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3事件亲歷者江腾蛟5月8日在北京逝世（组图）

2009年5月8日早晨6时零1分﹐原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江腾蛟因肺部疾病在北京朝阳医院逝世﹐享年90岁。5月10日7时至8时在八宝山二楼东厅﹐江腾蛟夫人李燕平率子女和孙子女悼念告别。江家对此一直秘而不宣﹐5月15日才以手机短信的方式通知朋友﹐说“为了不让各位朋友为难﹐可能陷入不必要的麻烦之中﹐没有及时通报﹐请各位朋友见谅”。

江腾蛟（1919-2009）﹐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这位11岁参加革命的红小鬼﹐土地革命时期任黄安县区儿童团大队长﹐鄂豫皖苏区陂南县儿童局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5支队15团连指导员﹐新四军第2师5旅13团政治处主任﹐辽北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151师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广州军区防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军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九一三事件后江腾蛟被捕﹐1973年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判﹐江腾蛟作为林彪集团五名主犯之一﹐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宣判后取保候审﹐被安置在山西太原体委。

在林彪集团的五名主犯中﹐只有江腾蛟和李作鹏安置在同一城市﹐因为他们两个人一个在空军﹐一个在海军﹐完全不认识。李作鹏被安置在山西省委第一干休所。吴法宪安置在山东省委干休所﹐邱会作安置在陕西省委干休所﹐黄永胜被安置在青岛。而只有太原的江腾蛟被安置在体委系统。据说是因为江腾蛟夫人的关系在山西体委的缘故﹐江腾蛟仍由山西省委管理。

此后﹐江腾蛟一直生活在山西体委大院的宿舍楼裡﹐两套两居相邻﹐二楼﹐儿子住一套﹐江腾蛟老俩口住一套﹐儿子的儿子由江腾蛟夫人带大。

江腾蛟瘦弱﹐但身体尚好﹐戴一付眼镜﹐非常文雅。直到2004年底﹐江腾蛟仍能自理生活﹐只是腿脚不太好﹐不再下楼。

随著江腾蛟的逝世﹐1981年审判的十名主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已经全部逝世。只有当时拟定为主犯﹐而以江腾蛟替代的空军副参谋长王飞仍健在。但目前王飞仍没有解除取保候审的状态﹐他至今没有身份证﹐没有户口﹐看来他是世界上时间最长的取保候审者了﹐可以申请吉尼斯纪录。
 
据记者了解﹐王飞89岁﹐取保候审后由总政保卫部代管﹐1995年时任军委主席的江泽民批准﹐将王飞交给空军司令部﹐每月发给300元生活费﹐看病由空军总院解决﹐并在南苑解决一套团职住房。直到2008年﹐300元才增加到1000元﹐连请保姆的费用都不够。近年来王飞患脑梗塞多次住院﹐行走不便﹐生活困难﹐非常需要救助。(舒云著有《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林彪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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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腾蛟-生平简介   

江腾蛟江腾蛟是黄安将军，1919年出生，出身贫农。11岁参军，18岁入党。担任过四野38军151师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将时，年仅36岁。

1965年江腾蛟在担任空4军政委时，叶群、吴法宪在江苏省太仓县洪径大队搞“四清”，林彪亦至苏州疗养。 江腾蛟经常去看望吴法宪，得以接近叶群。江腾蛟逢周日即去苏州、太仓，请客送礼，忙得不亦乐乎，部队工作则不闻不问。聂凤智将军当面责问江腾蛟：“你是空4军政委，还是招待所长？” 1965年1月，林彪、叶群住在上海，当时在上海治病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让江腾蛟给林彪送材料，叶群为江腾蛟引见林彪，并在林彪面前讲了江腾蛟的好话。叶群送给江腾蛟一份“突出政治”的材料，说想把空4军作为她的挂钩单位。5月上旬，江腾蛟护送刘亚楼骨灰回北京，林彪、叶群在家里接见了江腾蛟。这一年冬天，林彪、叶群把林立衡送到上海，要江腾蛟照顾林立衡在上海治病。

1966年初，叶群要江腾蛟组织人到洪径大队继续蹲点，巩固叶群在那里蹲点的成果。

1966年10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搜查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江腾蛟将搜查到的东西两次送叶群处。11月，林彪、叶群把林立果、林立衡送到上海委托江腾蛟照顾。江腾蛟按照叶群的吩咐，把林立衡送到杭州空军疗养院，请空5军政委陈励耘照顾，把林立果留在自己身边，指定一名保卫干事负责林立果的安全，一名管理员负责林立果的生活。江腾蛟经常带着林立果，参加各种会议，结识宁沪杭空军部队的负责人。在此期间，江腾蛟升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1967年2月，江腾蛟把林立果、林立衡送回北京，叶群邀请江腾蛟到家里过春节，晚饭后，林彪接见了江腾蛟，并和他谈论了上海的形势。

1967年11月，江腾蛟到北京参加空军党委全会，林立果对江腾蛟说：“有个重要情况给你透露一下，如果吴法宪当了总政治部主任，空军司令员的人选有个考虑，想要你当。”文革中江腾蛟带领军区空军机关部队中的一些人，公开支持造许世友的反，并把许的老部下，包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戴上"反党野心家”的帽子看管批斗。性情刚烈的许世友一气之下离开南京回到大别山老家不干了。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之后，派张春桥到大别山把许世友请到上海做工作，多方安慰。许世友感动得流下热泪，重回南京军区主持工作。事情查清之后，江腾蛟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撤了他的职。林彪设法把他安排到北京空军领导机关保护起来，江腾蛟起先在空军政治部帮助工作，住在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不久就把家从南京搬到北京，住进宽街附近的一座中式小院内。江腾蛟两次到林彪家，林彪都见了他  1968年3月，南京空军机关提出要江腾蛟回南京，接受群众批判。叶群立即给吴法宪打电话说："没有林彪的命令，不准江腾蛟离开北京。”嗣后林彪多次接见，安慰江腾蛟。林立果给他周围的人说："江政委贡献很大。” 林彪、吴法宪要让江腾蛟担任空军政治部主任。但此议一直不敢报告，吴先安排他当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  当时，空政文工团去中南海陪伴中央领导人跳过舞的女团员刘素媛同毛泽东比较熟，能说上几句话。叶群知道这一情况后，对她多方拉拢。吴法宪破格任命刘素媛为空军政治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革委会主任。刘素媛在跳舞时把这情况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对江腾蛟表示"不可重用”。刘素媛把这话转告了吴法宪。还有一次林彪、吴法宪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毛泽东又讲了这个话："江腾蛟不可重用。”5月，叶群要吴法宪问江腾蛟有多少债务，表示拿些钱出来帮江腾蛟还帐。9月，林立果叫周宇驰给江腾蛟送去人民币300元。至1969年6月，江腾蛟仍未分配工作，林彪接见了他，林彪说：有职务没有职务一样干革命，不要看这个委员那个委员，将来会变化的。从1965年到1969年，林彪6次接见了江腾蛟。江腾蛟对林彪感恩戴德，他曾对空4军政委王维国说，要把空4军建成林彪巩固的基地、安全的基地、放心的基地、信任的基地。江腾蛟经常说，林副主席一家就是我们的希望，有了他们就有了我们的一切。江腾蛟先后给林彪一家写了二十多封效忠信，表示一定忠于首长，愿共生死，可以视死如归，一定听首长的话，要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在所不惜。他还说，坐上林彪的车是保险的车、胜利的车、永远翻不了的车。不久，叶群把为林立果找对象的任务交给江腾蛟，江腾蛟组织了一个由8个人组成的找人小组，组长是空4军的一位师副政委。这个小组受空4军军长周建平、政委王维国指挥。这个小组后来由林立果控制，称为“上海小组”。

1971年3月，林立果在上海召集称为“叁国四方会议”，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参加，指定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负责拉总。

1971年9月8日11晚时左右，林立果在北京西郊机场西平房向江腾蛟出示了林彪的手令，林对江说，我们已决定在上海地区动手，这个任务交给你，你是第一线指挥员，你到上海去，办法有叁条，一用火焰喷射器，40火箭筒打火车，二调几门100高射炮打火车，并要空4军教导队以抢救主席为名往上冲，叁实在不行就要王维国乘毛主席接见时动手。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林立果说：“你完成任务后回北京，我组织十万人欢迎你！”江腾蛟当即表示坚决干，但提出这叁个办法都不行。

9月9日白天，林立果、周宇驰在北京西郊机场西平房再次和江腾蛟密谋，周宇驰提出用炸桥的办法，江腾蛟具体提出在苏州硕放段炸。一直到10日，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王飞始终没有找到有把握的办法。10日晚，林立果指示江腾蛟“先不要展开部署”。11日，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王飞在“工字楼”密谋，中间到钓鱼台看地形，然后回到“工字楼”，仍然莫衷一是。中午，毛泽东的专列离开上海，到深夜周宇驰才知道。12日下午6时，周宇驰主持开会，规定周宇驰、江腾蛟、王飞、于新野13日早晨6时以前到西郊机场，通知黄、吴、李、邱到机场，就说林副主席召集他们到广州开会，要保证他们安全上飞机，如个别人不愿上飞机，就强迫他们上飞机。9月14日，江腾蛟在不知道林彪已死的情况下，向组织上交待了自己的不少罪行，写了《谋害毛主席阴谋事件的经过》，以后又交待了“叁国四方会议” 的情况。1973年被开除党籍，撤消一切职务。

1980年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时，主犯中原没有江腾蛟，因另一名主犯空军副参谋长王飞患呆痴症不能应诉，江腾蛟便成了10名主犯之一。江腾蛟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剥夺政治权利5年.

江腾蛟-供认罪行    江腾蛟1980年11月25日下午3时，第二审判庭开庭，由审判长伍修权主持，对江腾蛟犯罪事实进行第一次法庭审问调查。

面对审判员的审问，江腾蛟供认，他在1971年3月31日晚上在上海原少年科技站参加了林立果召集的秘密会议，为实施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建立“指挥班子”。参加会的还有王维国（7341部队政委）、陈励耘（7350部队政委）、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会议从晚上10点开到第二天凌晨３点多钟。林立果在总结时明确规定：“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你们有什么事可以找你们的老政委（江腾蛟）联系。”

法庭在审问调查中宣读了同案犯陈励耘1980年7月14日的供词；宣读了同案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秘书程洪珍1971年4月初在日记本上记载的上海秘密会议的情况。

法庭还传同案犯周建平出庭作证。

审问江腾蛟

法庭用幻灯放映出了《“571工程”纪要》的第17页“实施要点”里，记载着“指挥班子江、王、陈”（这三姓即：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

法庭出示的书证、幻灯、人证和江腾蛟口供是一致的。

12月26日下午3时，第二审判庭对江腾蛟继续审问调查。审判长伍修权主持，审判员高斌、任成宏进行法庭调查。

法庭对江腾蛟在1971年9月8日至11日晚，四次参加林立果、周宇驰召集的具体策划部署杀害毛泽东主席，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会议进行调查。

江腾蛟供认，9月8日晚林立果给他看了林彪的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他当即表示“坚决干”，并担任了在上海地区杀害毛泽东主席的第一线指挥。并与林立果、周宇驰共同密谋：用火焰喷射器、四○火箭筒打毛主席乘坐的专列；用炸药炸苏州附近的硕放铁路桥；派飞机炸火车；炸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的油库，趁混乱之机杀害毛主席；或由王维国乘毛主席接见时动手。

法庭上的旁听代表听到了供词，再次为反革命分子的残忍预谋感到无比的愤怒和震撼，使人感到刀光剑影，令人毛骨悚然。

江腾蛟还供认：他多次参与策划谋杀毛泽东主席的行动，并规定了代号和联络暗语。

法庭宣读了同案犯李伟信、王飞、关光烈（0190部队原政委）的证词。同案犯胡苹（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鲁氓（空军司令部原作战部长）出庭作证。

鲁氓在证词中说，9月11日晚约8时，江腾蛟和他到了北京西郊机场。林立果见到他们就说：现在情况很紧张，“副统帅”有命令要主动进攻，先把“Ｂ－52”（指毛主席）搞掉。林立果指着江腾蛟说，你这个“歼七”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不成，就看“鲁部长”在硕放的第二次攻击，再不成让陈励耘派飞机炸火车。

审判长伍修权最后说，通过上述调查，大量事实证明，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密谋杀害毛泽东主席的目的是明确的，手段是残忍的，证据是确凿的。

11月27日下午3时，第二审判庭开庭，对江腾蛟第三次审问调查。今天副庭长黄玉昆老将军主持庭审活动，审判员高斌、任成宏对江腾蛟参加周宇驰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阴谋活动进行法庭调查。特别检察厅副厅长史进前到庭。

江腾蛟供认：1971年9月12日晚上，他参加了周宇驰在空军学院一座小楼上布置南逃的秘密会议。在场的人有：周宇驰、于新野、王飞、他和李伟信。周宇驰说，明早８时，林彪将从北戴河乘飞机到广州沙堤机场；７时，周宇驰先带一部分人和他们的家属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前往广州。周宇驰要王飞和他在早晨６时到北京西郊机场，由王飞给黄永胜打电话，就说林彪找他到机场来，待黄永胜来后，再要他打电话给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就说林彪要到某地开个会，要他们来机场。周宇驰指定机上的警卫由江腾蛟负责。打算到广州以后，由林彪出面召开师以上干部会，把问题揭开，并利用广州的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成立临时中央，林彪的声音群众都熟悉。还可以争取外援，林彪在苏联是有威望的。

法庭宣读了在押犯王飞的证词、《“571程”纪要》中第四页的有关内容。

在押犯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原办公室副主任）出庭作证，除证明江腾蛟的上述犯罪事实外，还讲到，在策划南逃会议上拟定的第一批名单是他执笔的，于新野进行了增删。法庭投影出示了名单，原件是1971年9月13日从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乘坐的外逃直升机上缴获的。刘世英用手指着投影上的名单说，上面写的“江”和“江家”等，是于新野加上去的。刘世英说，“江”是指江腾蛟，“江家”是指江腾蛟的家属。在这份名单中除了江腾蛟外，还列入29人，其中有：王飞、鲁氓、贺德泉、刘世英、于新野、朱铁铮等。从影印件可以看出，名单中被于新野圈掉的有四人。

在押犯胡苹（空军司令部原副总参谋长）在作证时交代了为南逃广州安排八架飞机的情况。他说，这八架飞机是三叉戟256号和254号两架，伊尔18型703号和902号两架，安12型231号一架，安二四型024号一架，云雀直升机两架。

特别法庭副庭长黄玉昆指出，上述证据和被告江腾蛟的供述，证实了1971年9月11日晚，王维国打电话向林立果、周宇驰密报，毛泽东主席已离开上海回北京。林彪、叶群获悉杀害毛主席的计划破产，阴谋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国家，策划“如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这个问题事实清楚，证据可靠，法庭已经调查完毕。

12月1日下午3时，江腾蛟第四次被押到法庭。审判长伍修权主持庭审活动，对江腾蛟接受江青勾结叶群，通过吴法宪指使他搜查迫害上海文艺界著名人士郑君里、顾而已、陈鲤庭、赵丹和童芷苓等五家的犯罪事实进行庭审调查。

江腾蛟在庭审江青时，曾被传唤出庭作证，他除了指证江青外，同时也承认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这里根据新华社记者李耐因的江青受审“旁听侧记”记述一下江腾蛟从北京回到上海的犯罪活动。

江腾蛟在北京和叶群还给郑君里等五人编了代号，哪个叫“老大”，哪个叫“老五”，一共编了七个人的代号，规定：抄家时用代号，抄来的材料也用代号标记，以免泄露“机密”。

江腾蛟回上海后立即行动，把张彪找到办公室，对他说，吴司令问空军有多少可靠的好同志，我说你老张算一个。现在有个重大的政治任务，你先去把几个人的住址帮我查清楚，晚上到我家来一趟。江腾蛟向张彪说了那五个人的名字，另外还有周信芳和于伶一共七人。

张彪是空军某部政治部文化处处长，是个瘸腿，他却奔走于上海的里弄，把这些人家的住址查清。晚上江腾蛟向他交了底。因为周信芳的家已被“红卫兵”抄过多次，家门现在还被“红卫兵”把守，于伶久病在家，就住在空军招待所对面，太显眼，怕抄他家暴露“马脚”。江腾蛟专门打电话请示北京，没有抄这两家。

江腾蛟和张彪议定，选派上海空军警卫排的战士化装成“红卫兵”，又选了些空军干部子弟组成了抄家队伍，又筹备了卡车、红卫兵袖标、大口罩和便衣等，领头人还带了手枪。第二天张彪带领刘世英、袭著显、蒋国璋、陶崇义、杨启良等，挨家去看了地形、门牌、进出口等。他们中间有人问：抄什么材料，似乎交待得不很清楚。江腾蛟回答：“这个不用问，问也不会讲。反正不是我江腾蛟要找的，上面交代的，你们就不用问了。”江腾蛟还规定了五条军纪：“只抄出信、笔记本、照片等文化材料，其他一概不抄……”

10月8日12时一过，五路抄家队就出发了。天亮前，一麻袋、一麻袋的材料都运到了巨鹿路空军招待所……

法庭宣读了吴法宪1980年7月1日的供词，张彪的证词，原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科长卫球的证词，原林彪办公室秘书赵根生的证词，并传同案犯刘世英出庭作证。

面对大量证据和审判长的审问，江腾蛟对他所犯的这方面罪行供认不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