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越战到嬉皮——我在哈佛读书的20世纪60年代

作者：李欧梵   

作者介绍：李欧梵，国际知名文化研究学者。１９３９年生于河南太康，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美国哈佛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荣誉博士。曾与作家白先勇、陈若曦和王文兴同学。著名女作家聂华伶的女婿。１９６２年赴美深造。1970年代初起，先后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印第安那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现任香港大学杰出访问教授、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中国文学教授。2002年被聘为中研院院士。 著述包括《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中英文版）、《中国现代作家中浪漫的一代》、《中西文学的徊想》、《西潮的彼岸》、《狐狸洞话语》、《上海摩登》、《寻回香港文化》、《都市漫游者》、《世纪末呓语》等。

---- 从反越战到嬉皮我在哈佛读书的20世纪60年代，适逢美国介入越南战争，越陷越深，因此国内反战的风潮也愈演愈烈，年轻人和学生----不少是及龄应召入伍的候选人----当然反对得更厉害，终于演变成各种反政府的学潮，哈佛学生也不例外。我虽然没有卷入，但也受到其余波的震撼。

“反越战”之风也波及到我的学术专业。当时有一批激进派的研究生，后来组成了全国性的组织，并出版了一个很像样的学生刊物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其中有一个领袖人物名叫James Peck，写了不少篇寓言式的文章，点名批判费正清，认为其学术观点不正确，有偏袒美国政府之嫌，而费教授“宰相肚里能行舟”，反而邀请他的这个学生和他公开交换意见，化干戈为20世纪60年代哈佛的学生生活第一部在哈佛求学的日子玉帛。我在台下“观战”，禁不住佩服费教授的雅量，他这一招与我在课堂上批评他的反应如出一辙。但我更佩服的却是业师史华慈参加的一次哈佛教授反越战论坛，我在台下听到不少于六七位名教授发表言论后，史教授出场了，非但独抒己见，还力排众议，把前面一位俄国教授修理了一番。即使是反战，我的老师依然不忘学术，把思想史活学活用，令我折服。我也由此学到一种思想独立的精神，虽然同情激进派学生的反战立场，但对于其中某些过激观点，我还是不能同意。

当时的留美华人学生中，思想激进的毕竟占少数，但这些人却最能“表态”，讲起话来慷慨激昂，后来都成了“钓鱼台运动”的领袖。然而大多数的人还是沉默的，甚至采取了一种不闻不问的态度。我觉得自己和这些人都不同，越战是亚洲人的事，反越战怎能不闻不问？所以我虽没有积极参与反战学生运动，但心情上还是很积极的，1970年在华盛顿最后一次反越战大示威，我还是参加了，觉得这是我分内的事，至少对自己的良心有个交代。

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自剖而是自叙，所以我不愿多费笔墨作进一步的自我分析，只想立此存照，做一个心路历程的记录。

我虽在到哈佛求学之初发了愿，尽量少和华人留学生来往，但后来在日常生活中仍然是“非我族类”的朋友少，文化背景相同或相似的朋友多，然而即使在华人圈子里我照样走“国际路线”，对于美国的校园文化十分热中，甚至拉几个来自台湾或香港的朋友参加。譬如舞会和音乐会，前者我们戏称为“狗抢骨头场”，僧多粥少，到舞会(大多是Mixer)很难和美国男人竞争，大多是败下阵来，跳不上两三支舞就知难而退。音乐会则另当别论，这是自己乐意花钱买票而又愉悦身心的事，而我也找到了几位同好，一起去听世界知名的波士顿交响乐，暑假期间更组队开车前往离波士顿约三小时的“檀歌坞”(Tanglewood)，往往在星期六清早去，听下午的一场音乐会，然后在绿油油的草地上野餐，晚间才尽兴而回。记得有一次还约了一位美国男朋友和我的同屋施振民一起去，他是菲律宾的华侨，在哈佛主修人类学，性格豪爽，和我很合得来，他比我虚长几岁，但已显得十分老成世故，只有去听音乐会或游山玩水的时候，才恢复他的童真本性。没料到我们毕业后不久，他返回菲律宾任教，结婚生子不到数年就病逝了。

常和我去波士顿的交响乐厅听音乐会的是应用物理系的周健夫，我们坐在楼上最便宜的位置。因为买的是定期票，所以常常见到另一位坐在旁边的老人，他也是乐迷，定期来听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演奏。时间长了，我们也混熟了，这位单身老人请我们去另外一对老夫妇家作客，相谈甚欢。后来我才猜到这位终身未娶的老人和这对夫妇的关系非比寻常，可能是两男爱一女，而最后他让贤，但三人仍维持最亲近的关系。我们谈起音乐来眉飞色舞，这另一个男人是位画家，他送了我一幅女人裸体画，我挂在客厅数年，每每见此美女栩栩如生，都会感到情不自禁。

波士顿喜爱音乐的留学生组织了一个合唱团，我也乐于参加，每周末练唱，当然社交的因素甚至较爱乐更多，我倒是真为了唱歌才去的。记得我们最得意的一次演唱，是在赵元任先生面前唱他的作品《海韵》，我们唱得十分卖力，也承蒙赵先生的指正和赏识。赵先生的女公子赵如兰教授，在哈佛教中文和音乐，她的家成了我们时常聚会的场所，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今天，每月一次的“剑桥新语”，往往都在她家举行，讲完了还可以吃粥。没想到多年后我到哈佛任教时，刚好她退休，我有幸“接收”她在系里的办公室。今年我退休时，他们夫妇也来参加，使我备感荣幸。

在哈佛做学生的平常日子，其实一点都不刺激，除了上课看书外，周末的消遣就是看电影、听音乐会，或到朋友家吃饭，结婚的朋友如杜维明就常请我们单身汉到家里，最常去的可能就是华昌宜(学建筑)、梅广(语言学)和我。我们三人也成了莫逆之交。现在华、梅两位都是台大的名教授。

我和这些中国朋友最大的区别是，除了华人和留学生圈之外，我还有另一个洋人世界。虽然朋友不多，却也有几位同学变成了老友，譬如前章中提到的欧达伟。记得这些洋人朋友也大多结婚成家，所以我又多了几个吃晚饭的去处，也养成了喜喝洋酒的习惯：威士忌、马丁尼、啤酒、红酒，样样都喝，但很少喝醉过。当然洋人的派对更多，派对时必喝酒，有时我也开，也照样供酒。这一种站着喝鸡尾酒的派对文化，可能是美国学界最古老的社交规矩，逢开学术会议时必有酒会，每年一度的亚洲学会年会，都有一次自掏腰包的盛大酒会，一杯酒下肚，胆子大了，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学子也会找上大教授攀谈，也往往受到礼遇。记得我去过两次学术会议，其中饮酒的场面令我至今难忘。

一次是在密歇根州大学，时逢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汉学家会议在此开会。我做学生招待，特别先搭机到达，然后再到机场接机照料从世界各地来的名人。在那次欢迎酒会上，我见到数位大名鼎鼎的欧洲汉学家，其中有位从英国剑桥来的唐史专家Dennis Twitchett，拉着我们的女学生招待饮酒，备极风流而不失仪态，令我羡慕万分。后来自己也当了教授，去了无数酒会，但每每念起这位教授的风度，就自惭形秽。另一次酒会的经历是在印第安那，我还是研究生，竟然接到印大比较文学系主任Horst Frenz的邀请，还附送机票，到该地去参加一次东亚文学关系的会议。记得抵达那天下午，就到这位名教授家参加酒会，他原是德国人，英语口音很重，但似乎对中国学者特别好，是最早把中西比较文化纳入美国比较文学的开山祖师，老友刘绍铭和欧阳祯都被他收为学生。记得我抵达时，他亲自来迎接，还给我一杯鸡尾酒，令我受宠若惊。没想到多年后我也返回印大任教，也许因为有了这段记忆，我对印大的印象特别好，在印大四年也是我学术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学生，除了喝酒之外，就是抽大麻，这当然是60年代嬉皮(hippie)文化的影响。长头发，衣冠故意不整，以抽大麻进行社交，参加群众摇滚乐大会，示威游行，大叫“做爱而不作战”(Make Love not War)的口号----这一切皆是典型嬉皮文化的表征。嬉皮的发源地在柏克莱，东部的学校较西部望尘莫及，但学生的生活方式仍然受到其影响。即使在哈佛园，也会看到口吟Hari Krishina，载歌载舞的嬉皮士，而每逢春夏的好天气，也会有大批青年男女袒胸露背坐在草地上，有人弹吉他，有人轻轻吟唱，更有不少男女在光天化日之下亲热(英文叫作Make out)，但我还是不愿放开来加入他们之中。

这种旁观者的心情，我终于找到一个“升华”的办法----拍电影，买了一个八厘米的摄影机，走到校园，把这些场面都拍了下来，回家再剪辑成纪录片。后来还大胆拍了一部二十多分钟的半剧情片，由我的同室老友梅广主演，名叫《一个中国留学生的一天》。先拍他在哈佛园散步，眼窥四周的嬉皮春色无边，然后回到自己的小公寓，形单影只，于是亲自下厨，煮了一顿盛宴，又打开唱机，播一首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第廿三号慢板乐章)，然后摆上桌布，点上红烛，一个人默默地吃饭，片子以烛影中的这个孤独学生的面孔特写结束。这部电影拍完后，我特别开了一个酒会，在家公映。因是默片，所以到了开唱机的镜头，我也立刻开了唱机，拿出莫扎特的唱片来，奏将起来，边奏边看，自己看得很感动，其他朋友却觉得闷死了。

这就是我在哈佛做学生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