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伯与“京沪之战”

自从1949年4月，蒋家王朝的最后一缕残阳从金陵城头消失，40年过去了。当年人民解放军挥戈江南的雄壮脚步声，至今仍如动地鼙鼓，在人们耳畔回响，而昔日的败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如今安在？

台北一家杂志曾透露汤恩伯病死日本的凄惨情景：1954年，汤恩伯去日本施行腹部手术。目击者说，他虽已上了麻药，但不知何故依然极端痛苦而不断挣扎，日本医官用力揿住他的身体，使他不能动弹，直至力竭而逝。台湾一名高级官员怀疑汤恩伯是被害死的。这位知名度颇高的官员说，汤恩伯是抗日名将，他的死很可能是被报复的结果。

真相究若如何，未见下文，而蒋介石却在汤恩伯死后第七天，对他施行“暴尸鞭骨”。蒋在一次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说：“照我个人看法，假使汤同志当时在上海保卫战中牺牲殉职，将是何等光耀；他在日本最后弥留之际，一定非常难过，回忆前尘，定会无限懊悔，抱恨终天。所以也值得我们检讨、痛惜与警惕。”这一番话，说得国民党官员如一股凉气袭上心头。这意味着忠于蒋介石，只能死于丘谷，而下许善终床第，否则他便要“检讨”，便会让人“痛惜”并引起“警惕”！在南京、上海的最后之战中为蒋介石尽忠效力的汤恩怕，绝想不到自己竟落个如此结局！

拒绝光明

本来，汤恩伯除了战死上海或惨死异邦以外，还可以有另一个结局，一个光明的结局。在1949年初，南京政府已如汪洋中的一叶扁舟。中国共产党为了尽早结束战争，曾通过多种渠道，争取汤恩伯起义。汤恩伯观望过，犹豫过，但最终被愚忠思想所征服，以致失去良机。

第一个试图对汤恩伯施加影响的，是当时的浙江省主席陈仪。陈仪与汤恩伯，有着特殊的情谊。早年，汤恩伯在患难中，曾得到陈仪的关怀，从此两人情同父子。陈仪毕生无子嗣，视汤恩伯如己出。以后，汤恩伯得到蒋介石的赏识，迅速发迹，地位甚至在陈仪之上，但两人关系不变。在蒋介石政权将要崩溃的前夕，陈仪受到在身边工作的共产党人的影响，想为人民做好事，便想与汤恩伯共同起事。

1949年1月底，陈仪派他的外甥、地下革命者丁名楠去上海见汤恩伯，带去陈仪的一封亲笔信。信的内容很简单，全文如下：

“恩伯弟台如握：兹丁名楠来沪面陈一切，请与洽谈。再旧属胡邦宪，拟来晋谒，请予延见，至胡君经历，嘱由名楠奉告，并希台洽为荷。顺颂刻安。仪手启1月30日夜再为办事顺利计，请由弟处于丁名楠以秘书名义。”

信中所说的胡邦宪，即共产党人胡允恭，长期为陈的僚属，陈亦清楚地知道胡的政治身份，只是彼此都没有明说。予丁名楠以秘书名义，是便于丁有一个公开身份进行汤、陈间的联络。汤恩伯与丁名楠见面后，当即表示同意委任丁为秘书，并说胡邦宪先生要来，随时都欢迎。汤还说，过不几天他将去杭州面见陈仪。由于不见汤恩伯来杭，陈仪便又一次派丁名楠至上海，带去一份嘱汤恩伯起义的条款，分甲、乙两款，甲款是汤应当做到的，乙款是解放军方面将要做到的，全文如下：

甲：一、尽先释放政治犯。二、保护区内武器军需及重要物资。

乙：一、约定○地区，在区外停止，暂不前进。二、依民主主义原则，于X月内改编原有部队。三、取消○○○（按：即取消汤恩伯战犯名义之意），给予相当职位。

此外，还提出了八条准备事项，此处略。汤恩伯依然没有拒绝的意思，只说他左右蒋介石耳目很多，时机尚未成熟。不料，汤恩伯一边在作敷衍，一边却告诉了国防部保密局特务头目毛森。据1987年毛森在美国写的一篇文章证实，上述事件是在保密局并未察觉情况下，汤恩伯主动告诉他的。在这同时，汤恩伯又亲自向蒋介石告发，以致陈仪的计划败露，被撤去浙江省主席职务，并由汤恩伯予以关押。在这以前，胡邦宪在上海已发觉汤恩伯态度有变，两次紧急建议陈仪速作安全打算，陈仪却说：“我同汤恩伯的关系你是了解的，他不会出卖我。”

陈仪失去自由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另一渠道对汤恩伯再次进行策反。承担这一艰险任务的要角之一是传奇性人物陆久之。陆久之的夫人是蒋介石第三个妻子陈洁如的养女，所以他被视作蒋介石的“驸马”，其实陆久之早在30年代便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和自己的才干，活跃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之间，并与汤恩伯结成至交。

陆久之接受了策反汤恩伯的任务后，与汤恩伯作了几次试探性的谈话，发觉汤对在北平起义后的傅作义将军的处境极为注意，便详尽介绍了傅作义目前处境良好，有充分自由，劝汤恩伯以傅作义为榜样，早下决心。正当汤恩伯情绪动荡时，忽然，蒋介石亲自从奉化跑到上海来布置作战，汤恩伯情绪突然一震，便借口蒋纬国要住到他家来，阻止陆久之再来他私宅走动。策反又未成功。

汤恩伯两次拒绝选择光明之路，剩下的便只有战争一途了。由此，六朝繁华之地，被投入战火；无数士兵的生命，被汤恩伯用作绝望的一搏。那些被遗忘在江南原野上的亡灵们，鸣声啾啾，控诉着对于没落王朝的无限怨愤。在两“君”相争中南京、上海之战开始之前，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尖锐矛盾，并由此出现了两种作战方针。受到美国支持的桂系领袖李宗仁，逼蒋介石交出权力。蒋介石由于在1948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中“押”错了“宝”，支持了社威，以致引起连选连任的杜鲁门总统的怨恨。蒋介石得不到美国政府的援助，只得于1949年1月宣布下野，黯然离京，由副总统李宗仁任代总统。

蒋介石下台后，表面上徜徉于溪口山水之间，似闲云野鹤，实际上依然牢牢控制着南京。他在下台前夕，已将汤恩伯从衢州绥靖主任（主管闽浙军务）调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回溪口不久，即于25日召见汤恩伯，同时去溪口的还有国防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等；指示关于长江布防问题，决定划江防为两大战区，以江西湖口为界，湖口以西至宜昌归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指挥，兵力40个师，25万人；以东直到长江口由汤恩伯负责，兵力75个师，45万人。白崇禧没有被召来开会，只在会后把上述决定通知了他。

蒋介石关于京沪杭战区作战的方针大致力：以长江防线为外围，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淞沪为核心，台湾为最后基地，依靠台湾优势海空军的支援，坚守淞沪六个月以上，等待国际形势大的变化。显然，在这一方针中，并不作坚守南京的打算。李宗仁、白崇禧对这一方针并不知悉。李宗仁另有一套方略，其基本内容是通过和平谈判，实现南北分治；如果和谈破裂，作战重点应放在南京及其以西地区；万一江防被突破，军队应及时向皖南转移，与白崇禧靠拢，以湖南、广西为广大后方，海南岛为最后基地。显然在这一方针中，并不打算固守上海。

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作战方针。汤恩伯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将领，毫无疑问坚决执行前一条方针。汤恩伯是从担任蒋介石的参谋起家的，在新军阀混战时，他多次参与戎机，极为蒋介石赏识。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高兴得在汤恩伯这个下级军官面前唱起了宁波滩簧，这种“荣幸”不是其他下级所能得到的。旧中国流传着两句话：“蒋家天下陈家党，孔宋财团浙江军”，所谓“浙江军”就是指蒋介石最宠信浙江籍的三将领，一些阿谀的人称之为“军中三杰”，即浙江青田县的陈诚、浙江镇海县的胡宗南与浙江武义县的汤恩伯。

四月中旬，顾祝同主持江防作战会议，亲桂系的国防部作战厅厅长蔡文治，认为解放军最有可能从南京以西地段渡江，直下浙赣线，将京沪杭地区的国民党军孤立于东海之隅，而华南腹地则大门洞开。这一结果十分危险，因而他主张应根据这一形势，将兵力配置的重点放在南京以西地段。汤恩伯对这一主张根本不加理睬，会上他一言不发，会后却根据蒋介石的方针，作固守上海的准备，在上海外围构筑了大量钢筋混凝土的永久工事，甚至秘密将江阴要塞的大炮拆运至上海，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也由南京移沪。就在蒋桂两方各敲各的锣的情形下，江防之战开始了。由于南京政府拒绝在和平谈判协定上签字，人民解放军发起了强大的渡江战役。

上海“三剑客”

4月20日晚，人民解放军中路军首先在芜湖、铜陵间发起强渡，次日晨一举占领南岸的萩港。汤恩伯急忙飞到芜湖坐镇指挥，命第二十军军长杨干才堵住缺口，并当面许杨为兵团司令，同时急令驻龙潭的九十九军（欠第九十九师）驰援。但这一切均无济于事，援军尚未赶到，萩港等地守军已望风溃逃。当天下午，解放军东路军也在江阴、扬中渡江成功，江阴要塞在地下共产党员领导下举行起义，大口径的要塞炮掉转炮口猛轰国民党军脊背，宁沪铁路随即被解放军切断。与此同时，解放军西路军亦突破国民党江防，占领马当、贵池，汤恩伯的长江防线仅一天便全线崩溃，沿江各守军展开了一次逃跑比赛，但由于解放军进展神速，国民党第四军、二十军、二十八军、四十五军、六十六军、八十八军、九十九军（欠一个师）及其他杂牌部队共约30万人被歼灭于逃跑途中。23日，南京解放，延续22年的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统治，至此覆灭。

惊魂未定的汤恩伯，又急忙部署固守上海。上海的巨大财富、方便的海上通道以及有力的海空军支援，都使汤恩伯以为是用来守上海的有利条件，此外他还有“上海三剑客”的支持。这“三剑客”，便是谷正纲，方治与潘发展。

谷正纲原是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社会部长，坚定的拥蒋反共派。当蒋介石宣布下野时，他当场痛哭流涕，自命“孤臣孽子”，当即辞去行政院一切职务，跑到上海，以在野身份协助汤恩伯的反共军事与政务。汤恩伯亦视谷正纲为患难至交。谷正纲自己就说过：“汤恩伯警备京沪，坚决反共，与我志趣相投，于是我便只身离京到沪，与他朝夕相处，代他主持政务，甚至参预军事机密。”

方治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从党务、民众、劳军等方面竭力支持汤恩伯固守上海待援。当上海战局紧张时，方治几乎天天在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大喊大叫“保卫大上海”，吹嘘“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坐镇上海，国军必胜”。

潘公展，CC老牌骨干，这时为申报馆董事长兼社长，上海市参议会议长。他操纵参议会，助汤恩伯控制舆论。也有人说，汤恩伯的“三剑客”另有其人，即陈大庆、石觉和毛森。

陈大庆，淞沪警备司令。他是汤恩伯嫡系将领中的“江西帮”首领，长期作汤恩伯的副手。抗战时期，汤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时，荐陈为副司令。战后，汤曾先后担任首都卫戍司令、第一绥靖主任及衢州绥靖主任，陈为副司令或副主任。汤调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后，陈又为副司令兼淞沪警备司令，两人一直如影随形。

石觉，上海防卫司令，长期追随汤恩伯，深得汤的宠信。1942年，汤把自己赖以起家的第十三军交给他，就表明两人关系的不同一般，人称他为汤的“干儿子”。辽沈战役中，十三军被打光后，汤又荐石觉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上海防卫司令，负责上海四郊作战指挥。

毛森，上海警察局长。此人虽属国防部保密局（其前身为“军统”）系统，但与汤关系密切。汤为衢州绥靖区主任时，他为汤属下的情报处长；汤调上海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后，他亦调沪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情报处长兼上海市警察局长。两人过从甚密，毛森本人曾说：“我们两人间已无任何隐私”。以上一文一武的“三驾马车”，构成了汤恩伯的主要班底，使他能独自控制上海的一切。加上参谋总长顾祝同、陆军总司令关麟征、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联勤总司令郭忏、装甲兵正副司令徐庭徭与蒋纬国，这衮衮诸公、赫赫列将，坐镇上海，确有血战一场的架势。

但事情并不能使汤恩伯愉快。在顾祝同召集的军事会议上，作战厅长蔡文治第一个起立发言，他指责汤恩伯指挥无能，不采纳他在南京会议上的主张，致使江防失守，浙赣线被切断，失去了与白崇禧之间的联系，弄到现在几十万大军困居上海，大家只有集体跳海一条路。汤恩伯立即气呼呼地站起，怒斥蔡文治：孩子之见，懂个屁！（蔡年纪较轻）两人都失去控制，大吵起来。为了震慑住蔡文治，汤恩伯把蒋介石关于长江下游的作战计划取了出来，说：“我执行的是总裁的指示，他要我固守上海，抢运金银、物资去台湾，完成后准许撤至舟山，如不能完成，唯我汤恩伯是问。诸位愿守上海就守，不愿守的悉听尊便！”这一番话说得大家面面相觑。他们就这样迎接了上海之战的开始。　

逃出吴淞口

当时上海守军，除原先部署在上海的三个军、一个师及六个交通警察总队外，还有从长江沿线溃逃下来的八个军、两个师与新近从浙东调来的一个军，共约20万人。

在溪口的蒋介石，十分担心失去上海。4月25日，他突然命令太康号军舰准备起航。蒋介石上舰后，舰长请示航行目标。当蒋介石说出“上海”两个字时，舰上的人大惊失色。26日，军舰进入吴淞口，下午停泊于复兴岛江面，当天即召汤恩伯至舰上谈话，先后召见的还有顾祝同、周至柔、桂永清、谷正纲等。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虽已被代总统李宗仁免职，但实际仍操纵着特务机器，这次他亦被召晋见。蒋介石在沪11天，对上海军务、党务、特务等均作了精心策划，5月7日乘江静轮离沪赴定海。

5月12日，上海外围战打响了。解放军以第九、十两个兵团共八个军兵力，对上海采取钳形攻势，至14日，便占领松江、奉贤、南汇、嘉定、昆山、太仓等县城，完成了对上海的三面包围。次日，蒋介石急忙派蒋经国飞抵上海，问汤恩伯守住上海有无把握，汤恩伯回答说：“浦东方面没有把握，社会秩序是否将变得紊乱，亦未可预料，只有尽力而为之。”反映了对战局前途的悲观。战场上的形势果真越来越严重，国民党军队的防区迅速被压缩，至16日，守浦东外围据点的第五十一军和守浦西外围据点的第一二三军，均遭歼灭性打击。五十一军军长王秉钺被俘，一二三军军长顾锡九躲进他的堂兄顾祝同的公馆里伺机溜走。蒋介石得知战局危急，又一次坐飞机进入上海，直接插手指挥，但局面已烂到不可收拾，何况蒋介石本来就不是一个高明的军事家，东北就是在他亲临指挥的情况下丢失的，山东也是由他坐在飞机里指挥而打了大败仗，现在他又来到了上海，他能创造奇迹么？19日，解放军第九兵团攻占川沙，逼向高桥；第十兵团肃清了月浦、刘行残敌，向吴淞推进，两支大军如一把钳子，将要卡住黄浦江入海的咽喉。蒋介石见状，急忙于20日坐兵舰逃出黄浦江，返回马公岛，从此永别了他发迹之地。

汤恩伯还想作最后挣扎。他下令征用全市机关、商家的大、小汽车，司机一律自带铺盖，将车辆开到指定地点集合。随后又下令全市三轮车、黄包车亦全部投入军运，违者严惩。汤恩伯又命令在市区边缘防御阵地之前三——五华里以内的建筑物全部拆毁，仅这项命令，就使得近80万人成为难民涌入市区。为给连打败仗的军人打气，汤恩伯下令集中全市娼妓，供军官和士兵消受（后未实行），又在国际饭店设立“英雄馆”，让所谓“英雄”轮流来此娱乐和休息。尽管如此，战败的消息依然雪片般飞来：

20日，守高桥的第十二军大部被歼；

21日，机场进入解放军炮火射程，空运瘫痪；

22日，浦东第三十七军仓皇抢船，渡回杨树浦；

23日，上海已面临最后决战的前夜，这一天也就更显得紧张而富有传奇性。

这天，汤恩伯开始准备逃走，将指挥部移到了吴淞口外一艘兵舰上，却又让方治到广播电台向全市大叫“**进攻上海失败了”；这天，汤恩伯驱使非嫡系部队上第一线，要他们“与上海共存亡”，却在同时把嫡系部队从前线后撤，准备悄悄上船；这天，代理市长陈良竟然向全市市民号召“消灭细菌”，“扩大清洁运动”，制造和平安逸气氛，而在同时，各监狱却开始杀害政治犯，仅南市区就杀死130余人；也是在这一天，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总部发出了总攻上海的命令，第九、第十兵团当夜全线出击，仅一天时间，便于25日攻入市区，进行巷战。汤恩伯慌忙率残部逃往舟山等地。27日，全市解放，国民党军被歼者共约15万余人。汤恩伯逃到台湾后，又遇上了新的麻烦。

不尽的烦恼

上海解放后不多天，一个形迹可疑的人搭乘一艘外国轮船前往香港并转赴台湾，这人便是被汤恩伯遗弃在上海的第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闿。三十七军奉命在江湾待命，等待很久无人理睬，派人联络才知道汤恩伯等早已逃之夭夭。罗泽闿上天无路，入海无船，便换上便衣，躲到了四川路一友人家，找到了机会后逃出上海。罗泽闿一到台北，便向汤恩伯发起猛烈进攻，而石觉、陈大庆等则对罗反唇相讥，双方越闹越凶，迫使蒋介石下令召开上海作战检讨会以求解决。

会议由陈诚主持。罗泽闿指责汤恩伯身为战场最高指挥官，却率先逃跑，弃部队于不顾，此种行为，何以对党国，应自杀以谢天下。几句话骂得汤恩伯暴怒起来，指责罗泽闿作战不力，失去阵地，也应自杀。两人激烈对骂，别人无法插嘴。最后，会议决定交给军事法院去解决。后来通过疏解，这桩官司不了了之。

但汤恩伯耳边的责骂声，仍未间断。而更使他难堪的，还是陈仪之死。起初，在蒋介石下令逮捕陈仪时，汤恩伯曾向蒋介石提出，保陈仪一条命，据说老头子是同意的。但1950年，蒋介石却下令组织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同年6月，陈仪被处死。汤恩伯自知陈仪是死于自己的告密，不免良心发现，深深自责，在家中设了灵堂，晨昏祭奠。这事又被蒋介石知道了，下令撤去灵堂。据说自此以后，汤恩伯常绕室彷徨，不知所以，不久退休住到三峡乡间，终致重疾。因无钱去美国治病，便选择了日本。在日本住院期间。曾写信向陈诚告贷。1954年6月29日，汤恩伯死于术中，时年54岁。台湾军界旧人黄杰在挽诗中有“最怜墓草青还在，风雨年年怆客魂”之句，可以看作是对汤恩伯末路凄清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