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的食堂一风吹
1960年,毛泽东乘火车前往杭州。他把6个大区的书记及有关的省委书记叫到专列上,和他们研究有关农村工作的问题。江渭清是其中之一。
汇报中涉及“公共食堂”问题。当时上上下下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办公共食堂有利于集体出工,可以节省粮食,节约柴草……总之好处很多。另一种意见却认为,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太多,弊大于利,根本不适合农村目前的实际情况,必须加以解决。
江渭清一直没有说话,不久前他到农村调查,发现了很多问题,是说还是不说?他一直在琢磨,公共食堂问题一直是个敏感问题,不是有人因为这个问题被打成右倾吗?但是,他还是想说,因为有一件事情在他的记忆中永远不能抹去,他认为必须在毛泽东面前说真话。
江渭清正在沉思,毛泽东点他的名了:“渭清,他们都发表意见,唯独你不发表意见,是什么道理?”
江渭清说:“不少同志认为办公共食堂怎么好,怎么好,我了解到的情况却是怎么不好,怎么不好。”,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那你就讲怎么不好嘛!”
江渭清已经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实事求是地说了出来。
他说:“公共食堂,半年吃了一年粮,我们的国家吃不起啊!您老人家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全劳力吃干,半劳力吃稀,是因为粮食不够。现在食堂半年吃了一年的粮。”
毛泽东认真听着,竖起一个食指,操着湖南普通话说:“这是一,二呢?”
江渭清见毛泽东如此,进一步放开讲:“猪为什么少了?鸡为什么没有了?公共食堂不可能养那么多的猪,如果一家一户一口猪,就是3亿口猪。现在您老人家带头不吃猪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猪肉,这成什么体统?”
毛泽东竖起他的中指,问:“这是二,那么三呢?”
江渭清深感痛心地说:“主席,办公共食堂的损失,是很难计算的。食堂里的碗,天天打,筷子天天丢,这还算小,您再到公路上看看,树都砍得差不多了,都用来烧饭,原来一家一户做饭,小孩去搂一搂,弄点树叶子,烂柴草,就可以了。现在都给你烧木柴,毁了多少木材啊!”
毛泽东竖起无名指,对周恩来总理说:“总理,他说得有道理啊!”周恩来点点头,表示赞同。
毛泽东侧过身,对江渭清说:“你江渭清说食堂不好,不能办,你就马上解散吧!”
江渭清说:“主席,马上解散还不行,群众没有锅,碗筷也要准备。”
“你说要多久?”
“要3个月。”
事后,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详细调查,作出了顺应民意的决定,全国农村的公共食堂相继取消。真的应了毛泽东的话:“全国的食堂一风吹。”
这个支部书记有马列主义
1958年中国大地上的“大跃进”,使“人民公社”这个新生事物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华大地上。毛泽东热情地肯定了它,但对这其中的很多问题,他的心里也没有底。
20世纪60年代,郑州会议召开前,毛泽东跑了不少地方深入调查情况。他来到上海,把曾希圣、江渭清等人找去,专题研究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
毛泽东见到省委书记们,开门见山地说:“有人说我们,所有制这个大前提,既搞大了,又搞快了。现在我们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研究,要找到理论根据。柯老、曾希圣、江渭清你们三个人,分头去搞调查,把调查的情况向我汇报。”
毛泽东坐镇上海,并叮嘱他们,这次调查的时间不要长,一个星期到十天然后回上海来汇报。江渭清和陈光带了两个秘书很快到了武进,找了一个有特点的大队,蹲了一个星期,然后风尘仆仆地返回上海。毛泽东已经在等他们了。
一见面,毛泽东就说:“你们回来了好。我就等着你们的情况呢!”
江渭清听曾希圣汇报的时候,已经打定主意要把调查来的实际情况讲给毛泽东听,不管那些情况是不是阴暗面,因为主席是要听真实情况的。一时走了神,毛泽东又在叫他:“渭清,你呢?”
江渭清赶忙回答:“我和陈光到了武进在一个村子待了几天,有个支部书记给我很大启发。”
“这个支部书记讲了什么?”
“他说,今天人民公社搞得这么大,出现了浮夸风,平调风,主要原因是三个误解。”
“哪三个误解?”毛泽东听得十分认真。江渭清沉住气,将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的话复述给党的最高领袖听:“在农村,现在有三个误解:第一,我们把社会主义误认为是共产主义;第二,我们把现在的集体所有制误解为全民所有制;第三,我们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误解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听到这里,毛泽东放下手中的钢笔,对在座的人说:“这个支部书记有马列主义呀!”
江渭清又把农村支部书记、大队长们的意见,进行了简要的概括———现在的问题是三个不相适应———这三个不相适应是因为前面的三个误解造成的。
“说说哪三个不相适应?
“首先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相适应,公社所有制,不是机械化的生产力,而是耕牛的生产力;第二,是现阶段人们的觉悟水平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农民没有那么高的觉悟,适应不了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第三,我们的干部的管理水平与农业大生产不相适应。这个问题很明显,农村干部的管理水平,从互助组,合作社,一下子过渡到人民公社,怎么能适应得了?
听完江渭清的汇报,毛泽东站起来,又说一句:“这个支部书记有水平!”
听到毛泽东这么讲,江渭清十分兴奋,他对毛泽东说:“现在,农村基层的同志,都希望中央能有个正确的决策,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好,我们很快就开会,是要解决这些实际问题。”
不久,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公社在1958年秋成立之后,刮起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贫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问题。整社3个月没有整到痛处,隔靴抓痒,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不是人家本位主义,而是我们犯了冒险主义。问题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下面的同志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现在搞的公社所有制是破坏生产的,是危险的政策,应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要出安民告示,我们在党内的主要锋芒还要反 “左”。毛泽东的这些话,肯定是吸取了来自基层的意见,这其中有没有那个支部书记的意见,我们没有考证,但他的话中的确讲到了误解,讲到了不相适应。
说到这一点,江渭清总要重复毛泽东的一句话,毛泽东说过:中央是个加工厂,原材料来自各省,根据各省提供的材料,制成成品。你们提供的是优质材料,就加工成优质产品,你们提供的是劣质材料,就加工出劣质产品。毛泽东的话可谓语重心长。
骂娘只能使自己的人生堕落,而不是进步!对吗?
就出过这么几个说真话的?
知道江渭清在文革中被红卫兵装在麻袋里打吗?
知道另一个省委书记周小舟吗?不就是稍微顶了老毛一下吗?罢官去职,后在广州自杀
老毛最喜欢张春桥之流的“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