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丁盛辩》及补遗

　　　
作者：余汝信
　　
　　1999年9月25日，丁盛在广州走完了他八十六个春秋的人生旅程。虽然官方诸多留难，即使在去世后的称谓上，也处处设限——不能称“同志”，不能提及前任职务，甚至，不能称“红军战士”……，但还是有数百位老战友闻风而至，在听到消息后，不约而同地参加了“丁盛老人”的告别仪式。告别大厅里，一对晚辈夫妇送来的一副挽联，格外引人注目：“战衡宝平西康攻瓦弄人称大胆将军，离新疆出广东谪京沪众谓落难英雄。”【1】

　　字里行间，是人们心中的不平。
　　
　　1、梦回吹角连营
　　
　　战衡宝，平西康，攻瓦弄，无疑是将军数十年戎马生涯中闪光的亮点。恰好是在去世前半个世纪的1949年9-10月，丁盛率所部第一三五师，在四野第四十五军编成内，参加湘粤桂战役中具决定性意义的衡宝战役。一三五师在是役中面对强敌——国军白崇禧部主力第七军，打出了声威，受到四野总部和第十二兵团的电令嘉奖。林彪等在给四野“各军首长转全体指战员们”的电报中称：“你们西渡湘江以后，动作神速，抓住了白匪的精锐四个师，不顾一切疲劳，日夜继续战斗，与敌反复进行堵击和包围，终于将敌人全部歼灭。这种精神与战斗作风甚为良好，尤其是一一九师、一三五师顽强的堵击与反击了敌人，使敌人数次突围均告失败，更值得表场”。十二兵团传令嘉奖一三五师：“你们这种不怕艰苦，英勇果敢，坚决执行命令，独立作战的精神，堪称此次战役中本军的模范” 。丁盛及其所率一三五师，由此闻名于四野全军。【2】

　　衡宝战役一年后，丁盛升任第四十五军代军长。不及一载，正式接任军长。1952年10月，第四十五军与第四十四军合编为第五十四军，丁仍为军长。翌年1月，率部入朝，至1958年5月返国，军部驻重庆，隶属于成都军区，为该军区辖区内（四川、西藏）唯一一个成建制的野战军。

　　1959年3月，西藏局势动荡。3月14日，军委令由丁盛组成“丁指”（代号302部队指挥所），率第一三O师、一三四师赴藏参加平叛。是月，在甘青地区执行平叛任务的一三四师沿青藏公路开进，抵达拉萨、当雄。一三O师由驻地雅安乘车出发，在成都军区前进指挥所（即“黄指”，代号301部队指挥所）率领下取道川藏公路，于4月初进抵甘孜集结。3月27日，丁盛率“丁指”主要成员由兰州乘飞机抵拉萨。“丁指”率一三O、一三四两师，在西藏高原进行了历时两年半的平叛作战，历经大小战斗978次。至1961年4月，“丁指”方奉命撤销，一三四师离藏入川，驻南充地区，11月，一三O师亦返回四川雅安。

　　1962年10月，陆军第五十四军再度组成以军长丁盛为首的前指（亦简称“丁指”），以统一指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的瓦弄地区作战行动。11月6日，“丁指”进抵西藏察隅，立即落实各项作战准备工作。次日，丁盛召开作战会议，形成作战方案，月中，“丁指”前进至航堆以南地区，率所部一三O师等向瓦弄印军发起全线攻击。

　　瓦弄地区位于中印边界东段传统习惯线以北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为典型的高山、峡谷、密林地区，作战条件异常艰苦。是役，“丁指”所部经激战夺回瓦弄，直逼至传统习惯线附近，歼灭印军三个营全部、一个营大部和印军第十一旅旅直分队等部共一千二百多人。战后，奉命主动撤至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20公里处。12月下旬，“丁指”返抵重庆，所属部队亦于翌年1月初返抵原驻地。其后，丁盛奉命在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作瓦弄地区自卫反击战情况报告，又率员分赴四川各地作巡回报告两千余场次，再率员到沈阳、南京、广州、兰州等军区汇报，一时间，丁盛及五十四军声名大振。

　　丁盛指挥作战计划周详，决心果断。所率部队，纪律严明，作风过硬。以今天的视角回眸昨日，如果说“战衡宝”尚不过是国共之间兄弟阋于墙而无须再多提的话，而“平西康，攻瓦弄”则为应该肯定的捍卫领土主权的正义之战。丁盛作为军一级高级指挥员，不畏难，不避险，三年间两度亲赴西藏前线，成功地指挥了雪域高原上的典范战例，功不可没。
　　
　　2、困惑的新疆岁月
　　
　　1964年7月，丁盛离开五十四军，奉调新疆，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3】

　　大军区副职，似乎是提升了，但实际是挂名的，兵团才是丁盛真正的落脚处。同时调至兵团以“加强领导”的军队现役高级干部尚有：裴周玉，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原陆军第六十九军政委），任新疆军区副政委，兵团第三政委；李荆山，空军第二军副政委，任兵团政治部主任。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虽一直冠之以“新疆军区”名义，但早于1956年即已不隶属军区建制，退出军队序列，改受自治区和新成立的国家农垦部双重领导。军委此际再将挂名军区副职的裴、丁任命为兵团领导，应与当时新疆边境的严峻局势及欲赋予兵团的戍边职责有关。

　　1962年4月，新疆发生“伊塔事件”，六万余边民外逃苏联。碍于正规边防部队兵力严重不足而又为防止边民外逃继续蔓延，兵团奉命当年5月始紧急组编6个独立营共21个值班民兵连，沿中苏边境布防堵截并警卫地州党政机关。同时，抽调36个基干民兵连沿中苏边境建立边防哨卡、巡逻点、工作站，巡逻边境，劝阻边民外逃。北京方面并决定沿中苏边界建立一条国营农（牧、林）场带。8月，军委有意扩大兵团民兵值班部队，决定兵团两年内组建300个齐装满员的值班民兵连。

　　兵团人员构成复杂，相当部分为原陶峙岳部起义人员，而又面临艰巨的戍边重任。将裴、丁调来，本意自然是用其所长——裴周玉在六十九军有对原董其武部的长期统战经验，而丁盛则有中印边境作战的丰富军事实践。惟丁盛一到兵团，就明显感觉到在此间开展工作并非易事。

　　首先，是兵团原领导班子强烈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情绪。初来乍到，别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据丁盛后来对别人说，分配给他这位大军区副职的住房，竟然只有39平方。而这39平方的房子，却要住下丁盛一家六口外加一位保姆。直觉告诉他，人家对他的到来 ，并不表示欢迎。

　　再者，兵团领导机关本身作风散漫，机关大院象个大杂院，鸡窝羊圈，堆放杂物，晾晒衣服，随处可见；上班漫不经心，迟到早退，几成习惯，兵团机关对下属不起表率作用。

　　他曾试图改变此间种种与野战部队截然不同的陋习，但很有点力不从心，毕竟此地不是重庆的五十四军军部，他只是一个势单力薄的“外来户”，并非这里一二号首长——在党内，他仅是兵团党委的十二名常委之一，以党政领导班子排名计，他排在王恩茂、陶峙岳、张仲瀚、裴周玉之后。况且，还未待他想清楚是否还有可能一展所长，文化大革命已不期而至。

　　运动初期，兵团机关大字报大都指向裴周玉、丁盛两位所谓“新领导”，指称两人为“罗瑞卿分子”、“走资派”。少数人不同意将矛头指向“新领导”，而是揭批兵团“老领导”张仲瀚等。1966年12月间，反裴、丁一派为兵团副政委贺振新在揪斗过程不幸心脏病发猝死一事，再次召开批判资反线大会，要求兵团主要领导参加“说明真相”。经军区党委讨论同意，派丁盛乘飞机紧急赴京向军委汇报。

　　翌年1月9日，兵团被群众组织夺权。1月26日，兵团农八师所在地石河子发生武装流血事件，死27人，伤78人。为稳定兵团局势，2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兵团文革专门发布文件，宣布“决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事管制”，并作十二条规定，其中提及“由革命领导成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三结合共同组成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兵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新疆军区文革小组直接领导”。据此，兵团临时文化大革命 委员会于3月中成立，裴周玉任主任，丁盛任第二主任，裴、丁实际主持兵团工作。6月22日，军委转发中央决定，任命裴周玉为兵团第二政委，党委第二书记，丁盛为兵团第二司令员，党委第三书记。次月，中央再调陆军第六十七军副军长孔瑞云、陆军第十六军副军长杜海林任兵团副司令员，江苏省军区第二政委曾如清任兵团副政委。在裴、丁等的努力下，兵团的混乱局面一度得以一定程度的抑制，但好景不长，1967年下半年两派武斗再起，兵团机关亦再度陷于瘫痪。
　　
　　3、广州军区司令员
　　
　　文革前，丁盛难于适应兵团这种军不军民不民的体制，早萌去意，并于1965、66年两次打报告要求调离，但均无下文。面对文革中兵团的乱局，丁甚感无奈，调离的愿望愈加强烈。

　　据长期担任丁盛秘书的陈宏康告诉笔者，1967年初在京汇报期间，丁住京西宾馆，隔壁是邱国光。邱是黄永胜小圈子里的人，当时虽仅为广州军区后勤部部长，却是军区党委党委。一天，黄永胜妻子项辉芳来探望邱，恰好丁也在场，项提及黄永胜等几位在京的军区领导欲在春节期间到林彪处拜年事，丁盛一听便要求同去，得同意。拜年时，丁没有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当面向林彪汇报了自己在新疆的困境，并同时提出了调离的请求，黄永胜在旁边也为之说项，林当场未置可否。

　　这次晋见，毕竟还是起了作用。据陈宏康说，丁后来在1967年中便接到调令，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惟据笔者查阅到的官方的组织史资料，丁调广州军区的军委命令，应是1968年2月15日才下达的。

　　丁盛到任的次月，“杨余傅事件”发生。黄永胜奉调到京，任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广州军区司令员一职则仍兼着。丁盛到任前，广州军区还有几位副司令员，但黄永胜显然是将丁视为接班人。当年12月，经军委批复同意，丁盛任广州军区党委副书记，排名于黄永胜（党委第二书记、司令员）、刘兴元（第三书记、第二政委），孔石泉（第四书记、第三政委）之后（时第一书记陶铸已免职，第一政委韦国清非军区党委成员）。【4】

　　战争年代，黄永胜颇长一段时间是丁盛的直接上级，对丁盛的军事才干，应该十分了解。1944年，黄永胜担任晋察冀军区教导二旅长期间，丁盛为二旅一团政委。翌年11月，组建晋察冀军区热辽纵队，司令员黄永胜，丁盛为其辖下二十七旅旅长。1947年，黄永胜任冀察热辽军区副司令员，丁盛为辖下热河军区第十八军分区司令员，当年8月，冀察热辽军区部队组建为东北民主联军八纵，司令员黄永胜，八纵第二十四师师长为丁盛。1948年后，东北民主联军先后改称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八纵改称第四十五军，军长先后为段苏权、黄永胜，丁盛为该军第一三五师师长。直到1949年4月黄永胜调升第十四兵团第一副司令员，黄、丁才分开。

　　1969年4月，黄永胜在中共“九大”进入中央政治局，丁盛亦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并任由四十九人组成的新军委委员。两个月后，丁盛正式接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此后数年，在广州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丁盛干得还算颇为顺心。这几年中，最具震撼力的，当属1971年的“9·13事件”，因随后有所谓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一说，广州军区及丁盛本人也就多少受到些风言风语的影响。

　　1972年7月中共中央正式下发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有如此说法：“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毛主席离开了上海。毛主席的行动，打乱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部署，他们谋害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破产了。林彪阴谋携带黄、吴、叶、李、邱等，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九月十二日晚九时许，由王飞、于新野召集刘世英、鲁珉、贺德泉（即贺德全，空军司令部某部原部长），朱铁铮（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处长）、郑兴和（空军司令部某部原处长）等开‘七人黑会’，拟定了随从林彪、黄、吴、叶、李、邱南逃广州的行动计划和人员名单”。该材料还引用了空军副参谋长兼空34师党委书记胡萍的“亲笔供词”称：“九月十二日下午四时以后，周宇驰和我安排十三日反革命政变飞机。周说：‘主席最近找了很多军区的负责同志谈了话，首长（林彪）看这形势很不好，就决定十三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三叉飞机256号今天送林立果回山海关，首长走时就用这架飞机。……再准备一架多三叉飞机，拉上黄、吴、李、邱和机关的人，十三日八时直飞广州。由王副参谋长（王飞）指挥。还调一架安-24、一架安-22飞机运上两架直升机，都飞去广州。吴法宪还交代把大飞机也都准备好，随后调去广州。”【5】

　　三几架飞机的人就可以另立中央？这总使人有些疑问。以后的清查结果表明，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材料能证实林彪、黄、吴、李、邱知道这一“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更不说有所行动去实施这一“计划”了。亦没有任何材料能证实，广州军区的任何一位领导人，包括丁盛在内，知道有这么一个“计划”，或为这个“计划”作了任何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的准备、策应工作。事实证明，所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实在是一个子乌虚有的罪名。

　　对于丁盛本人在“9·13事件”中的表现和态度，邓颖超的秘书赵炜近年写的回忆录，倒是作了正面的肯定：“这天，钱嘉栋、赵茂峰、纪东和我都在办公室里。下午，我们突然接到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的一个电话。丁司令员在电话中语调十分郑重地说：请转告总理，我们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我们已经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办了”。【6】

　　而在“9·13事件”之后，当时的中央对于丁盛本人亦是充分信任的（这本身就是对“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说的否定）。1972年3月，刘兴元调成都军区，丁盛增补为广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随后并接替刘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1973年8月，丁盛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

　　文革中曾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的周纯麟，在他本人的所谓“封笔之作”中提及丁盛这位当年的上司时，称他为“曾经上过林彪贼船的丁盛”，比照史实，这自然是信口雌黄，恶意中伤了。【7】
　　
　　4、厄运之夜
　　
　　1973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八大军司令员对调，丁盛与许世友互换位置，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命令宣布后，毛泽东在京召见。与丁盛握手时，毛说：“你到广州不久，把你换换吧”，又说：“你有心脏病，要注意休息”。丁很有点儿感激流涕，顺从地点了点头。

　　秉承其一贯的作风，丁盛到南京后，将军区军事工作抓得颇紧。到任后不及一月，即根据总参批示精神，制定了军区的《加强战备值班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各级机关均要建立首长值班、作战值班、部门值班、部（分）队值班制度。1975年5月，丁盛到武汉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协商研究二十军与一军调防事宜，至当年7月中，顺利完成两军对调防务工作后，军区党委即召开常委会和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6月军委扩大会议精神，讨论了军区关于精简整编和安排超编干部方案，经初步整顿，军区部队的建设得以加强。8月，经毛泽东、中央批准，南京军区领导班子调整，丁盛为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军区第一书记、第一政委仍由张春桥兼任）。11月，丁盛在南京主持召开作战会议，讨论了军区作战预案，研究了部队基本部署调整及各项保障计划。当月，还组织了陆军第六十军的检验性演习。【8】

　　1976年3-5月，经军委批准，南京军区共有三个军级机关、四个师部、二十七个团进行了部署调整。5月，军区发出《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加强东南沿海战备工作的指示》，成立军区浙东南前指，统一领导浙东南沿海战备工作。7-8月，军区组织了军、师干部集训，参加集训共二百五十人。

　　8月8日，在视察完浙东南及舟山地区防务后，丁盛抵达上海稍事休息，住延安饭店。当时到沪治疗皮肤病的军区政委廖汉生，恰好也住此间。

　　丁盛的厄运，也就肇源于这一天晚上。

　　关于这个晚上，人称“徐老三”的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后于1980年12月“两案”审判时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所作“证词”如是说：“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向张春桥当面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份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以后，和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谈情况。我对张春桥讲，丁盛说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大，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还问了六十军领导人的情况。谈话结束时，张春桥叮嘱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代表官方观点的《南京军区大事记》则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主席病重期间，江青反革命集团加快了阴谋夺权的步伐。八月八日晚，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同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上海延安饭店密谈。他们谈了在毛泽东逝世后可能打内战，并分析了驻上海附近部队的情况。

　　“这次密谈后，‘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加快了准备武装叛乱的步伐。八月十日，马天水下令催发民兵武器，突击发了各种枪七万余支，火炮三百门，弹药一千多万发。九月二十一日，徐景贤向张春桥密报了丁盛的主意和他们有所准备的情况。十月八日，‘四人帮’的上海余党获悉‘四人帮’被拘禁，即决定发动武装叛乱”。【9】

　　笔者的一位友人，在丁盛生前曾当面向丁本人询问过当晚的事情经过，根据这位朋友整理的访问记录，丁盛本人的版本大致如下：

　　这天晚上，丁看望过住在楼上的廖汉生，谈了一会话，回来刚要睡下，廖的秘书秉告，廖明天要去华东医院，请丁给上海市委去一电话，以期引起重视。丁不好推却，便给上海市委值班室去电告之廖事，值班室即时报告了马天水等，马、徐、王三人当即赶来看望丁、廖。

　　三人一到，本来已欲休息的丁盛只得强打起精神应酬。寒暄几句后，丁提及自己是从舟山过来，“过去我去过那里，看过一部分，但这次看得更完全。看来舟山群岛对上海的防御，我是有把握的，形成个屏障，敌人如果从海上打来就肯定要失败。不过长江以北及以东我还没看过，那是个水网地带，没有舟山那样的屏障，这地方我不大放心，以后还要去看看”（考虑到友人是一位女性，笔者不能保证她的以上丁盛谈及军事地理问题时记录的准确性，但大意应该没有问题的）。

　　丁盛有个性格上的特点，熟人在一起时，他很坦然，很少说多余的话。而在外人面前，为免尴尬冷场，他的话反而还显得多些。丁与这三人其实没有什么交情，看这三人也不懂什么军事上的事，便换了一个话题：“这次我从长江口进来，感到长江的水很浅，见到很多挖泥船在挖泥，你们为什么不可以在海岛上修个深水码头，将外来货物都卸在海岛上，再用我们的船驳回上海，省得船只、货物积压造成罚款嘛”，马天水客气地点头称是。

　　马随后提及南京军区在七月份召开的一次检查批邓情况的党委扩大会议，称会议开得好，要向军区学习云云。丁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话。

　　马又说：“上海警备区一个副司令员董常云，听说他思想有些不通，最近他出差去了，回来之后我们要批评他”。又问：“李宝奇是怎么来的？”【10】

　　丁答：“上面派来的，也是我们军区建议让他来的”。丁想了想，反问马天水：“这个人怎么样？”马：“他讲话比较圆滑，与原来的刘耀宗不一样，刘直来直去。他到哪里去了？”丁说，他有病休养去了，马表态说，我们还是欢迎他回来工作。【11】

　　上海警备区名义上受军区和市委的双重领导，马等“过问”一下，本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丁盛不喜欢背后议论干部，便将话题引开。随后丁说：我这次来，是因为部队要在杭州湾搞演习，要来很多人，如本军区师以上干部、各大军区、总部都要来人，到时候都住上海，估计安置有困难，除了延安饭店要将现有的房都腾出来外，可能还要借用市委的其他招待所，另外后勤如副食品供应、车辆方面，到时都要麻烦市委帮忙，此外，演习地点离市区两个多小时，到时可能还得请你们派些民兵维持一下交通秩序。

　　此后，还谈了点什么文工团演出、金山化工厂的事。临告辞前，马问了一句丁现在身体怎样，丁说，还可以，就是有点心脏病，老毛病了。马对徐景贤说，老徐，你到华东医院安排一下，给丁司令检查检查。据丁说，随后，丁领着他们三人到楼上廖汉生处坐了一会。回到房间，他不一会便睡着了。

　　丁盛做梦也没想到，8月8日这一个晚上，会给他的后半生带来云泥之别的巨大变化！
　　
　　5、子虚乌有的罪名
　　
　　据《南京军区大事记》：1977年3月南京军区举行党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积极投靠‘四人帮’的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进行了面对面的揭发批判”，随后，任命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聂凤智为司令员。【12】

　　《大事记》又称：“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共南京军区委员会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政干会字第119号命令，丁盛退出现役，由地方安置。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纪委（1982）军纪复字第105号批复：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同意开除丁盛的党籍”。【13】

　　据丁盛申诉，他对马、徐、王三人是谈及对江北苏南的情况有些不大放心，但那是针对对外防御作战的战场准备而言，与国内政治问题一点联系都没有。据丁盛回忆，是谈起过六十军及毛泽东百年之后的事，但不在8月8日晚上，而是杭州湾演习结束后，9月3日他再到上海，在延安饭店又碰到马天水等人。马天水问起，上海市委曾给军区转去一封信，是六十军驻无锡部队一个什么人写的，信中说，在部队招待所查出了四个箱子，不知放了什么东西，马问丁收到转去的这封信没有，丁回答说收到了，同时说起军区也收到一封信，是许世友的儿子写给某医院一位护士的，信上说到毛百年后要打内战，丁说，打内战可不得了，军区已将这封信送中央，送给陈锡联了。【14】

　　笔者相信丁盛的申诉比较接近历史事实，这理由实在太多。

　　徐景贤所“揭发”的“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是准备干什么？徐没有往下说。《南京军区大事记》直截了当说是“准备武装叛乱”。丁盛虽在军事上号称“大胆将军”，但政治上还算谨慎小心，他与马、徐、王并无深交，可谓素昧平生，有什么理由在一次礼节性拜访的闲谈中，便与自己不熟悉的三个人去“密谈”什么“有所准备”（潜台词就是“准备武装叛乱”）？此其一。

　　王洪文、张春桥当时是军委常委，张春桥还是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是军区第一把手。王洪文也挂着上海警备区政委一职。丁要与“四人帮”有什么勾结，完全可以不假手他人直接找他的第一书记。张春桥掌控军队的能力无论如何要比马、徐、王强吧，且应该了解下属部队的政治思想和军事布防情况。丁盛如果真要“密谋”什么，找张岂不更名正言顺？何须绕着弯子要找马、徐、王再去转告？此其二。

　　南京军区当时辖有三个野战军，一军在浙江，十二军在安徽，六十军在江苏。按徐景贤所言，丁盛说六十军靠不住，他指挥不动，那么，以逻辑推理，言下之意，其他两个军应该靠得住，应该指挥得动（要不丁盛为什么不说三个军都靠不住，他都指挥不动呢）。六十军的军部在镇江，一军的军部在湖州，湖州比镇江更靠近上海，按逻辑推理下去，丁盛岂不是可以拿一军及十二军作资本去投资靠“四人帮”？丁盛有这样做吗？此其三。

　　张春桥当时还兼上海警备区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王洪文亦还兼警备区政委。上海警备区本身就有三个师的兵力（即驻市区的警备师，驻周浦的守备一师及驻松江的守备二师），即使三个野战军都指挥不动，以丁盛加上张、王，警备区这三个师总还能控制，还能指挥得动吧？如丁盛真的参与了“准备武装叛乱”的密谋，为什么不与马、徐、王议议如何去指挥调动较易于掌控的这三个师呢？此其四。

　　丁盛其实什么都没有做。这么说来，所谓“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与1971年“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丁盛来说，都是子虚乌有的罪名。
　　
　　6、公道自在人心
　　
　　时任南京军区政委的廖汉生，近年在其回忆录中多处提及丁盛（还好，称其为“丁盛司令员”），多少还算从侧面反映了一些客观事实。如廖说，他1975年2月接到调令去南京，“一个星期以后，我又接到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三书记丁盛打来的电话，欢迎我速去上任”，又说：“我和彭冲，丁盛都比较熟悉”，“我和丁盛前后接触的时间更多一些。丁盛原是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后到陕北红28军当团政治委员。1937年8月红军改编八路军时，红28军与红2军团第6师合编为第120师第716团，宋时轮任团长，我任副团长，丁盛任2营党总支书记。宋时轮团长带领2营开赴雁北地区时，丁盛调到第715团任党总支书记，以后又去了第115师。1955年，我们一同进入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我是第2小组组长，他是组员。毕业后，他任第54军军长。1963年，我们一起到高等军事学院参加军委组织的马列理论学习班，我是班主任，他是学员。……”。【15】

　　关于8月8日这一个晚上，廖汉生说法有别：“9月初，军区有人来上海看病。当天晚上，上海市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就跑来看望。我住在同一层楼，在上海已经住了1个月，他们从未来过。大概他们觉得有什么不妥，于是让人向我通报：一会儿来看廖政委。

　　“他们几个人在房间里从晚上7点多钟一直谈到10点多，还没有出来。我本不想见他们，于是就关灯睡觉了。

　　“我刚刚躺下，就听到他们一行人从房间里出来，推开我的卧室门，连着叫了几遍：‘廖政委，廖政委……’

　　“我没有搭理。

　　“他们自言自语地说：‘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再来看吧！’

　　“第二天，徐景贤来看我，请我搬到锦江饭店去，说那里有冷气，条件好一些，对治疗有利。我谢绝了。”【16】

　　根据丁、徐及《南京军区大事记》，这一晚应该是8月8日夜间，瘳说是9月初，显然是记错了。另廖说他是8月4日乘飞机抵达上海的，这距8月8日只有四天时间，说自己在上海市已经住了1个月，他们从末来过，恐怕是言过其实。再说，丁盛不打电话，上海市委并不知道廖到了上海，知道了以后不是马上赶来了吗？不是第二天徐景贤又专门来请廖搬到锦江吗？廖又说：“军区有人来上海看病”，显然是指丁盛，但丁盛已言明，他是视察完舟山后途经上海的，并不是专门去上海看病。此外，廖说丁与马等人“从晚上7点多钟一直谈到10点多”，而丁说他们是深夜才到的，廖说他们没有进房，而丁说他们是进房谈了一会儿。

　　这真是一个扑朔迷离、说不清、道不明的晚上！

　　廖再说，1976年10月7日，“四人帮”被抓后第二天，军委紧急通知：南京军区丁盛、廖汉生，江苏省委彭冲，许家屯立即乘专机到北京开会。当晚10时30分，军委办公厅通知马上去开会，廖说：“我立即起身，匆匆下楼。其他几个人也来到楼下，只有丁盛司令员还在澡盆里泡着呢，房间的门反锁着。于是，我又派人上去敲门，好不容易才把他叫出来。”【17】

　　当晚参加会议的，有华东各省市、湖北和南京、济南、武汉三个军区的负责人，华国锋宣布，中央对“四人帮”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全场爆发出热列掌声，这掌声，应该也包括了丁盛的吧。

　　10月9日上午，彭冲、丁盛和廖汉生一起找周纯麟谈话，分析在“四人帮”被公开揭露以后上海可能会出现的情况。10月10日，彭丁、廖等返宁。到南京后，立即召集军区常委、顾问、离休老干部作了传达，晚上，又召集驻南京地区的陆、海、空军和军队院校的军以上单位负责人进行传达。

　　根据廖汉生的以上描述，丁盛在粉碎“四人帮”之际并没有“准备武装叛乱”的反常活动和表现，相反，坦然得可以，要不，怎么还有心情在京西宾馆的大澡盆里泡个老半天呢？

　　令人十分不解的是，其后丁盛突然被抛了出来，究竟原因何在？自称与丁盛“比较熟悉”的廖汉生，其中又起了什么作用？廖的回忆，始终没有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明明白白的交代。

　　有人说，因为丁盛得罪了许世友。

　　自南京军区成立始，许世友就将其视为自己的“地盘”。廖汉生在回忆录中亦承认，许在文革中整人也不可谓不厉害：“仅以军师职干部为例：被以‘5·16分子’名义从领导职位上搞下来的干部就多达32人，其中军职13人，师职19人，被所谓办学习班交代问题的16人，其中初步平反的10人，包括已分配工作的5人，未分配工作的还有赵俊、黄振东等多人；进行‘背靠背’审查的10人，其中军职1人，师职9人；还有一些干部有所谓‘历史问题’……”。【18】 丁盛到任后，根据军区干部的反映，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平反工作，这传到了许那里，据说，许十分不满。

　　有人说，因为丁盛得罪了叶剑英。

　　叶剑英的秘书张廷栋后来著书说，1969年10月下旬，“叶剑英被迁出北京，抱病辗转于湖南长沙、岳阳、湘谭和广州等地，受尽折磨”。当年底，在湖南安置的叶去广州治牙疾，“到广州后，广州军区的一些领导对叶剑英很冷淡，主要领导人根本不见叶剑英，而让一位副参谋长出来安排叶剑英的住行。他们不让叶剑英住原来住过的房子。……”。【19】 所谓主要领导人，指的是丁盛、刘兴元。其实，以叶当时的情况，让军区副参谋长刘兴隆去安排叶的食住行也算可以了。丁盛不喜迎来送往，不要说叶剑英，即使后来江青到广州，丁盛也不愿出面，只是由军区副司令员吴纯仁负责接待。

　　笔者不知道有关丁盛得罪叶、许的说法有没有什么依据。不过可以确切知道的是，当丁盛急速从高位往下坠落时，落井下石者有之，而并无任何有份量的人伸之援手。丁盛虽已处处小心行事，但还是始终欠缺高层政治斗争历练，疏于防范（也可以说是防不胜防吧），为徐景贤这样的肖小所诬陷，终酿成后半生的悲剧！高层政治，即便对于一个久经沙场的军人来说，不也是太险恶了吗？

　　丁盛晚年，据说经四野出身的总政主任于永波同意，由广州军区收回，按师级干部安置，惟政治待遇没有任何变化（生活待遇倒还算有所改善）。然而，人民没有忘记他。据知情者说，1990年代，丁盛“仍以耄耋之年，时常应邀奔走于京津、赣粤桂琼、滇川渝和鲁豫等省市，他的老部下、老战友，包括不少同他从未谋面均已转业地方的干部战士，听说‘丁军长’来了，看望者络绎不绝，迎迓有加，情真意切，显示了他的人格魅力。以在昆明、成都、重庆为例，他的老部下一家一家请他去住，去吃饭，陪他去游玩，简直排不过来。他是从山城重庆调走的，旧地重游，军队和地方，凡是和他认识或有过交往的，还有大量的只闻其名，未谋其面的中青年人们，拜访探视者竟日盈门，令人感怀不已！”【20】

　　公道，自在人心。（2005年5月）
　　
　　附：丁盛简历

　　1913年，生于江西省于都县。
　　1930年6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1932年，由团转党。
　　1935年11月~1936年2月，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二科政委，参加长征。
　　1937年8月后，历任八路军旅政治部科长，团政委。
　　1945年4月，作为晋察冀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1945年11月，历任晋察冀军区旅长，军分区司令员，冀察热辽军区旅长，东北民主联军八纵二十四师师长，东野（四野）四十五军一三五师师长。
　　1950年4月后，历任四十五军副军长，军长，五十四军军长。
　　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9年3月，组成“丁指”，指挥西藏平叛作战。
　　1961年8月~1964年3月，中共成都军区党委常委。
　　1962年10月，再度组成“丁指”，指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东段战事。
　　1964年8月~1968年2月，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军区党委常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第二司令员。
　　1968年2月-1969年7月，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1969年4月，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1977年3月）。
　　1969年7月-1973年12月，广州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72年3月~1973年12月，并同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
　　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中央委员。
　　1973年12月~1977年3月，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
　　（1974年10月~1977年3月）。
　　1977年3月，停职审查。
　　1982年7月，被令退出现役。10月，被开除党籍。
　　1999年9月25日，在广州逝世。
　　
　　注释：

　　【1】第五十四军驻京老战友联谊会联谊组编印：《难忘岁月战友情》（2001），页334。
　　【2】本节内容，参见中共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委员会编：《无敌的铁拳—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军史》（1991），成都军区百科编审室编：《西南军区、成都军区、昆明军区、西藏军区军事工作大事记（1949.5~1985.8）》（1987）。
　　【3】本节内容，参见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办公厅、组织部编：《中国共产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织史资料（1954.10~1987.10）》（1991）。
　　【4】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五卷，“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长征出版社，1995），页301-304。
　　【5】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1972]24号《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1972年7月），页70-76。
　　【6】赵炜：《西花厅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页247。
　　【7】周纯麟：《周纯麟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页562。
　　【8】本段及下段内容，参见南京军区《当代中国》军事国防卷编辑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大事记》（1986）。
　　【9】同【8】书，页165。
　　【10】意指怎么调到上海警备区的。李宝奇，原为陆军第十二军政治部主任，后任总政组织部部长，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1975年10月调任上海警备区政委。
　　【11】刘耀宗时任上海警备区第二政委。
　　【12】同【8】书，页170。
　　【13】同【8】书，页165-166。
　　【14】1976年2月后，陈锡联代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
　　【15】廖汉生：《廖汉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页357。
　　彭冲，当时兼任中共南京军区第三书记、军区第二政委。
　　【16】同【15】书，页389。
　　【17】同【15】书，页394。
　　【18】同【15】书，页363。
　　【19】张廷栋：《我陪叶帅走完最后十七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页53-54。
　　【20】同【1】书，页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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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丁盛辩》补遗

作者：余汝信


　　拙文《为丁盛辩》发表大半年来，得到不少读者尤其是原54军老战友的关注和鼓励。近日，更有知情者将珍藏多时的丁盛申辩材料及生前谈话录音记录辗转交予笔者，并建议笔者适时将其公开，以为还丁盛将军一个清白，出一份棉薄之力。

　　今年是文革发动四十周年。笔者始终认为，文革造成的破坏力之广度和深度，无论怎么估量也不为过。它不仅是某一个别阶层、个别人士的灾难，更是上达国家主席、下至黎民百姓的全民族的深重灾难。既然是全民族的，那么，祸延所及，包括了如丁盛等不幸被卷进政治旋涡几近没顶的的高级将领，也就毫不奇怪了。

　　笔者在写《为丁盛辩》时，主要依据的仅是朋友的一份采访笔记，丁盛本人的申辩材料以及谈话录音记录，当时并未能见到。现遵嘱将这部分材料公开发表，权作拙文的补遗。为便于读者阅读，在公开这部分材料的同时，笔者另以校注形式，对申辩材料中涉及的历史事实作了补充辅证，对涉及的人名作了简要注释，另丁盛谈话中或因记忆关系个别无碍大局处有欠准确，也在校注中作了适当说明。

　　一、没有证据的《免予起诉决定书》

　　【余注：1977年3月26日，丁盛被宣布停职审查。同年11月5日，未经任何法律手续，被关押并被抄家，家属随即被赶出军区大院，丁本人被拉著到处批斗，至1979年4月，方予以释放。未料自1980年10月6日至1981年5月9日两案审判期间，再次被关押，两次关押，共达两年多时间。
自被宣布停职审查之后，除专案组具体办事人员外，没有更高一级的干部找丁谈过话，更不用说找丁核对过情况了。1982年6月，解放军军事检察院等单位三名普通干部召见丁盛，奉命向其宣布：因触犯《刑法》第九十三条，密谋策动武装叛乱，将对其“免予起诉”。次月，军事检察院下达了《免予起诉决定书》。】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
　　　　免予起诉决定书
　　（82）军检免字第13号

　　被告人丁盛，男，现年六十九岁，江西省于都县人，汉族，初中文化程度，一九三○年七月入伍，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因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有牵连，于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停职审查至今。

　　被告人丁盛一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审查，于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移送本院，提请免予起诉。经本院审查，确认被告人丁盛犯有以下罪行：

　　被告人丁盛，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积极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一九七六年毛主席病重期间，江青反革命集团加快了阴谋夺权的步伐。八月八日晚，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到上海延安饭店看丁盛时，进行了密谈。他们谈了在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分析了上海附近驻军领导的政治态度和兵力部署。丁盛对马、徐、王说：“我最不放心的是六十军”，“这个军我指挥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有什么事件，对上海是个大威胁”，并提醒马、徐、王说：“你们要有所准备”。丁盛还表示：“我是准备杀头的”。随后马天水即给上海民兵突击发了各种枪支七万余件，炮三百门，子弹、炮弹一千多万发。九月二十一日，张春桥在北京听取了徐景贤关于丁盛与马、徐、王密谈和给上海民兵发武器情况的汇报后，对徐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十月八日，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获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即决定发动武装叛乱。由于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他们的武装叛乱没有得逞。

　　上述罪行，经审查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被告人丁盛，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密谋武装叛乱的活动，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已构成策动武装叛乱罪。鉴于被告人丁盛是从犯，根据《刑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决定免予起诉。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七日内向本院申诉。

   检察长 于克法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印）
   一九八二年七月六日

　　【余注：所谓“免予起诉”，就是你本来是有罪的，罪足可判刑。只不过本官考虑到你是从犯，慈悲为怀，格外开恩，不判你就是。 
 
　　问题在于《免予起诉决定书》认为丁有罪的依据，仅仅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口头供述。这些供述中指证丁盛说的话，丁盛本人从来没有承认过。除了马、徐、王的口供之外，《免予起诉决定书》没有提供任何其他证据，可以证明丁盛有“策动武装叛乱”的具体部署和行动。而仅凭马、徐、王的口供即认定丁有罪，这样的认定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吗？ 
   
　　1996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辨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两相对照，上述《免予起诉决定书》所列罪名，还能站得住脚吗？】

　　二、丁盛：与马、徐、王谈话的真情及自白

　　【余注：自停职审查之日起，丁盛就一直不停地为自己的罪名申辩、抗争，但可想而知的是，没有任何成效。1982年7月军事检察院发出《免予起诉决定书》后，当月31日，南京军区政治部一位副主任给丁念了总政的电话通知：“退出现役，每月生活费150元，享受一般干部待遇。”11月，由专案组一名干事口头通知：“开除党籍”，丁盛几十年的党籍、军龄一朝完结。1984年6月，南京军区勒令丁月底前离开南京到江西居住。翌年，丁盛再度请求重新审理他的问题以弄清真相。以下为丁盛这一年间所写的申辩材料，原题为《与马、徐、王谈话的真情及我的自白》。】

　　去上海的目的以及76年8月8日与马、徐、王怎么见面的。

　　七五年我心脏病复发，尊叶帅的指示，从九月至七六年二月，一直在南京中山陵养病。讹传我不听叶帅招呼，去了上海治病，这不是事实。 
  
　　七六年八月，军区八、九月份要在上海，杭州湾搞陆、海、空演习──这是由总部批准，有各大军区及总部的人参加，军区领导也全部参加的活动。这样，我因工作去了上海。

　　【余注：根据《南京军区大事记（1949-1985）》：1976年8月25日至26日，军区在浙江乍浦、岱山地区组织了师团机关带一个加强步兵营的登陆作战演习（“东海一号”）。参加演习的有陆军第1师和第3团机关和一个步兵营，海军东海舰队和军区空军部分兵力，共四千五百余人，各种舰艇六十三艘，各型飞机八十五架（南京军区《当代中国》军事国防卷编辑室编，1986，页166）。丁盛所言，确有其事。】

　　七月三十日，我离宁经上海视察演习部队及附近海岛部队。八月八日坐了一天海船到长江口大小洋山，李宝奇（上海警备区政委）到那儿接我。抵达上海，李宝奇问我：“你来了上海，要不要告诉上海市委？”我说：“不要”，九点多，我在延安饭店准备休息，秘书陈长顺告我：廖汉生政委的张秘书来说：“廖政委明天请上海市的医生会诊，要我给上海市委打个电话，以引起他们的重视”。陈秘书因我劳累要休息，想请党办李主任打这个电话，张秘书说还请司令打好，我就按这一要求给上海市委办公室打了电话。不久，陈秘书告我：“市委来电话说马、徐、王要来看你”，十点左右，他们来了，闲谈了一个小时，我们一起去看了廖政委。 
  
　　就这样，客观因素促成我意外地见到马、徐、王，决非我有意安排要见他们，而达到所谓密谋的目的。

　　（二）八月八日晚与马、徐、王谈话的内容。

　　一见面，彼此寒喧：“你们这么晚了，还来看我，”“应当”。“从哪儿来？”“从海岛来”。 
  
　　我说了视察海岛的感受：“从长江口以东以南的地形看来，屏障多，兵力密度大，敌人（指外来侵略者）若想走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老路，肯定要失败的。而长江口以北，以东的地形我从没去过，但听说水网地区，没山作屏障，兵力密度小，这个地方我不大放心，以后要去看看。” 
  
　　我说：“这次我们部队要搞演习，要来很多干部，在车辆、交通秩序、副食品供应上都希望市委协助解决，要麻烦你们了。” 
  
　　马说：“应当，不成问题。” 
  
　　我说：“进长江口，水浅，大货船进不来，李先念同志讲过：每年罚款多少亿，你们挖个深水港多好呀！” 
  
　　我问：“你们很忙吧？” 
  
　　马说：“很忙，搞生产，忙给唐山运物资，这次唐山地震很厉害”。

　　马、徐、王主动提起：“军区七月份党委扩大会议开得好，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这是检查部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工作的会议，是错误的）。你们军区领导人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吧？” 
  
　　我说：“是一致的”。 
  
　　马问：“魏金山（六十军政委）怎么没参加这次会议？” 
  
　　我说：“他有病，住院了。” 
  
　　马说：“上警的一个副司令董常云思想不通，他现在出差了，等他回来后，我们要批评他的”。 
  
　　马又问：“李宝奇同志是怎么来上海警备区当政委的？” 
  
　　我说：“是军委派来的，也是我们军区党委提议来上警当政委的”。 
  
　　马问：“李宝奇这个人怎么样？”

　　我说：“过去不认识，不了解，你看怎么样？” 
  
　　马说：“李说话圆滑些，他在军委办事组工作过，他和刘耀宗不一样（上警另一政委），刘是直筒子，有什么说什么，对就对，错就错”。 
  
　　马又问：“刘耀宗哪儿去了？” 
  
　　我说：“他有病，在黄山休养。” 
  
　　马说：“欢迎刘耀宗回上海工作。”我没答话。 
  
　　我说：“我身体不好，有心脏病，经常发作。” 
  
　　马天水指著徐景贤说：“可以安排他去华东医院检查一下。”

　　“好，谢谢”。 
  
　　坐了近一个小时，我们一块去看了廖政委。 
  
　　他们有意打听上警干部及军区会议的情况是别有用心。当时我只把他们当上海市委领导看待，没能识破他们反革命面目，失去警惕和防范，这是我的错误。

 　　【余注：这一段普通的对话，以后却赋予了强烈的“政治阴谋”色彩，即《免予起诉决定书》中的所谓“分析了上海附近驻军领导的政治态度”。其实，即便马天水等有意打听是别有用心，也是“问者有心”而丁盛“答者无意”。 
  
　　魏金山，时任陆军第60军政委。1960年代中曾任许世友秘书，可能有这层关系缘故，文革后魏升迁甚速，1990年代初曾任海军政委。 
  
　　董常云，时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1981年在此位置上离休。 
  
　　李宝奇，时任上海警备区政委。1960年代中李德生任陆军第12军军长时，李宝奇是该军政治部主任。李并未如马天水所说在军委办事组工作过，倒是1969年12月随李德生到总政，任总政组织部部长。1972年5月李德生在北京军区时，李宝奇曾调任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李德生调渖阳军区后，李宝奇于1975年10月降任上海警备区政委，文革后再度升任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区副政委。 
  
　　刘耀宗，时任上海警备区第二政委。1961年晋少将。文革结束后，刘似乎未有因马天水的话而影响他的仕途，1978年后历任安徽省军区政委，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三）九月三日与马、徐、王谈话的内容：

　　九月三日，十点左右，马、徐、王没打招呼，突然来延安饭店我的住处，我问：“你们来干什么？”马说：“最近有两批较多的外宾要来，看延安饭店的宴会厅是否容纳得下。”我说：“可以去看看。” 
  
　　他们坐下来，我说：感谢上海市委给予军区这次演习的支援和帮助，马天水说不用感谢这是应该的。 
  
　　马说：“市委给你们转去一封信，是无锡部队的。信中说：在部队招待所查出了四个箱子，不知放了什么东西。你们收到这封信没有？”

　　我说：“收到了”。 
  
　　这时我告诉他：“我们也收到了一封信，是许世友儿子许建军写给某医院护士的。”他在信上说： “毛主席百年后要打内战。”我说：“打内战可不得了，我们已将这封信送中央了──送给陈锡联同志。” 
  
　　马天水说：“我们也收到了类似内容的一封信，也送中央了。”

　　这事就说了这么几句。

　　（四）军事检察院的免予起诉书（下简称“决定书”）

　　说：“八月八日晚，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到上海延安饭店看丁盛时，进行了密谈。他们说在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分析了上海附近驻军领导的政治态度和兵力布置。丁盛对马、徐、王说：“我最不放心的是六十军。”“这个军我指挥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有什么事，对上海是个大威胁。”丁盛还表示：“我是准备杀头的。”随后马天水即给上海民兵突发了各种枪支弹药。这就构成我参与密谋武装叛乱罪。

　　（五）下面请组织听取一个老战士对党的自白：

　　（1）关于六十军的问题：

　　“决定书”上说：“我最不放心六十军”“六十军对上海是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 
  
　　事实上八月八号晚谈话，除问到魏金山（六十军政委）哪儿去了之外，根本就没有提到六十军。 
  
　　至于我说的长江口以东以北的地形，完全是从上海的海外防御角度说的。与在上海以西京沪线上的六十军没有任何关系。马、徐、王的供词说我对六十军“很担心”，这完全是移花接木的栽赃，彻头彻尾的捏造。 
  
　　说我说：“这个军我指挥不动……在宁沪线上，对上海是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我身为大军区司令，对下属部队根本不存在调动调不动的问题，事实上，我刚顺利完成了对六十军的调动。 
  
　　我感到六十军的一个师配置在交通条件较差的淮阴一带，便提出将该师调到无锡市，经军区党委讨论，总参批准，七六年上半年该师调防，六十军军部也从江浦调到镇江。若说：“对上海是个大威胁，”这个“威胁”不正是我自己造成的吗？真是无稽之谈。

　　【余注：陆军第60军基本部署调整是丁盛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时提议并经军委批准完成的，这是不争的事实。据《陆军第六十军军史资料汇集（1947-1985）》称：“1976年3月，根据南京军区调防命令，我军军部，180师师部及所属各团，179师535团，军直高炮团、炮团，先后于3月15日至5月15日进行了部队基本部署调整工作”，“180师从苏北调至无锡，军部从南京调至镇江”（陆军第六十军精简整编善后工作办公室，1985年9月，页559）。部署调整完成后，60军军部驻镇江，所辖第178师师部驻苏州，179师师部驻南京白水桥，180师师部驻无锡，73师师部驻安徽霍邱城西湖农场。说该军所属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也不尽言，起码73师就不在沪宁线上。】

　　（2）“决定书”上说我表示：“准备杀头”，这更是荒谬绝伦。我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有职有权，工作顺心，上下团结，情绪很好，心情愉快，神志清醒，我怎会出此悲观的混帐话呢？八月八号的谈话，除相互吹捧，并没有议论中央领导，也没有谈论全国的形势，我想的是演习，谈的是演习。我没有，也不可能说：“准备杀头”之类的话。
我在谈到什么问题时说“准备杀头”？它的前言后语是什么？它总不会是孤零零的一句话吧？！

　　（3）“打内战”是许世友儿子许建军写信的内容，怎么成了我和马、徐、王谈了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本是九月三日晚上的谈话，硬不顾客观事实，给安在八月八日晚上；是为了证实八月十一日马、徐、王的突击发枪，是谈及“打内战”而引起的，好加予我策动叛乱的罪名，这样又制成一个错案。

　　（4）我和马、徐、王的关系：

　　我和马、徐、王过去不认识，七四年调南京军区工作后，在上海接触过三次，第一次是七四年三月，从舟山视察部队回南京，路经上海，晚上我们初次见面；第二次是七五年一军和二十军调防路过上海，王秀珍请我吃过一顿饭；第三次就是七六年八月八号晚和九月三日晚的两次谈话。在这前后，我们既没有工作上的联系，也没有任何书信、电话及私人交往。九月六日接到毛主席病重的电报，要我返宁，我去市委告别，如有谋反之意，这是密谋的最好时机，可我只告别一声就走了。从那以后，没有和他们发生任何联系，请组织详细调查我这一个多月的活动情况（从九月三日到十月八日）。 
  
　　粉碎“四人帮”，我才认清了马、徐、王的真面目：他们蓄谋叛乱，早就狠抓上海民兵多次发枪。马、徐、王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武装叛乱，搞武装叛乱是他们反革命思想本质的大暴露，怎能无端归罪于我的一两次谈话受我的影响呢？反革命分子马、徐、王的口供决不可信，他们为减轻罪责，妄图嫁祸于我，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总政检察院、法院的三名干部在八二年六月审理我的问题时，不听我叙述的事实，而相信马、徐、王的口供，他们说：“毛主席说审查干部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你的问题虽没别的证据，而马、徐、王的口供就是证据。” 
  
　　请组织相信一个老红军战士的自白，绝不要轻信马、徐、王造反派的为减轻罪责，而嫁祸于我的假口供。 
  
　　我今年已七十二岁，去年摔伤后三次住院近况不佳，身体很虚弱。承受“反革命分子”的精神枷锁，殃及家属孩子。更痛苦的是多次申诉，无人受理，给组织的信，都石沉大海，我越来越感到生命危在旦夕，渴望在瞑目以前能得到党组织的关怀与过问。让我去北京澄清自己的问题，并盼望解决我目前生活上的困境，党虽在组织上处理了我，可我仍坚定不移地相信党，依靠党，相信党会实事求是地解决我的问题。

　　三、丁盛：我所看到的江青

　　【余注：有读者问，难道丁盛就是因为这么一次谈话获罪？他与“四人帮”到底有没有其他政治上的牵连？笔者回答道：直到今天为止，官方从来未有提供丁“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有牵连”的证据。本来，举证的责任在原告而不在被告，丁盛亦无须自辩。惟为解开读者心中的疑惑，以下引自丁盛口述、金光整理的《丁盛回忆录》的一章“我所看到的江青”，就权当是丁盛在此问题上的自辩好了。回忆录原文部分标点符号使用欠妥，笔者未有改动。】

　　 好，讲另外一个人：江青。七二年的三月份，汪东兴交待我一个任务，当面给我讲的，说江青要来广州疗养。交待我们几条规定，第一，你必须保证她的安全；第二，要让江青吃好，玩好，休息好，身体好，高兴！这是我的任务；第三，江青要做什么事情你不要管。关于江青到广州来疗养的事情汪东兴就这样给我交待的！当时他为什么交待给我呢？七二年的三月份这个时候，军队，我是广州军队的负责人，刘兴元走了，调到四川成都去了，韦国清走了，到总政治部当主任了，原来韦国清是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他也走了；刘兴元原来是广州军区政委，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走了，这个时候，周总理就把这副担子交给我了！说：“现在，广东省委的书记，你当！兼革命委员会主任”。我当时在广州的地位，就是党的权、政权、军权全都要我负这个责任，担子很重！

　　【余注：丁盛此处记忆有小误。韦国清自1966年11月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他到总政任主任已是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9月（仍兼广州军区第一政委至1980年1月）。不过，他因是广西第一把手而常驻南宁不在广州倒是事实。

　　1972年3月23日，中央决定调刘兴元到四川，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广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不变，孔石泉为第二政委；调赵紫阳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见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2]15号）。】

　　 所以，江青要到广州来疗养，他就要交给我，他不找我找谁？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感觉到这个任务很重，担子很重，所以我就召开军区和省里面的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把汪东兴这个话给他们说了。说了之后，广州军区组织一个接待小组，由副司令员吴纯仁牵头，他负责任；安全，派广州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长石勇，“石勇，你负责江青的安全”。还带两个保卫干事。生活就交给广州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局长、副局长他们两个人，保证把她的生活搞好，生活搞不好唯你是问，她的医疗，她自己有一套医生、护士，她自己带来了。 
  
　　当时我们讨论，也是喜忧参半，也高兴，因为中央毛主席信任我们广州军区，当时我们把江青看得很重，是毛泽东的夫人，中央政治局的委员，现在把她疗养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很高兴。但是，可又不能出问题，出了问题可不得了！七一年的九月十三号，到七二年的三月份就是半年时间，原来就怀疑我们广州军区有什么问题，如果江青这次来了，她出了什么事，那我们跳到黄河都洗不清！所以一方面我们很担心，必须要搞好。怎么办呢？我们省委，书记怎么办？决定她来之后，我们大家陪同她看电影，我们就这个态度，也没有讲什么欢迎啊，吃饭啊，都没有。就这么定了。 
  
　　那天，江青就从北京坐飞机到广州的白云机场，下来之后，飞机没有滑行到候机室这个位置，没有滑行，停在那里，我们就迎上去接她了。当时军区就是我了，任思忠政委，就是赵紫阳、王首道、孔石泉、陈郁、林李明，省委几个人！接到之后，他们就回去了，我和汪东兴一起陪她到南湖一号，路上，汪东兴不允许我靠近她，“你隔远一点，你不要跟那么紧”，这个时候，他对我是不信任的。

   【余注：时任思忠为广州军区政委；赵紫阳、孔石泉见上文注；王首道、陈郁为广东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林李明为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

   到了之后，住地是他们指定的，原来一号房，也是给她修的嘛，他们指定住一号，安排好了之后我们就吃饭，我和汪东兴两个人吃饭，我就给汪东兴讲：“汪主任，江青同志来了，我应当回去告诉我们军区的领导同志啊”！他想想：“不行”！我说：“这样他们会对我有意见的呀，她来了，我接过来了，我不告诉他们，这样不好”。“不行，要保密”！我就叹了一口气。汪东兴就说：“你看你这个江西老表！”这是江西人的习惯，我叹了口气。这样就算了，吃了饭我就回去了。他们自己安置，因为江青当时生活的一套人马她都有，医生、护士，设施什么都是她自己带来的，这个我们插不上手，不让我们搞。 
  
　　吃了晚饭，我、赵紫阳、王首道、陈郁、孔石泉、林李明、任思忠，当时广东省委书记处的书记，我们广州军区的政委，就到一号，陪她看电影。

　　【余注：丁盛这里说的也有小误，文革中省委不设书记处，仅称省委书记。】

　　我们离她房子比较远处就下车。那时候我们真是，怕车子开近了一号干扰她，打扰她，在那里等著。她是不出来的，不知道干什么，一直等到十二点，叫我们去了，江青出来了，在房子里边，这样我们就到放电影的厅里去，说了说，我们这么多人陪您看电影，没有什么事情，大家看看电影。这场电影一看，就到了二三点钟了，因为我这个人习惯，早睡早起的习惯，到了十二点后，再睡觉我就不行了，就睡不着了。后来第二天我说这样不行，我吃不消，我们要上班，要办事情，晚上我睡不了觉，那我吃得消啊，所以我说，不行，我不能这样做了！我说今后，每天晚上我们去一个人！我们七八个人嘛，一个人一个晚上就可以了嘛。 
  
　　第二天以后，我就不准备去了，排了，今天你去，明天他去，但后来去没去我也不知道，我也没问！反正我这儿是不能去了！ 
  
　　江青在一号住的时候，我和她的接触有三次，刚才讲的这是一次，第二次是一部电影试片，《龙江颂》，广东电影制片厂放的。【余注：应为珠江电影制片厂。】叫我去陪，我去了，去看电影，没什么说的，那电影我过去没看过，我看了看，感觉技术很好，我说拍得很好看，因为没有什么说的。这一次她拿来《古诗源》的样书，从北京拿来的，通知我们到五号，就是周总理的那个房间里面，她拿出这本书，就叫我们大家都看一看。是我们全体去的，就是书记，我是书记，其他也都去了。这是第二次。 
  
　　第三次，有一天，她要去佛山石湾的陶瓷厂，她要看陶瓷。头一天，赵紫阳也在，我答应了，我说我去。第二天起来，我不想去了，我说紫阳你去吧，我不想去了，你陪她去吧！ 
  
　　赵紫阳说：“唉，不好啊，你答应了去，你不去怎么好呢”？这样，我从家里直接坐车赶了去，他们怎么去的我不知道，赶到石湾，正好看陶瓷，没什么话说，我这个人也不大善于说这一类话。这是第三次。 
  
　　有一次，她到七号，毛泽东那个房子，在外面看完花草，我去了，去看看她。那里有个服务员，叫刘金华，她说：“什么刘金华，叫刘华”。这么改的。 
  
　　江青四月初来的，大概住了个把月，全部事情，工作就由吴纯仁负责。吴纯仁有一次给我讲，江青同志要骑马。我说：“不行，骑马摔下来怎么办？”没有答应。后来我给汪东兴讲了，说她要骑马。汪东兴说：“你找匹老马给她骑嘛”！ 
  
　　这样到五月初，突然之间，汪东兴，华国锋来了。干什么呢？“我们来接江青同志”，接就接呗。没说什么，接到哪里去了？不知是去北京是还到上海，就这样。这就是第一次，除此之外没有见她。
   第二次，七月份了，杨德中来的，是中办副主任，他是代表总理来的！到了以后，也是我接待，杨德中说江青同志要到这里来疗养，我这里没有说的了，表示欢迎。

　　【余注：杨德中时为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警卫局改称）副处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杨任中办副主任是在文革后的1980年。】

　　总理指定她要住小岛一号。就是广东省委招待所，过去是岛，现在就不是个岛了！都连成一片了。 
  
　　小岛一号的房子，是毛泽东主席住的房子。除毛泽东以外，周恩来住过，别人没住过。 
   
　　这次的接待，还是第一次接待的原班人马。还是按照第一次那样的规格，还是由吴纯仁牵头，还是保卫部的石勇部长，还是管理局的局长，副局长他们负责，还有保卫干事，其他的一些人，还是他们具体地管。 
  
　　这一次是住在小岛，市中区了，和住在南湖就不一样了。次序我就不记得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特别多。有一次，她要去三元里。三元里有一个温泉，露天游泳池，要去游泳。这个事就那么巧，她从小岛坐车出去，到东山那儿有个铁路，那个铁路就在东山口上，火车来了，当然她就不能走啊，她就在那儿等著，等火车过了之后，她们就到三元里游泳去了。回来就找我了。把我叫去：“你怎么搞的”？我莫名其妙。“有什么问题，怎么了”？ 
  
　　“你没安排好”！ 
  
　　我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啊？ 
  
　　“没安排好，我们过的时候，车站的火车过去”。

　　哎呀，那个火车我怎么能够安排啊！谁也不能安排，谁也不能限制，我怎么知道火车这个时候过？我也不知道她们什么时候出发，我都不知道啊。全盘都是由吴纯仁他们在那儿管著的。 
  
　　所以我就在那儿听着，训我，“你在那儿修一个立交桥”！当时我还不懂这个“立交桥”，听也没有听过。我也没吭气，你说什么就说吧，反正我就听著！训了我一顿！

　　东山修立交桥，可不是个小事，那可不容易的。你看深圳这些立交桥，好大的工程啊。我那时候才当省委书记几个月呀！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一次。那地方现在也没修立交桥，那不可能修，那怎么修？那个地方，人口那么稠密，怎么修？ 
  
　　有一次，因为她去三元里游泳，走了很远的路，看见马路两边栽了很多马尾松。就是栽在海边上长得很好、不怕风吹，长得也快的那种马尾松，又把我叫去了。“马尾松是陶铸的德政”，陶铸啊，原广东省委书记，中南局的书记。“没有用，你把他砍掉换掉”。这些工程我办得到吗？多少马尾松啊？谁也办不到啊！怎么能砍啊，听着呗！不吭气，我也不说我马上办，也不说我不办，我不说话，你坐在那儿说你说去吧。这是一次。 
  
　　教训哪，真是个巫婆啊，这个家伙。穷凶极恶，那个态度，阴阳怪气，这是一次。

　　还有一次，浩亮，那个唱戏的，于会泳，还有那个跳芭蕾舞的，叫什么名字？刘庆棠！他们从广西来，因为江青住在那儿嘛，他们也到那儿，住在小岛！搞了个房子给他们住下。 
  
　　我们过去在广东很朴素的，一般的人来，不摆水果的，他们来了呢，没有摆水果。他们也在那里，江青把我叫去了，她就指著他们几个说：“他们是代表文化部来的，你怎么没给他们摆水果啊”？ 
  
　　像这些家伙，下贱啊，住两天，要水果，你有钱不会买吗？还要人家给你摆！我没吭气，我也没说摆，也没说不摆！反正我不吭气，怎么说你说去呗！训一顿！

　　他们几个人不知道来干什么，我也搞不清楚。从南宁来的，以后他们到长沙。长沙打电话来，问我们怎么接待的！问邵云舟，邵云舟当时是省委办事组组长，就像现在的省委秘书长这么个职务，什么事都管！后来摆没有摆水果，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问。

　　【余注：应为邵云升，时任广东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

　　又一次，因为广州八月份很热，下雨，小岛的路边上种了很多茉莉花，茉莉花长茎，长长的，所长是好意，怕长在路上不好走，怕江青摔跤，所长就把它修剪了，修剪得干干净净。本来是个好事！她又看到了，生气了，把我叫去！“你这个所长是个坏人”，无头无脑，坏人！是陶铸留下来的，我还摸不著头脑，她是不说什么事的，去到那儿你才知道。把我叫去，怎么回事呀？“嗯，你搞破坏，路上的茉莉花，都被他剪了，破坏了！”这个人真是不识好歹，一点理也不讲！我们就没有吭声。“要他作检讨，要处理，”作检讨，处理，怎么处理啊，叫他写了个检讨！内容我也没看，检讨以后就送给她了，她看了以后，不满意，又把我叫去了。“哎，所长的检讨你为什么不签字啊！”问我为什么不签字？行啊，签字就签字吧。在所长的检讨上面又签了我的名字！这就说明我也作了检讨了嘛，不就这么个问题吗！ 
  
　　一点茉莉花有什么事？就是不合理，又值得这样子作法吗？ 
  
　　有一次，她想起来了，“我要开会，讲话，你通知广州军政机关师、局级以上的干部，有几百人这么个会”。开什么会我也没有问。会是八月二十三日在友谊剧院召开的！“我要讲主席给我的那一封信”。毛泽东主席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就是讲林彪在六六年开会的时候讲什么政变了，一大堆的东西。反正汪东兴交待我了，她要干什么我不要管，就是不交待我，我也不能管！管她呀，她把我们训得一楞一楞的，我能管她呀？你开就开吧！ 
  
　　她就讲，什么意思，怎么解释，怎么样的，讲滴水洞那封信！“你们知道不知道那封信”？讲的过程里，讲了两个事，一个是“七二○”，武汉，陈再道，钟汉华，当时钟汉华正好到了广州军区当副政委，“我们怎么搞的，错了”，钟汉华当时很感动，很激动！怎么搞错了！这是一件事。讲七二○，武汉的“百万雄师”。

　　【余注：钟汉华1972年5月恢复工作，任广州军区副政委。】

　　 她讲王关戚，王关戚早就关起来了，她都推给大家，又讲到我，“丁盛，有山头主义”，讲我有山头主义，“但是，你没有搞阴谋诡计”，但这句话后来在南京审查我的时候，又成了“江青保你过关”！保我过什么关，我是省委书记，七一年“九一三”到了七二年，我有什么关要她保，她能保我吗？她讲完了话，叫大家唱《国际歌》，准备散会了，她忽然又讲起了“九一三”事件，说那天清晨周总理给各地打电话，她就在总理旁边。周总理听了广州的表态之后，放下电话说了一句：“哎，丁盛好！”这时全场热烈鼓掌，她又补充了一句：“真的，这不是我恭维丁盛同志。” 
  
　　再一件事情就是维特克，写江青的《红都女皇》，到了广州。一开始我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的，她是把总参测绘局的张清华调来，要画图，要画个什么图。他们先到，后来把我叫去了，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她给张清华讲：现在美国的一个记者来了，她要写东西，她要一个图，要画个什么图。这个张清华，他也没有准备，他也不知道到广州来干什么。他说：“画图，我都不知道，我也没有带人呀”。

　　【余注：《红都女皇》是讹传，维特克写的《江青同志》出版于文革后的1977年。张清华，应为张清化（1915～2002），时任总参测绘局局长。粉碎“四人帮”后因为江青提供地图一事受审查，后解脱，1988年获独立功勋荣誉章。】

　　江青就指著我给张清华讲：“你找他，你跟他要人”，我也没有吭声。我跟张清华眼对眼地会意，点了点头！ 
  
　　后来在南京搞我的时候说：“你给了美国特务的地图，是毛主席从延安出发，到晋察冀，西柏坡的路线图”。毛主席从延安出发到西柏坡有什么路线图？我在广州从来没有听说过！毛主席经过的路线，画的什么图，我不知道，江青确实给维特克画了毛的行军路线图，问题不在于画没画，而在于这根本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即使有问题，责任全在江青，与他人无干。 
  
　　维特克要一部历史书，《廿四史》，我也不懂，我也没有看过，不知道陈宏康怎么搞来的，给了她一部历史书！

　　【余注：陈宏康，丁盛在广州时的秘书。】

　　再一次，看电影，去了很多很多的人，我们的老婆，孩子，会议室里差不多坐满的人，那天张清华也去了，维特克也去了，这个时候，我见了，江青还介绍，这是维特克，这是我们什么人，我也没跟她搭话，我又不会说外国话。 
  
　　又一次，我们省委，在那个小岛上开会。开会的过程中休息，我们在院子里散散步走一走，这个时候碰到江青，我们大家就走近去和她说话。 
  
　　这个时候，记不起是谁了，我不是推卸责任，说：“江青同志，来了这么久，我们从来也没有请您吃过饭，我们想请您吃顿饭”。她想了想说：“可以”。并说这叫“团结饭”，由大家凑钱，每人还要交几两粮票。当时，每个人要出一块钱，拿小米呀，青岛出的酒，我们省委班子和她吃了一顿饭，这个事，后来在南京成了“江青专门请吃饭”。我说：“没有，我没有单独一起她吃过饭，我们大家吃了一顿饭，而且我在南京给你们讲过”，吃了这顿饭，我还说过她的好话，我说：“不错，我们吃饭，她还拿酒，拿东西，我们大家出钱”。这是一次。 
  
　　再一次是“八运会”。“八运会”瑞典打兵乓球的那个本格森，到广州来比赛打球。原来江青没有说看，后来她要去看，她说：“我要去看，本格森打兵乓球，我要去看”。我们那个保卫部长说：“不行，不能去，早一点您没讲，我们没有布置，出了事情怎么办？”“不行，我要去”。她跟他缠。

　　【余注：“八运会”误。1972年8月底，瑞典国家乒乓球队与中国国家乒乓球队在广州进行了友谊赛。本格森，1971年名古屋第31届世乒赛男单冠军。】

　　保卫部长没有办法就打电话叫我，说江青同志要去体育馆去看打乒乓球，让我赶快去，怎么办？他劝，劝不住！我去了！去了之后，她就训我：“我怎么不能去？”我开始不吭声，不能吭声的。说了半天，你为什么不能去？你原来没有给我讲啊，您要去的话，我们要布置警戒，负责您的安全。您出了事怎么办？我承担不起啊！这一点您要体谅我。再有呢？现在太热，体育馆。热得不得了。 
  
　　“嗯！你们为什么不装空调！装上空调，冷气！” 
  
　　我去还没有去过几次体育馆了，我省委书记才上任几个月呀？我有这个本事修体育馆吗？当时也没有钱！反正我说不能去。 
  
　　我说：“您一定要看也可以，我家里有个彩电，因为我身体不大好，是省委给我看的，我说你到我家里去”！ 
  
　　这样就算平息了。 
  
　　 我们那个接待组的全去了。她呢，她的那个保卫干事啦，还有护士什么人，到我家里去了，坐到二楼上看了一下！ 
  
　　她尽跟你捣乱，她看什么。看了一会，说：“我不看了！下楼去。”我那么楼下有个乒乓球的台子，“打乒乓球”！我们又不会打，我就叫我的小儿子小江，因为小江小嘛，他会打！就打了几下乒乓球！就这样，走了！ 
  
　　还有一次，我们当时在留园开会，保卫干事跑过来告诉我们说：“江青同志来了！”她没有给我们打招呼！来干什么？说来看一看，到你们各个家都看一看！那时孟文虹她们都住院，都没有在！她来了怎么办？统统赶紧回来，走呗！
从留园到孔石泉那个门口，也不算很远，一百多公尺两百公尺！她也到那个地方！ 
  
　　“您来了”！ 
  
　　“我来看看你们大家，各家看看”！ 
  
　　后来我给她讲：我们都在这里了，你不必要再到各家去了，都是这个样，都差不多，要么就到孔政委家里看看就行了，坐一坐！
就这样看看大家。 
  
　　是不是还有遗漏的？也可能有。我记得总共就这么多次数！因为我也不敢去找接待组的人问他们，一问，将来一查，“啊！你们对口供啊”！搞什么攻守同盟啊！所以我就不问他们！我记得到多少我就说多少！ 
  
　　时间哪次先，哪次后，这个我就不记得，有这么多次数！也可能还有一次、二次，大体上不会了！ 
  
　　在小岛住这次，接触最多了。后来就接走了，我也不知道是到哪里去了，是到北京去，还是到哪里去，不知道。因为她走，我们不问他们的！

　　这是七二年的七八月份，最热的时候，那时候开会，她讲滴水洞那封信，广西的韦国清也来了，湖南的卜占亚也来了，参加了这个会。这是第二次。

　　【余注：卜占亚，时任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湖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1972年10月因有人揭发其“上了林彪贼船”而受审查，是年7月因“认罪态度好”解脱，被任命为兰州军区副政委。】

　　七三年也是三月底四月初，她又来了，这次汪东兴他们没有打招呼，杨德中也没有打招呼，是“中办”来了电话。 
  
　　七三年来，也是我去接的，没有住小岛，也没有住南湖，中办指定的住在松园，她第一次来在南湖。住的时候，也知道这个位置。 
  
　　我把她接到松园，那个房子什么都是现成的，什么用具都是现成的，不必要布置，少什么，缺什么的现象是没有的！那儿位置很好！她住下来，我就走了。 
  
　　住了几天，她不知发了什么“羊癫疯”，她去拣玉兰花。广东的玉兰花，你用扫帚去扫，到处都是。拣了这个玉兰花，要拿去卖。“江青同志拣了玉兰花要拿去卖”。卖两毛钱？她问我：“这个花你们怎么不拣起来，扫起来去卖啊”，“你们在珠江边上多种些茉莉花什么的”！我去看了一次。 
  
　　她说：“我叫吴德拿点搞生产的什么草，种在田里面很肥那个草”。后来没有搞了。她要卖什么玉兰花，我们也没管了。 
  
　　四月中旬，我们省委在从化办了一个读书班，我从广州到从化去了。到从化之后，呆了九天，读书班，看看大家，读书，这个时候我的心脏病复发，这样我就不能回广州，就在从化休息，广东五月份雨季，下大雨！我就没有回去！ 
  
　　从此，我没有和她联系，也没有见她，她什么时候走的，怎样走的，我都不知道。她第三次来，我就接触了两次，一次是接她，再就是玉兰花，让吴德给她办什么肥田的草！去看了一次。 
  
　　从七三年的四月份，她离开了广州，我们是七三年的十二月份到了南京。从七三年的四月我见过江青以后，到七四年“批林批孔”，我在南京，七五年正常地工作，从来没有和江青见过面，没有来往，没有电话也没有书信。整整将近三年的时间。七三年的四月她到松园住下，我接她一次，看她一次，七四年我在南京，七五年我也在南京，工作嘛，将近三年的时间，我们没有见过面，也没说过话，也没有任何来往！ 
  
　　到了七六年二月份，反击右倾翻案风，到中央开会，中央的打招呼会议，转弯子，我们南京军区当时有我，有廖汉生，彭冲，我们三个人。彭冲是江苏省委书记，廖汉生是南京军区政委，我是南京军区司令，南京地区去我们三个人。在京西宾馆，我们住的那层楼是华东地区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他们住的大套，住在边上那一套。我们都是一人一间。我一间，廖汉生一间，彭冲也是一间。 
  
　　二十一号的晚上，我睡觉了，我这个人睡觉早，晚上十二点过了，差不多、我迷迷糊糊睡觉了，我的秘书陈长顺叫醒我，“江青同志派人叫你去”！我也不知道干什么？我说：“做什么”？“我也不知道”！ 
  
　　好吧，我就起来，起来后就去了。一进马天水他们那个房间，是大套，江青、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还有曾绍山，进去我也没吭声，她在那里骂邓小平！我什么都不知道，迷迷糊糊，坐下，她在那里骂邓小平，乱骂，什么都骂，“不让我讲话”，“我身体不好，我现在要讲话了”，“大寨，不让我说话”。

　　【余注：曾绍山，时任渖阳军区政委，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文革后于1980年至1983年任济南军区顾问。】

　　 她在广州就骂林彪。江青这个家伙，谁倒了，她就把她的身体不好扣给人家。其实她和林彪关系并不坏。“九一三”之前她给林彪照了像的，那时候江青不是当了总政治部的什么顾问嘛！

　　【余注：丁盛此处说法不准确。江青曾于1966年11月被宣布为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1967年1月又任全军文革小组顾问。】

　　她在广州就骂林彪，在北京就骂邓小平！骂完了说，“有人要反对毛主席，你们老同志要保卫毛主席”！我们当然要保卫毛主席，毛主席不保卫还行呀？ 
  
　　骂完了，给了我们一本书，什么书呢？邓小平的讲话摘录，一本书。我就回去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我就给廖汉生彭冲两个人讲：头天晚上江青叫我去了，她在那儿骂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风源，怎么怎么的。我把这个话原封原样地给廖汉生、彭冲两个人讲了！他们两个都在，因为我们住在一块，三个房子挨在一起的嘛！ 
  
　　后来廖汉生给中央写信，说：“丁盛那天晚上到江青那儿去讲了什么，我不知道”！你廖汉生怎么能这样子呢？我明明都给你讲了嘛，彭冲也在那里的嘛，问问看，讲过没讲过嘛！ 
  
　　所以这个人呀，做出这些事来，他给中央检举，有这么个条子：江青那晚叫去，我不知道，什么内容我不知道！ 
  
　　二十二号早晨吃了早饭，江青召集好多人开大会，在京西宾馆后面一个大的会场，开大会，她一个人在台上讲，就是这些内容，骂邓小平，骂呀，她声嘶力竭，疯子一样的！讲话阴阳怪气的，在骂！底下人也搞不清楚呀，那时候转弯子，怎么回事啊，后来华国锋他们才开会的，原来都不知道，她先在那里乱骂一顿，胡骂一顿。 
  
　　骂完了之后，她就走下台去握手，每个人握手，廖汉生在我眼前，她先跟廖汉生握手，她指著廖汉生：“你呀，不能欺侮丁盛哪”！你看，突然说这么一句话！当时我一楞：没有欺侮我呀，我们关系还挺好呀！就是这个反应！ 
  
　　当然，廖汉生不可能说我和江青通什么气，因为我跟他讲了，从七三年到七六年二月这个时候才见面，什么都没有，但廖汉生当时也没有怀疑这个事情。江青她突然莫名其妙这么一句话出来！ 
  
　　后来在人民大会堂楼上一个会议室开大会，华国锋讲话，还有什么人我都不大记得，反正华国锋讲了话，就讲：“批邓，反击左倾翻案风”！“批邓小平”！右倾翻案风就是邓小平，他们这样讲的！这个参加会议的人都听见的！我们也不知道啊，搞不清楚啊！

　　开完会议，回去了。传达会议，把北京会议传达，邓小平怎么样的，右倾翻案风，我也讲了话。 
  
　　这是对江青，别的没有什么事情了，就是这么两次以后，再没有见了！

　　（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