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军人嫖妓的传统：甲午海战中方战败不可忽视的原因(组图)

中日第一次大海战发生在1894年9月17日。就在此前一年，即光绪十九年（1893年）十月，慈禧太后将钓鱼（台）岛赏给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作采药用地（注意，这成为中方“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史证之一，日本则质疑慈禧的诏书系伪造）。这次战争，也是世界海战史上暴发的第一场大规模铁甲海战。发生地点，在中国的黄海大东沟海域；交战双方不用说了，是中国和日本，即此著名的中日黄海海战。这一年是清光绪二十年，当时采用干支纪年，为甲午年，史上亦称“甲午海战”。此前的8月9-10日，中日海军已在威海海域“过招”，次年初又在威海决战，史又称“威海战役”，统称“甲午海战”。

 

这期间，除了海战，中日还发生了平壤战役、南帮炮台保卫战、摩天岭战斗、杨枫岭战斗、龙庙嘴战斗、鹿角嘴战斗、百尺崖所战斗、所城北战斗、赵北嘴战斗、南、北虎口战斗、虎山战斗、孙家滩伏击战等一系列大大小小十几次陆地和港口作战。这场战争是中日两国战争史上，自明朝以来第一次规模最大的正面交锋，海军、陆军都参与了。史学界定义这些战役总名称为中日“甲午战争”。甲午战争长达8个月（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又暴发了8年战争，此即著名的“抗日战争”，8月与8年，是不是历史的巧合？），即从1894年8月1日清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同一天，日本明治天皇也发布宣战诏书），到1895年4月17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日·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双方签订《马关条约》止。

图：甲午海战前，致远号官兵合影。

 

图：甲午海战前，致远号军官合影，图中双手交叉者为邓世昌。

 

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完败，日本完胜。中国割地赔款，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就是这次战争后“让与日本”的，确实“丧权辱国”。这场战争中，最让人不可思议是“甲午海战”中黄海一役的失利。对于失利的主要原因，传统的历史教课书上早有定论，首先是“清政府腐败无能”；其次是日本蓄谋已久，突然袭击；再是中国军事经费不足，装备落后，指挥不当。对这几个原因，我在中小学时代一直信以为真，后来随着年龄递长，多思考思考，结果真的“一思考就发笑”了。其背后的原因绝非这么简单，如在装备上并不输对手，称日军蓄谋已久，但中方也一直在防备啊。再说，清政府再腐败无能，也不想把大片江山拱手让人。

 

从史料上看，甲午海战中日方集结了12艘战舰，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等8艘主力舰、巡洋舰全部参战。但中方的实力同样不弱，参战主力是北洋舰队，为晚清重臣李鸿章一手创办，动用巨额军费打造的，战舰多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购自工业化最早最发达的欧洲，分别由英国、德国生产。如定远号、镇远号、济远号、经远号、来远号战舰，为“德国造”；致远号、靖远号为“英国造”。

 

定远号舰满载排水量为7335吨，全钢面铁甲，装配有4门305毫米口径主炮，2门150毫米口径副炮，3具380毫米口径鱼雷发射管，携带21鱼雷，时称“东亚第一巨舰”。当时日舰中排水吨位最大的吉野、松岛、严岛、桥立等是5000吨级，只是速度快于中方。中方战舰不弱对手，将领也不简单。光绪八年（1882年）十月，李鸿章聘用了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Lang William M）为水师“总教习”，负责水兵操练；提督丁汝昌在英国海军学习深造过，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也能算是“海归人士”。

 

可见甲午海战的失利原因并仅不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日军的威猛。学术界目前比较认可的一种观点是，北洋水师治军不严，训练废弛，导致战斗力低下，非“兵器落后也”——军事软实力劣于对手。那这“软实力”是怎么一个概念？难道一个“训练废弛”就能让军队战斗力大降？小时候看《甲午风云》，影片中，致远号舰管带邓世昌临危不乱，下令撞沉日舰，向日方旗舰“吉野”号右舷高速撞去，全体官兵以身殉国（光绪皇帝给邓世昌的祭词：“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中方旗舰“定远号”被日舰击中，仍顽强作战，总指挥丁汝昌重伤不下火线，坐舰指挥。后由管带刘步蟾代替丁汝昌督战，直至舰上炮弹全部打完，才自行炸沉，刘步蟾自杀殉国。经远舰管带林永升同样勇敢，率领将士奋勇战斗，直至倒下······这些场景和记录至今让我激动。结合北洋水师当时先进的战舰装备，中方怎么也与“战斗力低下”对不上号，这种说法让我糊涂。后来，我在做史学方面研究查找资料时，看到了不少清末对外战争中清军的“花边新闻”，这才恍然大悟，在胡思乱想间感到，“战斗力低下”除了抽吸大烟，还有“成人方面”的原因。如当年北洋舰队的总司令（提督）、被视为英雄的丁汝昌，是一位“风流首长”；不少驻守海防的士卒、舰上的水兵，则是“勇”字号嫖客。如此这般，又抽又嫖，战斗力能不低下？我今天就来详细聊聊这茬事。

 

图：甲午海战中中方旗舰之定远号，泊于威海卫军港。

图：甲午海战中中方名舰之致远号，管带为邓世昌。

图：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是个颇有争议的“民族英雄”。

 

极受李鸿章器重，而被送出去“深造”的丁汝昌，应该是受到过西方文明影响的一个海军大臣，但这位是陆军出身的海军司令，与众多传统的中国文人一样，其根子里那个风流雅兴却未绝掉。据孙国群所著的《旧上海娼妓秘史》一书记载，19世纪80年代，有一次丁汝昌率舰队南下上海时，曾经到名妓胡宝玉的香闺摆酒宴客。酒宴结束后，丁拿出100两银子作为一席酒的费用。但胡宝玉对娘姨等人讲，这笔钱是丁大人赏给她们的，宰了丁大人一把。结果，丁汝昌只好在次日再拿出三百两银子以作酒资。这曾作为“佳话”，流传于当年上海滩。

 

头都如此，下面就别说了。1956年出版的《中日战争》一书中，有这样的文字：“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挚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这文字里透露一个情况，就是每年冬天北方海面结冰的时节，是官兵最快乐的时分，由于要移防南方地区军港，正好方便到上海、香港这些妓业发达的城市嫖玩，有时人去舰空，集体出去寻乐。

 

中华书局1993年出版的《清末海军见闻录》中也证实，北洋舰队“海军军官生活大都奢侈浮华，嫖赌是平常事。刘公岛上赌馆、烟馆林立，妓院有七十多家。”从各国家海军历史上来看，嫖妓现象都比较普遍，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由于官兵长年在外，体内生理能量积蓄过多，除自慰外，只好通过或明或暗地召妓解决。如驻日、韩美军都是东方风月场上的老手，由于官兵“性”趣十足，当地出现了专业娼妓，还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如北洋官兵这种规模的，还是少见。

 

不只在国内嫖，有逛妓院习惯的北洋官兵有一次竟然嫖到了日本。《炎黄春秋》曾发表署名史春林的文章，记述了这件事情。1886年7月，清政府令丁汝昌和吴安康分别率领北、南洋舰队前往朝鲜的永兴湾一带巡防。丁汝昌、琅威理立即率“定远”等 6艘军舰，前往朝鲜东海岸海面操演。海上长途航行需要上油、修理，因为这原因北洋舰队第一次到访日本，在长崎港进行大修。8月13日，官兵上岸购物，个别水兵则跑到妓院嫖娼，与当地警察发生了冲突，导致1名日本警察受重伤，1名中国水兵受轻伤。顺便说一下，这次“日本嫖娼”引发的后果很严重，四天后的8月15日，数百名日本警察将各街道两头堵塞，围住手无寸铁的中国水兵挥刀砍杀。当地居民则从楼上往下浇沸水、掷石块，甚至有人手拿刀棍参与混战。北洋水兵猝不及防，又散布各街，结果吃了大亏。双方共死伤80余人，中方水兵死亡人数多于日方。

如此好嫖的海军，面对治中有方、军纪甚严、有意侵华、久有蓄谋的东洋海军，“战斗力低下”就很自然了。在甲午海战发生前，中日两军在朝鲜的忠清道牙山县成欢地区交锋，史称“牙山战役”，或“成欢战役”。清军投入3000多人（以“淮军”为主），日军投入4000多人。战役中，双方伤亡相差不多，但牙山还是失守了，系战败。战役指挥（直隶提督）叶志超却谎报战绩，谎称获胜，可笑的是还受到了清政府的奖赏。“总兵”卫汝贵也因此得到提升，成为清军驻平壤总司令（总兵）。

 

后平壤失守，卫汝贵败退回国。再驻防鸭绿江下游安东县，再败于日军，丢城失地，遭数朝臣弹劾，清廷遂将其革职逮捕。1895年1月15日清政府发布上渝，治其罪，称“卫汝贵平日待兵刻薄寡恩，毫无约束，此次统带盛军，临敌节节退缩，贻误大局，并有克扣军饷，纵兵抢掠情事，罪状甚重”次日，卫被斩于北京菜市口。卫汝贵嫖妓比丁汝昌的瘾大多了，故事也更多。据光绪丙午(1906年)长沙刊本《韩客笔记》记载，卫汝贵升任总兵后，“益无忌惮，谂知平壤歌妓久冠全球，遂心醉之。日夜在中军帐狎妓宴乐，营哨将，弁尤而效之，明日张胆宿娼营中，无复以军务为意旨。”

 

《韩客笔记》的作者许寅辉为当年英国驻朝鲜总领事禧在明聘请的文案兼翻译，身份是清廷官员，其所记有很强真实性，可信度极高，因而被史学界当作研究甲午战争的重要史料。许在笔记中还称，“士卒亦皆占民房，奸淫抢掠，无所不至。”因为军纪涣散，军心思嫖，军事防御形同虚设，在日军迂回包抄抢占险要之时，清军“犹在酣嬉酒梦中也”。

 

晚清军人嫖妓是出了名的，可以说是“历史悠久”，但传统却不光荣。现在可以看到的公开出版物中多有提及——

《鸦片战争》（三）：鸦片战争期间，江南清军营员官丁，“无不以民为可欺······窝留娼赌，线诱良家子弟。”

《捻军史》（作者，郭豫明）：太平天国时期，清军剿捻大将胜保派人“逐日密招歌妓，送至园中，荒淫无度，军心涣散”。结果，不只没有剿掉捻军，1859年6月，反而让太平军陈玉成部攻克盱眙。

 

《上海：1862年》（作者，于醒民）、《淞南乐府》（作者，杨光辅）：1862年淮军松字营管带郭松林等人在打退太平军对上海的进攻后，带头冶游（逛妓院）。郭来上海后自诩有数百万家资，“首伪为丐者，手携粗纸，至名妓寮分送，多有呵(斥)者。及检粗纸，则中藏金叶，人目为活财神。”当时上海“妓家大半在西城，营丁错处。”

《上海轶事大观》（编者，陈无我，民国时期出版）：光绪初年，以镇压云南回民起义起家的清军统领杨玉科进京途经上海，住旅馆“挥金如泥沙”，“其作狎游也，备金钏数十条”，“有所悦即求亲肌肤，无间昼夜，交欢毕，呼仆进钏匣，令妓自择其一”，“悦之甚者辄以数干金为之脱籍，鸨有留难者以势威胁之，然既娶后稍拂意即逼令下堂。”

《图像晚清》（作者，陈平原，夏晓红）：甲午战争前后，在台湾，“前充统领营官诸人，邀请宾客以扣除之饷作买笑之资，大都各人均拥资三五万。有某军门者在台湾南北数十年，积资百万。此次暂寓福升客馆，每日夜必呼流娼档子班土妓、歌妓弹丝品管，以解闷愁。”

《清代野史》（第四卷）：1895年，正当台湾抗日军情紧急时，清军宫官李文魁发动兵变，赶走了领导抗敌的台湾巡抚唐景崧，并尾追至厦门，“图杀之。寓福升旅馆，召妓女侑觞，既醉而出”。后来，李被官兵擒获就此正法。

······

其实，在清代中叶，清朝政府是“禁娼”的，律例严明，违者轻牢役，重则杀头。雍正皇帝曾亲自拟旨，下令废止“乐籍制度”。一直到道光以前，京师很少能看到妓女的身影。我查找了不少资料，发现为什么清末卖淫嫖娼盛行了起来，与当时社会形势发生变化有密切关系。在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观念入侵，嘉庆年间修订过的《大清律例》已不再适应当时的社会变化，法律地位受到挑战。就如现在改革开放，实行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后，出现地下性工作者一样，娼妓也慢慢多了起来。当时有人士上书修改法律，提议“卖淫合法化”（历史是惊人地相似啊！！！）。于是在慈禧垂帘听政的同治年间，再次重修了《大清律例》。虽然律例仍禁止卖淫嫖娼，却删掉了“照例治罪”的内容，嫖娼卖淫事实上已合法化了。

 

到光绪时，京城的砖塔胡同、钱串胡同、大院胡同、小院胡同、玉带胡同等八个胡同，到处是妓院，妓女比地上跑的鸡还多，“八大胡同”成为当年北京非常著名的“红灯区”。在“驰娼”导向下，本来就有冶游习好的清军官兵，嫖娼狎妓吃花酒就更普遍了，难怪丁汝昌、卫汝贵这些清军要员大臣，在战事吃紧时都敢“放松”一下，不忘去红灯区“潇洒走一回”。但这一潇洒问题严重了，色能乱性，性乱必花，导致管理混乱，“训练废弛”；红颜祸水，害得清军的战斗力低下。需要说明的是，这盆“祸水”能量太大，但错不在红颜本身。

甲午海战中方失利的原因很多，而且复杂，但是，官兵上下集体嫖妓，视冶野为正常，成为甲午海战（甲午战争），乃至清末对外所有战役失利的又一不可忽视原因。一定程度上说，李鸿章精心打造的有钢铁外壳的北洋战舰，不是被日军鱼雷击沉，而是让青楼流淌出来的胭脂锈蚀掉的，在风情丽人绵柔温香的床榻边解体了。但这一严重影响军队软实力的原因，却不时被军事专家、史学者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