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大千世界，趣闻横生，细细品尝，回味无穷。
江泽民的毕业照，摄于1947年中期，21周岁前几个月。(上海交通大学提供)
“他逐渐成为我们中间的领头人。”
1943年，江泽民成为南京中央大学机械电子系当年录取的8名学生之一。
他与该系的其他3名新生合住一个寝室，他是他们中间年龄最小的一个。“我对江泽民的第一印象是，他还只是一个少年，他真的非常年轻，比一个孩子大不了多少。”他当年的
室友童宗海回忆说。“但是我们很快发现，他绝对不是我们的‘小弟弟’。我们的初次交谈是关于我们的家乡和家庭，他让我觉得很自在。我感到我能够信任他。”
江泽民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大学生活。大学第一年和第二年开设的数学和理工科课程，使学生们都感觉到了压力。江努力学习，常常靠自学就领会课堂上所教的内容，随后，便会帮助其他同学理解这些东西。日复一日，他们一起在课堂上听讲，又一起做作业，慢慢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的老师每周，有时甚至每天，都要布置大量习题。江痛恨在解题时半途而废，他会不停地尝试，直到解出棘手的难题。
江同时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同学们觉得他很风趣，而他也善于交友。江的衣服不多，但他总是衣着整洁。他在挑选密友时非常谨慎。尽管他年龄很小，但却有许多人常来向他讨教。
“江生活简朴，”他的朋友童宗海说，“他逐渐成为我们中间的领头人。”
江泽民的一个室友是他的扬州同乡，家境富裕。有一次，同乡的父亲到学校来看他的儿子，两人邀请江到一家昂贵的饭店吃饭，但是当得知他们没有请另外的室友时，江礼貌地回绝了。父子俩坚持请他一道去，但他就是不肯答应。最后，同乡的父亲说，“如果你跟我们一起去，我就请上你的另外两位室友。”直到这时，江才同意一起去吃饭。
和普通学生一样，江和他的室友喜欢聊天和播放音乐，直至深夜。江还喜欢体育锻炼，尤其是引体向上。
“你想知道江泽民在大学时代最开心的是哪一刻吗？”童宗海问道，同时咧嘴一笑，“那是他赢得一次引体向上比赛的时候。我们把寝室门框上的横梁当作单杠。搞这个比赛是江泽民的主意。”
后来，引体向上比赛在他们中间频繁举行，而且每次———总是由江先提议———他都能赢。在最佳状态时，他能做24个。
“他不会拉到‘一大半’就算数，”童补充说，“每拉一次，他都要尽力让自己的下巴越过横梁。”
“虽然还很年轻，但江泽民已经开始肩负起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责任，并甘冒生命危险走上对敌斗争的前线。”
尽管学习生活令人愉快，但现实世界的侵扰还是无处不在。由于南京当时是日本占领军支持下的汪精卫傀儡政府的首都，日本兵随处可见，总是以征服者的姿态招摇过市。
江泽民上大学第一年的12月中旬，鸦片泛滥成为学生们沮丧情绪的焦点。童回忆说，“日本人占领南京以后，大烟馆就像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到处都是。很显然，有日本人在背后支持。我们极为憎恨他们的这种恶毒政策。”
一天下课后，江泽民一阵风似地冲进寝室。他向大家报告说，学生领袖们正在计划采取行动。“昨天晚上，我们的一些同学出去封烟馆去了，”激动的江告诉他的室友说，“但那些没有良心的烟馆老板叫来了日本宪兵，把他们毒打了一顿。有几名学生还受了伤。”
“今晚，”江小声地说道，“我们要集体出动———人越多越好。我们都得去。”
虽然他的室友们也很想打败日本人，但他们并没有立刻就响应江的号召参加行动。“我们当然感到担心，”童说，“那些老板都是帮会分子。我们只不过是一些青年学生。我们凭什么和他们斗呢？如果我们真的砸了一些烟馆，会怎么样？我们会被认出来，列入黑名单，一个一个地被清除掉。”
但江坚持道：“人少了不行。”他恳求他的朋友说：“请和我们一起去吧。不管怎样，我们今晚都得去。”他慷慨激昂地谈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性，直到两个室友同意加入。
当晚，数百名学生在学校的运动场上集会，来自南京其他高校和中学的学生也同时向这里聚集。很快，一支1000人的学生队伍开始向市区进发。在行进途中，队伍不断壮大，总人数最后增加到了约4000。
最初，只有17岁的江泽民和他的室友走在一起，但不久他开始在游行队伍中前后穿行，来回传递消息。“他的脸上都是汗。”童说。
每到一处烟馆，学生们就会给里面的瘾君子上一课，告诫他们吸毒的害处并劝他们戒毒。学生们要求烟馆老板交出鸦片和各种炊具。一些老板乖乖地交了出来，但另一些老板则试图反抗。童回忆说，“他们拒不交出，我们就开始砸烟具，把它们扔在地上摔得粉碎，我们雇了一些人力车来拉我们的‘战利品’。走到国府路原国会大楼附近的广场上时，我们卸下所有没收的东西，一把大火把它们烧了个精光。”
整个晚上，汉奸和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一直尾随着学生队伍，但学生们继续前进，他们一路高呼口号，在凛冽的寒风中紧靠在一起，毫无畏惧地唱起了《毕业歌》。对于江泽民来说，这一时刻使他得到了很有意义的几点启发。他从中领会到，群众的力量既可敬又可畏。他也从中领会到了冒险的必要性。他还认识到象征性变革与真正的变革之间的区别。这些启发将使他终身受益。
童宗海回忆说，“虽然还很年轻，但江泽民已经开始肩负起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责任，并甘冒生命危险走上对敌斗争的前线。”尽管江直到后来才知道共产党在这场抗议活动中所起的幕后作用，但从那时起，他的命运已经同共产党联系在了一起。
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军投降。中国学生个个兴高采烈。然而，9月26日，国民党发布一项政令，名为《沦陷区大学学生重考程序》，宣布抗战期间在这些学校修得的所有学分一律作废。所有的大学生都必须重新参加考试。
童宗海不久得知有一种变通方法。他的一个朋友有国民党高层的关系，童从他那里得知，凡是学生中的国民党党员，其学分都可以追溯有效。“加入国民党看来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捷径，”童回忆说，“他会试着去帮我安排。我很兴奋。”
童回到寝室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江泽民和另外两个室友，也劝他们加入国民党。让童感到惊讶的是，江不仅不高兴，还勃然大怒。“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国民党腐败透顶，”他说，“人人都能看透他们。你怎么能加入这种党？你真是个傻瓜！
江还指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这种‘伪学生’的身份，不仅仅是我们几个才有，还有很多学生也跟我们一样。我们必须为所有人找到一个解决方法。”
“至于我们所受的教育，”江泽民分析说，“把我们所学的知识说成是‘非法的’毫无道理，知识要么是对的，要么就是错的。科学就是科学，这没有什么可说的！”尽管还不到20岁，江没有向压力低头。
当童宗海面红耳赤、无言以对的时候，江改变了语调，他感到自己可能对朋友过于严厉了。“我们一定能找到一个适合的解决办法，”他和颜悦色地说道，“不要灰心。打起精神来！”童终于没有加入国民党。
江泽民不仅是个出色的组织者，他还非常关心同学的安危，同时他很懂得怎样去进行街头斗争。
后来，南京沦陷时期的中央大学被拆散，江泽民和童宗海暂时进入了上海交通大学。
由于货币管理不善、贪污受贿、政府内部派系斗争以及内战再度爆发等，物价飞涨，战后上海的生活比在南京还要艰难。为了养活自己，江泽民利用少得可怜的课余时间到上海青年会开办的夜校去教代数和三角学。他还给富家子弟做家教。当时，联合国一家救济机构向特定人群发放救济品，大学生也符合申领的条件。依靠领来的奶粉、面包和旧衣服，再加上自己的教书所得，江勉强维持了生计。
在整个抗战期间，学生们对国民党政府的厌恶日益加深。在一次访问上海时，蒋介石遇到了一大群学生，抗议政府宣布他们的学分无效。许多参加示威活动的学生，包括江在内，都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尽管他们的学分已经得到恢复，但他们却仍然为那些没有如此幸运的其他大学的学生进行抗议。1946年3月，请愿学生取得了胜利。国民党政府命令教育部改变了它的重考政策。
这次斗争是江泽民第一次参加由共产党公开领导的抗议活动。从那时起，他就成为学生运动的中坚力量。1945年12月，当1名教师和3名学生在昆明因为反内战而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后，江协助组织了一场示威活动。虽然参加示威的群众大多是工人，但学生们却最为斗志昂扬，他们不停地呼喊口号直到嗓子沙哑。国民党秘密警察一直监视着示威活动，当他们开始抓人的时候，学生们四散而去。
“江泽民邀我参加了这次示威，”童宗海回忆说，“因此，他觉得应该为我的安全负责。当警察扑过来的时候，他把我拉到一边说，‘你自己先走，或者两三个人一起走。不要再跟着大队了。直接回学校去。我们不要再见面。’江泽民不仅是个出色的组织者，他还非常关心同学的安危，同时他很懂得怎样去进行街头斗争。”
1946年4月，江加入了共产党，此时距他20岁生日还有4个月。他的入党介绍人是王嘉猷，从南京到上海，他们一直是同班同学。
然而，对江泽民的两个妹妹来说，这位年轻的革命者始终是一个玩伴。江泽慧对她哥哥的最初一些记忆也始自这一时期。1946年夏，江返回扬州老家过暑假，两个小妹妹便吵吵闹闹地吸引他的注意，要他展示一下力量。
“他伸开两臂，与地面约成45度，”江泽慧回忆说，“然后让我和姐姐一人抱住他的一只胳膊。我哥然后把我们两人吊了起来，直到他的手臂与地面平行。”
两个兴高采烈的孩子就像树上的猴子一样挂在他的手臂上。江泽民一直保持着这一姿势，“像个体操运动员那样，”江泽慧回忆说，“他真的对自己的膂力感到很自豪。”
江泽民接受了两种极为不同的，但对他来说却同等重要的教育。一种是西方科学与工程的教育；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的教育。
直到1946年秋，江、童及他们的同学才被正式允许入读上海交通大学，被录取为四年级的工科学生。
尽管肩负着许多校外活动的责任，但江的学习成绩依然保持优秀。上海交通大学工学院下设3个系：机械系、电力系和土木工程系。江选了头两个系的课，这两个系在上海交大排在最前。他主修发电和运输。
交大的课程非常严格。学生们不仅每周要上几乎40小时的课，而且每天还必须完成大量的作业和实验。每一个月下来都有一次评估测验。有一些课程，每学完教科书上的一章都要考试。
江的时间非常紧张———他要阅读文学作品，参加学生运动，还要为共产党工作，因此经常和其他学生一样旷课。不过，正是因为缺课，他才更加刻苦勤奋，开夜车学习以补上白天拉下的课。
然而，江从不夸耀自己的学习本领。“我们的系主任有问题最喜欢问王慧炯，”江泽民几十年后很直率地对他的朋友们说道，“他总能回答出来，还答得非常好。他喜欢学习，而且十分勤奋。他是我们的班长。”
“我们在一个实验组，”江回忆说，“直到今天，我还留着我的实验笔记。我还保留着当年的无线电工程教科书。每次看到它们，比方说一个有关交流电的实验，我的记忆就会像潮水一样喷涌。”
“教学全用英语，”江继续说道，“教科书、实验报告、讲课、考试———这一切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语言技能。”
江也同样承认，有些同学是比他更好的工程师。江曾拿自己和一位同学作比较，这名同学后来成为当时一项复杂技术的权威。江说，“尽管我和朱麟五一起投身锅炉研究……我很惭愧地说，我从来没有达到过他的水平。”
在大学时代，江泽民没有放弃自己对音乐和文学的爱好。即便当他从事革命活动后，他也设法找机会练习他的技艺。当学生们演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小品剧时，他经常给他们拉二胡伴奏，而且不管什么时候举行班会，他都会指挥大家唱歌，同学们都管他叫“指挥家”。
当江情绪低落时，他不会对他的室友倾诉。通常，他会盘腿坐在自己的床上，读些悲凉的唐宋诗词。在大声朗读的时候，他时不时还会发出一些唏嘘感叹。
“不管心事多重，”童宗海回忆说，“江泽民都不会发泄或生气。江泽民背诵古诗的时候，通常都会找一首特别能反映他心情的诗。在高兴的时候，他就会选一些欢快的诗。总的来说，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朱物华是江在上海交通大学时的教授，他是一个电子学专家，也来自扬州。即使朱教授已经是一位声名远扬的学者，他仍然争分夺秒地学习。一有空闲，他就会坐下来阅读或写作。朱物华这种好学不倦、求知若渴的精神，使他成为江泽民一生仿效的楷模。
江所喜欢的另一位教授是顾毓?，他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电机工程学博士，还是中国最为卓越的院士之一。1997年10月，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江泽民让人捎话说他想见见顾教授(顾已定居费城)。此时，顾毓?已是95岁高龄，但他立即准备前往华盛顿或纽约去见他的得意门生，就像在两年前江头次来访时所做的那样。但这次，江坚持亲自前往费城，以示他对恩师的尊重。
1947年的夏天，江泽民毕业了。尽管只有21岁，他的学识却非常广博，以至于同学们都称他为“江博士”。在他的毕业纪念册上，他的朋友们题辞留念：“江泽民兄是班里著名的‘博士’。”
“他的成绩经常名列前茅，尤其精于数学；他喜欢辩论并往往赢得胜利———鉴于此，我们授予他‘博士’头衔。”
“他热爱体育运动，特别喜欢单杠和短跑。”
“近来，他特别喜欢写诗和操琴，颇有乃祖‘江公’之风。”
江泽民接受了两种极为不同的，但对他来说却同等重要的教育。一种是西方科学与工程的教育；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的教育。
摘自《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 作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