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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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16岁的日本女士山边悠喜子参加了中国东北地区成立的“民主联军”。她跟随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该部队整整8年时间，走遍了全中国。山边最近接受了共同社的采访,讲述了作为一名日本人鲜有的经历，并谈及日中友好和战争索赔问题。
“没有部队那么安全的地方”
山边随父亲于1941年赴中国住在伪满洲国本溪。1945年8月苏联的参战给在东北的日本人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的统治者变为战败者,“战无不胜”的关东军早早就逃走，当地日本成年男子都被征用去了前线，而身边没有男人的日本妇女老幼不知道如何活下去。进入东北的苏军因军规不严，使那些可怜的妇女们遭受凌辱摧残，身边的手表、现金之类的现有物品也都被抢走。而投降后的日本政府无法保护他们。因暂时无法立即回国，使这些日本人只好呆在当地成立了 “日本人居留民会”互相帮助。
1945年 12月，仅仅16岁的山边通过居留民会得知中国民主联军征集随军人员不论国籍的消息后，“为了吃饭，为了生存”报名参军当了随军护士。当时山边的家人也劝她参军，她的父亲说，“这个军队与其他的军队不同，虽然外表上衣衫褴褛，但很得民心，不会害你”。当时山边所在的本溪日本人女子高中，学生都受到过简单的包扎等急救医疗训练。山边参军后才知道，包括她的同学在内有几十名在本溪的日本人都参加了民主联军。
“本来以为只是几个月就能回家，可是部队里吃得饱，生活也快乐，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原本单纯的山边在国共内战开始后随部队移迁，亲眼目睹了以中国农民为首的老百姓多么的支持民主联军,慢慢地了解了它的真正意义。她说:“农民睡在炕上,战士睡在地上。农民主动提供粮食，部队保护农民，翻身闹革命。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跟那些傲气的日军完全不同，这确实是人民的军队。”
当记者问山边是否害怕战斗时，她说：“没有军队里面那么安全的地方了。老百姓支持我们，虽然经常看到血淋淋的受伤战士,但从未感到过危险。“
“在部队内部也非常民主。每次战斗前，指挥员都与战士开会，讲战斗的意义及研究如何部署。战士们也因此积极参加战斗，非常勇猛。战斗结束后总是开会总结经验，提高自己的战斗力。部队还经常开诉苦会，宣传革命道理，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山边从本溪随军南下，用双脚走遍中国大地，一直打到广州。后来因全国已解放,上级决定让她们复员。1953年3月，山边悠喜子坐船回到日本，时隔8年与父母再会。她说：“当时我对部队有感情，认为那次回日本只是暂时的，见父母后本打算马上回中国。可是因要赡养我的父母，客观条件不允许，所以只好留在日本了。”
“尊重对方的尊严是友好的基础”
山边回到日本后，为了生活奋斗了30年，到1984年工作退休后决定再次去中国。她说:“我要重新学习历史。在日本学校教的历史和历史真相不同。” 山边在得知她在部队时的指导员在长春任白求恩医科大学副校长后，马上赴长春找他，并担任了该大学的日语教师。山边说:“学生们非常热心，一下课就到我宿舍来问日本的这事那事，要全面了解日本。他们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先进国家的日本还存在外国军队呢?’这个问题令我深思。”
当时一家报纸介绍了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所著、揭露731部队的《恶魔的饱食》，山边就开始关心有关731部队的最新线索。1990年中国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决定详细调查“东北沦陷14年史”，有关人员要结团在吉林、黑龙江、辽宁、宁夏等地进行考察日本侵略历史。山边马上报名要求参加调查。得到中方同意后参加调查的山边，亲眼目睹了日军所进行的惨不忍睹的罪行证据，并得到了受害者的珍贵证言。“当初是我要知道历史的真相。可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话，就对不起那些提供证言的人”，山边回到日本后，开始社会活动，揭露731部队等日军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
山边与其他人一起成立了“731部队展览实行委员会”，向日本老百姓介绍731部队为细菌战进行人体实验等罪行的证据和证言。山边还翻译了《日本的中国侵略和毒气武器》等书，向日本人讲述了中国人的受害情况。
山边非常关心中国劳工起义而被杀害的“花冈事件”，及中心人物耿谆在日本打的损害赔偿官司和对此日本人所表现的态度。此官司虽然最后受害者和日方“和解”，但是因加害方没有彻底认罪，部分原告表示不同意。山边也对此很有意见，她说“日本人认为用钱就可以解决问题。一些支持受害者的人也傲慢地认为是他们的帮忙才有此结果。日本人没有尊重受害者的尊严”。山边最近又翻译了中国作家旻子的《尊严》，书中强调称“我们应该尊重受害者和遗族的感情，重新考虑怎样才能够恢复受害者的尊严。”
山边说：“我忘不了参军时中国指导员讲的‘不患贫，而患不均′那句话。不了解对方的心情，就没有友好基础。我们互相平等才有真正的了解和友好。现在的和平来之不易，日本年轻一代人应该深知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