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问题是农民，农民的问题是饥饿”——费孝通的传奇人生（组图）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生命、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费老结束了他半个世纪无愧于心的考察。

　　1981年10月，费孝通回到了江苏吴县老家，他已经24年没有回老家看看了。

　　1939年，29岁的费孝通根据对家乡吴县下弦弓村的考察，写下了中国重要的社会学著作《江村经济》，学界轰动。彼时，费孝通以为，《江村经济》只是他毕生工作的一个起点，他想要了解的不只是这个小村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的一小部分，而是志于更广阔更复杂的“中国社会”，然后，他经历了抗战、内战。

　　1957年，47岁的费孝通再次回到吴县考察，他对家乡合作化后的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同时，费孝通在《再访江村》里，对农村的副业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回北京后不久，费孝通被错划成右派，饱受磨难。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费孝通没有进行任何研究。

　　再次回到吴县，他已经是71岁的老人。费孝通当年采访过的人，那时也和他一样，已经是两鬓花白。这次，通过实地考察,费孝通发现乡镇企业是农村发展的关键……

　　费孝通一生志在富民，致力于用社会学的知识去改变中国农村的贫困落后状况。如今，费先生辞世之日，24年过去了，我们回头去看时，会发现，三次吴县考察，正折射出这位世纪老人与中国以及中国乡村近一个世纪休戚与共的关系。

　　费孝通先生有很多头衔，比如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等等，但他首先是一位社会学家，60多年以后，其作品《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已是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必读之书，而《江村经济》还是费孝通的母校———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学生的必读书之一。其影响，形诸于生活领域，就是我们平时常常听到“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之类的说法。这种针对不同形态的经济区域进行类型研究的方法，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费孝通在几次调查的基础上，率先提倡运用的。费孝通不是温州人，但在温州人眼里，他对温州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无人可比。

　　“小商品，大市场”已经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温州模式的经典概括。1986年2月，费孝通写了《小商品，大市场》文章，使得温州人的形象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关注。1994年，费孝通第二次考察温州，再次发表《家底实创新业》。1998年，费孝通就温州三次发文《筑码头闯天下》。三篇文章，影响深远，温州人深切感谢这位老社会学家的远见卓识：“在温州模式的发展过程中，费孝通凭着他的唯实精神，每次都是通过考察，坚定地站在了捍卫温州的立场上。

　　【传奇一生】

　　在学术领域之外，费孝通的一生也涂抹着许多传奇色彩。

　　养伤写出《江村经济》

　　1935年负伤回到内地后，费孝通听从姐姐的劝告，来到吴江县开弦弓村养伤，利用这段时间，费孝通对开弦弓村(后来在论文中费孝通为该村取了一个学名叫“江村”)进行了中国江南村落小社区的田野调查。到达英国后，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江村经济》的博士论文。

　　1939年《江村经济》在伦敦出版，该书即成为欧洲一些学院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也因此在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

　　勇者费孝通

　　除了学术研究之外，费孝通还有两件事可以被记住。第一件事发生于1945年11月 25日晚，费孝通、钱端升、伍启元和潘大逵四位教授在西南联大的民主草坪一带参加六千余人与会的“反内战讲演”。当演讲轮到费孝通的时候，枪声响了。面对着专制者的残暴，费孝通没有退缩，而是发出了比枪声更为响亮的呼声：“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

　　第二件事发生在次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费孝通面临的处境十分危险，在美国领事馆的帮助下，费孝通及其家人避到了美国领事馆。但是费孝通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了对专制的批判，他在《这是什么世界》一文中写到：“一个国家怎能使人人都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被杀！人类全部历史里从来就没有过这种事。我们现在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这是解放前的费孝通。

　　被《毛选》点名

　　解放前夕，钱伟长和费孝通都在清华大学任副教务长，分管文理科。当提出院系调整时，两人都主张维持清华大学原来的综合大学的格局，不同意院系调整只搞工科方案，可这个意见没被采纳。

　　1957年两人都成了右派，而且都是在《毛泽东选集》中被点了名的人物。据说还是因为毛主席讲了话，才最终保留了他们两人的教授位置。

　　生死爱情两次传奇

　　费孝通的爱情让人唏嘘不已。爱情的开始很普通，费孝通与王同惠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聚会上相识，在共同感兴趣的学问切磋中相知，渐渐产生了感情。 1935年夏，费孝通和王同惠在未名湖畔举行了简朴婚礼。9月，这对新人应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之邀赴大瑶山。但是，谁会知道等待着他们的此次学术之行兼蜜月之旅，竟然会有着一个生死离别的结局。

　　费孝通误入瑶人设下的“虎阱”，被木石压住。王同惠奋不顾身地把石块逐一移开，但费孝通足部已受重伤，不能站立。王同惠赶紧跑出森林求援，从此一去不返。次日傍晚，才有人发现了费孝通，第七天在湍急的山涧中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此时，她与费老结婚才108天。

　　在奠定费孝通社会人类学巨擘地位的《江村经济》一书的卷首，费孝通深情写道：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

　　1938年，费孝通从英国学成回国，任教于云南大学。1939年，费老在昆明与从印尼回来的孟吟女士结婚。第二年就有了一个女儿。为了纪念前妻，费孝通给女儿起名费宗惠，昵称“小惠”。

　　孟吟不是王同惠那样的知识分子，但也很有教养，通情达理。费孝通对她有以下描写： “我的爱人是农村来的，她的父亲是村民，但不是真正的农民。我喜欢她是由于她有一些我所缺少的东西。她单纯，有‘乡土气息’。她不喜欢看电影，但喜欢在屋里屋外劳动。她殷勤好客。这是在农村养成的性格。”在十年动乱中，孟吟与费孝通同甘苦，共患难，此后相伴终生。

　【从研究家乡到研究中国】

　　重建中国社会学

　　陆学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

　　费老是中国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1979年以后，他对重建中国社会学做出了很多贡献，他是重建社会学所和社会学协会的元老，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联系实际，让社会学中国化，一生以富民作为自己的目标，每年都有几个月到农村去进行调查研究，带出了好的学风。他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的位置上，提出了许多富民的主张，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

　　为人民的学术

　　何慧丽(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

　　我找到费孝通，是通过他对乡土中国的描述，从历史的变迁进行客观调查分析，认为小城镇包含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大问题。他从农村开始到小城镇，再到区域经济的研究，再到全国一盘棋的研究，构造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另外他非常注重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学以致用，志在富民。在他80岁生日那天，有人问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是什么，他说志在富民。他的学术是为人民服务的学术，他说：“我所知道的是真正的学术，是有用的知识，学术可以做装饰品，也可以做食粮的。” 他“反对为研究而研究，为理论而理论，为定量而定量”。

　　从研究家乡开始

　　程中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我在南京《江海学刊》任主编的时候，和费老有过文字上的交流。那是他投来的关于小城镇建设的文章，他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在小城镇的功能、意义、特点的描述上，我感到他对中国实际问题抓得很紧。他主张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让农民从农村出来，进入乡镇企业工作，小城镇就像是储蓄所，农村经济发展的时候要进城，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就回家。我认为他抓住了中国农村发展的关键，他的文章一共发了好几篇，影响很大。还有，他的文风很好，深入浅出，用的是群众语言，道理浅显易懂，讲得很透。另外，他对家乡的研究很投入，每年总是要到江苏苏州一代考察，从最熟悉的地方开始研究，研究了老家一辈子，走出了一条如何发展中国的路子。

　　影响了一代人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他的研究方法尤其是人类学的方法，就像是解剖麻雀，在方法论上是中西结合，他后来虽然担任了国家领导人，但一直没有放弃学术活动，他影响了我们四五十岁的这一代人。他对小城镇的研究，对中国农村的城镇化改革具有指导意义。

　　【费孝通生平】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祖籍江苏吴江，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

　　学术研究初期

　　1935年，费孝通与王同惠结为伉俪。 　

　　同年，费孝通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取得该校公费留学资格。出国前偕王同惠赴广西实地调查，在瑶山迷路失事，王同惠身亡,费孝通受伤。

　　1936年秋，费孝通抵英，师从布·马林诺斯基完成博士学业，根据其在吴江的调查结果写出论文《江村经济》。

　　第一个学术丰收期

　　1938年，费孝通从英国返回，任教于云南大学，成立社会研究室开展调查工作。

　　1939年，与孟吟女士结婚并生下一女。

　　1947年，返回北平，在清华任教，出版《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等著作，并从事学术著作的翻译工作。

　　动荡的岁月

　　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费孝通被错划成右派。

　　1959年，摘帽后，配合当时中印、中阿、中巴划界工作。

　　1966年起的十年浩劫中，受到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住牛棚、下干校。

　　新的学术生命

　　1979年起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着手“重建中国社会学”；

　　1981年在英国伦敦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颁发的赫胥黎奖章；

　　1982年起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985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1988年获联合国大英百科全书奖。

　　1993年日本福冈获亚洲文化大奖。

　　“圈外”作家费孝通

　　作家曹聚仁在谈到费孝通文章时，说费孝通与红学家王昆仑、哲学家冯友兰等社会科学家虽然“都不以文艺作家见称”，但是他们的文采，却“是其他作家所不能及的”。

　　费孝通不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但是他却有不一般的文学成就。其散文随笔和诗歌尽管是学术耕耘之余的“副产品”，然而行文朴实优美典雅，灵动多姿，洞察世态人生，是完全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欣赏的。而高出那些作家的地方，则是费孝通作品视野开阔，思想敏锐，又散发着学者特有的博大精深气息。

　　费孝通从小就有文学天赋，他甚至一度有志于文学创作。他14岁时即曾在《少年》杂志上发表作品。自那以后，他勤奋笔耕了一辈子。有人说，在当今学术界，就散文写作来说，只有于光远可与费孝通媲美少年才俊，老来不一定了。

　　费孝通是一个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的人，没有这个一以贯之的积极人生态度和思维劳作，他的笔也许早早就枯萎了。

　　1983年在《江村偶读》一诗中，费孝通叹道：“李白六十二，杜甫五十九。我年已古稀，虚度岂可究？梦回苦日短，碌碌未敢休。文章千古事，万顷一沙鸥。”这是他一生孜孜不倦学习、实践、作文的一个生动写照。 　

　　一次他参观梅兰芳故居时，有人出了个上联“早春前后，大江南北，一例前生事”请他对。这实际上暗指费孝通一生中1957年罹难和复出后施展宏图的历史。费老慨然对曰：“千秋功罪，文章高下，尽付后人论。”

　　其实又论什么“高下”？只要我们读这文章时感到愉悦，能从中领略作者迷人的人格魅力而受到鼓舞，就行了。

　　记者手记：初识费孝通

　　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知道费孝通了，当然，不是因为他的《江村经济》———而是一本关于怎么学习英语的书，专门写给中学生看的那一种。说实在的，那本书的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但它的序言却依稀有些印象，是说，作者“文革”期间受到迫害，住牛棚、下干校，无书可看，只能翻阅一本英语大词典，遂有些心得，写此一书。

　　后来，大学时期，去湖南旅游，漂流猛洞河，船家说，这个河，最先是费孝通漂出名来的，他还有题辞曰“天下第一漂”……

　　这两件事，给我留下了关于费孝通最直接的印象，觉得，他老人家，可真是矍铄啊！

　　后来，读书，读到《江村经济》，读历史，读到《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费老的去世，是中国知识界一个很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