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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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9年国民党内战失败逃台后，两岸即进入漫长的军事对峙时期，这一期间，由于海空阻隔，两岸的军事对抗主要是海上和空中。对彼时以来的不时发生的两岸局部海空对抗，国内外已有很多细致的报道，因此也广为人知，但与此同时，因为国共内战，本质上乃是主义之战，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两岸的军事对峙和对抗，也始终贯穿一条政治战、攻心战的线索，作为这种政治战、攻心战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即是自内战开始到上世纪80年代末基本结束的两岸空军人员的统战与策反活动。
叛逃：中正国际机场的第一位不速之客
1983年11月14日上午10时许，台湾桃园。
自1979年动工兴建的蒋中正国际机场（也即人们今天所熟知的逃园机场）还没有全面启用。该机场是台湾当局为满足经济腾飞带来的空运需求而兴建的，主要不是作为军事用途，因此并不是台空军基地。彼时该机场正在建筑南机坪的备用跑道，很多机场建设工人忽然接到紧急疏散的通知，刚开工不久的他们看着许多空油罐车开上了主跑道，同时监工命令把临时能找到的一切阻挡物搬上了跑道：空油桶、施工架、工程车等等。许多穿军装和警服的人荷枪实弹闯入机场，那种如临大敌的氛围使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0时15分，已离开建设工地的工人们听到机场上空传来喷气式战机的声音。很快的，两架国民党空军的F-5E战机伴随着1架没见过的银色战机穿破云层，进入了降落航线。由于跑道已被各种阻碍物挡住，银色战机在很低的高度又拉起机头，在机场上多盘旋了数圈，最后，它朝那条尚未完工因此阻碍物较少的备用跑道对正机头，强行降了下来。
降落的神秘银色战机两翼减速板全部打开了，飞行员踩刹车造成的飞机轮与地面的摩擦声尖历的叫着，飞机边滑行边疯狂地躲避着备用跑道上的一些阻碍物——砰砰！飞机的两个主轮爆裂了，最后，飞机总算勉强停住在备用跑道的尽头。座舱盖打开，一位穿着陌生飞行服的驾驶员探出了头，在场的工人们终于明白，这是一位大陆空军叛逃而来的“义士”来了。
当晚，在台湾当局“行政院”会议厅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于是全球媒体都知道了叛逃者的名字：解放军海航某师XX团第2大队第X中队中队长、全天候飞行员王学成。他劫持到台湾的那架飞机是即将退役的国产歼-5型歼击机，编号：83065，起飞地点：浙江舟山，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某机场。
简历：王学成的同窗
王学成叛逃投台后，台湾当局一如以往，还是以封官许愿那一套来“嘉奖”。他为了博得台湾当局的欢心，也不遗余力地表演“效忠”。1983年11月14日晚，在台“行政院”会议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手举随身佩带的制式自卫武器59式手枪和飞行图囊，以示“货真价实”。12月1日上午，在台“国军文艺活动中心”，他又秉承有关当局的要求，表演了所谓“宣布脱党”的闹剧。台“参谋总长”郝伯村上将授予他“空军少校”的军衔，并宣布奖励他黄金3000两，至此，他冒死背叛总算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加入了当时在台北被称为“超白金钻戒类王老五”的行列。
现在，许多年已经过去了，新闻界对他的身世尚非常模糊。本文根据多方查证，现将初步了解的情况披露如下，相信读者可以通过这些材料看到王叛逃时代的一些背景及他本人的一些思想脉络。
经查证两岸可以找到的公开资料得知，王的出生地系河南开封市，出生年月为1955年。其祖父和父亲都是相当高级的国家干部，祖父据其逃台后称为资格相当老的“老革命”，曾被评为全国劳模；其父亲曾任某部委交通科学研究所的总工程师，并一度担任副所长职务。这里可以看出，王的家庭背景是比较好的。据说文革期间，其祖父和父亲都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冲击，其祖父在某种失意的状态中抑郁而死。
王年幼时其父长期在北京和武汉工作，因此，他在祖母的照顾下，在开封度过了童年。他曾就读于开封演武厅小学。16岁时，由于其父工作已正式调动到武汉，因此，他随父至武汉读高中。高中毕业后，他的家庭因怕其按当时的惯例上山下乡，因此设法让他进了军队。1974年3月，他进入保定一所空军某初级航校，成了同龄人中令人羡慕的“天之骄子”。
他在接受了初级航校的训练后，进入南方某空军飞行学校受训，毕业后分配至还航某部，并在服务几年后被任命为中队长。非常值得注意一点是，他在航校学习期间，他竟是后来于1982年10月叛逃台湾的吴荣根的同窗！吴荣根于他叛逃前四个月已先期驾机逃台。
王叛逃前已于1980年结婚，婚后分居两地，王因此对每年一个月的探亲假制度满腹牢骚，而类似的休假制度既大大超过当时一般国家公职人员的休假标准，更是各国军人的通例，但王把这种制度看成所谓“压抑人性”。
回顾王的简历，笔者觉得值得注意的是两条：其一是从他的简单学习经历看，国家和军队在他身上无疑注入了更多的心血，而与同龄人相比，他之能参加军队，也反映了那时很多干部子弟的某种优越地位；其二，其祖父及父亲在文革中都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冲击，也可以看出文革对军队的潜在和长期影响。
大势：80年代初中期的两岸
1983年，先后有四起我军航空兵人员逃台事件，是两岸政治攻心战中台军颇为“得意”的一年。但是，若从两岸关系当时的大势上看，这些事件并不能反映大势的进展，恰恰相反，由于两岸正经局势的演进，两岸恰恰处在关系倾向缓和的一个进程之中。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初年，中国大陆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随着老一辈革命家的复出和整个社会进入思想解放为标志的反思阶段，改革开放的局面正在形成，国家也正在逐步摆脱文革阴影，步入正轨。（值得思考的是，在中越滋味还击作战后，军队也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正规化、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的运动也在开展，这些历史运动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也给文革后的军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是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召开5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也已深入人心。在两岸关系上，党和国家决策层经过深思熟虑，出于对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高瞻远瞩，以及对大陆战略重心的重新考量，已推出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一国两制的雏形已经隐约可见，因此，两岸军事形势也随之得到了极大的缓和。换言之，大陆长期奉行的“解放台湾”的军事战略已被“和平统一”的战略所取代。
1979年元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祖国大陆宣布停止了超过20年的对金门、马祖的炮击。同日，中美建交，实现关系正常化，在建交公报中，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诺将在此范围内“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美军自台湾撤离的工作已成定局。至此，对两岸军事形势一直有很大负面影响的中美关系逐渐驶入良性的轨道。
在台湾方面，随着蒋经国“执政” 进入末期，在时代大势推动之下，当局意识到一味奉行“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路线将不得人心，为了缓和岛内矛盾，因应大变的国际格局，因此，在考虑逐步放宽岛内控制的同时，在两岸军事方面悄悄放弃了痴心妄想的“反攻”战略，转而采取守势的方针，因此，对一直奉行的对大陆的自欺欺人的招降纳叛的政治攻势也声势小了许多。简言之，从前以军事为重心的对大陆战略已换位为以政治和经济为重心。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了王学成的驾机叛逃事件。
经过查找叛逃后王在台湾的有关言论及台湾方面公布的有关材料，事发20年后，我们大致得知了其背叛一幕的较详细经过。下面我们可根据各方材料较准确地描画一下王学成驾机叛逃的整个过程。
1983年11月14日，浙江舟山，解放军海航某基地。
7时30分，浙江定海岱山机场的海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王学成吃过早餐，带着飞行图囊走向机场停机坪。当时随着军队正规化建设步上轨道，海航规定各飞行团要进行超过100小时的训练，每日飞行训练的起落架次大大多余以前。今天飞行训练的科目是单机仪表飞行，对于处心积虑想要叛逃的王学成来说，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7时55分，王学成驾驶着一架歼-5起飞，他刚起飞就想往南，但机场南面正有两架兄弟团队的教练机在进行飞行训练，做贼心虚的王学成担心被教练机发现，决定等下一个飞行科目时再说，他借机检查了一下飞机各项性能。
8时30分，第一个科目结束，王学成着陆加油。
9时15分，经过短时间休息的王学成再次起飞，但机场南面两架教练机还在空中盘旋，孤注一掷的王学成心一横，不顾一切压下机头，将高度降到10米，几乎是贴着海面高速飞行。
他颇费心计地先绕了个大圈子，避开那两架教练机的视线，然后再转回来，向南飞去。一直心惊胆战的叛逃者非常留心耳机里信号，但王学成没有听到任何异常，他估计没有被发现，因此暗自窃喜。
9时40分，他超低空飞行了18分钟，他计算着应该逃出了我方空军的雷达网的监测范围。这时副油箱的警告红灯亮了，显然，长时间的超低空飞行耗去了大量的燃料。仪表显示主油箱只有700公升燃油。他扔掉副油箱，决定孤注一掷冒险爬高。
9时45分，他爬升到10000米高度，保持着1000公里时速。为了减轻重量，他把机上三门机炮的炮弹打掉了140发左右。
9时55分，2架涂着国民党空军机徽的F-5E战斗机迎面飞来，由于无线电频率不同，无法进行联系，王学成害怕对方把自己当作是来犯者，赶紧摇摆机翼，一阵手忙脚乱之后，总算这2架飞机没有开火射击，但是却紧紧盯住，严密监视。王学成低头一看，油量表显示只剩下最后的备用油量了，位置，须快找机场降落。那两架怎么一直飞在我后面，无线电叫不应，只好打手势要他们来后面，带他降落。
10时05分，监视伴随的台空军战斗机驾驶员徐维翰和陈世英总算弄懂了王学成的手势。3架飞机穿越云层降低高度到2440米左右高度。
10时10分，被劫持战机上的油量已快指零，再不降落就要跳伞了！这时他看到在淡水河西方有个机场很醒目，他不敢延误，赶紧放下起落架准备着陆。
10时12分，跑道上都是障碍物，本想顺风着陆，但发动机的声音已变调了，他只好逆风降落……
然后，就是本文开头那一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