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寻找中国宝

2005年纽约嘉士得春季中国艺术品拍卖会上，第334号拍品是一件清朝“康熙青花动物纹观音瓶”。拍卖师从1万美金开始叫价，不过几个回合，就叫到了4万多，但台下竞拍人们的热情却丝毫未减，至少还有7、8个人在举牌。 

一名场外买家通过电话委托竞拍，将价格抬到5万5千。 

“6万。”拍卖师又一次提高了价格。 

顾长安这才第一次举起了手里的牌子。在拍卖会开始之前的拍品预展上，顾长安就看中了这件“观音瓶”。他对多维记者说，康熙年间的青花最有名。所谓青花，就是在白色的瓷器上用钴青料绘上花，然后再在坯件上罩了一层白釉。这样，就形成了比以往的印刻花更鲜明的“青花”。而在各种器型中，瓶的档次又是最高的。嘉士得拍卖的这件青花观音瓶：颜色翠蓝，形状像一座观音像一样，瓶身上面绘有5种动物图案，分别是龙、凤、虎、龟、麒麟。 

顾长安事先做过一番调查，了解到“观音瓶”上图案的绘画技法是明代陈老莲的画法，而一件瓶子上有五种动物，可算是观音瓶中非常少见的，因而非常珍贵。瓶上面有“大明成化年”制作的印章，不是清朝康熙年间的吗？他解释说，“这个，行话叫做‘官（窑）仿官（窑）’，江西景德镇的督烧官担心有康熙印的东西制作时被打坏，会招致杀身之祸，所以就刻了大明成化的款。”他一边描述这个观音瓶的形状，一边用手比划着说，“漂亮的瓶就像古典美人一样，溜肩收腰,难得一见”。 

“6万5。”叫价并没有停止。 

场外买家毫不迟疑地举了牌。在嘉士得拍卖品的印刷图录上，这件观音瓶的估价是1万5千美元左右。顾长安从侧面了解到，有几个中国同胞也想买下这件东西，有人竞争，就意味着成交价格一定会往上走，5万美金以下不可能买得到。他为自己定出了一个8万元的底价，只要低于8万，他一定要出价。 

顾长安用“激动人心”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嘉士得的拍卖室里，不但座位都坐满了，站着的买主更围成了三、四层，他有些担心自己花8万都买不下来这个观音瓶。 

“7万。”拍卖师又叫到。 

顾长安毫不犹豫地就举起了手中的牌。“拍卖场像战场，容不得犹豫，想买到好东西，就要有三力，眼力、财力和魄力”，顾长安对记者说。 

拍卖师连着叫了5遍，还迟迟不落捶，询问是不是有人出更高的价格，顾长安有些急不可耐，“通常他只叫三遍就落捶了，我急着给他打手势，让他落捶。”

终于，在漫长的几秒钟之后，拍卖师一锤定音。顾长安悬在心里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这件让他心仪的宝物。 

数日后，顾长安纽约的亚洲文化节上见到了赫赫有名的古玩商Martrant，才知道，当时那个现场打电话的经纪正是受到这位古玩交易商的委托。Martrant得知是他买走了观音瓶时，连连恭喜他说，“我本来是要出10万的，可惜比你慢了一步。”

对于顾长安来说，在嘉士得成功竞拍这个观音瓶的经历让他永远难忘。他说，“买到一件东西特别开心，这辈子可能就这么一次机会。”

 老祖宗的东西应该回归 

顾长安今年49岁，北京人，从5年前开始收藏中国文物，自言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一直有着浓厚兴趣，对古玩字画更是像着了迷一样。 

在他看来，收藏文物不仅仅可以得到审美的享受，还是一种颇具回报的投资行为，比起买股票和投资房地产，更有吸引力。他说，“金融不景气，房市不稳定，只要没有大的战争，艺术品一定是保值的”。 

顾长安开过影视公司，后来又从事中美进出口贸易行业，最终把文物收藏和交易当成了自己的事业，而这个决定却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顾长安成了“空中飞人”。他把家安在纽约和北京，一年中，要在中美之间往返数次，有时他还会去欧洲，参加法国和德国的中国艺术品拍卖会。  

“有一段时间，我和我的合夥人几乎是全世界哪里有拍卖会，就到哪里去”，希望能买到中国文物的精品。顾长安坦言，他到海外购买中国艺术品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把属于中国的文物带回中国。他告诉多维记者，“好东西应该留在中国，过去是被列强抢过去的，现在中国强大了，老祖宗的东西应该回归，毕竟在中国真正会欣赏的人多，在欧美了解中国艺术品的人少，我真是这么想的。”

每年春秋两季，纽约两家最着名的艺术品拍卖行--苏富比和嘉士得--都会举行规模盛大的中国艺术品拍卖会。春季拍卖会的捶声刚一落定，为期一周的亚洲文化节就在4月初在纽约拉开帷幕。期间，全球顶尖级的艺术品收藏家和古玩商都会云集纽约，无论是在拍卖行的现场，还是在亚洲文化节的展台前，美轮美奂的中国古代艺术品令人叹为观止，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则是活跃在纽约文物艺术品市场上的不少操着各地方言的中国人。近年来，中国海外寻宝军团的出手阔绰、气势逼人，和对中国文物“众里寻她千百度”的执着专一，早已引起了海外媒体的关注。 

多维记者从全球最大规模的拍卖行苏富比了解到，2001年，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买主从全球各地的苏富比拍卖分行买走的中国艺术品，总值为1千220万美元，到2004年，这个数字已经翻了一番还要多，达到2千830万美元。中国人的购买力占苏富比全球中国艺术品拍卖总额的八成多。 

嘉士得驻中国代表江炳强透露，从1999年到2004年，中国藏家到海外购买中国艺术品的增长幅度，高达200％。而根据以往几年德国纳高拍卖公司的成交记录，中国艺术品的买家结构大致是：40％来自欧洲，10％来自美国，其余50％来自中国。中国人的购买力占拍卖总额的近三成。 

顾长安形容，当他3、4年前参加纽约的中国艺术品拍卖会时，只有寥寥几个中国人，还都是香港、台湾来的大买家。而现在，“中国买家的数字每年都在增加，每年都有新面孔出现”。就在2005年4月初刚刚结束的纽约两大中国艺术品拍卖会上，顾长安仔细一数，来自中国大陆的买家就有30多个。他们大多来自北京，其次是包括上海在内的江浙地区，还有几个来自山西的买主。 

出手阔绰令外界不可思议 

当多维记者第二次访问顾长安时，他已经回到了北京的家中，观音瓶也随身带回了中国。被问道是否会把观音瓶转手卖出时，顾长安回答说，“会先收藏一段时间，有合适的机会时再说。”他补充说，即使有朝一日要出售这个观音瓶，也一定会让这件宝物留在中国。 

按照中国的规定，从海外带回中国的文物要加盖文物管理部门打上的标记，才能通过海关带出中国。顾长安并不打算找文物局办这样的手续。 

他说，他和自己的合夥人也属于海外寻宝兵团中的一员。5、6年前，自己做生意赚了钱之后，就想去海外买中国文物，带回中国，和许多海外寻宝兵团中财力雄厚的商贾相比，他强调，自己的财力有限，也不可能把买到的文物都无偿捐助给政府或者博物馆，购买文物是希望将来可以找到合适的机会转手以得到回报。 

但他认为，自己通过竞拍的方式把中国的文物买回来，就是一种自己力所能及的爱国行为，是一件既有经济回报，也很有意义的事情，“作为炎黄子孙，既然能为国家做点事情，还能挣点钱。”

顾长安曾经和几个朋友一起，从日本买回了国画大师傅抱石的代表作――“凭栏仕女图”，他告诉记者说，“我也一定要把这件东西留在中国，因为她太珍贵了”。他如数家珍地告诉记者自己的珍藏，去年从巴黎买的赵无极的油画、从日本买回的山水大师陆俨少的画作、从嘉士得竞拍得到的雍正年间扇形戗金添漆盒、从纽约多也（Doyle）拍卖行拍得的镌刻有唐诗的清朝年间象牙笔筒，等等。 

《华尔街日报》曾在去年用头版篇幅报道过海外寻宝军团中的领军人物――浙江商人陆汉振和徐其明等人。不会说国语，更不懂英语的陆汉振这样对英文媒体的记者说，“我恐怕是第一个在嘉士得、苏富比操着宁波腔买东西的人”。陆汉振的“金轮集团”雇佣了上万名员工，拥有着亚洲最大的电单车车胎原料廉子布生产基地，年销售额超过10亿元。从2000年起，陆汉振在出国考察时，开始对文物收藏产生兴趣。他每次参加拍卖会，都会带上助手姚海芳和外语翻译，姚海芳是他专职的古董研究与购买顾问。在伦敦、东京以及纽约，陆汉振和他的助手们看到了他在国内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文物精品，“那种感觉很奇怪，有点像在别人家看到自家的好东西”。 

2001年10月香港苏富比中国艺术品拍卖会，陆汉振购得元釉里红玉壶春瓶；2001年10月香港嘉士德中国艺术品拍卖会，购得元青花鱼藻纹罐；2002 年6月英国伦敦索斯比中国艺术品拍卖会，购得商代晚期兽面纹鼎；2003年10月香港索斯比中国艺术品拍卖会，购得明嘉靖鱼藻纹罐……　 

2003年10月，在香港的一次艺术品拍卖会上，陆汉振以150万美元竞得一件清代官窑瓷器，他最终的报价是预估价格的10倍。这个人立即引起香港及海外媒体的关注，《华尔街日报》描述那次的情景，“45岁的陆汉振戴着一个大型的玉指环和钻石手镯”，“以惊人的报价购得一个装饰有蝴蝶的清朝陶瓷花瓶”。 

金轮集团总部大楼的三楼，就是陆汉振保存和展览藏品的地方。这个超过1500平方米的大型展览厅被命名为金轮艺术馆，由姚海芳担任馆长。1000余件从宋代官窑到清代后期官窑时期的瓷器，被按照年代顺序和工艺种类，放置在一个个单独的玻璃展柜里。他至今已经收藏了上千件价值连城的中国古代瓷器、青铜器与玉器。 

在海外的拍卖会上，陆汉振并不是惟一的浙江人。据业内人士透露，最近几年，几乎每年10月前后，江浙沪的一些大型旅行社便要组织特殊的赴欧美旅行团，旅行团的成员基本上是一些艺术品收藏者，他们到欧美的目的并非欣赏异域风情，而是去当地的拍卖场与古玩店采购中国艺术品。 

慈溪徐龙鳗业集团的老板徐其明也是一个倍受媒体关注的大买家。徐龙鳗业集团的水产品主要供出口，2004年出口逾5000万美元。他对收藏的兴趣始于 1994年，当年慈溪周边高速公路开通，大量瓷器随着施工的进行而出土，徐其明从此对古董尤其是瓷器产生了兴趣。1995年，他开始涉足海外顶级拍卖会。 2003年香港苏富比中国艺术品拍卖会上，徐其明对一件明朝宫廷用的陶瓷茶杯报价112万美元，未能竞得。翌日，他从一位日本收藏家手里收购了一只有 300年历史的绿色六边形花瓶，出价19万4千美元，是拍卖前预估价的两倍。 

中国竞拍者购买文物的数量和对高价的承受能力，让国际拍卖界感到“不可思议”。徐其明在拍卖会上的表现同样引起了海外媒体的注意，《华尔街日报》把徐其明形容为一个“穿着并不合体的蓝西装，戴着镶钻金表”的中国暴发户，“每一次竞价都兴奋地挥舞手中的塑胶牌”。徐其明目前的藏品大约在百件以上，他的收藏原则是“宁契鲜桃一口，不契烂桃一筐”，他偏爱古代皇室使用过的瓷器，认为“这样的东西才是精品，有品质，合身份”。 

英文媒体认为：中国人海外寻宝热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代表了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兴起。伦敦一位着名东方艺术品交易商则透过媒体向同行们报喜说：中国这些新出现的艺术品收藏者已开始拜访伦敦和纽约等地的私人交易商了。他评价说，“这种情况和上世纪80年代日本成为全球经济大国时出现的情景完全一致”。 

在80年代和90年代末期，日本企业家也建立私人博物馆，并且和今天的中国企业家一样，他们也囤积中国的艺术品和古董。而目前，日本经济正力争从长达13 年的经济萧条中复苏，中国人成为了最热心的买家。《华尔街日报》还评价说，中国购买者正在世界各地对中国艺术品提出高额报价，并因此拉高了中国古代艺术品市场的价格。海外媒体在注意到中国的民间收藏家们的同时，也注意到了这些中国收藏家非同寻常的另一面：与1980年代日本投资者蜂拥进入国际艺术品市场搜集凡高的作品及其他西方艺术品不同，中国许多收藏家对本国的文物更感兴趣。由于众多国宝从中国流失海外，因此，让国宝重返祖国被看作是恢复民族自尊心的方式之一。海外媒体还特别强调，当中国买家们从日本人手里买回中国文物的时候，“民族自尊心”似乎更加彰显。 

大陆拍卖市场问题重重 

中国大陆的文物拍卖活动开始于1992年，顾长安亲身经历了中国文物拍卖行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变化过程。 

对于现今中国文物拍卖市场的混乱状态，顾长安颇有微辞，他说，外国的古玩市场由四个层次组成，最高档的是拍卖行，其次是古玩商，再次之的是古玩交易中心，最后就是古玩跳蚤市场。像苏富比和嘉士得都有两百多年的历史，除了法律健全之外，拍卖行都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在徵集拍品的时候，只徵集来源明确，传承有序的艺术品。比如说，从宫里带出来的有文件可考的东西，英法联军抢的东西，后代拿出证据来证明的。元代以前的文物很难用肉眼来断定真伪，则要依靠化验报告来确定年代，像宋代的五大官窑，唐代的陶器，镇木兽等。欧美国家的拍卖行的拍品都要经过拍卖行文物专家们的鉴定。因此，从大拍卖行里出来的东西，就好像有了合法的出生纸。而从大交易商处买来的文物，如果证明是赝品，也可以原物退回。 

用顾长安的话来说，他买东西之前，一定会仔细去做研究，特别是要注意这个文物的由来，“传承有序的东西一般不会是赝品”。 

相比之下，中国最早的文物拍卖行成立也不过十几年，而有些拍卖行拍的东西居然有八、九成都是赝品，顾长安说，“把跳蚤市场的东西都拿出来拍，简直是胡来了。”

官民分头海外“夺宝”

大陆的中文媒体也曾发表文章，揭露中国文物拍卖的重重黑幕，文章中说，“由于缺乏科学的鉴定制度和鉴定规范，国内艺术品市场至今没有基本的价格和价値评估体系，人情鉴定、虚假鉴定时常出现，各种鉴定争议和鉴定官司层不出穷。”

对国内艺术品市场的不满也是引发国内富豪要到海外购宝的原因，“我们已经很少国内买东西了”，金轮集团艺术部经理姚海芳曾对媒体说，经过超过百年的动荡，再加上这十多年来收集古董风潮的兴起，市面上有价値的古董早就各归其主。“现在是媒体鉴宝，大家找宝，藏家憋宝，我们买不到宝。”姚海芳指着国内一家拍卖行玉器拍卖专场的拍品图册，説，“你看看，我们仔细硏究过了，整个图册，没有一件东西是眞的，这样的拍卖我们怎么敢去？”

据北京市文物局2004年的统计数据，1999年，北京文物拍卖拍到一个亿，2003年大幅度增长，拍到了12亿。2004年文物艺术品拍卖成交额达到39.35亿元人民币。 

2005年年初，刚刚成立的北京红太阳拍卖有限公司的第一场拍卖，就刷新了两项世界纪录。拍卖会上，被认为是国宝级的两件文物分别被以天价拍出。其中，乾隆铜胎万福吉祥灯拍得6600万元人民币；宋徽宗《桃竹黄莺卷》拍得6116万元人民币(均为落槌价+10%佣金)。而此前，中国清朝工艺品拍卖世界纪录是在2003年苏富比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由一套清乾隆帝御宝组玺以2918.24万港元创下的，中国传统绘画作品拍卖纪录则是2530万元，由宋徽宗的另一幅画作《写生珍禽图》创下。创出这两项世界纪录的北京红太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是一家去年4月新注册的拍卖公司，注册地点为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吉祥工业区，此前，在拍卖界并无声名。在外界的质疑和调查下，这场拍卖会显得疑点重重。在媒体相继对两幅作品的眞伪提出质疑后，《北京晨报》发文称，竞得宋徽宗《桃竹黄莺卷》的上海一家收藏机构仅向红太阳汇出了1500万元汇票。 

虽然中国的文物拍卖行业存在不少问题，但没有影响海外文物回流，业界人士普遍认为，海外文物回流现象，与中国经济高速持续发展，而世界经济疲软有着极大的关系。“盛事兴收藏”，这使得国内文物市场行情逐年看涨，许多关于中国文物的国际最高成交价格都在中国诞生。“水往低处流，货向高处走”，这是导致海外的中国文物艺术品纷纷回流的最直接和最根本的原因。 

据统计，海外回流文物目前已经占国内拍卖行拍品数量的50％以上，回流文物成交额超过拍品成交总额的60％。截止2005年1月，共拍卖回流文物近4万件。有业者指出，这些年来，回流的文物中罕见精品，精品数量仅仅占全部回流文物的5％到10％，好的东西根本没有回来，之所以回来的好东西少是因国内藏家出不起国外藏家给的价。尽管现在国内艺术品交易市场行情好了，但是国内藏家的财力与国外藏家相比，还差有一个档次。 

民间首次大规模追宝 

2005年4月11日，中国民间组织“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宣布，将开始启动大规模讨还流失国宝工作。成立于2002年的这个基金，是由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与中国文博界专家、社会知名人士等共同成立的一个公益性社会团体，该组织一直从事调查和硏究流失海外文物，希望通过多种途径促进流失文物回到祖国。 

在已经回归的文物中，有政府追索和够买回来的，有爱国人士捐赠回来的，有企业在拍卖会上买回来的，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也曾通过公益方式实现了圆明园猪首铜像回归，但今年这次民间大规模讨还流失文物活动所造的声势之宏大，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据悉，“抢救流失海外文物基金会”在对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进行了2年专门统计后提出：要追讨的“流失文物”主要包括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100余年间，因战争抢掠、盗凿、盗掘等不道德的和非法手段而流失到海外的中国文物。不包括很多是通过古代正常贸易、赠送等正当途径到海外的，这是讨还的基本依据。 

根据这个原则，基金会将讨还两类文物：一类是战争中被抢掠的文物。如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掠走的大量文物。另一类是不可移动文物，如雕刻、壁画、建筑构件等。由于在抢掠、盗凿过程中，文物脱离了原有环境，最终导致了文物所代表的特有的历史延续性和文化艺术完整性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包括被盗凿的龙门石窟《帝后礼佛图》和昭陵《二骏》等。 

圆明园四大铜雕兽首之战 

圆明园四大铜雕兽首的回归，堪称是中国近年兴起民间讨回文物热的代表事件。圆明园西洋楼建于清朝乾隆12年至24年（公元1747年至1759年），由郞世宁、蒋友仁、王致成等欧洲传敎士设计监造，由中国工匠施工营建。西洋楼吸收了欧洲巴洛克建筑形式，建成“大水法”十景，海晏堂是西洋楼中最大的一幢建筑物，楼前的扇形水池正中，设一座喷水台，南北两岸则设12石台，台上各坐表示十二时辰的十二生肖像。其中，南岸分别为子鼠、寅虎、辰龙、午马、申猴、戌狗；北岸则分别为丑牛、卯兔、巳蛇、未羊、酉鸡、亥猪。这些肖像皆兽首人身，头部为铜质，身躯为石质，中空连接喷水管，每隔一个时辰（两小时），代表该时辰的生肖像，便从口中喷水；正午时分，十二生肖像口中同时涌射喷泉，蔚为奇观。 

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焚烧了圆明园后，与众多的国宝一道，十二生肖兽头也被劫掠到海外，140年间，杳无音信。 

2000年4月，香港苏富比拍卖行和嘉士德拍卖行宣布即将在香港公开拍卖1860年被英法联军掠夺出境的圆明园文物，四件中有三件为西洋楼前大水法的遗物--乾隆御制錾花铜虎首、猴首和牛首，另一件乾隆款酱地描金粉彩镂空六方套瓶，原是圆明园的陈设品。 

2000年4月20日，中国国家文物局正式致函香港苏富比拍卖行和香港嘉士德拍卖行，要求他们停止在香港公开拍卖1860年被掠夺出境的圆明园文物。国家文物局认为，这些文物在法律上的性质是“战争期间被掠夺的文物”。关于这一类文物的归还，国际法上的先例在上个世纪就已出现。任何因战争原因而被掠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该归还，没有任何时间限制。这里所说的“没有任何时间限制”，一是不论战争何时发生，二是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出归还要求。这个原则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香港苏富比、嘉士德拍卖行的此次拍卖，明显是对该原则的蔑视。 

但是，两家拍卖行坚持如期拍卖。中国保利集团和北京市文物公司等企业遂参与竞拍，并最终购回上述四件圆明园遗物。4月30日，保利集团麾下的保利艺术博物馆分别以818.5万港元和774.5万港元从嘉士德拍下猴首和牛首。5月2日，在苏富比拍卖会上，保利艺术博物馆又以1400万港元购得乾隆御制錾花铜虎首，北京市文物公司则以1900万港元购得乾隆款酱地描金粉彩镂空六方套瓶。嘉士德拍卖行在其拍卖会后曾发表声明，表示该公司是国际性商业机构，有责任 “履行专业职责及和约守则”。嘉士德香港有限公司主席林华田表示，这次拍卖是按公司的业务责任进行的。 

2002年底，保利博物馆和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在美国纽约寻访到了猪首铜像的准确下落，拥有该铜像的美国收藏家同意将其转让。2003年春，猪首铜像在未付款的情况下被带回北京，经专家鉴定确认为圆明园遗物后，放在保利博物馆内保管。澳门着名企业家何鸿□博士亲临保利参观，决定以600多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了十二生肖像中的猪首，并捐赠给保利艺术博物馆。  

政府出面无偿追索 

然而，这种从公开市场收购国宝的行动，也遭到大陆一些人士的异议。2004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硏究所李健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发表文章，对保利集团重金购进被劫掠的圆明园国宝回归持批评的态度，他在文中表示，“这种回归的方式或途径，无异于在丰盛的筵席上契进苍蝇一样的令人尴尬万分。 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使中华民族蒙受巨大的屈辱与痛苦。14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又在自己的领土香港，以4893万元的天价购回被劫掠的四件圆明园文物。这难道不是自己向尙未愈合的心灵的创口上再撒一把盐吗？”他认为只有无偿的追索回归，才能眞正维护国家的尊严，冼雪民族的耻辱。 

中国政府也曾出面追索过在国外拍卖的中国流失海外文物，1988年11月,中国有关方面发现纽约苏富比拍卖行公开拍卖的东周靑铜敦系湖北秭归县屈原纪念馆当年6月所失，后出具完备的证明资料向美方索回。1998年5月，从英国一次追索回3000多件（套）文物，是依据法律，辅以外交手段与国际走私团夥斗争取得的重大胜利。1998年6月末，又通过国际刑警组织从美国追回河南巩义宋永泰陵前的客使头像。 

中国文物出境一般有4种途径：一是正常贸易或者文化交流，二是华侨出国时带出，三是战争情况下被掠劫或者骗取，四是盗掘后走私出境。后两种，都是在国家和民族不自愿的情况下流失海外的。仅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门洞开，时局动荡，百余年战乱岁月中，中国流失到欧美、日本等地的珍贵文物就高达数百万件，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达100余万件。  

2000年2月23日，河北省文物局获悉，嘉士得拍卖行将于当年3月21日在美国纽约举行“中国陶瓷、绘画、艺术品拍卖会”，其中拍卖品209号为一件武士浮雕，似与河北省曲阳县1994年被盗的王处直墓有关。国家文物局遂于3月2日就嘉士得在纽约拍卖中国古墓被盗文物一事照会美国驻华使馆，希望在友好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公约，采取必要的手段，阻止嘉士得对209号拍卖品的拍卖活动，并将文物返还中国。 

3月8日和11日，美国驻华使馆海关处及美国海关纽约中心局分别致函国家文物局和中国驻美使馆，表示为协调阻止拍卖中国文物，他们将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定办理，希望中方提供必要的法律文件和证据。纽约州南区美国地方法院在收到中国方面提供的证据后，于3月21日通知嘉士得拍卖行，停止对拍卖品209 号的拍卖，并下达民事查扣令，授权美国海关总署纽约中心局查扣武士像。3月28日，几位美国海关官员突然来到纽约嘉士得拍卖行，在出示有关证件后，他们查扣了这件中国文物。拍卖在中美两国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被成功阻止。此后，美国政府最终得以按照司法程序将这件文物没收为国家财产，然后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公约的规定，无偿归还给中国政府。 

“流通”比“夺宝”更具意义 

“抢救流失海外文物基金会”负责人张淼对中文媒体坦言，在对待流失海外文物的问题上，仅仅依靠讨还的方式交涉，这是行不通的。“中国流失出去的文物目前还保存在各大博物馆中的有100多万件，但这些文物进入博物馆的背景又千差万别，我们需要大量的证据来证明这些文物确实是通过战争抢掠、盗凿、盗掘等不道德和非法的手段而流失的。”

另一位负责人张永年说，比如圆明园中的文物，当年因战争被抢掠一空，有些士兵拿到了文物后几经转手，现在保有这些文物的人可能是买来的，这样的文物就很难讨还。 

对于珍贵文物的底牌不清楚，是讨还工作的第一个难题。张永年告诉记者，目前他们追讨文物最大的困难就是寻找证据。“现在我们收集的基本上是现有资料和出版物中记载的信息，还没有走出国门接触更多的博物馆，主要是涉及到的资金太庞大。我们还想过一个办法，希望一些出去旅游的旅客能拍回照片，不过操作上也很难，因为不是专业摄影师很难拍清。此外，许多外国博物馆对很多文物不注明出自哪个国家，这也给排查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

“抢救流失海外文物基金会”成立不久，中国国内就出现了反对的声音。有关文博专家认为，虽然这项工作相对于过去的沈默是进步，但由于流失海外文物涉及数十个国家的博物馆，没有人清楚中国文物在国外究竟有多少存量，单纯民间组织的声音和力量未免太过单薄，讨还国宝面临的巨大困难将使得这一工作遥遥无期。有人提出这样的置疑，民间资本是否有能力、又是否有必要当此“夺宝”重任呢？ 

中国文物出境一般有4种途径：一是正常贸易或者文化交流，二是华侨出国时带出，三是战争情况下被掠劫或者骗取，四是盗掘后走私出境。后两种，都是在国家和民族不自愿的情况下流失海外的。仅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门洞开，时局动荡，百余年战乱岁月中，中国流失到欧美、日本等地的珍贵文物就高达数百万件，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达100余万件。 

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处处长何戍中对大陆媒体强调，关于“夺宝”之事，先要搞清楚概念，什么叫“流失文物”？“‘流失’不是法律词汇，是很模糊的一个概念。就说一个大英博物馆，里面那么多的中国文物，有走私出去的，有抢出去的，有我们强盛之时送出去的，也有正常的文化交流卖出去的，你怎么‘回收’？是否连正常文化交流的文物也要买回来？”

何戍中最后强调不要将民间收购与“民族感情”连在一起，“一联系民族感情，就容易走极端。”他说，“有民族感情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把这种民族感情引导好，来把现在的文物保护好。”

何戍中认为，如果从投资收藏的角度来看，买卖是对的；但从文物保护角度来看，出钱买文物这个方向是不对的。目前除非特殊情况，中国政府极少出资回收境外的文物。“就文物保护来说，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我们有那么多的古迹需要保护，那么多人员需要培训。不能一方面出大价钱买海外的文物，一方面任由文物遭到破坏。”“比如说，圆明园以前遭到外国人破坏、抢劫，我们义愤填膺。可现在谁在破坏圆明园？谁在破坏长城？谁在破坏北京古城？什么是爱国？把现在的文物保护好才是爱国。”他说，“以中华文化来说，现在你出10块钱收藏保护一封信件，也许比花100万买个什么‘国宝’更重要。”

已故文物鉴定大师朱家□之女朱传荣认为，目前中国企业家购买文物更多是一种投资行为，应该当作文物的正常流通看待。“流通”其实是一个比“夺宝”更强大的词，意味着“平等的、自由的、竞争的”。能有机会参与这样的合法竞拍使文物部分回流，正是流通使然。 

中美或合作遏制盗墓潮 

美国政府已经接受中国政府的建议，考虑颁布一项禁令，限制进口一部分中国文物，并协助追查已经入境的被盗中国文物。布什政府任命了一个11人委员会，考虑颁布这项禁令，限制进口一部分中国文物。 

根据这一禁令，如果中方提供明确证据，美方有义务追回已经入境的失窃文物。中方向美国提供一份保护清单，范围函盖从旧石器时代至清朝的文物，包括青铜器、银器、石器、陶器、字画、纺织品等。 

美国苏富比拍卖行的新闻发言人Matthew Weigman，用电子邮件就多维记者的提问回复时，这样表示，“纽约苏富比拍卖行正在评估美国政府一旦管制进口中国文物后，对经营中国文物拍卖业务可能产生的影响。”

就美国政府是否应该颁发禁令，美国的考古学家和文物保护方面的学者表示支持，而博物馆等文物收藏机构和古玩商们却表示购买中国文物不应该受到限制。 

《纽约时报》2005年4月11日的报道中称，美国海关如果发现有可能是被盗的中国文物进入国境，理应拒绝其进入美国，但是实际上却鲜有被海关扣留的先例。中美之间一旦签订了双边协议，美国海关将会加强检查的力度，没有得到中国政府批准的文物将很难进入到美国。 

美国政府1983年颁布法令表示，有需要的国家，如果其严格遵守联合国1970年的有关文物保护的公约，对本国文物进行妥善的保护，可以和美国签订双边协议，限制本国的文物出口到美国，以遏制盗墓现象的发生。目前已经有柬埔寨、马里等11个国家和美国签订有双边签订。 

支持中美签订双边协定的人表示，中国近年在打击盗墓和文物走私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中国一些农民把文物从地下挖出来后，卖给中间商，文物贩子，通过香港、澳门等地走私，倒手以后，最终卖给美国收藏家和顾客，牟取暴利。 

波士顿大学东亚考古与文化史研究所主任慕若奇克（Robert E. Murowchick）表示，“美国是中国走私文物的主要市场，美国必须要在保护中国文物方面提供应有的帮助。一个文化遗址一旦由于盗墓而被破坏，就再也无法还原其本来的面目了。”

反对美国限制进口中国文物的人士认为，在美国交易的中国文物只占到世界范围内中国艺术品交易量的4％。也有一些大古玩商表示，即使中国文物先被卖到了其他国家，最后还是会进入美国。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的盗墓状况猖獗，不是靠美国限制进口就可以改观的，主要还是因为中国政府打击盗墓和文物走私不力所致。 

现任民间组织美国文化政策委员会主席霍金斯（Ashton Hawkins），曾担任过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律师，他就直接了当地对《纽约时报》表示，“中国政府还不满足可以和美国签订这样的双边协定的条件。”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的主任瓦特（James Watt）也曾撰文表示，“我对于中国的盗墓情况表示悲观，看起来这不是可以遏制的，任何一个工地上盖房的工人和在家里种地的农民都可能随时发现一件埋藏在地下的珍宝，而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把这样的东西卖给走私文物的人会有很高的回报，使得他们禁不住诱惑。”

文物收藏家顾长安告诉多维记者，他一直关注着有关中美两国间协商控制中国文物流入美国的消息。他认爲如果相关法令能最终通过，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当前日益猖獗的盗墓及中国文物走私情况。 

对于让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他愿意继续尽微薄之力。“这不是一个组织和几个人就可以做得到的，这样的有识之士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