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
麦基的《世界社会的历史》中,陶渊明是中国人最喜爱的诗人之一,他经受了作为中国农民的所有苦难,却经常和士大夫一起诗酒唱和。
一般人听到陶渊明这个名字,就自然而然地跟“世外桃源”的意境联系起来。麦基的《世界社会的历史》里有一段陶渊明小传,从中颇能看出一些教科书作者对他的看法:
陶渊明是中国人最喜爱的诗人之一。他生活在东晋至南北朝天下大乱的年代。就像许多跟他背景相似的同时代人一样,他早期也希望进入仕途、博取功名。有好几年他投奔于一些将军门下,跟着他们戎马倥偬,但是他很快就对这样的生活非常厌倦。
趁着母亲去世的机会,他按照儒家的礼制,辞职回家守制。重新出山后,他被任命为彭泽县令;但是在这个职位他只呆了82天,据说是因为不愿意讨上司的欢心,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就挂印而去了。
在40岁上陶渊明彻底放弃了进取官场之心,住在乡下以农耕自给。此后的22年里,他经受了作为中国农民的所有苦难:一年四季为了果腹而面朝黄土背朝天,水旱之虞、病痛之灾。但是他不仅仅是一般的中国农民,他跟士大夫阶层的人士保持紧密联系,经常在一起诗酒唱和。
作者在同一页中还引用了陶渊明的几首作品,包括“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脍炙人口的诗句。但是作为历史教科书,作者并不限于要学生把陶的作品单纯当成文学来欣赏,而是希望学生从中领略那个时代的气息。
在行文中,作者解释说,当时政权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占据着官僚机构上层的世袭贵族。这些世族以祖宗血统为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只和门当户对的人通婚,并且修撰族谱来维持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鸿沟。他们自命是汉朝上层精英文化的最后堡垒,常常因吟诗作对时别出心裁的句子而名声在外。其中有些人还建立了大庄园经济。
最后作者还给学生留下了几个思考问题,问他们觉得陶渊明是儒家弟子呢,还是道家弟子;问他们从陶的作品里是否能看出他为什么受同时代人的欢迎。由此可见,作者要学生从陶渊明的故事里看到当时的社会新结构与汉朝鼎盛时期的不一样;以及道家和儒家如何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互相竞争
杨贵妃
斯特恩斯的《世界文明》中,杨贵妃过着富丽堂皇而且精美绝伦的宫廷生活,她和唐玄宗的浪漫史被称为“最著名也是最不幸”的爱情。
白居易的一首《长恨歌》流传千古,杨贵妃的大名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也家喻户晓。有趣的是有的美国教科书作者居然也着迷于贵妃的美色,对她的经历尽情发挥。斯特恩斯就是一个典型。在他的教科书《世界文明》中,他不但用了两页纸的篇幅来讲杨贵妃的故事,还加上了一幅插图,图上是雍容富贵的杨玉环正在几个侍者的帮助下费劲儿地爬上一匹同样肥胖的马。在旁边的解说词里作者说道:
这一幅画让我们对唐代富丽堂皇而且精美绝伦的宫廷生活有了很生动的了解。图中穿着华丽的杨贵妃正要骑上一匹膘肥体胖的高头大马,可能准备在宫廷的后院里散步。两个仆人手持大扇子跟随,好让贵妃的下午过得愉快些;另外两个仆人则负责牵马,即使贵妃的行程范围不过是宫墙之内的小空地。
在课文中,作者把杨贵妃和唐玄宗的浪漫史称为“最著名也是最不幸”的。大概是从《长恨歌》里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吧,作者喋喋不休地讲到自从贵妃被选在君王侧之后,从此玄宗就不早朝了;他还注意到了很具体的细节,如玄宗如何亲自教贵妃吹箫。而这段浪漫史之所以不幸,是因为杨家的父兄皆鸡犬升天,封疆裂土,最后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唐代由盛转衰当然不能把账全算在杨贵妃一个人的头上,但是美国人对皇家生活的异趣情有独钟是人所共知的。不管在世界上出了什么天翻地覆的大事,电视台总也不会取消对英国皇家花边新闻的转播,要不然就会引起忠实观众们的抗议;要讲到温莎公爵、查尔斯王子,很多人更是如数家珍。斯特恩斯对杨贵妃故事的渲染,无疑是想迎合读者们的这种心态。
李自成
在美国教科书作者笔下的形象,跟国人在小说和电影里看到的高大形象有较大差异。
农民起义几乎构成了几千年中国史的一大主题。但是在美国教科书中,却极少讲到这些起自青萍之末的农民领袖。唯一的例外,是布利耶特的《地球和居住其上的人民》,在这本书中有一段李自成的小传。其文如下:
李自成是个铁铺子里的徒工,住在一个荒凉的北方省份里。当万历皇帝为了省下军费开支而下令关闭许多这样的铁铺时,李自成的未来之梦破灭了。1630年他为了生计而当兵吃粮,不久后就因为长官拖欠粮款,跟他的同伍一起揭竿而起。
他是个天生的领袖人物。带着几千人走南闯北,到了1635年他和其他几个同行就有效地控制了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趁着明朝忙于对付满洲人的大好机会,李自成挥兵指向北京。一路上他的军队攻城陷地,征集了许多年轻人加入起义队伍。通过向人们许诺要推翻明朝、恢复和平、均田免粮等,起义军赢得了广泛的支持。1644年4月,李自成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北京城,从1368年开始的明朝因此寿终正寝。
但是起义军的成功只是短暂的。明朝将领吴三桂相信,跟李自成那样没有文化而暴力倾向很强的人在一起很难共事,所以就跟满洲人结成了联盟。吴同时还可能因为李抢走了他的爱妾而心怀愤恨。总之吴和满洲人的联盟打败了李自成,并且在同年6月占领了北京。一年以后李死了,死因要么是自杀,要么是因为偷吃了乡农的粮食而被活活打死。
李自成在美国教科书作者笔下的这种形象,跟国人在小说和电影里看到的高大形象有较大差异。至少从顾炎武开始就有不少论者认为,国人对下层起义领袖人物的这种情有独钟,是秦汉以来以世袭为特征的贵族政治日渐衰落,而以改朝换代为特征的皇权政治越来越强大的一种表现。俗话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就是这种心态的另一种表达。但是中世纪以来,欧洲国家的这种改朝换代的现象则很少出现,贵族政治最终虽然也江河日下,却很少有像中国那样重新洗牌发牌式的社会改革,其中又以英国最有代表性。正是由于这一点,教科书的作者们更加关注的不是由谁来当皇帝这样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在结构上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所以如果把中国的改朝换代比作重新洗牌或者换人,玩的却仍然是同样的游戏的话,那么欧洲国家源远流长的贵族政治,则是同样一伙人玩同样的一副牌,只是随着时代的变化,玩法很不一样罢了。
50年前西方学者看中国时经常提到的一个观念是“王朝循环”,把西方冲击以前的中国历史当做一成不变的。这种观念早就风光不再了,所以教科书的作者们也不愿意在下层起义这个题目上做无用功。那么,他们是怎么来解释由此而导致的改朝换代的呢﹖因为那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的历史故事。其实这些作者们对每个朝代末的社会动乱也是心中有数的,行文中也不是完全略去不计。比如说讲到明朝的灭亡时,几乎所有的作者都讲到了农民起义这个因素,但是在他们看来,这个因素的作用远远没有其他因素重要。他们提出的其他因素包括满洲人的兴起、东南沿海的倭寇、西方人的东来,以及明朝内部的朝纲紊乱、自然灾害使得民不聊生,等等。不论什么时候,也不管政治如何清明,哪里都会有黄巢式的人物,但是并不是每个黄巢都能得手的,一句话,那叫做“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农民起义只是改朝换代的外因,带有很大的偶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