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琳和邓小平58年的爱情故事

凤凰卫视8月1日《我的中国心——卓琳》文字实录：

曾子墨：提到卓琳，人们总会想起中国20世纪的伟人邓小平，卓琳的经历，虽然不像邓小平那样波澜壮阔，震撼人心，但是也同样充满曲折，耐人寻味。她的父亲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身为富家小姐，却也是封建大家庭当中的一员，看着家族中妇女们的坎坷命运，她和两个姐姐都决心，要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一个女革命者的命运即将展开的时候，她遇到了邓小平，此后，他们相伴走过无数风雨，相濡以沫58年。

邓小平首次托人上门提亲 卓琳断然拒绝

解说：1939年的秋天，年轻、漂亮、性格活泼的卓琳，在延安的保安处训练班，和她一起一共有八个女孩子。而这时的延安，因为中共中央和三大主力红军的到来，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据说是18：1。

卓琳（邓小平夫人）：他从前方，还有一个也是从前方来的，他们住在一个窑洞里头，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那时候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经常到公安部来玩。有时候也叫我们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

他就找我的朋友，女朋友，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那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意不同意，那个女朋友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我还不想那么早结婚，我拒绝了。

卓琳择偶不愿找工农干部 专找知识分子

解说：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一点也不了解。

卓琳：因为当时延安，去的那些长征老干部都是工农干部，我们就怕跟一个工农干部结婚，不是看不起他们，是他们没有知识，你跟他说话说不到一块儿。所以我就不敢跟这些工农干部结婚，不愿意结婚。

延安有个笑话就是说，一个工农干部跟一个知识分子结婚，两个人晚上沿着延河看月亮。那个女的就说，哎呀，你看这个月亮多漂亮呀，她的丈夫就说，有什么漂亮的，我看不出来，这个故事在延安传为笑话。我想，我结婚我可不能找工农干部，长征的干部，我要找知识分子。

解说：卓琳原名浦琼英，1916年4月出生在云年省宣威县上堡村，是著名工商业家浦在廷最小的孩子。上面有六个哥哥、姐姐，浦琼英和两个姐姐在父亲的安排下读到中学。在昆华女中，音乐老师赵琴先经常借上课的机会宣讲革命，后来在赴刑场的路上还高喊口号，这给年轻的浦琼英三姐妹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浦琼英喜欢体育，1931年，她作为50米短跑选手被选入云南代表队，参加北平的全国运动会，运动会因为战争没开成，她还是借此去了北平。5年以后，浦琼英成为云南第一个考上北京大学的女学生，为了实业救国，浦琼英报的是北大物理系。

在毛泽东窑洞前 邓小平卓琳举行婚礼

1937年“七七”事变，打破了浦琼英求学救国的理想，她和姐姐乔装成百姓模样，躲过了日本兵的严格检查，逃出北平。几千里的辗转行程，从西安步行7天7夜，她们终于到达了延安。

读完陕北公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上级领导认为活泼而聪明的浦琼英，具有在敌后从事秘密工作的长处，就把她调到特训班培训，准备以后派到敌后工作。

为此，她有了新名字卓琳。也是在学习班，有人把卓琳介绍给邓小平，但起初卓琳拒绝了这桩婚姻。

卓琳：后来他自己他就说，我自己找她谈谈可以不可以，我说可以。他就找我谈，谈了两次，第一次谈一谈他的情况，第二次又谈谈他的希望。我听听，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他是有点知识，是知识分子。第二个呢，我说反正都得结婚，早晚得结婚，我那时候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凑合吧。他亲自找我谈了两次话，我才同意，同意了以后我们才结婚。

解说：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八路军的老战士们，以淳情朴实的方式，为卓琳和邓小平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卓琳：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说话你得听，你不听，我这人好说话，没人听话，我跟谁说呀。听了以后呢，你觉得，我说我这人是比较落后的，你有意见你就给我提意见，对的地方你也告诉我。他就不吭气，我说，我说话你不说话，我们这样相处下去也不行啊，你得说点话呀。

他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脾气，你愿意说话你就说多少，我有意见我就提，没有意见就这么算了。我想，你老要叫他，这个老干部，我知道他是个知识分子，所以我想，你要老是让他说，他也说不了，算了。慢慢相处吧，后来这样，慢慢互相之间就了解了。

卓琳求家书 邓小平：印几十份 一月一寄

解说：几天以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奔赴了太行山。

卓琳：结婚以后，他要回前方去了，他就带着我一块儿去。我那时候还不熟悉，后来慢慢到了前方以后，他在师部我在后方，就是总司令部。他来开会，就见个面，他不开会，我们就见不着面。

后来我就说，我们这样也不行呀，是不是你给我写个信啊，他说我写什么啊，我说你写，你就写写你怎么生活，你有什么感想，有什么东西。他说好，我以后叫秘书给我写一个，我印几十份，一个月给你发一份。我一听，我说算了算了，你别这样搞了，我也不要你写信了。

解说：卓琳渐渐地适应了丈夫的性格，渐渐地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要赶到那里。

曾子墨：1940年9月，组织上把卓琳从八路军总部，调到了129师师部秘书科，从此她和邓小平才开始真正生活，战斗在一起。第二年华北敌后战进入了抗战八年中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对卓琳来说，最严峻的考验是避开日军“扫荡”的主力，随部队进行转移。

有一次夜间行军时，卓琳的眼镜打碎了，她就让前面的同志在头上包块白布，就跟着白布走了一夜。脚上打起血泡，脚脖子肿得碗口一样粗，她说那个时候最幸福的事，就是找个平坦的地方好好睡一觉。

邓小平进军西南不带家属 卓琳：我不干

曾子墨：1948年，邓小平担任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统一指挥两大野战军作战，卓琳只好跟着其他部队的干部家属，带着三个孩子，跟随着战争的进程不断向前搬家，成为一个家属大队。

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后，卓琳和另外四名干部家属，住在邢台的一个教堂里，五个夫人轮流做饭，不过轮到卓琳做饭的这一天，大家都很痛苦，因为她做菜的手艺实在是太差了。

解说：作为名牌大学的学生，卓琳总想用科学方法教养孩子，她说晒太阳能补钙，每天上午都在教堂屋顶上，放一大铁皮盆的水，下午就把三个孩子衣服脱光，让他们先晒太阳，晒完就在盆子里洗澡。卓琳称之为“日光浴”。结果三个孩子都晒得黑不溜秋的，不过倒也很健康。

1949年4月，解放军百万雄师突破国民党长江防线，邓小平与陈毅渡过长江，步入蒋介石的南京总统府。卓琳又带着孩子们跟到了上海。在这里，他们和陈毅家同住一个院子，相处得和和睦睦。

1949年10月2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总部，从南京出发踏上了解放大西南的征程，这一次，卓琳要求同行。

卓琳：以前都是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家属都在后头，都在后头住的地方，他们打完仗休整的时候，再把我们接去。后来他进军西南了，他下命令进军西南，不准任何人带家属，连我们在家也一样。

后来我不干了，我说你不带家属我不干，你们老是把我们丢了的话，不管。这次我一定要跟着你去，我是共产党员，你砍我的头，我都得跟着你去。他没办法了，他只好带着家属，这次进军西南我说我一定要去，你不让我去。

但是去的方式，他在前面，有侦察兵看好路了，他在前边，我们带着孩子坐在后头。这些是很苦的，因为孩子，男孩子要尿尿，汽车走走走，就那么把着。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教堂里有水罐，拿那个水罐给小孩接尿，接了倒在汽车外头。

邓小平嘱咐不要出风头 卓琳担任“邓秘书”

解说：刘伯承、邓小平率部进驻重庆后，部队和西南局的干部子女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孩子们没有合适的学校上学。卓琳主动把筹办子弟小学的事承担下来，从找资金到选校舍，从请老师到招学生，每件事都是卓琳自己操办。

没过多久，重庆曾家岩人民子弟小学就正式开学了，这是一所专门为干部子女，烈士遗孤开设的学校，卓琳亲自担任校长。

这些在战火中长大的孩子非常不好调教，卓琳为了镇住这些孩子，先从自己的孩子“开刀”。邓林、邓朴方违反纪律就要被首先整肃。连五岁的邓楠，也被卓琳安排到教室的最后一排，和大孩子一起上课。五十多年后，当年的学生们还在卓琳家留下了这张合影。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那时，一些中央领导的夫人都在单位工作，但卓琳听说安全部门怕她们路上出事，还要派人暗中保护她们上下班。

她想与其给安全部门添麻烦，还不如给邓小平当秘书，而此时邓小平也对她提出，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卓琳成了邓小平一生的“卓秘书”。

卓琳：我说算了，我也不出去找工作了，后来我也给他当秘书，我给他当秘书，他看完的文件要发的，就交给王秘书。他要收起来的，当时中央以他的文件最多，要存档。所以他文件看完的，就要送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去存档。我就给他把那么文件登记，登记完了以后，我就叫个三轮车，拉个洋车，送到中央办公厅，我都登记了。交给中央办公厅，它就存档了。所以那时候都是以他的文件最多，他的文件最全。

邓先群（邓小平妹妹）：而且我大嫂这个人，她从来不给我大哥，不添乱，她不去参政。她就做好她的本职工作，她该做的那份工作，我大嫂那人就是这样，也很守规矩。而且她特别体贴我大哥，比如我大哥喜欢喝茶。但是花费，家里的开支都是由我大嫂来开支。要买茶叶，茶叶还是比较贵的，他爱喝龙井，龙井是比较贵的，烟，都是自己买，哪有别人送的啊。

所以都要精打细算，但是我大嫂舍得给，茶呢，我大嫂是给我大哥，每天都给他泡得浓浓的一杯茶，上午，我大哥喝完了以后，剩下的茶根我大嫂接着喝。下午再给他泡一杯，她非常地爱他，非常地体贴他，就在家里那么一种情况下，我觉得，我大嫂特别关心体贴我大哥。

卓琳悉心照顾邓小平 偷偷给其“开小灶”

邓楠（邓小平次女）：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的时候，那时候比较困难，供应的油和肉都比较少，当时，对他们这些高级领导干部，还有一些特殊的照顾，所以给他们多一些油和肉，当时我们家人口很多，加起来，除了我们几个子女以外，还有一些亲戚之类的，吃饭，总共有十几口人吃饭，所以他那点油和肉，肯定大家一起吃就不行，所以，最后我妈妈就说让他单独吃。

解说：为了让邓小平能接受单独吃饭的安排，卓琳特意派一个孩子陪他吃，但吃了一段时间，邓小平又不愿意了，要和全家一起吃，卓琳就想办法单独给他炒一个菜，不过饭桌上那个菜还是被邓小平分给了大家，58个风云多变的春夏秋冬，卓琳一直这样悉心照顾着邓小平。

邓榕（邓小平三女儿）：家里的事情都是妈妈管，那么妈妈怎么管？父亲是从来没有意见的，因为他很信任我母亲。他们俩也很一致，他们俩的观点，所以，母亲怎么样管理这个家庭，管理孩子们，包括财务方面的问题，我父亲从来不过问的。

他是完全信任我母亲的，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他们俩配合得非常好，你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想一想这么几十年，从来没有见过父母亲红过脸。或者争论什么问题，都没有过。

邓小平被造反派批判 卓琳陪着挨批斗

解说：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文革”中，很多家庭四分五裂，夫妻子女划清界限，以求自保。也正是在那段艰难岁月，更显出卓琳和邓小平夫妻间的情深意切。

邓先群：那个时候，有好多人划清界限，别人家吧，反正有好几家人都划清界限。我妈就跟我大嫂讲了，卓琳啊，你可要清醒哦，你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应该是了解他的，你可别犯糊涂哦。

就跟我大嫂，因为我大嫂身体一直不是太好，我大嫂就告诉她，她说，我是了解他的，她说奶奶你放心吧，不会的。

解说：邓小平被批判，卓琳很痛苦，她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她坚信，自己的丈夫不是反革命。造反派批斗邓小平时，她紧紧地站在他身边，批斗结束后，她扶着邓小平，一步一步走回住处。

夜深人静的时候，卓琳把儿女们叫到身边，用被子蒙上头，给他们讲邓小平的历史，讲“文革”爆发以前邓小平在中央的工作。她告诉儿女们，父亲是清白的，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文革”里，五个儿女除了应付性地批判一下自己父亲外，没有一个为了表示和父亲“划清界限”，而揭发父母的。

1967年秋天，孩子们被勒令搬出中南海含秀轩的家。邓小平和卓琳开始了两年囚禁生活，造反派勒令卓琳每天扫院子，邓小平也主动过来和她一起扫。两年里，无论刮风下雨，天寒地热，两人都认真地完成着这个任务。

邓榕（邓小平三女儿）：我母亲是比较外露的，情绪是比较外露的，她特别想孩子，她跟我父亲每天两人软禁在那里，就抽烟。然后我母亲就说，你抽烟我也抽烟，当时也很省，就把我父亲抽过的烟头，她拿来以后她自己抽。

抽这么凶将来怎么办呢？后来我母亲说，那我是因为想孩子们，说只要能和孩子见面，我一定会戒。真的后来我们跟父母亲一见面以后，能够跟孩子们见面以后，我母亲当时就戒了。

曾子墨：1969年10月，邓小平以“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监管劳动。卓琳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毫不犹豫地陪伴邓小平到了江西。夫妻俩共同度过的那段艰难的时光，令卓琳记恋终生。

邓小平下放江西生活清贫 卓琳亲自学酿酒

解说：1969年10月，卓琳跟随邓小平下放到江西劳动，寂寞也跟随而来，三人住在这座“将军楼”里。这一年的1月开始，他们俩人的工资都被停发，每月只能领到基本生活费。为了贴补孩子，他们省吃俭用。

卓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他发配到江西去了，住在一个将军楼，怎么办呢？一个月只给我们二十块钱，二十块钱的生活费，二十块钱的生活费，首长说，我们要节约一点钱，节约一点钱，给孩子们当路费。因为孩子们都被分配到四面八方，给孩子们当路费，有时候来看看我们。

那么他就说，他就主张说，咱们来种地吧。我们住的那个将军楼前头有一块空地，原来也有人种地，后来我们就开了一块地。我拣石头，我那个时候有高血压，我不能多动。我连上楼，上我们住的那个楼，我都说，喂，老爷子，拉着我，我上不动了，他就拉着我。我一个手扶着栏杆，一个手他拉着我上。

那么我们种菜怎么办呢？种菜就是总得种点吃的呀，自己种点吃的，他挖地，因为前头有块空地，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那拣石头。拣完石头以后，弄成一亩地的样子，我们就跟老百姓要点种子，种那些茄子啊，辣椒啊，这些容易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水。

解说：在江西的清贫生活中，为了节省开支，邓小平减了抽烟量，有时一根烟分几次抽。酒也换成了当地出产的便宜酒，卓琳看到自己要好的女工会酿酒，就跟着学，还要来了酒麯，请人买了些糯米。不久，她就酿得一手好米酒，邓小平很爱喝。

卓琳身体不好，厂里就安排她和女工们一起洗线圈，而邓小平当钳工。比起在北京被监禁的日子，江西的气氛轻松了许多，卓琳和邓小平很快熟悉了这里的生活。

邓先群：我大嫂这人，她心胸应该说还是比较宽广，在那他们几个老人，也过得挺愉快的，互相也很照顾的。我母亲，他们俩，非常好，很关心，重体力活就是我大哥干，比如和面啊，那些都是他来干。擀面这些事情，技术活，做饭的技术活是我母亲的。像种菜，他们三个人都种，在院子里头挖地，拔草，种菜，他们都干。所以他们过得挺愉快的，互相很体贴的。

工人担心邓小平安全 修建“邓小平小道”

解说：拖拉机修配厂的工人们，从来没有把邓小平一家当成外人，更没有把他们看成是一个来这里接受改造的“走资派”。朴实的工人们乐意为邓小平一家，提供生活的方便。

为了保证邓小平的安全，工人们特意为他修建了一条上班的小路，使他上班少走些路，这条小路后来就被人们称作“邓小平小道”。

邓小平和卓琳有五个孩子，革命的迁徙生活让卓琳一直对孩子们心怀歉疚。因为工作，邓小平对三个战争年代出生的孩子照顾不多，卓琳对孩子们的影响更深。

孩子们小上学时，每个周末她都要举办个家庭论坛，给孩子们讲科学知识，比如核裂变、连锁反应。后来邓朴方、邓楠和邓质方三人，都考取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江西的生活，他们格外牵挂邓朴方。

1968年8月，当时还是北大物理系四年级学生的邓朴方，因不堪造反派对他的虐待与凌辱，跳楼以示抗议，造成了胸椎压缩性骨折。这个情况，当时被隔离审查的邓小平夫妇，直到第二年的夏天才知道。

卓琳：他是北大的学生，邓楠是北大的学生，他因为他自己，人家把他关在里头，文化大革命，人家把他关在楼上。要他揭发他父亲，他说我哪能斗我父亲啊，我不知道他干什么。人家不说他，就打他，朴方受不了了，就从窗子上跳下来，就骨折了。

邓榕：因为当时他摔下来以后，实际上他下肢还是有感觉的，当时如果要是做手术的话，他不会落到今天这样残疾的，绝对不会的。但是当时送了几家医院，都没有人收他，最后就把他，经过几天的急诊室的这种，睡在走廊上，度过了高烧的危险期。

生命看着保住了，就把他送回校医院了，以后一直没有得到治疗，所以他的感觉是逐渐消失的，从脚趾开始逐渐逐渐消失，一直造成这种不可挽回的高位截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姑姑当时知道这种情况以后，就把这个情况写信告诉我的父母。

解说：到江西以后，原本居住在中南海的孩子们被撵了出来，大女儿邓林在河北宣化读书，其他几个孩子一个在山西忻县，一个在陕北富县，一个在汉中宁强县，都在农村劳动，散落各地的孩子让卓琳和邓小平时刻牵挂。

卓琳接回瘫痪邓朴方 倒屎倒尿亲自照顾

曾子墨：邓朴方瘫痪后，在邓小平的请求下，他得以被安排住进解放军301医院，但是两年以后，组织上认为他病情好转，安排他出院，送入北京社会救济院。远在江西的卓琳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决定，把儿子接回来，亲自照顾，倒屎倒尿，换洗垫布，翻身洗澡都是她的工作，而卓琳本身还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

卓琳：我们就自己省点钱，把他接到江西去了，接到江西了，我们让工厂里给他做了个架子，因为他躺在床上他起不来，他要有一个架子，架子上有两个环，他拉着那个他就可以坐起来，放开了他又躺下来。因为那时候他来了以后，当然就增加我们负担了，洗澡怎么洗啊，老祖烧水，我端水，他（邓小平）拿手巾给他擦，先第一遍擦凉水，第二遍擦肥皂，第三遍擦干净，都是他干，我呢就是管给他送水，送手巾给他，后来老祖走了以后，他（邓小平）就来当主角了，买来的肉，他切，不让我切，烧火呢，我烧火，他炒菜。

解说：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摔死在蒙古国温都尔汗荒漠，这年11月5日上午，邓小平和卓琳第一次享受了相当于“革命群众”的政治待遇，他们和工人们一起聆听了厂里传达的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回到家里，邓小平说了八个字“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1973年邓小平结束了在江西的劳动改造生活，回到北京，此后，他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领导开展全面整顿，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没想到，仅仅过了三年，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把邓小平推到了困境，10年磨难，两度沉浮，世态炎凉，风云多变，风雨飘摇中，不变的是与他相伴永远的妻子儿女。

邓楠：天安门事件以后，我父亲又被软禁，我母亲后来也去陪他去了，所以那个阶段就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时候，就只有他们俩二老互相照顾，那后来没多久，我母亲眼睛坏了，住院以后，就剩我父亲一个人了。但是那时候，他们两个人没有办法联系，只能通过写条子，条子上头什么也不能写，因为肯定人家都要看，就是通过这样的交流来保持联系，他们互相之间的牵挂和思念，就只能靠这个了。

曾子墨：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原本卓琳陪着邓小平住在东郊民巷17号，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但是不多久，卓琳眼病复发不得不住进301医院，一天一位医生悄悄告诉她，毛主席病危，中央发通知了，卓琳知道后十分着急，她就写了个纸条，托警卫带给邓小平，上面写着“千万不要离开你现在住的地方，不管什么人让你出去都不要离开，我争取尽快出院”，住院50天后，眼病好转的卓琳立即回到东郊民巷，看到邓小平一切照旧，才放了心。

邓小平：一句话，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地感谢全会，衷心地感谢同志们。

邓小平与世长辞 卓琳病床前最后吻别

解说：1989年11月，邓小平辞去了自己最后一个职务，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在这个院子里，卓琳可以安安静静地和邓小平享受晚年时光，作为妻子和相伴一生的“卓秘书”，卓琳知道邓小平爱看书，看马克思、列宁著作，及中国历史经典书籍和中外文学名著，她就很注意为邓小平收集，借阅，邓小平喜爱孩子，卓琳就给家里的第三代规定了特殊“工作”，58年来，她的精力都放在了照顾邓小平和孩子们身上。

邓榕：晚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家就有孙子孙女了，那时候我妈妈就规定了，我们家的孙子孙女就有一个工作，从最小的时候开始，会走路了以后开始，甚至于不会走路的时候开始，他们就要做工作，这些孙子孙女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每天定时地要来看爷爷，要来亲爷爷，要来在爷爷面前坐一坐，这是我母亲规定的。

解说：1997年2月20日早晨，所有的电视和广播都传出同样的声音，邓小平同志患帕金森病晚期，并发肺部感染，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抢救无效，于1997年2月19日21时零8分，在北京逝世。卓琳带着全家人来做最后的告别，病床前她深深地向相伴一生的爱人，做最后的吻别。卓琳伴随邓小平走过了58年的风雨人生，此后，每年的2月19日，她都要在院子里撒满花瓣。

卓琳：他去世了，我们全家人都很悲哀。但是这是自然规律，你也没办法，去世的纪念日，我们就预先买了些花瓣，就在院子里撒，一边撒，一边说，老爷子给你撒花了，你听见了没有，一边还说话，还叫他。

邓楠：每年他的生日，我们全家人还像他活着一样，大家一块儿给他过生日。

卓琳：对，一大长桌子，也有客人来参加。

邓楠：还像他活着的时候一样。

卓琳：纪念他。

卓琳现场见证香港回归 替邓小平还愿

曾子墨：邓小平去世后，卓琳老年的娱乐生活就是在家听京剧，她保留了很多京剧名角的唱片和录音带，谁都不能碰，电视上只要有戏曲节目，她一定要看。卓琳还三次到著名剧作家马少波家中，为此马少波写诗：“戏文兴盛赖关情，问计宏图会老兵；寒舍三临倾肺腑，自应探宝加鞭行。”

解说：邓小平晚年曾说过，他想活到1997年，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他想活到2000年，亲眼看一看中国人民的小康生活，卓琳认真地替他实现了这个愿望。

卓琳：他原来说，香港回归了，我一定要到香港去看一看，自己收回自己的土地上，结果，他没等到这个时候他就死了，后来，香港回归的时候，我就代表他，带着孩子就到了香港。

江泽民：历史将会记住，提出“一国两制”创造性构想的邓小平先生。

董建华：今天我特别高兴，卓琳女士能够来香港，参加回归的盛事，我们对卓琳女士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敬意。

邓榕：我们可是很隆重，比我妈妈出国，作为贵宾访问任何国家都要隆重。

邓楠：我妈妈因为平常她很随便的，而且她不太出门，所以她也没有什么好的衣服，所以那次为了去香港的话，就专门做了几套衣服，很早时间就开始准备，做了几套衣服。我觉得她是非常，觉得这是为我父亲要还这个愿，所以她也是非常看重这个事情，也很激动，我记得那时候到了香港，我们两个陪着我母亲，帮她准备，那一天晚上，她都没睡好觉，她没怎么睡觉。

邓榕：她就没怎么睡觉，一会醒一会醒，老问时间到了吗？时间到了吗？

解说：邓小平逝世后，卓琳恪守着邓小平关于“不要到外面去工作，言行要谨慎”的提醒，在北京家中安享着晚年时光，夫妻俩58年风雨中结成的深厚情义，全化作花雨飘洒。

卓琳无所积蓄 全部捐给中国慈善事业

邓榕：他们虽然表面上的性格是差别很大的，但实际上他们有非常多的共同之处，他们夫妻俩的生活中间，比如说，他们两个人都是非常真诚的人，他们都是很纯粹的人，都是非常纯粹的，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心计，就在生活中间，不是说很有心计的，很纯粹，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也比较简单，但是他们又是非常纯粹的，所以他们的爱我觉得是，他们俩虽然性格，表面上性格不一样，但实际上他们的心底，他们的内部，就是他们有很多内在的东西，都是非常相通的，都是很融和的。

邓林：你还真别说，我呀，没见过我爸爸妈妈吵架，我觉得我弟弟妹妹大概也没见过，几乎没有红过脸，我觉得我爸爸妈妈他们两个，最重要的是互相特别信任，非常信任，互相做什么事情都相信，我妈妈做这个事情那个事情，我爸爸都认为是对的，然后我爸爸做的事情，包括文革后来被打倒，我妈妈也绝对没有二心，就是说我要跟他离婚，或者要跟他划清界限，没有。一直跟着我爸爸，相濡以沫，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我认为应该是典范。

曾子墨：女儿邓林说卓琳自己没留下什么钱，她的钱差不多都捐了，卓琳多次给希望工程捐钱，给曾经照顾过孩子们的太行山老区捐钱，给她喜欢的《红楼梦》研究会捐钱，给儿子从事的残疾人福利事业捐钱，汶川地震，卓琳寝食难安，准备把多年的积蓄捐给红十字会，为此她还向家人筹措了一些钱，凑足十万元全部捐了出来，她说“为帮助灾民她愿竭尽全力”。感谢您收看《我的中国心》，下周我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