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北京人的生活（组图）

　　30年代前期，北平公教人员不太多，最大机关，一是宋明轩将军的政务委员会，一是北平市政府。较之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参众两议院时代，行政机构少得十分可怜，而且也穷得十分可怜。鲁迅先生自1926年离开后，1929年回来探亲，写给上海家中的信说：“抽空看望了几个旧日教育部的老同事，见大家都穷透了。” 《两地书》这种情况，到30年代前期，并未有多大改变。不过这个“穷”与后来的“穷”是两样的。当时知识阶层，失业的人多。1928年政治中心由北京迁到南京之后，北洋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不少未能南去，留在北京。大官自然不要说了，宦囊充裕，有房地产、股票、存款，自可在北京做寓公，东西便宜，文化气氛浓郁，高级的讲讲书画、玩玩古董、坐坐茶座、发发牢骚，杜门教子，生活悠哉悠哉中级的听听戏、吃吃馆子、逛逛市场、打打台球。低级的烧烧烟、打打茶围、打打牌，适可而止，也花不了多少钱。这是当时下野官僚的三种赋闲生活方式。当然也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到居土林念念经，弄弄“扶乩”，或到中山公园行健会打打太极拳以消永日。至于小官、一般职员，便不同了，手里有点积蓄的，赋闲在家，有出无进，仗着东西便宜，省吃俭用，还可维持几年。而平时没有积蓄的，赋闲时间一长，自然就更穷了。因而鲁迅先生信中说“穷”，是有特定时代涵义的。吴子玉将军下野后，以“三不主义”住在什锦花园做寓公，他的部分僚属，也在北平赋闲，每月吴宅账房，还要给这些人发工资，每人象征性一元。一位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自己未做大军官，因同学在河南做大军官，沾光做了两任县税务局长，包税赚了几万元，在北平赋闲过日子，教育子女，钱存在银行吃利钱，靠利钱生活，十分安定。比起做小局长时，自然“穷”了。当然也有小书记 即录事，专门抄写公文，不是现在的书记被裁员下来，那就真“穷”了。如《日出》中的黄省三，一月工钱只十元二毛五，却要不停地写、写、写......这真是小知识分子的穷途末路，不如一个拉洋车的了。

　　30年代前期的北平市面，靠一些大学、中学维持繁荣。首先几个国立大学、院校，按月有一笔款子到京，清华是“庚款”，北大、师大、平大等是教育部拨款，每月二十多万元，折合两千多两黄金。以今天的金价计算，也是一笔很可观的数字。那时行政、官吏人员分特、简、荐、委四等。科员是委任职，一等科员是荐任职，月薪一百元。而一般公私立中学教员的薪水，除拿钟点费的代课教员外，大多均在一百几十元。高初中都教的英语、国语、算学教员，薪水都在二百元以上。如做过我的老师的申介人、萧佩荪、陈斐然诸先生，他们又是师大附中教师，又是志成中学教师，自己都有包车，和平门、小口袋胡同两头赶着上课，月入都在二百几十元。那可是个不小的数字呀！可买二两五钱黄金。

　　那时清华、北大等国立大学的“部聘教授” 由教育部下聘书，高的月薪五百元，一般都在四百来元。鲁迅在厦门大学月薪四百，后住上海，南京大学每月送干薪三百，其时北平各大学教授的工资均与此相同。由学校发聘书的教授，月薪均在三百元以上。自然私立大学，经费不足，那就另当别论。再有当时南京教育部规定教员只能接一个大学的教授聘书，如在此校为教授，又到彼校讲课，则只能算讲师。如著名的钱玄同先生，是和平门师大教授、中文系主任，在北大讲课，似乎始终是拿“讲师聘书”，另外还在孔德学校有办公室，老先生一直是忙于三校之间的。

　　当时在各大学教书的人，收入多，钱值钱，因而生活十分优裕，不少人负担也很重，家里养着不少闲人。已故谢国桢夫子就和我常常感慨地说：“当年我在小水车胡同家里，天天开饭摆圆桌。”著名法文教授，《罗曼罗兰传》、法国古典名著《巨人传》的译者鲍文蔚丈，现在八十六岁高龄，还健在。五十多年前，他住在我家后院，先生在中法大学和孔德学校两处任教，家中夫人、刚刚降生的公子、先生的弟弟，四口人住五间北房、两东两西，另外还有两间小北房作厨房、下房佣人住，还有浴室厕所，安静的小院，在大院中成为独立单元。一部崭新的包车，二位女佣人照顾婴儿、洗衣服。另外还有一位厨子。他家的厨子是当时皇城根大院最干净、漂亮的厨子，出门穿纺绸大褂，骑一辆雪亮新自行车出门买菜。当时名牌自行车“三枪”、“飞利普”，德国“蓝牌”卖八九十元，日本“富士”卖五六十元，国产杂凑的卖四十元上下一部。他那部新车是杂牌的，但也十分出风头，别的厨子都羡慕他。前年文蔚丈来上海，我去看望时，还说起他家当年的生活情况，说到他家当年的大个子拉车的和那位厨子开销有多大呢。

　　卢沟桥炮响，教授的优裕生活急剧下降，鲍先生那位干净厨子，后来到协和医院工作去了。

　　我由三块钱月工资的老年女佣人，说到三百元工资的大学教授。这中间虽然相差百倍，但还都是“指身度日”的劳动者。我不举有剥削收入的，如靠房租收入、买卖收入以及拥有大资本的下野官僚，拥有房地产、银行工厂的下台军阀以及清代的王公贵族、遗老遗少等。那些人是不能和广大的工薪阶层比较的。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北京街头的元宵摊

　　人们的经济生活，表现在收入和支出的比例上。收入多些，支出少些，有所节余，便可蓄储，这是最好的。其次是收入和支出正好平衡，这在当时人的感觉中，就觉得危险，所谓赚多少花多少，不留余粮、不留后事是不行的。三是入不敷出，收入比支出少，这就要拉亏空。但这中间又有一个基本生活需要和是否奢侈浪费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否会打算、是否遇到不幸遭遇的问题。因之经济生活是一个主客观统一、个人与社会密切相关的问题。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正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拉洋车的。他攒钱买的车，动乱时如果不拉清华园买卖，车不被人抢，也许他能够靠卖力气成家立业。如果娶了虎妞，虎妞不死，虎妞五百来元的积蓄，做个小买卖，会动脑筋，也许发了财。将本求利，省吃俭用，也可越攒越多。但祥子一被抢车，二遇虎妞死的不幸，以后逐渐堕落沉沦，被社会吞噬了。因而个人经济生活首先客观上要两个保证，一是安定的社会环境，二是稳定的通货价值。

　　至于主观上那就因人而异了。北洋政府时代有个做过好几任财政部长的张弧，每做一任就成千万、几百万贪污；一下台就因几百万豪赌，负债累累，叫起穷来，又千方百计钻营上台。所以穷奢极欲，钱再多也还是穷，反之那位赚三元工资的女佣人，住在主人家，吃在主人家，一边帮人，一边养老，无欲无求，赚了工钱也不花，一年倒攒几十元，手边老是富裕的。因而经济生活中收支比例是很重要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生活上有个最低生活费用的标准。每月三元工钱的老太太，在当时你让她吃自己，或者让她再养别人，那就无论如何也不够了。

　　我在志成中学上初一的那年，教室隔壁就是教员餐厅。说是“餐厅”，我用的现在的说法，当时叫厨房、饭厅，总之是连在一起的。每天上午第三节课下课，我肚子饿了，又是孩子气，也不懂什么不好意思，总爱站在饭厅门口张望，里面台子已摆好，两个圆桌，白台布，五六大盘菜肴，什么坛子肉、红烧鸡块、雪菜肉丝、佛手肉丝、烧茄子等等，热腾腾香喷喷地招人馋，印象最深的是每桌两大盘冒着热气的雪白的荷叶卷，每每招得我———这里引一句知堂老人的诗———“衔指倚门看”了。早饭、晚饭吃些什么，我不知道。想来也不会差。这样的伙食标准多少钱一个月呢同班两位同学，因其叔父是校董教师，一同在此搭伙，据他们告诉我，是五块五角一月。

　　西城二龙坑一带，是学校集中的地方，各胡同中有不少专供外地学生寄宿的公寓。最便宜的是“八块钱房饭”，即每月八元，包括房钱和饭钱，即一间裱糊得 “四白到底”的小房间，一般八九平方米。简单家具，一副铺板，一个小书架，一个两屉或三屉桌，两个方凳。伙食是早饭粥、馒头、咸菜，中，晚均一菜一汤、米饭、馒头而且送到房中吃。菜和汤自然不会太好。一般肉丝炒绿豆芽、肉丝炒菠菜、肉丝炒雪里红等，汤是豆腐汤、蛋花汤，肉丝不多，但总要有两根，好歹是荤菜呀。一位山东籍大年龄同班同学，就住在这种公寓中，我常到他那里玩，也常吃他那里的客饭，就是再加一份这种饭，二角钱。自然比起来，这份客饭就贵多了。

　　当时不少客居北平的人，都是两顿都在小饭馆中吃。一般小饭馆炒菜不过几吊钱或一两毛钱。民国二十五年《北平旅行指南》刊载西长安街小食堂经理周文治 菜价云：“新生活冷荤、炒菜、汤菜，菜价五分起码，二角为度。”刊载八面槽华利食堂 经理杜江西餐价格云：“一菜一汤，每份四角。”从以上资料可见，当时顿顿在饭馆吃，所费亦十分有限。至于饭摊上，肩挑贸易的平民化食品，那就更便宜了。当时《实报》刊有平民食品风俗漫画及张醉丐写的打油诗，其“卖馄饨”写道：

　　一碗铜元五大枚，薄皮大馅亦豪哉。街头风雨凄凉夜，小贩肩挑缓缓来。

　　这是风味隽永的普通食品，每碗只卖五大枚，再加三大枚，便可在馄饨里加一枚荷包蛋。一毛二十三大枚，差不多可以买三碗馄饨、三枚荷包蛋，一般饭量吃不了。这馄饨味道如何呢 梁实秋《雅舍谈吃》是这样写的：

　　儿时，里巷中到午后常听见有担贩大声吆喝：“馄饨———开锅 ”这种馄饨挑子上的馄饨别有风味，物美价廉。那一锅汤是骨头煮的，煮得久，所以是浑浑的、浓浓的。馄饨的皮子薄，馅极少，勉强可以吃出其中一点点肉，但是佐料不少，葱花、芫荽、虾皮、冬菜、酱油、醋、麻油，最后洒上竹节简里装的黑胡椒粉，这样的馄饨在别处是吃不到的。谁有功夫去熬那么一大锅骨头汤。

如以一碗馄饨、三枚芝麻酱烧饼当一顿饭，那只合十一大枚，也不过五分钱。如此最低伙食标准可以降到三块钱。平均每人每月三元伙食费用，在自己家中起伙，那还用不着吃粗粮，如遇贤中馈，省吃俭用能干的小媳妇，能吃得可能还不坏，油汪汪的炸酱面、香喷喷的葱花饼、热腾腾的菜包子......这笔细账如何算呢以四口之家计，一月吃上一袋半面、四十斤米，或一袋面、五六十斤米，总之七八元的粮食就够了。菜钱每天平均不过五六分钱。当时猪、羊肉不过五六十枚一斤，买十大枚肉，给你片老大一块，用荷叶一托，鲜红的肉，雪白的膘，碧绿的荷叶，在你掌心中，简直是一幅重彩的画。其色彩之诱人，不亚于怡红院中宝钗代袭人绣的五彩鸳鸯、红绫面、白绫里的兜肚。两大枚黄酱，可盛半碗，一大枚黄瓜、一大枚绿豆芽作菜码，全部不过十四大枚。两元一千斤煤球，每月烧上三百斤，不过六角。一角来钱一斤花生油，一角五一斤小磨香油，一月吃上五斤油不过五六角钱。因此四口之家，每月十二元伙食，足可维持小康水平。自然不能吃大鱼大肉那时一般中下水平人家，平时买肉很少整斤地买，一般都是八大枚、十大枚地买。猪肉杠片肉也都是一刀准，买五大枚的都肯卖，片一刀，挂在钩子秤上一称，正好两头平，真绝 ，但也用不着啃窝窝头。

　　住三间厢房，五六元房钱，便可租不算太坏的。这样的四口之家，吃、住两项，十八元便可解决。如每月有二十五元到三十元的固定收入，省吃俭用，便可维持住这样的小日子。如月收入在二十元之内，维持四口之家，就苦了，难免要啃窝头、拾煤核儿了。

　　以上我是给最低生活标准的家庭算个细账。不过当时是私有制社会，在北京固然有不少纯靠月薪收入生活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少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指身度日，靠卖力气养家的劳动人民。有的有手艺，有的没有手艺，这有无手艺也大有差别。但另外也还有不少有产者，或者有点积蓄，比如有个千把块钱，存在银行银号或可靠的字号里，金融稳定，不会贬值，月一分利，不算大利钱，每月便可收入十元，补贴日常生活。自己再有个事由，每月再赚个三二十元，这样日子就过得不错。或者祖传有所房子，小四合，自己住北房、东房，把西厢房、南屋租出者，每月也可得十二三元房钱，也可以大大补贴生活了。如果有两所四合院，家中有四五口人，自己住上五间北屋、三间西屋，宽宽敞敞，剩下的全可租给房客，这样就叫“吃瓦片”，靠房租就可维持生活了。总之当时金融稳定，钱值钱，由辛亥民国元年，直到“七七”事变，金价除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降到最低点：一两到过十八换外 即一两黄金折合十八两白银 ，其他则在五十到七十换之间均指“关银”，即海关以白银两数结算。30年代前期银价高，铜价低，民国元年每银元换铜元一百三十五文，民国二十五年每元换铜元四百六十文。其间是逐年增长的。金价每两一百零几元，进出不超过五元贴水。所以民国元年如有一百银元存款，每年一分起息，存到民国二十五年，不但分文未贬值，以铜元计，不算利息，只本钱就增加了四五倍。金融稳定，人们生活就安定，没有恐慌感。当时最大的恐慌，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华北之大，摆不下一张书桌”，侵略者的魔爪，步步逼来，“七七”事变的无情炮火，终于响了。烧杀抢掠，多少善良的人死于敌人的炮火下，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是说不胜说的。即使侥幸未死，苟且偷生于乱世的芸芸众生，也从此坠入通货膨胀的深渊，长期挣扎在饥饿线上了。不要说月入三百多元，正月里厂甸买旧书，夏天天天到来今雨轩坐茶座的教授生活不可想像；就是每天家里给一毛钱饭钱，中午吃三个小子儿一个的满嘴流油的烫面饺的中小学生生活，也是羲皇以上的“神话”了。30年代前期在北京读过小学的也都六十开外了。不过现在老寿星多，30年代前期在北京当过教授的知名人士，海内外健在者也还不少，如北京的俞平伯先生、冯友兰先生，台北的成舍我先生、钱宾四先生......以及众多的那时在北京上过中学，大学，如今八十、七十来岁的知名人士，在他们白发苍苍的脑海中，有多少关于那时的经济生活的回忆呢？

[闲人Filiz]

详尽！
冯友兰先生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