工人同志们，你们受骗了，杨余傅及其黑后台，操纵你们镇压红卫兵……”
我听到这个广播脑袋嗡地懵了，又急又气地跟陈良说：“这是谁定的调子？这个定调子的人要撤职，这么大的事情还没搞清楚，怎么就可以轻率地说是杨余傅黑后台操纵的呢？定这样的调子太被动了。”
在迎面过来的人潮里，正巧碰到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李冬民和陈文香。李冬民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陈文香是委员。他们从清华校园里看热闹往外走。我赶紧问：“冬民，到底怎么回事？”
李冬民也说不清。
总之，此时清华成了全北京的热漩涡。在人群里挤来挤去也搞不清怎么回事，再往里进也进不去了。真是问不清，看不明，听不懂，心里急，没办法。只好改变方向跟着人群往外奔。决计回北航再想办法。走到四道口，还遇到从清华被冲出来蒯大富的部队。我又问到底怎么回事，回答是：“工人来拆除武斗工事，于是跑出来，散落校外。”
我回到北航，就千方百计想和蒯大富取得联系，我打电话给清华大学总机，找蒯大富，电话总机回答：“接不通，找不到人。”
我又急不可奈地给市革委会领导打电话，也是找不到领导，在电话里我问市革委会工作人员怎么回事回答搞不清。我只好在电话里请他们赶紧把情况向中央汇报并非常严肃地强调搞不好要出大事的。
找不到上级领导，我无可奈何地坐在四合院院井的台阶上，真是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毫无办法，望着天，恰见浓云密布，我仰天击掌：“老天爷、老天爷，你快下雨，快下大暴雨，把工人和学生分开，只要过了今夜就好了”。
晚饭前后一场大雨把天地冲刷得清新宜人，有人说清华那边已经开枪了，准确消息搞不清。晚饭后，我心潮难平，叫上尹聚平、朱芒大、蔡新荣三个学生出门散步，我们从北航南校门走出，向北医三院方向漫步，快到了三院门口，看到路旁一堆石头子上蹲着四五个大孩子，有男有女，中学生模样，我走过去问：“这么晚了，你们怎么在路边待着？从哪里来？”
他们说：“我们是广州来的中学生，住在清华大学了解运动情况，今天那里出事了，我们跑出来，找不到去处，只好在路边待着”。
我说：“那怎么行，走、跟我走，今天晚，我給你们安排”。一个小男孩说：“只要有个坐在的地方就行，明早天一亮我们就走。”我把他们带回学校，交給尹聚平，让她去安置。我就休息去了。疲劳，疲劳，睡着了。
电话铃惊醒我的时候，大概是深夜二点钟，是北京卫戍区军代表刘丰来的电话。刘丰说：“韩爱晶吗？今天夜里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要我通知你来开会。”
我说：“可以派别人代替我去吗？”
刘丰说：“中央首长要你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口。”
我起床，准备纸和笔又打电话给汽车班，请司机到红旗院门口，即驱车赶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口。
奇怪而令人不解的是，这次等待中央首长接见与哪次都不同，似乎有一种受冷落的感觉，不是直接进大会堂会议厅见中央首长，而是在进门的过道口坐下来等。
我到大会堂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和开会次数已记不清，早就习以为常。如果是重大活动有正式入场券，一般从东侧正门进大会堂，有时还在主席台就坐。至于平时，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接见，我们一般从南门进，汪东兴同志经常站在门外接我们，说一声：“来了？” 握握手我们进去。在会议厅，比如安徽厅，或福建厅，或江苏厅坐下，等中央首长。如果学生、工人、农民代表来得多，那么我们先在小客厅里等。周总理、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领导总是先跟我们北京主要的学生头头，工人头头小范围谈谈，听听我们反映的情况，见面10分20分钟左右，然后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再到会议厅。那时在安徽厅接见次数最多。周总理，中央领导在台上，我们就坐在下面，有几十、几百的学生、工人、外地来京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坐在一起，往往每次接见要持续一两个小时，这种会议是文化革命时，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与群众对话的最常用形式，所以这种会议的记录稿，在文化革命中也是流传很多，影响很大的。
可是这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我们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只允许进到过道门里等着。
聂元梓、我、谭厚兰、王大宾先后来了，坐下来等着，很自然我们议论起今天清华发生的事情。王大宾严肃地说清华学生开枪，打死工人，聂元梓说这么多工人包围清华，她白天已打电报给中央反映这一情况。
等了大约二十分钟左右，谢富治副总理出来问：“都来了吗？” 我们说蒯大富还没来，谢富治对我们说：“不等了，进去吧。”
我们跟在谢富总理后面向里走，因为我年龄最小，脚步快，走在前面，挨在谢富治身边。到楼道中间要向右拐时，谢富治突然停住脚步看看我问道：“身上有小刀没有？”
我们也站住了，我说：“没有。”
谢富治弯下身子，用手把我卷起来的裤子抹下来。因为天热，我白天把裤腿卷到膝盖上。谢富治又站起身说：“快进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们好一会了。”
他这句意想不到的话所表达的内容跟他刚才在外面平淡的表情跨度太大。我觉得好像一下飞腾到云雾之中，顿时有迷离为梦的感觉，简直不敢相信，也来不及想什么。
我们快步，跟着谢富治往里边一个门走去。后来才知道这是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我还是走在前面。
走到门口，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后陪同的中央领导已经在门口迎我们。我们三步并着两步走上前去，毛主席也往前走动一下，我们非常激动地跟毛主席握手，嘴里说：“毛主席，您好！”
毛主席说：“都是一些年轻人”。
我们又依次跟其他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毛主席还跟黄作珍同志握手说：“你叫黄作珍？我不认识，你没被打死！”
然后，毛主席要大家坐下，我们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这是毛主席会见客人，召集中央领导人议事的一个厅室，一个一个沙发围成大半个圆形，沙发旁边有茶几，茶几脚旁有白色搪瓷痰盂。可以看得出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刚才已经在这里碰头议论了一个时候，也正是我们在外面走廊口等待的时候。
陪同毛主席接见我们的有：毛主席的接班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元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毛主席夫人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林彪夫人叶群、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北京市革命委员副主任吴德。在我们坐定以后，大会堂女服务员给大家分别倒了茶水。
江青说：“好久不见，你们又不贴大字标语。”
毛主席说：“还不是在天安门上见过，又没谈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啦，其实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
我赶紧拿出钢笔和纸一边听一边作记录。我看着毛主席他面色健康，大概因为经常游泳的缘故脸上皮肤映着红褐色的光泽，微黑，如同古柏，显出超人的神圣。毛主席问：“蒯大富没有来？是出来不了，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回答：“恐怕是不肯来。”
我觉得谢富治说的太不合情理就急忙替蒯大富解释说：“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是知道中央领导接见不会不来，他要是见不着毛主席，他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主席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你们就给吹。我问他们怎么对待校园的武斗，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
毛主席一边说着，一边抽紫褐色的大雪茄，当时我不懂，心里想毛主席怎么还抽卷烟叶？毛主席偶尔咳嗽，声如钟磬，清脆顺畅。
毛主席转向聂元梓问道：“工人和学生这样搞几万人游行。听说你们那里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井冈山兵团？”
温玉成和黄作珍说：“不是他们，北大和那个单位冲突了”。
聂元梓说：“是和农科院，我们还在门口摆了茶水，他们骂我们二流派，老保，还骂我破鞋。”
我说：“不要在主席面前说这个。”
毛主席说：“那不知道，抓黑手，这个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商量商量，蒯大富说去了十几万。”
毛主席说：“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办法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方法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受学生大多数欢迎。大专校院五十九个，打得凶的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能力，至于如何解决呢？你们提出意见。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就必合。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井’ 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公社’ 。就像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布’，另一个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孟’。”
毛主席说得大家都笑了。主席又接着说：“如果你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第三个办法，那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能解决。你们搞了两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一统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哪？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说怪话。”
毛主席把脸转向王大宾问：“王大宾你的事情好办一些吧？”
王大宾说：“那几个反对谢副总理的、反我们的人都跑了。”
谢富治说：“他的二把手聂树人要夺权，说他右了。”
毛主席说：“他就那么左？马克思！”
王大宾说：“那是他们挑拨关系、聂树人是一个好同志，出生又好，苦大仇深，这个人很正直，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
毛主席说：“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那么远，你坐过来些。”
林彪说：“来嘛。”
谢富治说：“去、去。”
王大宾起身坐到另外一个靠近一些的位子上。
毛主席说：”事情都要留点余地，都是学生，你们也没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就是因为关键两派忙于武斗。这个斗、批、改不行，或者斗、批、走，学生不讲了吗？斗、批、走，斗、批、散。现在的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的坏话的多起来了。聂元梓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的打起来，有时候三百，有时候一百五；哪里有林彪，黄永胜的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出三万多。”
林彪说：“哪有黄永胜那么多。”
毛主席：“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他们叫你佛爷爷，叫你佛爷老巢。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你还是个小辫子嘛？你就要下放？在学校读了十几年书，大家赞成你下去，我怕你走不开，你走了谁来代替你呢。”
谭后兰说：“都安排好了。”
毛主席说：“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骂你们黑手的，我也是偏向你们这一边，你们回去一讲，我们有偏向，井崗山四一四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嘛？”
温玉成立即起身打电话叫卫戍区放人。
毛主席接着说：“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点。北大井冈山有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方法就按照辩证法，而且不要住在一个城市里，就一分为二，一个南一个北，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冈山搬到南方，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自己清理自己的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那老佛爷老巢一捅就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你们大概还是留一手的，所谓……根子。留一手也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你们赞成……什么？听说不是一个凶手戳你吗？知道也不要一定抓。算了，明明知道是谁也不要说啦。不过你以后要注意点、不要一个人乱跑。”
江青说：“她有人保镖。”
聂元梓说：“没有”。
聂元梓说：“地质学院支持他们，半夜里抄我的家，到北大游行，把破鞋挂在树上。”大家沉默片刻，相对无言。
毛主席说：“人家说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这个聂家就是不好。哥哥不好是哥哥，姐姐不好是姐姐 ，为什么一定要牵连妹妹呢？”
这时有人进来报告说：“还是找不到蒯大富。”
谢富治说：“广播了，点名说中央文革要找，要请华蒯大富来开会，他就是不肯来。”
毛主席说：“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我看是好的，这个经验很多。”
江青问：“是他自己不愿意来，还是出不来？“
谢富治回答：“我估计有人控制他，有人控制他也不紧。”
姚文元说：“有可能。”
毛主席又问：“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大宾说：“我那里没有，就是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和保守派夺电台干了一下，是伯达同志派人救援我们，以后我们就没打过。”
毛主席说：“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内部就没打过架。”
毛主席风趣地说∶“韩爱晶，你是韩信的后代，很会打主意，是个谋士啊？”
我说：“我们学校工农子弟多，比较朴实，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分裂为两派。”
姚元文说：“我才不信呢？你们那里就没有不同意见，纯之又纯。” 姚元文总把头翘得高高的，一副谁也瞧不起的样子。
康生说：”韩爱晶不是你说的那样吧？！”
毛主席：“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那么坏，人家很难受。”
我说：“蒯大富周围有一批人，里面比较杂，运动初期靠写大字报起家的人权少了，搞武斗的人权多了。要求改组总部。蒯大富控制不了。”
毛主席说：”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一个两百人的兵团也没解决得了。弄得你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女皇啊！今天四个，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还不能走，给他们恢复粮食，出出进进，那些人也够惨的，造反兵团是个湖南‘省无联’式的大杂烩，因为他夺权嘛！别的有些学校都参加了。
我说：“我也参加了。”
江青说：“韩爱晶想颠覆人家谭厚兰。”
毛主席说：“你也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青年人就是做些好事，也会做些坏事”。
毛主席又说：“你们说中央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恩来在三月二十四号，二十七号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永胜同志、温玉成同志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么一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就打，也可以，越大越好，两方面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什么打，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江青说：“败家子。”
毛主席一边抽雪茄，一边说话，有是还用火柴重点雪茄。
毛主席说：“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的神通，调起兵来只调两三百，你的兵跑哪去了嘛？还得靠工人、复员军人为主力，没有那个你还是不行。护兵，林彪同志多哪！给你几千、几万，可以把井冈山统统灭掉嘛！这个问题也不要在这里答复。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些会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彪说：“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的四个方案：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主席说：“一分为二，就是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双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多空地，中南海地方很大，接待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你聂元梓来，或者候汉清来，你们不是杀牛宰猴断羊腰吗？牛是牛辉林、侯是侯汉清、羊是杨克明，这三个人我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青年人嘛！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宇报杨克明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宇报分成了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会打起来呢？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又不行二年，我说三年就三年嘛！我说不行要多少时候就给多少时候，反正人是在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二年，四年，八年，你还不是在哪里过一天长大一天。斗、批、走也是一个办法，谭厚兰不就是想走了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还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新生呢？不招新生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这个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看现在高中比大学的课程还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这专业课先生都不大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元梓说：“我不是哲学家。”
江青打趣说：“她是老佛爷。”
毛主席说：“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来的吗？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彪说：”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主席说：“如何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写小说，每周给我写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诗歌。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是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见什么了！”
周恩来说：“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都僵化了。
毛主席说：“我跟你们讲讲马、思、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大学读完了。其他人都没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半年，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是怎么学的呢？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他是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二年。”
叶群马上奉承说：“江青自学很刻苦。”
毛主席很不高兴地冲着叶群说：”你不要又吹她。学问才不是靠在学校里学来的，以前我在学校里很不规矩的，我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考试嘛！60分以上，80 分以下，70分左右，好几门学科我都不搞的，再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有时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了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嘛！因为一笔交卷最快。”
林彪说：“我读中学，读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又没有中学文凭，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主席说：“现在办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彪说：“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到了四期加长了。”
毛主席说：“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呢？不太多；，实际学一些军事，教练。”
林彪说：“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里几天一目了然，读书结合不起来，百闻不如一见。”
毛主席说：“我就是没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我说《孙子兵法》我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
林彪：“那时候你叫我给你找、我没给你找到。”
毛主席：“遵义会议的时候，我跟谁辩论……”
毛主席记不起那个人的名字，看看周总理。
周恩来说：“是何XX。”
毛主席接着说：“他问我《孙子兵法》你看过没有，我问他：《孙子兵法》有多少篇？他不知道。我问他第一篇叫什么？他还是不知道。后来我写什么战略问题才把《孙子兵法》粗粗望过一遍。”
江青说：“……”
毛主席说：“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密尔就是兵法，阿达密尔孙子就是《孙子兵法》，还是学英语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亏，学外文要赶快，年轻时学好，谭厚兰你学什么？”
谭厚兰说：“我学俄文。”
毛主席又转向我们， 我和王大宾也作了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