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的故事（组图）

　　调查养猪

　　“交换、比较、反复”与“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陈云非常有名的两句话。1961年，“私养母猪比公养好”的结论，就是陈云在家乡青浦县的小蒸公社进行调查，经过全面的考察、反复的探讨和深入细致的比较之后，才得出的。

　　那一天，陈云头戴草帽，带着随行人员查看猪圈，遇见一位老太太前来告状。陈云认得，她是自己年幼时曾在一起玩耍过的小伙伴。阿婆说：“昨晚，我的一只老母鸡被偷了。这只母鸡每天生蛋，我是靠卖蛋的钱买煤油和草纸零用的。现在鸡被偷了，不是要我的命吗？”陈云请身旁公社陪同的同志赶紧帮阿婆查找。

　　阿婆走了，有位同志在一边悄悄地嘟囔了一句：“这么一点小事，也跑来惊动首长。”

　　“不，我看事情一点不小。”陈云轻轻地说。

　　这次调查是在国家处于经济形势比较困难的背景下进行的。丢掉一只生蛋母鸡阿婆就急成这样，就因为这是她手上能攒下“活钱”以购买日用消费品的重要乃至惟一的来源，更深入地看，这说明农村社员的家庭副业亟待发展。而这势必涉及到鸡、鸭、猪等家禽和牲畜的饲养问题。特别是饲养生猪，见效快、收益高。但是必须解决“公养猪”与“私养猪”的比较问题——因为目前只允许生猪公养。

　　在随后的调查中，陈云对小蒸公社现有的15个养猪场中的10个，亲自逐一查看，并请调查组的其他同志看了其余几个。

　　在一个公养猪场，平素喜怒不形于色的陈云发了火。他看到，公养猪的饲养员缺乏工作积极性，喂猪时将食盆随手一放，群猪便一哄而起，蜂拥而上。有的吃得肚皮滚圆，有的连一口食都抢不到，再看四周，猪圈的卫生状况极差。从小历经农事的陈云再也忍不住，他说：“从来没见过有这样养母猪的，这样的猪场能增产猪仔？”

　　大而无当——这便是陈云现场调查回来得出的初步结论。

　　接下来，陈云深入到农民食堂和农民家中倾听反映，与公社有关干部进行讨论，并到集市上去了解情况。之后，又主持召开了专题座谈会。他分别与六七名从事公养猪的农民和几位搞私养猪的农民谈了两次。通过谈话和后来进行的账目查阅，陈云了解到，公社化后，所有私养猪收归公养，仅投入兴建猪场，搞基本建设的资金就用去七万多元，但出栏数却下降近2/3。与此相反，私养猪的死亡率极低，长肉多，积肥也多，并且节省稻草和劳动力，仅一头母猪一年就可为农民创收二百余元。

　　在这次调查之前，陈云曾经讲过，中国是“大国小生产”，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而不平衡。一切经济决策都离不开这个事实，否则就会犯错误。现在他感到， “私养母猪”在现阶段比“公养猪”要更加适合中国农村当前的生产力状况。因此，他首次就这一问题明确表态：“没收不对，发还才是对的。以后再不会没收了。”

　　不久，陈云把这一结论写进了给中央的调研报告中。这份报告的标题就是：《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

　　蛋白质的摄入量

　　由于“大跃进”中浮夸风的影响，粮食产量被大大拔高。后来人们才发现，当时粮食不仅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多，而且逐年下降，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地步。恶性循环的结果是，一边粮食并不真正够，一边基于虚报的数字，城市中新工厂大批开工，新项目纷纷上马，从城镇、农村招收了大批工人。据统计，三年时间招收职工数已超过2500万人，结果城市人口迅速增加，从1957年尚不足1亿人猛增至1.3亿人。

　　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作了题为《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讲话。他说：“要下决心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个决心早下比晚下好。”会议根据陈云的意见，制定了《关于减少城市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在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人以上，此举不仅促使了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也使农业形势特别是粮食总体困难的局面得到了缓解。

　　与此同时，对留在城市中的人口的生活问题，陈云也十分重视。如何稳住不直接生产粮食的近一亿城市人口的肚皮，如何确保他们的最低营养需要，以维护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对这一问题，陈云是从政治的角度、稳定大局的角度来看待的。他对大家讲，“目前，这一问题，是国家大事。如果六千多万人身体搞得不好，我们不切实想办法解决，群众是会有意见的。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问题。这是政治问题。”

　　为此，陈云首先向营养学研究人员进行了调查。科研工作者提供了关于营养含量的测算数据报告供陈云参考。

　　边看报告，陈云边陷入了深思。这份报告指出，每人每天最低限度需要70克蛋白质，而除蛋白质含量较高的肉类制品和蛋制品之外，500克大豆也能提供200克左右的蛋白质。报告建议，在缺少肉类和蛋品的情况下，用大豆来补充营养，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办法。

　　经计算发现，如果采用大豆，那么一亿城市人口，每人每月供应3斤大豆，每年的需要量是30亿斤大豆。而全国大豆的年产量，1961年虽有所减产，但也达120亿斤。因此，从中拿出30亿斤来满足城市的需要是可能的。

　　“大豆”方案就这样敲定了，陈云开始转而着手制定具体的实施计划。其主要内容包括，在两年内，先逐步在大中城市的六千多万人口中实行，作为补充手段，再从海洋中开发营养来源；除此之外，到1963年底，对大中城市的六千多万人，再每人每月增加半斤肉。这样一来，城市居民蛋白质的摄入量就有了更为充分的保障。周恩来看到这一方案后，对此大为赞许，说陈云为人民群众的生活不仅亲自规划，而且考虑细心、周全，有了植物蛋白，还考虑要有点动物蛋白。

　　对此，陈云是这样认识的：“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人是要吃饭的，不能天天靠吃马列主义过活，一天不吃饭，肚子就饿得哇哇叫。”

　　关键是要进口粮食

　　上世纪60年代初期，公社化、共产风、浮夸风，再加上全国连续三年的大面积干旱，使我国农业元气大伤。随着全国性大饥荒的延续，一些地区开始出现逃荒、饿死人的情况。危急关头，经周密调查和深思熟虑，陈云毅然提出：进口粮食，以解燃眉之急！

　　但那是“左”倾思潮泛滥的年代，报纸上天天宣传“大跃进”的巨大成就，人们已经习惯了粮食问题早已过关的提法。现在，突然出现了“从国外进口粮食”的提议，可以想象这需要冒多大的政治风险！

　　陈云反复向人们阐述当前进口粮食的必要性：“进口粮食，有没有危险？我看，再咬紧牙关搞几年，对我们有利......我看宁肯每人减少一尺布，也要多进口十亿斤粮食。”“稳定市场，关键是进口一些粮食......当前只有首先抓好粮食，整个局势才能稳定，同农民的关系才能缓和，而且多种经营也才能好转。没有粮食是最危险的。市场上其他商品少了当然不好看，现在已经不好看了......但是比较起来，还是粮食重要得多。”

　　进口粮食的建议合情合理，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1961年2月，来自澳大利亚的第一批进口粮食运抵中国。一场进口粮食的大行动迅速展开了。

　　受这件事的影响，此后进口粮食就不再被视为不可逾越的禁区了。而且进口的地区也多了起来，包括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美国（陈云建议经法国转口）等资本主义国家，这样，从事具体进口操作的同志在进口粮食时也能货比三家，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而国家也利用这批粮食在粮食调度上发挥了作用，伴随着国内生产情况的好转，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我们可以利用交易所

　　1972年4 月，陈云登上中央专门调来的一节软卧车厢，回到了首都北京。6月，他应周恩来的要求，参加了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从1973年到1974年，陈云协助周恩来，在外贸领域从事领导和研究工作。其中，利用期货市场完成国家外贸任务、赚取外汇，就是在陈云的支持下展开的。

　　1973年4月，上级有关部门为满足国内需要，给国家粮油进出口总公司下达了进口原糖47万吨的任务。总公司立即对设在香港的华润公司所属五丰行作了具体布置。五丰行的工作人员经过调查发现，当时在国际市场上，砂糖已供不应求，砂糖期货价格正处于盘升阶段。如果立即执行进口任务，会进一步刺激原已发生倾斜的买卖力量对比，使之更加失去平衡，其结果是只能以更高的价格买到现货，而且还可能一次买不齐。

　　面对这种状况，具有丰富市场操作经验的五丰行人员精心策划了一个操作方案，其核心内容是通过国际期货市场来完成此次任务，先买期货，后买现货。

　　后来购糖任务顺利完成，还为国家赚到240万英镑的外汇。这本应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但在那个动乱年代，外贸工作者却担心这钱会被看作“来路不正”，担心被扣上自己想都想不到的帽子。

　　大家忐忑不安地向当时主管外贸工作的陈云作了汇报。陈云听完后，又询问了几个技术性的问题，当即表态道：“我们可以利用交易所。”他说，“交易所是有两重性的：一是投机性，二是大宗交易的场所。过去我们只看到它的投机性的一面，忽视了它是大宗交易场所的一面，因此，有片面性。我们不要怕接触交易所，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

　　不久，国务院有关部门收到了陈云提交的一份专题报告，重点就是关于交易所的问题。他在这份报告中再次表示：“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他认为，外贸相关部门“在今后两年里对交易所要认真进行研究”。

　　在陈云的支持下，长期禁锢外贸工作人员的“左”的思想枷锁逐渐解开，外贸战线出现了新的生气。

　　在一次会议上，张春桥公然攻击陈云主管的外贸部“问题严重”，“在工作上执行的是一条卖国主义路线”。此后，周恩来住进了医院，陈云也被迫停止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