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的“右派”20年(图)

从东北工业部到国家计委，20多岁的朱镕基以渊博的学识、出色的表现，成为当时最有前景、领导期望很高的年轻干部。他的能力、人品，得到了很多同事的肯定。

然而，1957年“反右”开始，脾气倔强、性格率直的朱镕基“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从此陷入了长达20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蹉跎岁月。

从清华到东北开完欢送会、宣誓会，怀着特别的憧憬，承载着建设国家的使命，1951年，以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朱镕基带领几百名清华毕业生奔赴东北。

“朱镕基是学生会主席，在学生中威信比较高，所以组织上叫他带队。”朱镕基清华时的同班同学郭道晖回忆说。是年，新中国不足两周岁，工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正是百废待兴之时。“当时东北要建成重工业基地，所以，这些理工背景的学生都去那里了。”奔赴东北，朱镕基被安排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



朱镕基的结婚照

新华社公布的朱镕基简历说，朱镕基1951年到1952年，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当生产计划室副主任。这一职位按照中国干部职级排列应当是副科级。

据当时的同事介绍，朱镕基那时23岁，年轻气盛，工作起来不要命，“热情很高”，当时的领导对这些清华高才生也很重视，所以，“朱镕基没来多久就担任了计划室副主任。”“这个时候，湖南人的个性和清华毕业生的‘脾气’已经有所体现。”但当时由于他年纪还小，党内政治生活还很正常，也没有人对此太在意，相反，朱镕基由于渊博的学识、出色的工作表现，赢得了当时工业部领导的极大赏识。

东北工业部对朱镕基来说，除了取得初步经济工作经验外，还在于，这个年轻人的工作表现引起了相当多的人注意，这些人都很欣赏朱镕基的人品和才气，而且很多人后来都身居要职。多年后，每遇危难，都会有人施以援手，使他度过了次次危机，并能有崭露头角的机会。

这些人中包括后来成为朱镕基直接领导的吕东、袁宝华等，而对朱镕基最重要的当属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马洪。可以说，这次“邂逅”对朱镕基仕途和人生经历影响巨大。到底有多大，很难加以评估。

马洪比朱镕基大8岁，时任中共东北局委员、副秘书长。

马洪的职务要比朱镕基高许多，在工作上，马洪是他的上级，马洪对他十分赏识。3月2日，马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朱镕基工作很努力，人很聪明，很正直，很有发展前途。”国家计委的初步历练1952年12月，东北工业部撤消，而此时，中国高层正在酝酿成立国家计委。

由于懂经济的人才十分缺乏，而东北人民政府已积累了几年的经济建设管理经验，从东北调一批既懂经济又有一定工作经历的专业干部进京，是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愿望，于是“地方干部支援中央”的政策出台。

据马洪回忆，1952年，东北局大概有100余人奉命进京，作为地方支援中央的干部，“我和朱镕基是其中的两个。”按照官方公布的简历，朱镕基1952年至1958年在国家计委燃动局、综合局任组长，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秘书，国家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

据朱镕基的同事说，朱镕基是时任计委领导人之一张玺的秘书。张玺政工出身，曾任河南省省委书记。而海外有传记说朱镕基是当时计委主席李富春的秘书，被朱镕基的同事给予否定。

马洪说，“在计委工作的时候，朱镕基的表现也很出色，是当时工作最出色的干部之一。”朱镕基的另一位同事回忆说，朱镕基是计委当时最出色、最有前景、领导期望值很高的年轻干部，他的能力、人品得到了当时很多同事的肯定。

“朱镕基讲话逻辑性极强，看到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就会指出来，从不马虎。有时开会，由于职务关系，他只能坐在后面，但他只要看到或听到他认为不合理之处就会立即指出，使有的领导很不满意。”朱镕基在国家计委工作时间长达6年，6年中，中国经历了初步工业化，而计委作为计划经济管理核心部门的，无疑处在中国工业化的风口浪尖上。

由于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特点，计委几乎要执掌这个国家的经济生命线。

有经济学家评论说，“不能说这段时间对朱镕基熟悉中国经济没有用处。”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朱镕基还在国家经委担任过一段时间领导职务，“计委工作相对宏观，而经委工作相对微观，但对朱镕基的历练是一样的。”前不久，朱镕基在香港发表演讲时说，这么多年，他对中国经济脉搏的跳动，还是熟悉的。有人就此认为，这种熟悉和他在计委工作经历不能说没有关系。

朱镕基的同事回忆说，当时经常看见朱镕基翻看各种资料，还要经常起草文件，偶尔还写经济理论文章，他也十分注意学习，外语也没有丢。

平静的生活由于政治的干扰而结束。1957年春，中共中央提出开门整风，让党外人士对党提意见，于是各民主人士纷纷以诤友身份对执政党提出各种意见，有些甚至是非常尖锐的意见。

1957年6月8日，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内部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此后，全国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本来，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要求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鼓励“鸣放”，于是很多人响应执政党的号召，纷纷对党提出批评和建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人不但没有得到领导人的感谢，反而被称作“蛇”，要引出洞来打。

自从被称作“蛇”后，55万人便开始了痛苦而漫长的右派生涯。知名人士李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打成右派就意味着被打入另册，全党共诛之。很多右派被打，被拘禁，被押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被残害致死。”1998年3月，在朱镕基作为总理的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起他的“右派”经历，他表示，不愿意回忆那段历史。

对朱镕基来说，之所以不愿意回忆那段经历，大概是因为那段经历的艰难和辛苦，不堪回首。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1958年，“反右”拉开了朱镕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前的艰难序幕。

这段艰难序幕的开始便是党内反右上演，据一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介绍，党内反右是在党外反右之后。当时人民日报曾经发表社论说，“党内右派和党外右派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党内有了右派分子，对我们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就更加严重。”“如果在我们党内容许右派分子存在，他仍就会同党外右派分子串通起来，从内部来打击我们，从内部来反对我们。”“在当时，不仅党外鸣放，党内也要鸣放。”李锐说，“朱镕基是在党内鸣放后被打成右派的。”。

他为什么被打成右派，他鸣放了什么？记者接触到的人大都不愿意提及，甚至讳莫如深，几经周折也只能找到一些零星信息。

1957年，“一五”计划取得了一定成就，领导层的头脑开始发热，在领导经济工作上，中国正在酝酿大跃进。时年30岁的朱镕基，虽然在国家机关历练了7年，却没有学会官场那套自保的手段和方式，依然保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我行我素。

性格率直的朱镕基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提出意见。在反右的大背景下，党内的正常生活已经不存在了，而朱镕基却显然没有意识到时机的险恶，更不知道此时要慎言。而且在平时，就有人认为他“清高”，“目无领导”，运动一来，他就被划成右派。

朱镕基的同事，现任中国某协会领导的一位老人回忆说，“他是被错划的，本来是不应该有他的，但那时划右派有任务，定指标，找不到那么多人，就把他拉上了。”“对他被打成右派，我一点也不奇怪。他是湖南人，有湖南人的那种倔强脾气，不低头，而他所受的教育又要求人独立思考、不搞阴谋诡计。”朱镕基的一位同学说，“我们从不认为领导人讲的话都是金口玉言，我们这些人在中学都出类拔萃，大学里都是佼佼者，都有独立的见解，这是清华给我们的，这种教育提倡张扬个性，而不懂得为人处事之道。更不懂得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据了解，朱镕基那一班清华学生有不少人被打成右派。

1958年春，朱镕基被他信赖的党组织打成右派，20多岁的他便追随这个党，就向往着革命，怎么一下子就成反党分子了呢？

记者没有找到能够描述当时的朱镕基的记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是谁遇到这样的遭际恐怕都会想不通，因为“想通”是很“高难度”的动作。

可是不管你想通还是想不通，从成为右派的这一天开始，朱镕基20年的金色年华恰似一江东流的春水，永远不会再回来！

“右派”生涯官方公布的朱镕基简历并没有提及他作为右派的经历，只是说，“1958年至1969年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对比当时大多数右派的悲惨命运，客观地说，朱镕基应该算是幸运的。

李锐分析说，当时的计委有领导欣赏朱镕基，可能暗中保护了他。

事实确实如此，朱镕基在下面劳动没有多长时间就被撤回来，被委任为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的教员。这是一所中专学校，他的任务是教老干部们学习数理化，到基层去培训徒工。

郭道晖回忆说，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以后，朱镕基还当过英语教师。“他是一个有心人，在教学中进一步熟谙了英语。”有熟悉这段历史的人说，在当教员期间，朱镕基在中学时期打下的文史哲功底和大学期间打下的数理化功底得到充分体现，他的课学员都很喜欢，故被学校里的其他教员和学员称为“多面手”和“全能教员”。这一经历得到朱镕基同事的证实。

60年代初，朱镕基结束了教员工作，重新回到国家计委机关。在那个年代，曾经是右派就意味着不是党的人，所以朱镕基并没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职务，只领一个工程师的头衔。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社会开始三天一小运动，五天一大运动。“文化大革命”的主攻方向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时的朱镕基肯定算不上是“当权派”，但由于有“右派”的经历，也少不了陪着挨整。

1968年以后，“文革”已经进入了另一个阶段——“清理阶级队伍”。

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既要清理那些混进好的阶级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更要进一步整那些原本就是异己阶级的人，而重点是在后者。

最大限度地接触底层民众1968年，“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整人也整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手段，一个中国人熟悉的词汇产生：“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来自毛泽东1966年5月7日对一个报告的批示，指出军队既要学军，还要学工、学农；工人也要学农，学军，学文化；农民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等等。

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为了纪念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把机关干部和走资派送去劳动改造的农场，命名为“五七干校”。

1968 年10月，毛泽东再次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要分批下放劳动。”此后，全国各地都相继开办了“五七干校”，数十万知识分子被送往农村的偏远穷困地区劳动锻炼、接受改造，“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有回忆说，在当时群众之间派性斗争严重的情况下，所谓革命化的“五七干校”其实已成为迫害异己、惩治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是“变相劳改”的一个地方。

1970年元旦，朱镕基被下放到国家计委设在襄樊的“五七干校”，一干就是5年，直到1975年才回到北京。

最初，干校没有家具，连基本的生活用品、床、板凳都没有，于是干校便从外面运来一些生活用品。

由于担心丢失，一个寒冷的冬日，朱镕基和他的一个同事被要求押送这些物品，两个人一起蹲在一辆闷罐车里，忍饥挨饿，“天气冷极了，也没有暖气，没有水。” 和朱镕基一起劳动的同事向记者介绍，国家计委襄樊“五七干校”位于湖北北部，和河南接壤，干校原先是一个劳改农场，由于有这些人到来，原来的劳改犯被遣散。干校实行军事化管理。

这段时间，朱镕基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劳动，偶尔也看看书。这5年的人生经历对朱镕基十分重要，可以说是20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重要阶段。

朱镕基在谈到这段时间时感慨很多，但并不显得十分懊丧。他说，在那段时间里，他接触了许多人，懂得了一些原先不懂得的事。

由于朱镕基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也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对老百姓的生活疾苦有了深刻的了解，也使他染上了深厚的“平民情结”。

廊坊的“传奇”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复出后便开始大刀阔斧的治理整顿。虽然此时“文革”还在进行，政治压力依然很高，但由于有邓小平的努力，已经瘫痪的国家机关、工厂学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朱镕基等在襄樊劳动的干部们也借此机会回到了北京。回京后，朱镕基已经很难在计委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怎么办？

一个机会摆在面前，中央决定把原先并入燃料化学工业部的石油工业部重新分出，石油工业部急需技术干部，于是朱镕基被安排到石油工业部管道局下属的电力通讯工程公司。

管道局设在河北廊坊，朱镕基先后任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电力通讯工程公司按级别应属处级单位，那么办公室副主任，按级别应当是副科级。

此时距朱镕基刚参加工作已经20多年，20多年前，朱镕基被分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被委任为生产计划室副主任，副科级，而20多年过去了，40多岁的朱镕基仍然是副科级，也许这个时候，上天依然要“苦其心志”。

朱镕基在廊坊工作的那段时光离现在已经23年了，但今天关于朱镕基的故事仍在廊坊流传。

3月1日，本报记者初到廊坊，便听到有人讲朱镕基的故事：

朱镕基在任的时候，不正之风已开始出现，但朱坚决抵住这些不正之风，一次他让手下工作人员买东西，而工作人员买1元钱的东西却开出了3元钱的发票，朱镕基一怒之下不批准报销，工作人员也大怒，但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后只得悻悻而回。

“不行就是不行”，转述者甚至能够模仿朱镕基的湖南普通话。在民间，甚至还流传着朱镕基和当时的领导斗智斗法的传说。刚正不阿的朱镕基，成为很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很多人都恨他，怕他。

据说，朱镕基离开廊坊调到北京的时候，几百口子人只有一个看门房的老人送他，场面极其凄凉。老人把他几件简单的行李装上车，送他到火车站。

老人拉着朱镕基的手说，“就你一个好人。”说着两个人都哭了。

这个故事被记者接触到的几位管道局退休职工否定。和朱镕基一起工作的管道局一退休工人说，当时确实有一个人和朱的关系很好，这个人叫周来福，但不是门房老大爷，他也是管道局的职工，和朱镕基都住在单身宿舍。由于朱镕基当时家在北京，所以每个礼拜都要回家，于是周来福星期六骑自行车他到车站，星期一骑自行车到车站接他回来，两个人关系确实很好。

那么，当时的朱镕基到底是什么样的？记者接触几个原管道局和工程公司的职工，大体勾勒出一个轮廓。

通讯工程公司是一个工程单位，工作特点之一就是经常在野外施工，朱镕基曾在调度室工作，是队上负责技术的人。

管道局一个退休职工说，“在我们眼里，朱镕基当然是很有水平的，不爱多说话，他和大家的关系还可以。这个人也确实是比较正直，他的英语很好，能说能写，能翻译。”当时，朱镕基经常要跑野外，和大家一起睡，一起吃住，翻山过河，哪里有石油工地，就到哪里架电线，安装变电装置。他不仅能设计图纸，还和大家一起从事些体力活。“施工很艰苦，宿舍就是帐篷，在野外的时间要比在机关里的时间长，当然不是朱镕基一个人在一线，大家都在一线。当时风气也很好，因为大庆精神是深入人心的。”管道局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朱镕基当上国家领导人后，有一年，管道局搞周年庆祝，曾告诉朱镕基。朱镕基批示说，赞成管道局周年庆祝不搞庆典等做法。

廊坊的这几年可以说是朱镕基多舛命运的最后阶段，不久以后，朱镕基回到北京开始他新的人生历程。

老同学眼中的朱镕基

郭道晖

朱镕基总理在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有关人权的提问时，讲到他曾对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

清华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享誉中外的著名学府。自1911年“清华学堂”建立到后来改为大学，以其“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校训和严谨的教学与学术风气，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和大科学家，包括后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同时，从“五四”到“一二·九”运动和解放战争时期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学生运动中，又锻炼出一批又一批革命的政治家和实干家。朱镕基总理便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纵论“爱与憎”走上革命路

我同镕基同志在清华大学是同班同学。其实，在中学也是同学。那是在1946年，我们同在湖南省立一中读书，读的都是理科，我比他高一班，但彼此并不相识。那时，我家住在一中校内。我父亲是湖南著名的化学教师，被人尊称为“郭化学”。作为我父亲的学生，镕基对我父亲甚为尊敬。我和我弟弟郭道尧在一中参与组织过1947年“六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弟弟因此还被反动校方开除。我父亲拍案而起，在校委会上痛斥校方这种行径，并帮助被开除的6个学生转学他校。我们一家在校内颇为同学们所称道。朱镕基是品学兼优、文理兼通、才华出众的学生，据他的同班同学回忆，他在中学就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此外，他多才多艺，还在全校登台演出过京剧《贺后骂殿》，他因演那个挨骂的皇帝而轰动全校，所以在同学中很有名气。不过，那时我和镕基还没有机会交往。

1947 年夏，我在武汉，他在上海，同时考取清华大学电机系。进校后，又同住在大礼堂附近的二院。那本是大教室，因这一年新生特多，原有的学生宿舍各“斋”爆满，就暂以此教室做新生宿舍。在二院，我住236室，他住235室，每室住十余人。后来在平斋、明斋，我们又曾同住一室。他是长沙人，我祖籍湘阴，但生长在长沙，我们是同乡，又是同龄人，加上我父亲与他有师生之谊，我与他有同窗之缘，更主要的是我们思想、性格比较相投，所以一见如故，成了好朋友。

初来清华，美丽的校园风景，令人神怡。我们一起照了些相，还爬到航空馆一架旧飞机上留影，觉得做个清华大学的学生很自豪。我们还常一起散步，谈天说地，叙说个人生活经历。

镕基的功课比我好。这归因于他过人的天分与勤奋，也由于他一直在湖南名校、名师授业下，基础扎实。我在中学虽也曾名列前茅，但抗日战争中四处“逃难”，每 “流亡”到一地，就转一个学校，高中6个学期就念了5个学校，时断时续，有时主要是靠自学补上。报考清华时，平均成绩在80分以上的，可以得奖学金，镕基就是其中之一。在湖南籍学生中，考分数他最高，而我少了4分，只好望“金”兴叹。我们那时都家境贫寒，平日常到“学生公社”干些磨豆腐、花生酱和拔草等 “活计”，补贴零用。

这是1947年秋天。自西南联合大学复员回北平后，经过“抗暴”、“五二○”等学生运动的洗礼，清华园也弥漫着一股清新自由的政治空气。同时，学校严谨认真的学风，既使人欣慰，也叫人刻苦自励，不敢怠慢。刚进学校头一个月，我总是抢坐前排，认真听讲。可是，随着内战趋紧，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学生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我积极投入每次学运、游行、散传单，曾不顾国民党军警坦克车和机关枪的威吓，爬到西四牌楼上用油墨写反美反蒋的标语，同时到学生自治会办的“一二·一图书馆”借来进步书籍，如饥似渴地阅读。我上课听讲的位子，也一步步往后移，最后躲在一个角落里，一边似听非听老师讲课，一边悄悄阅读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和一些马列著作。当我读到列宁号召工人和士兵“把枪支从右肩移到左肩”，变国际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推翻沙皇统治时，真是豁然开朗，拍案叫绝：中国现在不正是从对外抗日转到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国内革命战争吗？自此，我彻底抛弃了任何不流血变革的改良主义幻想，认定了“只有革命，才有出路！”

朱镕基初进清华时，也是集中精力学习功课，博览群书。电机系的功课当时在全校是最难的，他却应付裕如，是班上的“业务尖子”之一。他为人正直，待人诚挚，当过班上的“课代表”，协助老师推动同学们学好功课，在同学中有威信。我因参加活动较多，耽误了一些功课，不时向他请教，他总是热心指点，备加关照。但他自己也并非埋头读书，不问政治。他很注意看报，关心世界大事和国内政局，视野广阔。我们常常纵论天下大事，抒发要投身于革命的志向。1948年春，有一天，我偶然从北平一家报纸副刊上读到他以“容基”的笔名写的一篇《谈爱与憎》的文章。这是一篇优美的散文，文中他援引了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曹禺的话剧《北京人》、李广田的诗和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中论爱的格言，可以见出他当时的文学根底和志趣。特别是他有感于自幼失去父母天伦之爱(他是孤儿)，对旧社会世态所扭曲乃至玷污了的“爱”表示了深沉的怀疑和鄙屑，提出“爱与憎要分明”，要以新的历史观、人生观去“自我牺牲”地热爱广大人民，并且“恨那不准他爱的”，引起了我的共鸣。我立即在同一报纸上发表了《与容基先生谈爱》的文章，与之呼应。我的文章认为：“爱是施予，而非取得。”在这样一个斗争的狂飙时代，失去父母之爱，也许反而是“值得羡慕的事”，因为这样可以无牵无挂地“去‘自我牺牲’地爱，去爱真理，爱人民，爱人类”，“是不会感到‘孑然一身’的孤苦的”。我表示愿和他“携紧心灵之手，学习着走上这条真理之路”！

这两篇互相“谈爱”的文章，反映了当时走向革命的青年的心情和志向。联系镕基在50年后就任总理时的一段誓言：“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也要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正是他对人民“自我牺牲”地爱的一贯体现。

争民主 争人权 反迫害

我们考进清华的那一年，正是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国民党反动独裁政府进行着殊死斗争，并且正处在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的转折点，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学生运动的疯狂迫害与镇压。全国学生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反抗压迫，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和人权，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高潮。在我们进校前， 1946年底，在北平已经掀起抗议驻华美军强奸北大女生的“抗暴”运动。1947年5月又开展了全国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运动持续一个月，规模遍及国民党统治区六十多个大中城市。毛泽东于5月30日发表《蒋介石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一文，指出学生运动是同人民解放战争并行的“第二条战线”。

我们进入清华后刚半个月，北平就接连发生反动当局非法逮捕清华、北大等校同学和中学教师事件，两校为此成立了“人权保障委员会”，进行抗争。接着又发生了国民党政府屠杀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和血腥镇压上海同济大学学生等血案，清华学生和北平各校一起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罢课抗议。

1948 年4月，北平各校又掀起了“反饥饿、反迫害”的“四月学运”风暴。那时，物价指数已涨到1937年的20万倍，师生最低伙食费每月达300万元。教师靠月薪五六百万元(相当于战前十五六元)，已无法生活。而国民党政府却置之不顾，反而加紧对师生的迫害，甚至组织流氓打手包围北大，高叫“打倒红楼”、“推倒民主墙”、“北大清华是共匪老巢”等荒谬口号，冲入教师宿舍大打出手。这一连串事件，激起清华和北大等校师生员工共同的义愤和反抗，举行了连续半个月的罢课、罢教、罢工斗争。为了对付所谓“清共大队”“下乡清共”(即冲击清华)的暴徒，清华同学组织了护校纠察队，日夜保卫校园。电机系是一支劲旅。我和朱镕基那时同住一室，我们都参加了纠察队，轮流值班。我拿着棍棒半夜值班归来，就叫起镕基接替。
1948年秋，在古城即将解放的前夜，我们十来位湖南籍同学自愿组合了一个“过共产主义生活”的小集体——明斋117室生活小组。我和镕基搬进了这间可容十余人的房间。“生活”的内容是组织读书会，学习从解放区传来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由张信传同学领头主编了一份油印报《晓露》(意指在黎明前以它催花润草，向湖南家乡的中学青年传播革命信息；而在太阳出来即解放后，就自行消失)。我为这个报写些评论和搞美工(负责刻写所谓“民主体”的标题)，朱镕基和其他同学撰稿、发消息，他还帮着刻蜡板(他的字写得工整漂亮)，还不时给中学读者复信。在《晓露》上，我们发出了《饥饿道上一块儿走》的呼喊，报道了《冤狱满天下，了案无确期》的消息，发表过吴晗、张奚若教授写给青年的文章，刊载了《孤城落日话长春》等军事述评，还撰写了《历史的道路》，回顾“五四”以来的学运，清华、北大校园里的民主生活和争人权争自由的斗争，以及纪念闻一多、朱自清的文章和介绍清华、北大名教授的文章如《钱三强重返清华》《向达先生》等，很受读者欢迎。有的中学生还写信要求我们指导他如何投奔解放区。

在清华园刚解放时，奉地下党组织之命，117室全体同学突击三天，以红油墨印出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新民主主义论》等书，供全校同学学习。这是第一次以公开合法的形式，在校园内组织学习革命书籍，镕基积极参加了“117”的各项活动，成为“117”的骨干之一。

入盟入党 化雨春风

当时，117室的战友中，有三位是地下党员(张信传、张履谦和我)，还有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盟员，他们同时在各自的岗位上战斗，彼此无横的联系，心照不宣。

当时在清华，参加革命组织一般要经过几个台阶：先是参加由地下党所领导的学生自治会组织的各种进步社团，如读书会、壁报社、农村识字班以及文艺社等，这是 “进小学”；然后进一步吸收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简称“民青”、“新青联”)等进步青年组织，过秘密的组织生活，团结青年同学，参加学运，开展各种进步活动，这叫“进中学”；最后，经过学运的考验和党组织的考察，发展入党，这叫“进大学”。我入党也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至解放前是清华电机系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之一，兼任“新青联”电机系分部的书记。

在学运中，在“117”的战斗生活中，镕基同志受到很大的锻炼与考验。1948年冬的一天，我代表组织，介绍他加入“新青联”，他当即欣然同意。那时，“新青联”是秘密的进步青年组织，也同党组织一样过严密的地下生活，3至4人编成一个小组，小组间无横的联系，只有组长与上级领导单线联系。此时，我们成了并肩战斗的战友，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同国民党反动政权进行着最后的斗争。

镕基一经加入革命组织，更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和动力，又有了组织的支持，在工作中他的聪明才干就如泉涌般喷发出来。他先担任班长，深受同学们拥戴。在迎接北平解放和解放后进城宣传的工作中，在党组织的领导和新青联的组织下，他带领同学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据同班同学孙骆生的回忆，1948年12月15日清华园解放后，组织上曾派几个盟员，其中有他和朱镕基，由同班同学蒋企英(地下党员)带领，前往被围的北平城郊，去动员傅作义部队的家属进城，做瓦解敌军的工作。与此同时，“117”的刘观丰同学也被组织上派去国民党青年军二○八师驻地侦察敌军兵力。北平解放后的第一个暑期，党组织又派朱镕基随同几位党员，参加由团市委主办的中学生“暑期学园”工作。电机系的凌瑞骥负责全面工作，化学系的龚育之管政治思想教育，朱镕基则负责文化补习工作。据凌瑞骥回忆，镕基承担了集教务长和部分总务长工作于一身的重任。工作中严格认真，热情负责，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组织工作能力也受到很好的锻炼。1949年10月，他申请加入共产党，我当时是电机系党支部副书记，很高兴地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我们又成为同一个党支部的战友。在新党员宣誓仪式上，朱镕基被指定为新党员的代表，在会上作发言，表示坚定地忠诚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1949 年12月，我调到清华大学党总支任宣传委员(总支书记是彭佩云同志)，后来又任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没有再在班上工作，但仍和镕基一起学习和保持亲密交往。 1950年下半年，抗美援朝开始时，据当时的电机系党支部书记李叔平说，支部里是朱镕基第一个自愿报名参军的。当时在群众中存在恐美情绪。他作为班长，代表本班同学在全校大会上发言，还援引苏联小说《恐惧与无畏》，说明勇敢是锻炼出来的，为了保卫祖国，革命青年应当不怕牺牲，无所畏惧，抵抗美国的侵略。后来党组织考虑到工作需要，没有批准他参军。但我们班还是有6位同学被批准参加了海军，后来成为海军中的技术骨干和海军学校的教授，有的现已成为工程院院士。

1951年1月，党组织又推荐朱镕基担任学生会主席候选人。我们班同学都动员起来帮他竞选。(清华学生会换届，解放前后一直采取竞选方式。解放前还是一场同国民党、三青团争夺学生会领导权的斗争。)他当选后，正值抗美援朝运动高潮，学生会的工作是紧密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朱镕基在清华党委的领导下，依靠青年团组织，动员和组织同学开展了各项活动。如组织全校同学参加“五一”大游行，声援浴血奋战的志愿军将士；动员同学踊跃参加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组织同学分赴长辛店、丰台等地进行抗美援朝的宣传；还同校委会与青年团联合制定了“全校爱国公约”等等。

朱镕基作为学生会主席，还代表学生成为学校行政领导机构——校务委员会的成员，沟通校方与学生的关系。当时的政治活动很多，学生会都要作出迅速的反应。作为学生会主席，他不但要指挥、开动庞大的学生会机器(其“内阁”包括学生会主席团和秘书处，学习、生活、体育、文娱以及中苏友好部等5部1处)，还要随时在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发表鼓动性的演讲，动员和组织同学积极参加活动。他的演讲出口成章，条理清晰，富有感情，又具有理性、逻辑力量，感染力很强，总是能够成功地征服群众，使各种活动蓬勃地开展起来。

这年7月l日，在中国共产党建党30周年之际，朱镕基满怀激情，在《人民清华》周报上，发表了题为《离开了党的思想领导就将一事无成》的文章，以自己在学习与工作中的切身体会，感谢党的教育和培养，表示要为共产主义事业、为人民“贡献我的全部智慧和精力”，认为这是他“最大的光荣和骄傲”。

195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奉党委之命，带领全校三百余名毕业生奔赴当时我国的工业重地——东北，开始走上了新的征途。

首先要做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80年代末，朱镕基任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时，我登门拜访，谈及他的组织能力与口才时，他对我说，这全是在清华当学生会主席时锻炼出来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在清华80周年校庆时，才深情地写下了这样的题词：

水木清华，春风化雨，教我育我，终生难忘。

在清华电机系建系60周年之际，他又在祝辞中以“为学与为人”为题，写道：

四十多年前，母校电机系主任章名涛教授在一次会上对我们讲过这样一段话：你们来到清华，既要学会怎样为学，更要学会怎样为人。青年人首先要学“为人”，然后才是“为学”。为人不好，为学再好，也可能成为害群之马。学为人，首先是当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哲人已逝，言犹在耳。清华就是教我们“为学”，又教我们“为人”的地方。它以严谨的学风和革命的传统，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献身革命和建设的“有骨气的中国人”。饮水思源，终生难忘。

为学在严，严格认真，严谨求实，严师可出高徒。

为人要正，正大光明，正直清廉，正己然后正人。

清华电机系行年六十，弟子七千，为人为学，人才辈出。值此建系六十周年大庆，敬录章师名言，愿与同学共勉。这一祝辞，也正是他自己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