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曾盛行掠夺生人妇

“生人妇”即活人的妻子。这种称呼现在很难再听到了，但是类似掠夺“生人妇”的事还是难以绝迹。掠夺“生人妇”是非常卑劣的行径，人神共愤。《广异记》里说：唐睿宗景云年间，河东县县尉李某的妻子王氏，颇有几分姿色。某日，李某到衙门办公事，而王氏竟被华山府君派遣的几个黄门侍郎掠走了。李某从州府回来，便摇晃着她没有灵魂的尸体号

啕大哭。后来，有神仙相助，王氏终于苏醒过来。她说能回来，是因为有“一人乘赤云至，大怒曰：‘太一问华山何以辄取？生人妇不速送还，当有深谴！’神大惶惧，便令送至家”。

连一般的好色之“神”都不敢掠夺“生人妇”，可见当时的“生人妇”还是略有“保障”的，只是人们不敢再往前朝历代追溯了。譬如《三国志·杜畿传》注引《魏略》称：当年杜畿在担任某郡长官的时候，奉命制作寡妇花名册，总是按照一五一十实际情况来登记，所以“送”给朝廷的寡妇老是不多。而其他郡，即使登记后寡妇已“自相配嫁”，也“依书皆录夺”，故而“啼哭道路”。等到赵俨代替了杜畿，所“送”的寡妇又多了起来。于是文帝问杜畿：“前君所送者何少，今何多也？”杜畿回答：“我以前所登记的都是亡者之妻，而现在赵俨送来的却都是‘生人妇’！”此言一出，“文帝及左右顾而失色”。

理智要求我们仔细审查那些“贤君英主”藉以践踏妇女权利以稳定“社稷”的正当性。皇帝有无限的权力，从而使他在理论上拥有对天下女子的性支配权。欧洲的《拿破仑法典》明确规定，妻子是丈夫的私有财产；而从总体来说，所有女人却都是国家财产。

对于错误的“政策”，真正“失职”的倒不是杜畿，却是颇让“文帝”称心满意的赵俨。龙颜大悦，赵俨们再一尽心尽力，老百姓就苦不堪言了。不需要丰富的想象力，我们就从又一个侧面领略了当时“生人妇”的痛苦。

过去的经书告诉我们，一旦失去了丈夫，寡妇甚至不能夜哭！一哭，便有“思春”淫荡之嫌疑，便有放浪形骸之“没落”；寡妇很自然是朝廷的物件，统统得“登记在册”。即便是登记之后，寡妇再嫁，夫妻恩爱，也不在体恤之列。刻舟求剑，无非是找不到剑而已；而“其他郡”的刻板“录夺”制造了多少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

统治阶级的“规矩”多半是自相矛盾的。不是老是强调“从一而终”吗？丈夫死了，寡妇应该守节到死。然而，他一旦“需要”，就可以“依书录夺”，“夺”去了人家为丈夫守节的“志向”，强迫女性违心地“从”百“从”千而终。

被掠夺的“生人妇”只能有完全彻底的服从，只能有随时随地以性行为取悦任何对象的准备，没有爱的自由，更谈不上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了。这种掠夺感情的行为从来就不存在丝毫的怜悯。

反过来想想，这种对于“生人妇”的掠夺还算“比较规范”的，毕竟是“依书录夺”，花名册上没有的，还不至于“节外生枝”。譬如明朝有名的荒唐皇帝武宗朱厚照多次到各地巡游，“每夜行，见高屋大房即驰入，或索饮，或搜其妇女”。凡武宗车驾所到之地，近侍预先掠取良家女以备召幸，有时多达数十车。有一次，武宗 “巡幸”扬州，先遣太监吴经到扬州四处搜寻美貌少女。吴经暗中记着城中少女和寡妇所住的街巷房屋，待到半夜，打开城门，传呼圣人驾到，命市民燃烛接驾，吴经乃率人闯入少女、寡妇之家强行抢夺，“寡妇无人幸免”。

在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被掠夺的“生人妇”的“主要价值”还是在于“人道”地 “安抚军人”。汉语中的“人道”有两个义项：一为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二为男女交合。顾得了这个“安抚军人”的“人道”，朝廷便总要采取些甚不人道的方法来，干出些人头畜鸣的勾当来。士兵的“忠诚”只是弱势群体对强势一方不得已的依赖，一旦各种欲望得不到满足，“忠诚”便不复存在。通过“性消费”以重振 “雄风”，再重返战场杀戮，很多统帅之所以能使士兵“忠诚”，就因为熟谙“不足为外人道”的驾驭之道。

妇女最起码的自由就是选择自由，意味着不受任何专横干预和无理限制。任何冠冕堂皇的掠夺，也是野蛮残酷的性侵犯。所谓的“妇女解放”实质上就是妇女拥有最大的选择权。被掠夺的“生人妇”们的选择权呢？荡然无存。她们同其他国家在战时体制下随军出征的“慰安妇”并没有什么两样。

过去的社会对于掠夺“生人妇”的行径不是没有产生过 “义愤”，其出发点还是由于这种罪行，侵犯了其他男人的合法权利，扰乱了对女性的分配秩序。但是这种“义愤”在“社稷江山”面前又显得十分怯懦而势单力薄，故而只是一股脑儿地把怨气撒在过分热情超额完成“指标”的赵俨身上，捎带着赞美“实事求是”的杜畿，而对制定“指标”的文帝们，却旁顾左右而言他。一句“顾而失色”，怎么也看不出“文帝”有半点悔改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