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期间,新华社又发了一条陈景润患严重的腹膜结核,病情危险,急需抢救的消息。江青看到了批示‘要抢救’,并送给毛泽东审阅,毛画了一个圈,退姚文元办。一天半夜,已是12时多了,迟群打电话给我,说是陈景润病危,毛主席批了应立即抢救。可是,我前两天还见到他,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严重,但也很难说,天有不测风云么,而且是毛主席亲自批的,怎能延误。我当即乘车到中关村陈景润的宿舍看望。大约两点多钟,我打开陈的房门,看到他正在稿纸上书写进行数学研究呢。陈不知我的来意,连忙表示是在听英语新闻广播,表示他关心政治,并非搞数学研究。他之所以如此惊恐,是因为‘文革’中对他‘不问政治’的错误进行过严厉的批判,他曾表示今后不再搞业务了。他以为我是半夜来检查的。当我说明来意后,请他随我去清华大学为他检查病情,他才释然。我们到清华大学时已是黎明,迟群和协和医院的结核病专家张孝骞教授已在那里等着了。张教授为他详细检查后,认为有结核病,但并不像所反映的那样严重,建议住疗养院休养一段时间,这样可能好转。接着就决定立即送疗养院治疗。陈景润本来不想住院,但是组织决定,而且是毛主席、江青的指示,陈就激动地连声感谢毛主席和组织上的关怀,当即由该所负责人把他匆匆送进附近的疗养院了。”
在陈景润住院前,迟群单独去陈景润在中关村88楼的住处找过陈景润。这件事哄动了数学所。陈景润的住房是一间6平米的房子,原来设计做锅炉房的,但从未安装过锅炉,于是改作卧室。众所周知,陈景润愿意一个人住一间房的原因是他可以偷偷地搞数学。令人费解的是像迟群这样的大“左”派,怎么会去“拜访”陈景润呢?
据华罗庚的助手回忆:迟群找陈景润的目的是要陈景润站出来“揭发”华罗庚“盗窃陈景润成果的问题”。你别看陈景润装疯卖傻,他可精灵了!第二天他不去找别人,惟独专程去找了陈德泉,据实告诉了陈德泉:“迟群要我揭发所谓华老师盗窃我的成果问题,怎么办!”陈德泉被这突然来的消息吓懵了,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更摸不清陈景润的意图。于是只好问陈景润:“华老师到底有没有偷你的成果?”陈景润说:“没有。”陈德泉说:“那你就据实说吧,反正实事求是嘛!” 陈德泉立即将上述情况告诉了岳枫。岳枫当机立断地表示:“向华老报告。”华罗庚知道后,立刻明白:迟群的背后有人。这人就是江青。谁都知道,在“文革”中惹怒了江青意味着什么!华罗庚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显得格外镇静。他知道在这种时刻,一句话说错了,就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华罗庚将王元与吴方找去谈话,大家将当时的情况作了如实的回忆。当时陈景润就是为了塔内问题的工作而调来数学所的。他的工作已在1956年“全国数学论文报告会”上公开宣读过,而且报纸上也报道过。华罗庚又如何能“盗窃”众所周知的成果呢?
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再版时,是吸收了陈景润的想法,但他已给予了足够的感谢。1957年,《堆垒素数论》的“再版序”中写道:“作者乘此机会向赵民义、王元、吴方、魏道政、陈景润诸同志表示谢意,他们或指出错误或给以帮助,不是他们的协同工作,再版是不会这样快就问世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华罗庚知道他的老学生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最小的是吴方。他建议吴方以自己的名义起草一个报告,将当时的情况作如实的叙述。当时数学会的秘书长王寿仁也写了报告,说明情况。他们的报告抄送给了几位中央领导,其中包括姚文元。
大概是江青正忙于“批林批孔”,“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顾不上华罗庚了。王寿仁与吴方的报告送上去后,就不了了之了。王寿仁、陈景润与吴方在华罗庚极困难时,做到了实事求是,向他们的朋友与老师伸出了援手,华罗庚是很感激的。
(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