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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戏”的戏外戏

(2009-01-21 14:39:08) 下一个

剧团组建乐队

在拍摄彩色电影《智取威虎山》时,剧团组建了一个乐队。为了出新,产生现代感觉的旋律,乐队里选用了一些西洋乐器。之后,其他剧团纷纷效仿。

原来还有一点实力的音乐单位,这下可惨了 ,梁柱被抽走了,墙脚被挖空了,好端端的乐队被扯得七零八落,像一个歌唱家突然变成了五音不全的人。除了叫苦不迭外,谁也不敢顶撞那个代表最高文化权威的“样板戏”,更不敢违抗江青的指示。

文化单位只好眼睁睁地望着自己西洋乐器的“阵地”被一点点吞食掉。

1970年初的一天,夜已很深了,江青突然心血来潮,叫周恩来来研究“样板戏”的事情。

这时周恩来已经显得十分疲倦,跟随的保健医生送来几粒保护心脏的药片,他接过来,把药吃了。周恩来心脏不好,特别是通宵工作,心脏就会出现症状。保健医生一见又是江青约见,知道谈话短不了,马上让周恩来先服药。一是预防在先,二是想让江青看见周恩来服药,可能会缩短谈话时间。

坐在对面的江青,对此无动于衷,不停地东张西望。

他们谈《智取威虎山》和八一电影制片厂问题时,周恩来谈到乐队问题:“最近外面反映比较多,说是把人家的乐器和人都快抽光了……不要追求乐队大嘛,也不要多嘛!”

江青的神情马上发生了变化,目光投向了周恩来,好像很重视这个问题。

周恩来移了移身子,说道:“你们不是提倡激情吗?乐队来了激情,那演员的激情就会被压下去。不要突出乐队嘛——京剧就是听演员的唱腔,乐队声音大,演员怎么受得了?你们乐队有多少人?”

江青没有料到周恩来会提这个问题,一时回答不出来,便问身边的人,钱浩亮回答道:“大约30多人。”

其实,30多人的数字也是不准确的,乐队的人数已经达到50多人了。

周恩来一听,笑了:“多啦。我记得小时候看戏,就七八个人伴奏,主要是胡琴、二胡、月琴、三弦。现在增加一倍就不少了。我的意见,人员还可以再少一点。”

江青马上沉下脸,但嘴上却说:“对,我赞成总理的意见,乐队要砍,不要这么大。”

她请周恩来过来,显然不是想听批评意见的。所以,周恩来的一番话令她大为不满。

事后,江青不仅没有精简乐队,反而将乐队扩大到70多人。

“集体创作”是江青的一大“发明”

无论是翻开“样板戏”的剧本,还是观看“样板戏”的电影,从头到尾看不见一个人的名字,演员、编剧、导演、作曲、摄影、指挥等等,到了“样板戏”里全都隐姓埋名,“个人主义”被消灭得干干净净。一律统称:某某剧组集体创作,某某电影厂制作。这大概也是史无前例的独特文化现象吧!

江青率先“消灭”了个人的名利,提前走进共产主义的“集体创作”,可她的亲信们未必能领会到她的用意。在一次讨论拍摄《智取威虎山》电影时,于会泳试探地提出:“以前的电影上都有演员、编剧、导演、作曲等演职人员的名字,《智取威虎山》是否也和以前一样,把名字都写上?”

这不是捅江青的心病吗?如果写个人的名字,她江青的名字往哪儿写?于会泳提这么一个问题,不是要江青为难吗?她毫不留情把于会泳批评了一顿:“我们拍‘样板戏’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为名,不能为利。我们是一个集体,创作也是属于集体的。从今后,一律不写个人的名字,不突出个人。一定要记住!”

江青在广州休养时,也没有忘记关心“样板戏”。她听说《龙江颂》的片子出来了,就叫文化组成员、军代表狄福才赶快送来,她要先睹为快。狄福才带着样片乘飞机到了广州。不知是江青心情好,还是片子拍得好,江青看完《龙江颂》后,一改往常爱挑剔的面孔,对影片连连称赞,出乎大家的预料。

周恩来在观看《龙江颂》时,侧过头小声问身边的狄福才:“怎么影片上没有导演的名字?”

“江青同志不同意突出个人,叫写集体创作。”

“集体创作?大家看后,连是谁拍的都不知道,应该写上!”周恩来大概觉得这种做法可笑,忍不住在一旁自言自语。

狄福才知道这不是编导的错,就解释说:“总理,这是江青同志规定的,从《智取威虎山》开始就定下来的,不突出个人。”

“这不是笑话吗?从外国的电影到中国的电影,都有创作人员的名字,怎么就‘样板戏’的电影不写名字?写名字就是突出个人了?写上名字才能有负责精神。不写名字是说不通的!”周恩来忍不住把嗓音提高了,旋即又重重吐出了“滑稽”两个字。

周恩来多么渴望有人讲真话

1971年8月的一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审查新闻纪录片。

自“文革”以来,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在片头上统一使用了毛泽东头像和《毛泽东语录》,以前周恩来没有说过什么,这次他发话了:“新影的片子不一定都要用主席的像。你们能保证你们的片子百分之百符合毛泽东思想吗?你们用主席的头像做厂标,这是极不严肃的!”

新闻片是狄福才送去的,正好也在场。他见周恩来这样说,觉得有点突然,就忍不住问:“以前一直是这样的,现在不放毛主席头像,放什么呢?”

周恩来扭过头,望着坐在一边的狄福才,没有正面回答应该放什么的问题,而是反问道:“狄福才,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绝对’二字?如果强调时时、处处、事事,那怎么可能做到呢?主席的书、语录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如果把主席像印在其他书上,我看这本书就不一定百分之百正确。你不敢保证吧?我也不敢!”

周恩来历来反对搞形式主义。1969年,他为北京电影制片定下了争论许久的厂标,就是一例。

北影厂在筹备拍摄《智取威虎山》的时候,就采用什么标志作为厂标的问题,争论了将近一年也没有定下来,有人说用工农兵,有人说用工农兵加天安门……如果这样“畅所欲言”的自由争论下去,永远不会有统一的结果。军代表动了脑筋,利用周恩来审查新闻片的机会,将这个极简单却又棘手的矛盾交给了周恩来。

“工农兵?工农兵加天安门?有工农兵在上面就是为工农兵服务,没有工农兵就不是为工农兵服务?不要搞形式主义嘛!我认为用天安门就可以,厂在北京,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周恩来一锤定音,北影厂旷日持久的厂标之争总算告终。天安门标志一直被北影厂沿用至今。

1970年7月,朝鲜朴成哲访问北京的中朝友谊公社。朴成哲看见农民用的爬秧工具不及他们那儿的宽,就说如果工具能再宽一点,速度可以加快些。后来,拍摄记者在剪辑胶片时,没有把朴成哲的原话翻译出来,影片上只有画面没有解说词。周恩来在审片时,发现了这个细节,就追问:“他在讲什么?”记者将朴成哲的原话说了一遍。

“为什么不加上这段解说词?一个外国人能这样诚恳地提出意见,是难能可贵的!应该加上他的原话。”

他说这话的时候,正是假话、大话风行,谁也不敢说实话的年代。周恩来的内心,多么渴望有人讲真话!

(摘自《党史博览》 200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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