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健护士披露江青的往事

　　马晓先在20世纪60年代初到北京医院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被抽调到一个医务工作小组，进入中南海。1974年，受组织委派，她担任江青的护士长，后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30年来，她对自己过去的工作始终缄口不言，直到2003年，笔者为撰写《共和国第一代领袖的保健群体》一书找到她时，她才第一次追溯起那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一

　　访问者(以下简称访)：您被派到江青那儿担任护士长，是在1974年3月吗？

　　马晓先(以下简称马)：是的。当时的要求是科班出身，最好是有孩子的，因为做了母亲的人细心、耐心。

　　访：江青很难伺候，是所有在江青身边工作过的人员都深有体会的。作为进中南海从事中共中央领导医疗保健工作了六七年的您，对江青的性情为人自然早有耳闻，因此当这个任务派到您头上的时候，您肯定也是不太情愿的吧？

　　马：的确如你所说。当时我刚生女儿不久，丈夫又得了急性黄疸肝炎，我遂以首长有可能因此被传染疾病这个非常正当的理由加以推辞。汪东兴听说这一情况，起初也同意另找别人。谁知十几天后，他又把我叫到办公室去，还是谈这事。我仍然婉转推脱，最后我说：“我去朱老总那儿，去那些老帅那儿，都可以，就是不想去江青那儿。”

　　由于为江青找护士长是件很为难的事，汪东兴为此颇费心思，可能当时也是很难找出其他人选了，他就有些急，以致拍了桌子问我：“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说：“是。”他说：“你是共产党员，你不服从党的分配？”我说：“如果非得这样，那我只能服从组织，但我思想上还是想不通。”

　　这时汪东兴口气缓和了下来说：“我不要你想得通，只要服从就行了。”

　　访：虽然内心不情愿，但到江青身边后，工作还得全身心投入。

　　马：那当然，江青当时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了。作为党的高层领导人的保健工作，必须认真负责，细致周到，是一点都不能敷衍的，这是工作的本分，也是职业要求。我对她的照顾也和以往对任何一位领导人一样，勤勉尽职，虽然内心别有一番滋味。

　　访：我曾采访过20世纪50年代担任江青保健大夫的王敏清，他回忆说给江青静脉注射，必须一针见血，不能再扎第二针。您说您也练就了一手好针法，但第一次给江青做静脉注射时，您紧张吗？

　　马：我到江青身边以后，她一针都没有打过，也没住过医院。

　　访：您这样说，很出乎我的想象。江青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给人体弱多病的印象，又是出国治疗，又是请专家会诊，又是长期疗养……毛泽东还曾专门将邓颖超写的一篇与疾病作斗争的体会的文章推荐给江青看，鼓励她战胜自身的疾病。可在您担任江青护士长期间，江青不仅没有因病住过院，甚至连针都没打过，可见这一段时间她的身体状况相当不错。是不是因为政治上得势，她情绪好，身体也好了，这似乎可以说明她以往的病和精神状态不好有很大的关系。

　　马：也许是吧！但江青的身体还是有一些问题，她老说自己怕风，怕惊吓，一紧张就会突然出一身汗，这是因为她有肾功能失调的毛病。所以江青平时喜欢穿宽松的、吸水性比较好的内衣；外出总要多带一些由于穿过一段时间而比较柔软的内衣，以备在出了大汗之后更换。

　　我们还为她想了个钉小毛巾的办法，帮她在每件汗衫上都钉两个子母按扣，另外找一些小方毛巾，也钉上按扣，一按就贴在了汗衫上。这样汗湿了后可以经常更换，免得汗溻得不舒服。这些小方毛巾几乎都是从人民大会堂里找来的，都是用过的，有的都很旧了、起了毛的被淘汰了的毛巾。我们拿来后经过高温消毒，再给江青用。这种旧的小方巾非常软，江青用着觉得很舒服。

　　有时候，江青也会有点不舒服，或生些小毛病。遇到这种情况，她常常主动提出请吴阶平大夫来给她诊治。

　　访：我曾和多位在江青身边工作过的人员交谈，他们都提到江青有几怕。她怕吵，别人说话的声音稍大一点，她就会说：“你吓着我了。”甚至有人走路的脚步重了，她都会给予斥责。可江青又喜欢听音乐、听戏、看电影，难道这就不怕吵了吗？

　　马：你说的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我在她身边的时候，常有听戏、看电影的情况。戏剧和电影发出的声音要比走路、说话的声音大，可此刻的她倒不觉得吵了。这种奇怪现象我过去还真没细寻思过。

　　江青非常喜欢看电影，几乎天天要看。在我印象中她特别喜欢的有两部电影：一部是美国的电影《红菱艳》；一部是墨西哥的电影《网》。特别是《网》，整个电影没有几句话，她好几次调这部电影欣赏。

　　江青的电影欣赏能力和水平是比较高的，她的脑子还特别好，也因为反复欣赏，一些电影的最精彩部分都记在她脑子里了，她常常一坐下来就说她要看哪部电影的第几盘，看哪几个镜头。比如看《网》时，江青说：“我不从头看，就从中间窗户边上有绿藤萝，有一朵小红花那儿看。”她的这种看法，要求放映员的技术很高，一下就把她要看的那个镜头调出来，否则让她等着你来回倒带子，她就要不耐烦了。我们的放映员的技术特过硬，江青说要看哪儿，马上就放出来了。

　　江青看电影，爱看那种静静的、舒缓的抒情画面。她不能看有蛇的镜头，晚上不能看那种欢快热闹或紧张刺激的影片，引得她太兴奋了，就要睡不着觉了。在她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曾奉命帮她选过片子，但如果选的片子不对她口味，或看后影响她睡眠了，就难免挨她一通批。

　　我到江青身边的时候，她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政治斗争中去了。因此我没有江青沉湎于音乐欣赏中的印象。听样板戏的情况倒有几次，而且江青毕竟是搞文艺的，在一起研究样板戏的时候，她有时会表现得盛气凌人、颐指气使，但并非她所说的一切都毫无见地。

　　访：由于工作缘故，您天天都守着江青，从平时对江青的观察中，感觉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呢？

　　马：我觉得江青对政治的确是比较敏感的，她很关注政治形势和各方面的情况，内参天天看，而且把她认为重要的内容都圈上，然后送到毛主席那里。她不管这些东西毛主席究竟看不看，她反正是天天画圈，天天送。江青批文件写的钢笔字非常漂亮，很有力度，而且她学毛主席的签字也写得非常像。江青还喜欢写毛笔字，也能写出与毛主席十分相似的笔体。江青对此事是很认真的，可以看出，她是希望自己做的事情能被毛主席认可，她的建议能受到毛主席的重视。

　　二

　　访：粉碎“四人帮”后，出过好几份中央文件揭露“四人帮”的罪行，其中有些江青借故整身边工作人员的内容。您是否也有过相似的经历？

　　马：她跟我闹过别扭，但次数并不多，而且我的感觉是她有时候是心里有别的事，把火撒在工作人员身上是借题发挥。

　　前面说到江青的几怕，她很突出的一怕是怕风。她每次出屋之前，都要身边的人员先看好风向，不能让风正吹着她。从保健的角度说，被风吹着，体弱的人便容易着凉。但风向不是那么容易看的，有时风从这边刮过来，但在楼里拐个弯风向就变换了。

　　江青发脾气，多与吹风有关。因为江青有这些毛病，她是不太愿意参加有外宾在场讲究比较多的活动的。比如有一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安排她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有西哈努克也到场的联欢活动，她的内心就很不情愿。

　　那天临走时，江青就有点别扭，穿衣服系扣子时，手也有点不听使唤，汗随即就下来了，她的情绪也随之坏了起来。出屋时她非说被风吹着了：“我不能去了，你们怎么看的这个风向啊？你们这是软刀子杀人啊！”本应有江青出席的场合而她没有到，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事情。

　　其实那天我们并没有报错风向，因为钓鱼台内的一座楼顶上专门有面旗子，随风飘摆显示风向，我就是据此报的。但江青坚持说我没报准，结果让我停职反省。当时江青身边就我和小张两个护士，我一停职，小张就辛苦死了。

　　于是有关领导就找我谈，让我向江青当面承认错误，以便赶紧恢复工作。但我觉得如果自己真的错了，可以检讨，但此事纯粹是江青借故生事，自己一点错误都没有，如何检讨，就坚持不认错。

　　僵持了几天，大家都很敬重的支部书记程汝明也来劝我：“你要是不去认错，那小张就累死了！”他同时也去做江青的工作，说不能两边都拗着。江青也感到还是需要我，才没有非逼着我做检讨就让我回来了。

　　我在的那段时间，江青更多的精力都集中在对政治地位和更高权力的强烈追逐上了。这一点，我们通过对一些细小的事情的观察也能感觉出来。例如江青收拾信函，信封上写的是“毛泽东夫人收”，她看了就特生气；写“江青同志收”就好一点；要是写着“江青政治局委员收”，她就很高兴地拆开看。

　　在江青身边工作比较辛苦，感觉难伺候，更主要的是在于她有许多习惯和讲究。比如她用惯了的东西，到哪里都要带着；她习惯了的方式和规矩，到哪里都要保持。因此她的出差就像大搬家，什么她常用的东西都得带上，包括夜间用的马桶。因此随江青出行是极其累人的。在诸多讲究中，可以称最的是江青卧室的布置。她的讲究并不是要求多么豪华奢侈，比如到大寨，住的是窑洞，房间内的用具也很普通，她也照样住。但她对所到之处的卧室内陈设的布置却一丝不苟，必须和她在北京的卧室一样。

　　比如，桌子、床铺与房间窗户、门所对应的位置，床头的朝向，她上床时的走向等等，都要和她在北京时的一样。她经常用的小物件摆放的位置，什么东西放左手边，什么东西放右手边，都要保证她能和往常一样，按习惯顺手就能拿到。因此每到一个新地方，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护士们就特别忙碌，要搞一番大挪移和调整。

　　访：您说到大寨，让我想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负责过江青警卫工作的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对我讲过的一件事情。

　　那是1976年江青最后一次去大寨，离京的时候，毛主席的情况就非常不好了。结果他们到大寨不久，就接到北京来的电话，说毛主席病情恶化，要江青立即返京。但江青不知怎么搞的，在她的房间里磨磨蹭蹭，大家等了她好长时间。当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马：我那次真没有觉得江青的行为有什么特别的，也没觉得在得到返回北京的消息后，等了江青很多时间。我想可能是当时他们的心情急迫，相对他们的动作快，才感觉江青的动作慢。在日常行止上，江青一直就是这样比较慢条斯理，而的确不是风风火火干脆利落的。也可能是我们这些搞内务的对此都习以为常了，所以并不感觉她拖拉了很长时间。

　　另外，江青长期患有便秘的毛病。她隔段时间就会再现坐在马桶上长时间解不下来大便的情况，甚至坐几个小时的情况都有过。这时候其实她自己也很痛苦，这个情况别人不太清楚。我现在也记不清那天是不是又赶上了江青便秘，如果真赶上了，那肯定是要让大家等很久的。要说江青把毛主席的病情特别挂在心上，确实不是那么回事；但要说江青根本不关心毛主席的病情，对毛主席一点感情也没有，这大概也不太符合事实。她临离开北京之前，就去看过几次毛主席。但江青对毛主席的感情和关心，确实没法和另外几位中共领袖的妻子对丈夫的感情和关爱相比，像邓大姐对总理，像张洁清对彭真……江青确实和那些老大姐不一样，她不太会关心人，而是总要人去关心她。

　　三

　　访：1976年的10月6日这一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请您回忆一下江青被抓时的情况。

　　马：我记得10月6日是个星期四，那天不是我值班。大约是下午临近黄昏的时候(按张耀祠的说法是约8点钟的时候)，我正在宿舍里洗衣服，脚上只穿了一双拖鞋。忽然，中央警卫团的团长张耀祠来到我身后。

　　我看见他时还说：“呦，张团长怎么来啦？”张耀祠说：“有点事，你跟我来一下。”我以为是工作上的事情，就说：“今天不是我的班啊。”他说：“那也得让你去一趟。衣服就别洗啦，快去换换衣服，换换鞋。”当时不知是怎么的，这么匆匆地被他叫走，分明地感到有些异样，但内心却一点也没有感到突然和惊异。

　　我跟着张耀祠走到江青所住的中南海201寓所的门外，就看见有几位全副武装的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这种情况是以往在江青身边从来没有过的。我感到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了，但我仍然没有产生特别意外的感觉。

　　当然，看到这种阵势，我心里也不是没有思考。我记得刚到钓鱼台，被安排到江青身边工作的时候，江青曾经对我说过大致这样的话：你们到我这来工作，要有思想准备。我要不就上去，干一番大事业；要不就可能成为阶下囚。我此刻下意识地感到，江青当初所预计的第二种情形降临了。

　　这时，张耀祠吩咐那些全副武装的军人守在外面，而让我和高云江、黄介元、马盼秋几个人跟着他一起进到房间里面。这时，我想起了此刻在江青这里值班的护士应该是江慰琴。

　　进了江青的办公室后，我看见江青正坐在沙发里。通常江青在办公室的时候，就习惯这样坐在沙发里，把脚放在跷脚墩上。张耀祠走到她面前，对她说：“江青，我接到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党中央决定将你实行隔离审查，马上执行。你到另一个地方，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张耀祠自己回忆说：组织上交给的说辞中，并没有“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守纪律。”这是他自己临时加进去的。

　　在张耀祠向江青宣布那段话的时候，江青坐在沙发里一动不动，表面上没有显出慌乱，但她的内心绝不可能是平静的。她等张耀祠把话说完，轻轻地说：“我没听清楚，你能不能再说一遍。”张耀祠就把刚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江青听完张耀祠第二次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后，才站起身来。她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钥匙，放入一个牛皮纸信封里，折好口，拿订书器订好，用铅笔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然后交给了张耀祠。

　　这一连串的动作，江青做得不紧不慢，看似镇定自若。在这之后，江青提出要上一下卫生间。卫生间就在办公室的边上，张耀祠同意了，江青走了进去。张耀祠立即要我把江青的东西收拾一下，准备离开这里。

　　因为1976年的江青曾频繁地离京外出，去天津、去小靳庄、去大寨、去昌平等地，所以我们为她准备好了一个箱子，放好了出行常用的必备用品。每次出发，只要把她身边的东西稍稍一敛，十分钟之内肯定能够动身。每次从外地回到北京，我们也是先把箱子里的东西准备好，这样哪怕是第二天就再度出发，也能拿起东西就走。所以我没用多少时间，就把江青的东西都收拾好了。

　　然而，当我把东西收拾好了之后，江青还没有从卫生间里出来。张耀祠也觉得时间长了点，就让我进去看一看。我进卫生间一看，江青正坐在那里愣神，显然她在思考着什么。我什么也没说就出来了，江青随后也出了卫生间。

　　我们一起离开了江青的办公室，我和江青坐上了一辆大红旗轿车。我记得轿车好像在地上走了一段，就驶入了一条地下通道，我也不记得走了多长时间，最后到一个安置江青的预定地点。那是一座地下建筑，她在那里住了半年之久。

　　(摘自《历史学家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