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核问题第六轮六方会谈眼下正在北京如火如荼地展开,外界普遍认为,朝鲜2006年10月9日的核试爆的目的就是获得直接与美国谈判的筹码,从而降低对中国的依存度。自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于1994年接过其父金日成的大位后,中朝关系一直时冷时热。事实上,金正日在上台之初,就曾因索取北京政府的援助不得而有意拉拢台湾,报复大陆。
金日成猝死 金正日重新布局 1994年7月8日凌晨,掌控朝鲜政权近五十年的金日成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医院院长和保健医生均被送进监狱。金正日见父亲去世,呆若木鸡,遭此突然打击后竟长时间不能理事。所幸有朝鲜劳动党元老的鼎力相助,共撑危局,扶持他办理丧事。
金日成的追悼大会原定7月17日举行,但因金正日悲痛欲绝尚未恢复以及准备工作仓促,不得不推迟三天到7月20日。追悼大会召开时,台上金正日率百官守灵,台下百万群众哭声震天。
中国大陆方面接到朝鲜通报的金日成去世的消息后,马上由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以及人大委员长乔石发去唁电,并派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丁关根,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温家宝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兼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上将赴朝鲜吊唁。丁关根等人在列席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时重申了中共对金正日政权的支持。
金正日对金日成的去世可以说毫无准备,他的所有部署都被打乱了,为了集中精力巩固政权内部,重新按照他的想法进行人事安排,除签署朝美关于解决核问题的联合声明外,金正日基本冻结了所有重大的外交活动。
金日成在世时在实行的某些新的经济措施也告暂停,只有大胜银行和英国进行了合资经营。金正日没有马上接任金日成的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元首两个职务。对外称守孝三年,此举在国内极得人心。
金日成死后,金正日把全部精力放在军队身上,一方面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关键岗位上,同时着手实行军队领导干部的年轻化和知识化以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目前的朝鲜人民军领导层与金日成在世时已面目全非,元帅吴振宇、崔光,次帅金奉律、金光镇、李河日,大将朱道一,全文谢、全在善等或病故、或退役,或被清洗。
除调整军队干部外,军事装备也作了更新,尽管朝鲜闹粮荒,仍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购买了大量现代化武器,使朝军战斗力更上一层楼。买军火的经费主要来自向伊朗、叙利亚、柬埔寨、斯里兰卡出售飞毛腿导弹、蚕式导弹、坦克和装甲车得来的款项,此外,还从海外筹措了一部分。
金正日对大陆心存不满 众所周知,朝鲜因为政治体制以及意识形态、更严重的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发展核武器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经济衰弱,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中国的援助。但金日成死后,朝鲜与大陆的关系再次走入低谷,金正日因向中国索要援助达不到其要求,于是重新在报纸上不点名批判中共的“修正主义”,同时再次决定同台湾拉关系,以报复大陆。
金正日的“亲台”措施包括:朝鲜国际旅行社于1996年设立了台北办事处,同年5月,台湾当局派出议员访问朝鲜。6月份,朝鲜国际贸促会副委员长李成禄、金英烈率团去台北。以上行动虽然使中共不快。
几年前,朝鲜再度决定为台湾存放核废料,这件事使得大陆方面非常震怒。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同意放走前朝鲜劳动党避暑黄长烨逃往朝鲜。
在外交方面,1996年4月,朝鲜单方面宣布放弃遵守维持非军事区的停战协定,此前朝鲜并未向大陆打招呼,先把停战委员会中的波兰代表赶走,使大陆措手不及,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被迫撤离板门店。这一行动极大损害了大陆军方的自尊心,甚至许多人民军将领也看不下去,因此,大陆军方于1996年12月派国防部外事局局长罗斌少将(伍修权之子)率军事代表团访问韩国。
在此期间,大陆与韩国的关系继续发展。1995年11月,江泽民出访韩国,促使中韩贸易额在1996年达到了两百亿美元。这一切都使金正日更加眼红。
众所周知,朝鲜与大陆曾于上个世纪50年代签署协议,在法律上存在同盟关系。但尽管中国共产党与朝鲜劳动党在历史上颇有渊源,但中朝关系并非一帆风顺。上个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一结束,金日成就催着大陆撤离军队,决不让留下一兵一卒;随后,金日成大肆清洗内部的亲中势力。
1961年月11日,两国签署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在法律层面上中朝成为盟国)。但在中苏交恶时期,金日成还是倒向了苏联“老大哥”的怀抱。苏联解体后,朝鲜再度将战略重心转向中国,两个政党的互动才开始频繁起来,直至如今形成时冷时热的局面。
有名无实的盟友关系
2006年7月初,朝鲜进行的导弹发射,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谴责朝鲜的决议,中国继续进行劝解,美国采取比较低调姿态,愿在六方会谈范围内举行朝美对话,但平壤仍然坚持强硬态度,重申发射导弹是它的主权和自卫行动,从而使朝鲜半岛局势继续动荡不定。
在这次事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中朝双方公开表示对对方的不满。金正日拒绝接见导弹事件后赴朝访问的中国副总理回良玉和副外长武大伟,同时又向来访的美国人表示“中国不可信”。而中国外交部首席发言人刘建超则在访问韩国首都时公开声称,尽管北京对平壤一再劝告,但“朝鲜不听中国的话,也不听朝鲜自己的话”。在媒体传出朝鲜伪造美钞和中国人民币的消息之后,中国已经冻结了朝鲜在澳门开设的银行账户。这些新发生的情况,是中朝关系中从未有过的。
其实,中朝两国尽管还保持着有名无实的盟友称号,它们的相互关系早已是“道不同不相为谋”,面和心不和了。进入上个世纪60年代,由于中苏开始分裂,平壤采取骑墙态度,中朝关系就冷淡下来。70年代初尼逊访华实现中美和解,使北京平壤在对美政策上发生根本分歧。从80年代开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又意味着两国国内发展路线的分道扬镳。北京在90年代初从“一个朝鲜”向“两个朝鲜”政策转变而与韩国建交,拒绝朝方投票否决的无理要求而支持韩国加入联合国,更被平壤视为对它的背叛行为。
在中朝两国的相互关系中,朝鲜一贯采取极端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立场,以站在东方反帝最前哨为中国做出牺牲的兄弟国家自居,把中国当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摇钱树,无止境地向北京索求无偿的经济、财政与军事援助。中国每年向朝鲜提供大量的粮食、燃料、工业原料和制品,交通运输工具以及武器装备。连运送援朝物资的大量车皮也被朝方扣押下来常年使用。
中朝贸易每年总是朝方欠账,转入下一年度计划而不了了之。不仅如此,朝方屡屡以美国与韩国要进攻朝鲜为借口制造紧张气氛,要求北京提供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实际上是要把它获得的一部分武器装备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出售获取暴利。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金日成在80年代中派吴振宇大将到北京要求军援,开列的单子包括海陆空三军的军舰、战机、火炮以及各类军用物资,其总额几乎等于当年中国军费的小一半。结果被邓小平以“一个子儿也不给”断然拒绝,使呆在京西宾馆不走的不速之客碰壁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