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戏”的戏外戏

剧团组建乐队

在拍摄彩色电影《智取威虎山》时，剧团组建了一个乐队。为了出新，产生现代感觉的旋律，乐队里选用了一些西洋乐器。之后，其他剧团纷纷效仿。

原来还有一点实力的音乐单位，这下可惨了 ，梁柱被抽走了，墙脚被挖空了，好端端的乐队被扯得七零八落，像一个歌唱家突然变成了五音不全的人。除了叫苦不迭外，谁也不敢顶撞那个代表最高文化权威的“样板戏”，更不敢违抗江青的指示。

文化单位只好眼睁睁地望着自己西洋乐器的“阵地”被一点点吞食掉。

1970年初的一天，夜已很深了，江青突然心血来潮，叫周恩来来研究“样板戏”的事情。

这时周恩来已经显得十分疲倦，跟随的保健医生送来几粒保护心脏的药片，他接过来，把药吃了。周恩来心脏不好，特别是通宵工作，心脏就会出现症状。保健医生一见又是江青约见，知道谈话短不了，马上让周恩来先服药。一是预防在先，二是想让江青看见周恩来服药，可能会缩短谈话时间。

坐在对面的江青，对此无动于衷，不停地东张西望。

他们谈《智取威虎山》和八一电影制片厂问题时，周恩来谈到乐队问题：“最近外面反映比较多，说是把人家的乐器和人都快抽光了……不要追求乐队大嘛，也不要多嘛！”

江青的神情马上发生了变化，目光投向了周恩来，好像很重视这个问题。

周恩来移了移身子，说道：“你们不是提倡激情吗？乐队来了激情，那演员的激情就会被压下去。不要突出乐队嘛——京剧就是听演员的唱腔，乐队声音大，演员怎么受得了？你们乐队有多少人？”

江青没有料到周恩来会提这个问题，一时回答不出来，便问身边的人，钱浩亮回答道：“大约30多人。”

其实，30多人的数字也是不准确的，乐队的人数已经达到50多人了。

周恩来一听，笑了：“多啦。我记得小时候看戏，就七八个人伴奏，主要是胡琴、二胡、月琴、三弦。现在增加一倍就不少了。我的意见，人员还可以再少一点。”

江青马上沉下脸，但嘴上却说：“对，我赞成总理的意见，乐队要砍，不要这么大。”

她请周恩来过来，显然不是想听批评意见的。所以，周恩来的一番话令她大为不满。

事后，江青不仅没有精简乐队，反而将乐队扩大到70多人。

“集体创作”是江青的一大“发明”

无论是翻开“样板戏”的剧本，还是观看“样板戏”的电影，从头到尾看不见一个人的名字，演员、编剧、导演、作曲、摄影、指挥等等，到了“样板戏”里全都隐姓埋名，“个人主义”被消灭得干干净净。一律统称：某某剧组集体创作，某某电影厂制作。这大概也是史无前例的独特文化现象吧！

江青率先“消灭”了个人的名利，提前走进共产主义的“集体创作”，可她的亲信们未必能领会到她的用意。在一次讨论拍摄《智取威虎山》电影时，于会泳试探地提出：“以前的电影上都有演员、编剧、导演、作曲等演职人员的名字，《智取威虎山》是否也和以前一样，把名字都写上？”

这不是捅江青的心病吗？如果写个人的名字，她江青的名字往哪儿写？于会泳提这么一个问题，不是要江青为难吗？她毫不留情把于会泳批评了一顿：“我们拍‘样板戏’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为名，不能为利。我们是一个集体，创作也是属于集体的。从今后，一律不写个人的名字，不突出个人。一定要记住！”

江青在广州休养时，也没有忘记关心“样板戏”。她听说《龙江颂》的片子出来了，就叫文化组成员、军代表狄福才赶快送来，她要先睹为快。狄福才带着样片乘飞机到了广州。不知是江青心情好，还是片子拍得好，江青看完《龙江颂》后，一改往常爱挑剔的面孔，对影片连连称赞，出乎大家的预料。

周恩来在观看《龙江颂》时，侧过头小声问身边的狄福才：“怎么影片上没有导演的名字？”

“江青同志不同意突出个人，叫写集体创作。”

“集体创作？大家看后，连是谁拍的都不知道，应该写上！”周恩来大概觉得这种做法可笑，忍不住在一旁自言自语。

狄福才知道这不是编导的错，就解释说：“总理，这是江青同志规定的，从《智取威虎山》开始就定下来的，不突出个人。”

“这不是笑话吗？从外国的电影到中国的电影，都有创作人员的名字，怎么就‘样板戏’的电影不写名字？写名字就是突出个人了？写上名字才能有负责精神。不写名字是说不通的！”周恩来忍不住把嗓音提高了，旋即又重重吐出了“滑稽”两个字。

周恩来多么渴望有人讲真话

1971年8月的一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审查新闻纪录片。

自“文革”以来，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在片头上统一使用了毛泽东头像和《毛泽东语录》，以前周恩来没有说过什么，这次他发话了：“新影的片子不一定都要用主席的像。你们能保证你们的片子百分之百符合毛泽东思想吗？你们用主席的头像做厂标，这是极不严肃的！”

新闻片是狄福才送去的，正好也在场。他见周恩来这样说，觉得有点突然，就忍不住问：“以前一直是这样的，现在不放毛主席头像，放什么呢？”

周恩来扭过头，望着坐在一边的狄福才，没有正面回答应该放什么的问题，而是反问道：“狄福才，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绝对’二字？如果强调时时、处处、事事，那怎么可能做到呢？主席的书、语录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如果把主席像印在其他书上，我看这本书就不一定百分之百正确。你不敢保证吧？我也不敢！”

周恩来历来反对搞形式主义。1969年，他为北京电影制片定下了争论许久的厂标，就是一例。

北影厂在筹备拍摄《智取威虎山》的时候，就采用什么标志作为厂标的问题，争论了将近一年也没有定下来，有人说用工农兵，有人说用工农兵加天安门……如果这样“畅所欲言”的自由争论下去，永远不会有统一的结果。军代表动了脑筋，利用周恩来审查新闻片的机会，将这个极简单却又棘手的矛盾交给了周恩来。

“工农兵？工农兵加天安门？有工农兵在上面就是为工农兵服务，没有工农兵就不是为工农兵服务？不要搞形式主义嘛！我认为用天安门就可以，厂在北京，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周恩来一锤定音，北影厂旷日持久的厂标之争总算告终。天安门标志一直被北影厂沿用至今。

1970年7月，朝鲜朴成哲访问北京的中朝友谊公社。朴成哲看见农民用的爬秧工具不及他们那儿的宽，就说如果工具能再宽一点，速度可以加快些。后来，拍摄记者在剪辑胶片时，没有把朴成哲的原话翻译出来，影片上只有画面没有解说词。周恩来在审片时，发现了这个细节，就追问：“他在讲什么？”记者将朴成哲的原话说了一遍。

“为什么不加上这段解说词？一个外国人能这样诚恳地提出意见，是难能可贵的！应该加上他的原话。”

他说这话的时候，正是假话、大话风行，谁也不敢说实话的年代。周恩来的内心，多么渴望有人讲真话！

（摘自《党史博览》 200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