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调查：三位中国人被扣日本

太平洋的风浪其实最不太平，赵忠尧的回国旅途真可谓一波三折。1950年8月29日，他和钱学森夫妇等一起登上美国威尔逊总统号轮船，正要启航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突然上船搜查。钱学森800多公斤的书籍和笔记本被扣下来，钱学森本人也被说成是毛的间谍被关到特米那岛上。赵忠尧也受到了盘查，几十箱东西全被打开。幸好他早在一个月前就已将其中的重要资料和器材托人带回中国了，其余的零部件他又拆散了，随意装箱，也查不出什么来。船上还有后来参与原子弹研制的邓稼先等人。船放行后，在海上颠簸数日，眼看就要到达祖国了，但谁也没想到，船经日本横滨时，他同另外两名中国学者沈善炯和罗时均突然遭到了驻日美军的扣留。

沈善炯说，我是1950年8月31日乘这个船的，当时我没有警惕。我找我们实验室我老师的一个博士后，叫提斯——因为我在美国几年一直在实验室工作，什么地方都没去过，一直在这个地方，东部都没有去，我叫他送我，还有赵忠尧、罗时均、鲍文奎。送我们上船的时候，许多人都来送，都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有个人叫唐友琪，现在北京大学化学系，也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还有一位叫郑明，是搞力学的。

在大海上航行了多天，威尔逊总统号到了日本。9月2日一清早，船上的警报突然响了，通知叫三等舱的旅客换房间。其实是耍了个花招，船上让赵忠尧、罗时均和沈善炯换到头等舱去。他们正拿着箱子准备走，两个美军士兵说东京有朋友看你们。沈善炯说，他那么一讲，我想东京有什么人可以看我们？我就拿着箱子走，刚走了两步，不对了，他说了句英文，这句英文是不好听的： Don’t be a smart ass. 意思就是识相一点。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我们到了那边，他们首先把我们身上搜了一遍，一个个问，个别问。他先给我们看一张名单，他说你看，你们这个船上有哈佛大学的，有麻省理工的，怎么就只问你们加州理工的？你们自己应该清楚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钱学森你们知道吧，现在怎么样你们知道不？就问这类问题，那么我们一概说都不知道。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让我们回去了。船到了横滨它本来是不靠岸的，结果下午把我们三个人用小船带到横滨去了。威尔逊总统号上的190多个归国留学生向我们招手，亲眼看着我们被带走了。

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就把我们三个人送到下野巢鸭监狱，这是远东最大的一个监狱。我们三个人都分开隔离，进去后是不像话的，把头发剃掉，换上有P字的衣服，身上弄上 666粉。早些年我的伯父就是被日本人杀死的，所以我对日本人非常愤恨。关我们的地方四周没风，我拼命敲打，叫赵忠尧，叫罗时均，他们都没有回音。过一段时候，带我们到一个地方，叫做巢鸭监狱的中国犯人部，都是中国人。经过时看到日本战犯，他们看到我们还说支那、支那。我心里非常愤恨，这都是被判了刑的二战战犯，但他们可以打球玩，我们却不行。牢房共11层，我在第二层，赵忠尧关在隔壁，罗时均在我们对面。监狱有11层，中间是空的，这样容易监视。

赵忠尧和沈善炯、罗时均被关起来后，起初也不审问，每天早晨只给他们指定一个地方，可以出来走走，三个人也可以谈话。平时下午也有放风的时间，三个人就在这些时间里考虑对策。后来他们也慢慢知道了，中国的志愿军已经进入朝鲜，中国这时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成了敌人。以后在关押赵忠尧的屋子里，还关了一个日本小偷进去。赵忠尧以前学过英文、德文和法文，和这个日本小偷关在一起后，他又学会了日文。屋子里两边有个木板，一条破毯子，中间放个马桶，每天送饭，完全按犯人的待遇。赵忠尧抗议说为什么关我们？美军说是华盛顿决定的，我们无权处理。有一天把他们三个人关到一间空屋子，让他们面对墙站着，赵忠尧听见宪兵在后面拉枪栓，心想这回悬了，要命了。

这期间，台湾的国民党派人来看他们，向他们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回美国，一个是回台湾，让他们选择。因为赵忠尧他们都是蒋介石的政府出钱派出去的，自然也不希望让他们落到共产党手里。第一次会见时，他们三个人都在一起，到后来才分别谈话。赵忠尧表示，我们回去只是教教书，别的没什么。

沈善炯说，这个台湾驻东京使团的团长叫何世澧，是个军人，秘书长叫陈延炯，后来吴征铠的弟弟告诉我，这人在国民党里是个相当重要的人。到最后一两天，陈延炯找我们谈，第一个去的是赵忠尧，第二个去的是我，第三个是罗时均。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也来了电报，聘我们三人为台湾大学教授，叫我们考虑。赵忠尧回来讲他拒绝，我们两个人当然也拒绝了。罗时均还发脾气，同他们说，你们为何玩花样，讲好了的，为何要这样做？

赵忠尧在日本被美军扣押的消息，没多久便传回了国内，家里上上下下自是十分着急。他的女儿赵维志刚刚高中毕业，几乎就在赵忠尧被关的同时考取了南京大学，在俄语系学习。赵维志说，1950年年初的时候我父亲就说要回来了，老是写信给我妈，说移民局刁难他，这不行那不行，反正总是阻拦他。8月份拍了个电报，说上了威尔逊号轮船回来，大概8月底可以到上海。我们挺高兴的，知道爸爸要回来，我们就等着他。那时候我们已经不在重庆了，因为中央大学已经迁回来了，迁到南京了，我们都回南京住了。

可过些日子船到上海，回来一百多个留学生，当时只知道少了三个人，别的情况不知道。过两天就来了个条子，我也不知道怎么到我们手里的，一个小纸条上头用铅笔写着：在日本有事暂不能回。上面没有抬头没有签字，什么都没有，可是那个字我认得，是我爸爸的字。后来，好像是钱三强吧比较有经验，看了字把我拽出去，他说：我看这事有点悬，哪有这种信呀？没有落款，没有通信处，没有可以回信的地方，可能有事了，用铅笔写，多半都是在监牢里。你千万别跟你妈妈说。我妈那时已经50岁了。我就只好劝我妈，妈妈直哭，我的弟弟妹妹还小，弟弟4岁，妹妹7岁，都还不太懂事，看大人哭，他们也哭。

我们急得要命也没办法，当时只知道这么点儿。后来就看到报纸，抗议美国无理扣押中国三个科学家。周总理代表当时政务院和外交部发表声明，抗议美帝无理扣押中国科学家回国。然后吴有训代表198个科学家发表声明，还有各界舆论都抗议美国这样做。我给我爸爸写信：亲爱的爸爸，你回来吧，妈妈等你回来，弟弟妹妹等你回来，全国人民等你回来。没想到，爸爸在日本被关期间，所有的信件都被一封封地检查，看到我的信就发现了问题，说：你女儿写的信，我们麦帅（麦克阿瑟）看了非常生气。因为我在信中骂了美帝。

赵忠尧他们被扣押58天之后，世界舆论一派哗然，美国国内科学界也纷纷提出质疑和抗议，美军最高司令部实在找不到什么理由，不得不放行。他们回来后，沿途都受到欢迎。赵维志说，爸爸一直到11月份才回到南京，非常高兴。当时物理系的师生，大概还有南京市的负责人，还有南京大学的校长等都去欢迎，有人说，赵维志在俄文系，把她叫上一块儿去吧。我就跟着他们一块儿到南京下关火车站。物理系的学生打了个横幅：热烈欢迎赵忠尧教授回国，然后就接回来了。接回来以后就回家，回家爸爸马上对我妈妈说他再不穿西装了，让我妈妈给他找出以前常穿的那个大褂，然后说我们去照一张全家福吧。就到那个金鸣寺1号，原来中央研究院门口台阶那儿照了那张照片。

令赵忠尧料想不到的是，几十年后，因为他当年曾是三星铅笔厂的股东，文革中他被红卫兵打成资本家，又被怀疑参加美国原子弹试验问题而被管制，幸好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出面过问并作证，赵忠尧才得以解脱。

赵忠尧回国不久，便和他购置的部分器材一起落户到了北京的近代物理研究所。李寿木丹说，赵先生带来的仪器设备不光是为了这个加速器，他带来的材料比方说很多金属材料，搞真空的材料，塑料，釉质，电子学的零件，有机材料，33箱很多东西，当时国内都没有的，我们其他工作都能用的。比如说搞记数管，他来了之后才能做到高真空，有了他我们的记数管就能做成了。他还带回来一套搞宇宙线研究的多板云雾室，这是他在美国利用人家的多板云雾室仿制的一个，本来他自己用的，最后我们搞规划之后，他交给了王淦昌。

记得当年美国向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之后，震动了全世界，也震动了中国的国民党，特别震动了科学界。 1946年吴有训曾在中央研究院做过这方面的报告，也有过一点想法，蒋介石说吴有训他们搞的计划是秀才造反，三年无成。当时我在浙江大学，我们班的同学对这个问题非常有兴趣，要想请王淦昌先生给我们讲一讲。有一次，我作为班里的代表找了王淦昌先生，还有一个同学和我一块去的。王先生是教我们原子核物理的，他很高兴，满口答应给我们作报告。过了三天，他就给我们作报告。我们全班同学，还有物理系的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参加了，其他系也有参加的。他的报告做得非常精彩，深入浅出。他在黑板上画了个图，讲了原子弹的历史、原理、威力和预防。他这一讲之后，大家脑子就比较清楚了。只是没想到后来王淦昌先生真的去做原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