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全家福
蒋孝勇知道这些病情是近一时期经常出现的,所以并没引为注意。他只是照例来到二楼蒋经国的卧室看了看,发现父亲已经早早起床了,只是神色有些不佳,仍然和衣躺在榻上,值班医师那时正在为他量血压。当日本应参加国民党中央常务会的蒋经国,由于他早晨起来后身体不适,已经电话通知另一位中常委俞国华代他主持会议了,这就说明蒋经国今天的病况有些反常。
蒋孝勇再去探视住在隔壁的母亲蒋方良,发现她当时也在生病。因为蒋孝勇当时有急事,于是就给直接负责蒋经国当天医疗的荣民总医院医师罗光瑞打电话,不料他发现罗医师当天因事前往高雄。于是他又打电话给荣民总医院副院长、蒋经国医疗小组组长姜必宁,向姜通告了蒋经国昨夜和今晨的病况。
姜必宁火速赶至七海官邸,他先为蒋方良检查心脏病,吩咐值班医生马上对其进行一级护理,然后又来到蒋经国卧室。在昏暗的光线里,吊灯没有开,姜必宁发现蒋经国的面部表情十分痛苦。姜必宁从没有发现蒋经国像今天这样面色惨白,神情颓唐,只见他痛楚地俯卧在病床上,额头已经沁出细密的冷汗。姜必宁忙用听诊器为蒋进行胸部叩诊,发现蒋经国虽然面现痛楚,可他当时的心律尚未发现反常,于是俯身询问:“经国先生,您有什么不舒服?”
蒋经国有气无力地指指肚子说:“这里……有点不舒服啊!”
姜必宁知道蒋经国说的胃肠部位发生了病变。可是,专门负责他胃肠疾病的罗光瑞医生,今天偏偏因事不在台北。姜必宁见蒋经国上午九时尚未进早餐,便吩咐身边护士:“马上给经国先生输液。只好用这种方法补充营养和水分了!”
当所有一切安排妥当后,姜必宁就跑到楼上办公室打电话。他企图尽快与清早前往高雄办事的罗光瑞取得联糸。然而,那天长途电话不知何故,始终发生占线。急得姜必宁满头大汗。直到上午10点过后,才和刚到达高雄的罗光瑞取得联糸。当罗光瑞在电话中听到蒋经国发生病变后,决定火速乘车返回台北。
这期间姜必宁为急救病情越来越重的蒋经国,曾想办法联络台北的一些胃肠科医生。不过,所有能为蒋氏治病的医生大多联系不上,急得姜必宁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与此同时,蒋经国病情又开始出现进一步恶化的迹象。
12点过后不久,蒋经国忽从床上爬起来,没等医生们发问,就见他“哇”一声,一口鲜血突然喷吐出来,身下雪白的褥子顿时喷溅成一朵朵可怕的血花!
“经国先生,经国先生!”姜必宁上前急忙呼叫,但蒋经国此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浑身一软,就扑倒在床上不动了。守在榻边的侍卫和护士都吓呆了。因为自从医疗小组负责蒋经国就医以来,从不曾发生如此危险的情况。侍卫们一时手忙脚乱,大家一齐去换被蒋吐得一片狼藉的被子。姜必宁从惊愕中清醒过来,第一个反应就是对护士们大叫:“快,马上抢救!打止血剂!”蒋经国发生了严重的病变。
第二次吐血是中午12点40分。当时,姜必宁等人都忙于紧急抢救事宜。他没想到刚出门就听到蒋经国的呕吐声。那时蒋身边只有一位侍卫官守候。而蒋孝勇此时刚惊悉父亲病变情况,正在返回官邸的半路上。将近1点钟,罗光瑞医师的车冲进七海官邸大门,蒋经国就告病危。而蒋方良的心脏病又偏在这时发作,姜必宁必须守在隔壁房间。只有一些护士惊惶失
措地奔来奔去。那个侍卫在蒋经国身边吓慌了手脚,他发现蒋经国在床上作欲呕欲吐的姿势,急忙上前扶他,然而没等侍卫到了身边,蒋经国竟又一次大口呕吐,在床上又呕出许多紫红色的血来。官邸里立刻一片慌乱。
听到侍卫的惊呼,姜必宁急跑进来,他想给蒋经国注射止血药已来不及了。只见蒋经国脸色忽然变得惨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在那里大口地呕吐鲜血!刚换的一床被上又出现大块大块的血污!情势非常危急。这时蒋经国的亲人却一个也不在身边。姜必宁知道,蒋经国的病发作过于突然,他尚未吐血之前,神志处于一阵清醒一阵昏迷的时候,蒋经国曾对身边侍卫问道:“孝勇呢?”
侍卫告诉他:“孝勇刚刚到士林官邸去了,他中午要陪老夫人吃饭。”蒋经国似乎有话要向儿子交待,所以又问一句:“那么孝武呢?他怎么也不在?”侍卫说:“您怎么忘了?孝武一直都在新加坡呀!”
谁也没想到这就是蒋经国的最后遗言!
他说完这些话后,再次发生紧张的喘息。10分钟后,蒋经国忽然又开始第三次吐血!这次吐血来势更加凶猛,对着侍卫们手里捧着的磁盘,蒋经国一连喀了几口鲜血。他的吐血再次引起官邸上下的紧张。
“马上进行人工呼吸!”“快快,采取电击心脏的紧急措施!”“现在十万火急,必须尽快施行人工复苏术!”病室里传来姜必宁等人急促的呼叫声。这时,医疗小组成员大多都已闻讯而至,姜必宁马上组织赶来的医疗小组成员一齐上阵。不过为时已晚,蒋经国病情已到无力回天的地步。
在一阵狂吐过后,蒋经国突然扑在病榻上,身子连动的力气也没有了。他把头一歪,双眼闭合,脉搏犹如游丝一般若有若无。姜必宁等人守在心电图监视仪前面,屏息监视心电图上的心搏起动。这时可怕的停跳现象接连出现了。
在医生们紧张抢救的过程中,蒋经国的心脏突然停跳了,此时正是下午3时50分!当蒋经国病逝之时,他身边没有任何家人,隔壁房间只是不时传来蒋方良的哭泣。除此之外,整个七海官邸处在一派紧张的慌乱之中。
当日晚8点45分,台湾媒体开始公布蒋经国死亡的消息。电视台播发了台湾“中央社” 的专电:“蒋经国逝世”。当夜的电视频道上,“华视”正在播映电视连续剧《在水一方》,突然彩色画面被一张黑色的插播卡所取代。黑色画面上突然跳出僵直的四行白字:“蒋‘总统'经国先生,今天下午3时55分。不幸与世长辞……”
说来也巧,就在蒋经国在七海官邸咯血垂危之时,多年始终患病,一直隐居在台北郊区阳明山上的长子蒋孝文,他竟然就在七海官邸。这位蒋家大公子1962年赴美国加州的柏克莱商业学校求学。1965年学成返回台湾以后,先后就任台湾电力公司桃园管理处的处长、国民党桃园县党部主委等职。1969年因酒后病发,从此失去了供职的能力,从1972年起他病情进一步恶化,不久即住进荣民总医院就医。1980年蒋孝文出院以后就在阳明山上养病。谁也不会想到多年深居简出的蒋孝文竟会在其父猝然病逝的时候,居然就会在离其父身边不过一层的一间房子里。只是当时大家都忙于抢救蒋经国,无人敢把这样的消息告诉给正在楼下睡觉的蒋孝文而已。
蒋孝文突然下山,自然另有原因。早在两天前,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蒋经国突然吩咐机要秘书王家骅:“你给我接通阳明山上的电话,我要亲自跟孝文讲话!”
王家骅不敢怠慢,很快就拨通那个对他来说极为熟悉的号码。
话筒里先传来一个好听的女子问话,王家骅知道接电话的是蒋孝文妻子徐乃锦。便直言告诉她是蒋经国要和蒋孝文亲自通话。不久,患病的蒋孝文被徐乃锦扶到电话机旁。蒋经国这时才接过话筒,问道:“是孝文吗?你近来的身体如何?”
那边传来蒋孝文沙哑的声音:“阿爸,我近来很好。”
蒋经国听了很高兴:“那就好。你能亲自下山吗?”
蒋孝文的声音有些吃惊:“阿爸有什么事情吗?我当然随时都可以下山的。”
蒋经国笑了笑说:“也没什么大事,我只是说,如果你身体还可以的话,最好让乃锦把你送进官邸里来。因为……有人送来一些海蟹,这些海味你都喜欢,相信你会有口福,所以想让你到官邸吃顿饭,好不好?”
“好的,阿爸,既然有海蟹吃,我当然是要去的!”
蒋经国于是屏退从人,独自坐在七海官邸二楼那间光线并不很强的起居室里。自从半年前他因双腿走路疼痛难忍,在医生及蒋孝勇的多次劝说下,不得不违心以轮椅代步。从那时起,蒋经国就清醒意识到自己的疾病已日益严重了。他的体重因为行动减少,变得越来越臃肿肥胖了。左眼换上义眼之后,只能依靠视力微弱的右眼看东西了。在这种随时都有病变发生的时刻,蒋经国自感来日无多。也许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之下,最近以来他不时给住在阳明山的大儿子蒋孝文打电话。他常以各种奇怪的理由,邀请孝文从山上下来,到他的住地闲聊和吃饭。这是蒋经国从前不喜欢做的事情。
今天,本来没什么太大必要请蒋孝文下山吃饭。因为七海官邸平时想吃海蟹本来就不是什么难事。当然,官邸里平时绝不接受任何人赠送的海蟹,只有在蒋经国亲家、女儿蒋孝章的公公俞大维,派人送来一篓新鲜的高雄海蟹,则是个小小的例外。所以,蒋经国亲自打电话给阳明山上的儿子要他来吃饭,与其说请他品尝海味,毋宁说醉翁之意不在酒。病体沉重的蒋经国进入晚年,越来越想和这后半生染病在床的儿子在一起了。
无人在身边的时候,默默坐在席梦思床上的蒋经国,就会想起年轻时他在苏俄的往事。他眼前会电影镜头一般浮现西伯利亚一望无际的漠漠荒野。入冬时呼啸的寒风,灰蒙蒙天穹下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1935年秋天,他因为受到打击和排挤,不得不从苏联首都莫斯科来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就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与年轻漂亮的苏俄少女芬娜喜结连理。
数十年后蒋经国对俄国妻子蒋方良所以痴心不改,很大程度上由于他珍视那段艰难岁月凝成的特殊友情。当时被称为爱伦的长子孝文,则是蒋经国在人生苦难岁月中降生的孩子。所以,他越临近晚景暮年,越对这位染上终身疾病又无法治愈的儿子,从心里产生一种怜悯、同情甚至是特别关爱的感情。
“孝文,这些螃蟹好鲜呀!你就只管吃,大饱口福吧!”傍晚时分,一桌家宴在楼上小餐厅摆开了。平时只有蒋经国和蒋方良吃饭的圆餐桌旁,又多了一个蒋孝文。
蒋孝文呆然坐在桌前,有些不苟言笑。面对桌上一盘色泽金黄、香气四溢的海螃蟹,他只埋头大口地吞吃。他的吃相很贪婪,在久病初愈之后,54岁的蒋孝文已经很少再注意自己的生活小节了。
“爱伦,你别急嘛,慢慢的吃,还有许多海蟹等着你吃呢。你阿爸已经关照给厨师,把俞家送过来的大海蟹都放进冰箱里了!”正在患病,面色枯瘦萎黄的俄罗斯夫人蒋方良,始终昵称这生在西伯利亚大雪里的儿子为“爱伦”。
“是的,孝文,你慢慢吃好了!”蒋经国坐在儿子面前,双眼含笑地凝望儿子。其实,多年以来蒋经国就严格遵从医嘱,拼命地控制饮食。今天的海蟹他只是象征性的略加品尝。他静静地坐在餐桌前,笑眯眯地注视着儿子在贪婪的大吃大嚼。
蒋孝文望着父亲微微一笑,继续埋头大嚼。
蒋经国幽深目光定定凝视着蒋孝文。在刹那之间,他的思绪仿佛又回到50年前,在那名叫乌拉尔的边远厂区,有间很破陋的宿舍。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凌晨,爱伦降生人世了。从那时起在寂寞的两人世界平添了一份寄托、一份乐趣!每当蒋经国见到蒋孝文,就会油然想起在苏联的艰苦日子。他在俄国共生活12年,可谓艰苦备尝。只有在他和芬娜结合以后才体味到人生的温暖。爱伦的降生无疑是蒋经国难得的天伦之乐。
“唉,爱伦是让我给毁了,是让这个家庭给毁了呀!”每当蒋经国面对被一场突发疾病造成终生病患的蒋孝文时,心海中都会充满难以言喻的悔恨与痛苦。如今,蒋经国自知他重病缠身来日无多,呆呆望一眼神志不清的儿子,情不自禁地在心里自疚自责着。蒋经国知道在匆忙的前半生,他把绝大多数时间,几乎全用在国民党官场的争名逐利上,蒋孝文有不幸的今日,在很大程度上归罪于他的疏于教导。
“唉唉,子不教,父之过!如果当初我能多为孩子分一点儿神来,如果能多多关怀他,他会养成那可恶的酗酒习惯吗?如果孝文不无所顾忌的花天酒地,如果他稍稍懂一些做人的道理,如果他从小就没有生活在这有特权的家庭里,也许……他目前不会这样重病缠身,不会这样非人非鬼,也不会这样一生毫无建树,变成了个让人痛心的废人啊?……”
在蒋孝文贪婪大嚼海蟹的过程中,蒋经国心里始终难以平静。后来,因为他心中痛楚,发生了意外头晕,才被副官和侍卫从小餐厅扶回他的卧室。
“孝文,你说清楚,这枝铅笔是从哪儿来的?”昏昏沉沉躺在床上的蒋经国,其实并没有马上睡去。当医生和护士对他进行例行的检查并服药以后,蒋经国在昏暗暮色里还在想着他一事无成的长子蒋孝文。当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人世的时候,对子女的负疚之感就变得比以往更加强烈。一表人才的蒋孝文,当初本来可以在蒋家荫庇之下成为将军、成为高官、成为巨商大贾,至少也可以成为资深学者的。可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最终变成一个毫无前程的废人?难道都应该归罪于他蒋经国吗?不!不能这样说。
蒋经国在昏睡中神智依然清晰,他迄今还清楚地记得,少年时期的蒋孝文并不像后来那样贪玩、好酒,也没有去酒店里挥金如土的恶习。这个在苏联土地上出生的孩子,小时候可谓聪明、好学和循规蹈矩。后来他回到自己的祖国,本来也不是没有前途。即便在赣州任专员时期的蒋经国,也丝毫没有放松对爱子的严厉管教。有一次孝文放学回来,蒋经国意外地从儿子的文具盒里,发现一枝很特殊的新铅笔,他当时就严加责问。他记得在江西赣州那段日子,自己工作无论多么繁忙,都没有放松对蒋孝文的管教。这每隔几天便要亲自检查儿子书包的习惯,就是在赣州时期形成的。
蒋孝文十分尴尬,他紧张地望着拿铅笔追问来由的父亲,吞吞吐吐地答不上来:“是我……是从同学那里借来的!……”
“借来的?既然是借来的,为什么不还给人家?”蒋经国穷追不舍。
蒋孝文窘迫不安地低下头。
蒋经国已经发现破绽,继续追问:“既然铅笔是借的,你为什么要带回家里?”
他讷讷地说:“阿爸,我错了……那支铅笔,是同学送给我的!”
“送给你的?”蒋经国震怒地问道:“你要说清楚,同学是好不容易才买来一支铅笔,又为什么偏要送给你?”
蒋孝文终于供出原因:“铅笔……是我向那个同学要来的!”
蒋经国顿时气得脸色铁青,激怒地训斥他说:“你为什么无缘无故向同学要东西?他又为什么把自己的铅笔白白送给你?一定是你以为自己父亲是赣州最高长官?孝文,你可知这是仗势欺人的坏作风。如果你以为我是当地父母官,就可以任意要别人的东西,那你就是个势利小人!有我在,你不能继续这样胡作非为!”
蒋孝文哭了一夜。
次日清早,蒋经国决定亲自陪蒋孝文去那个同学家道歉。他不但向那位学生和家长道了歉,还让蒋孝文当众作了检讨。当时那户普通的平民人家,被赣州专员蒋经国亲自登门送还铅笔一事深深地感动了。
事过多年以后,年逾古稀的蒋经国对这件发生在赣州的小事还记忆犹新。他认为在蒋孝文少年时代,自己给予的家教是严厉的。那时他是出于望子成龙的心情,才处处对蒋孝文
严厉有加。有时候气得他甚至挥手即打。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误以为蒋孝文已经改掉了他身上的毛病。可是蒋经国完全没有想到,蒋孝文到台湾以后,特别是去美国留学期间,竟然会不知不觉地逐渐改变他人生的轨迹,性格变得越来越怪癖乖张起来,以至于落到如今这不忍目睹的悲惨结局。蒋经国暗暗自疚,他认为不管怎么说,蒋孝文的结局,都是他作父亲的不可饶恕的失职。
“总座。”蒋经国正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机要秘书王家骅走进来,他悄声问道:“孝文兄早已经吃完了饭,是否可以将他送回阳明山了?”
“不!”蒋经国在昏暗中将手一摆说:“不要把他送回去,就让他先在官邸里住几天再说!”
“我懂了!”王家骅得到蒋经国的吩咐,心里有了底数,应诺一声便转身出门。
蒋孝文就这样留在七海官邸里,每天,蒋经国都叮嘱厨师为正在生病的儿子烹烧各种可口菜肴。直到1月13日下午,蒋经国大口吐血的前夕,他在昏迷中醒了过来,还在想他的蒋孝文。蒋经国揿动床边电铃,当副官走进门来时,他第一句话便问蒋孝文在哪里。由此可见,蒋经国即使在临死之前,也没忘记他那苦命的长子蒋孝文!
那天下午1点刚过,住在七海官邸里的蒋孝文从午睡中醒来,就听见门外走廊里有杂沓的脚步声。他无法知道官邸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更不会知道父亲此时正在楼上大口地咯血,已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来…… 来人!”虽然久病未愈,但神态略有清醒的蒋孝文,还是隐隐感到官邸里的反常变化。他知道以往任何时候,戒备森严的七海官邸都不会有这么多杂乱的脚步声。不久,他又隐隐听到楼外边不时传来的汽车刹车声,而且车来车往,接连不断。蒋孝文心情顿时变得紧张起来,他一骨碌从榻上翻身坐起,忽然冲向门外叫喊。
“孝文,你……你怎么了?”恰在这时,房门被推开了。进来的是位身材颀长、俏丽无比的中年女子。她就是妻子徐乃锦,她有几分慌张地来到蒋孝文床前,极力掩饰心中的慌乱说:“别喊,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乃锦,是你来了?”蒋孝文见了妻子,紧张的心绪方才安定,但他仍对七海官邸内的反常声音产生狐疑:“外面……为什么有那么多汽车?……”
“没什么?”徐乃锦只能这样敷衍丈夫。她方才在阳明山住宅里,接到王家骅打来的电话,告诉她公公蒋经国已经病故了。在这关键的时候,匆匆从阳明山赶到官邸来的徐乃锦,先想去楼上看一眼公公的遗体。然而,楼上楼下都挤满了闻讯而至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徐乃锦知道她是无法近前的。后来,她总算见到正忙着安排后事的小叔子蒋孝勇。徐乃锦未及开口,已是泪水婆娑了。
蒋孝勇见状忙说:“大嫂,这里暂时不需要你。你还是去照顾孝文兄吧,父亲过世的消息千万不要让他知道。即便要告诉他,也要慢慢渗透才行。不然的话,他那病是受不得刺激的。”徐乃锦凄然哭道:“弟弟说得是,只是孝文他如今就住在官邸里,又怎么能瞒得过他呢?”
蒋孝勇恍然大悟地搓着手,说:“大嫂,依我看目前紧要的事,是尽快把大哥送回山上。不然,晚上如果向荣民总医院移灵,他一定知道父亲已经不在了!”徐乃锦用帕子拭去腮边泪水,点点头说:“既然如此,我先把你大哥送到山上再说。”
徐乃锦这才来到蒋孝文下榻的房间,手忙脚乱地把他搀扶起来。她为丈夫穿好鞋子衣服,然后避开前厅纷至沓来的国民党要人,从后边小门出楼。早有一辆轿车等候在门阶下面,夫妻俩刚钻进去,轿车便缓缓地启动了。
“乃锦,你看,这……?”当他们乘坐的轿车从住宅区驶向通往官邸大门的林荫道时,蒋孝文忽然看见几辆高级轿车正迎面驶来。他想到方才在楼里听到的人声车声,心里越加奇怪,忍不住对妻子发出疑问。
“没什么,孝文,官邸里的事,还是不打听为好!”徐乃锦忍住眼里的泪,她不敢实言相告,只以模棱两可的语气敷衍丈夫。这时轿车已经冲出了官邸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