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和周恩来——二月逆流的台前幕后

自一月夺权后，天下大乱，随着一月14号“揪军内一小撮”的提出，军队遭到了强烈的冲击，其中就有陶勇的惨死，杨勇的被斗。在此背景下，力保军队的不乱，是林彪和周恩来以及一开始就积极拥护和支持文革的老帅们的一致利益，因为这是他们的的根基所在。例如在徐帅在担任了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的头几天，各地造反派还听话，例如释放肖劲光，但是随后就不听了。在老毛做出军队可以支左的决定以及军队要稳定的态度和林彪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表态，则是老帅和元老们反攻中央文革的根本依靠力量，周恩来则又一次发挥了自己的长处---调和的本领。

整个事情的发生我们就从肖华开始讲起。自一月中旬，陈伯达说，肖华不象个战士，到象个绅士。打倒肖华的大字报就在总政里面满天飞。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下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常委碰头会，商讨军队开展“四大”的问题。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与江青、陈伯达的意见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三位老帅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江青一伙叫嚷军队“不能特殊”。老帅们则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和地方应有所区别。陈、江将矛头指向萧华，指责军队运动没有发动起来，总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责任在总政，宣称“肖华是总政主任，发文件，把总政和军委并列，是什么意思？” “解放军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并给萧华戴上了“资产阶级政客”的帽子，责令萧华当晚到他们已经通知召开的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作检查[1 徐帅传]。深知批肖就是批自己的叶剑英提前退出会场，以示抗议，聂荣臻也提前退出。叶在退出会场后，立即向周恩来报告此事。

周恩来也看出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萧华一倒，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也将难保，军队势必大乱。于是，他立即回话：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作检查。并和叶一同赶到毛泽东那里请示汇报，制止了这次大会的召开[2高文谦 晚年周恩来]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一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15页。] [4张云生：《毛家湾纪实一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第66、67页。]

第二天，军委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开会。江青继续在会上纠缠萧华的问题，追问他昨晚躲到哪里去了？肖华到会后，讲了头天晚上被抄家的经过。担任改组后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被夹在当中，既责问了中央文革搞乱军队的作法，也跟着批评了萧华，并拍了桌子。[5军事科学院编写组：《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第584页。] 对于直接的受冲击者并且知道了毛周的人的态度的叶剑英也拍案而起，为昨夜收留萧华一事承担责任，说：“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 并严辞抨击中央文革企图把文革祸水引向军队的作法，警告说：谁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结果！说话间，按捺不住一肚子怒火，猛拍桌子，伤及右掌骨。会后，叶剑英以军委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向顶头上司林彪告了江青、陈伯达的状，把中央文革一干人对军队的指责攻击全部端给了林彪。

在叶汇报完之后，林彪要秘书打电话，叫江青专门来一趟。 下午三点，江青来到了林彪家里，林彪一见江青怒火冲天，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的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大骂萧华，鼓动抄家，抢挡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最后林彪连声高叫警卫副官备车，说：“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 在叶群的劝架下，江青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句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萧华，抓萧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这件事情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6吴法宪的回忆录] 。

紧接着在二十一日晚上，林彪通知叶帅和徐帅，请他们主持，召集军委会议。请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参加会议，传达毛主席对萧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通知萧华本人参加会议。中央文革的成员只有关峰一人到了会，其他都没有来，关峰代表中央文革对萧华的问题做出解释。关峰说：“陈伯达昨天晚上的讲话，是因为开会之前喝了一点酒，糊里糊涂乱说的，讲了一些错话，造成了不良后果。对此江青同志已经请示了毛主席，及时作了纠正。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已经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作了检讨，他承认事前没有和江青商量。” 这样，就把陈伯达推到了第一线，保护了江青，这为以后的陶铸事件发生后，叶剑英、徐向前拍案质问陈埋下了伏笔。

萧华说：“你们说我反对文化大革命，难道稳定军队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吗？军队乱了又怎样保卫祖国，保卫文化大革命？” 黄永胜发言严肃斥责中央文革，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不听毛主席的话，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胡乱批评解放军，乱斗解放军的干部，要夺解放军的权，希望中央文革做出认真的检讨。[7吴法宪的回忆录]

一月二十二日，老毛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高级将领。 由于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层出不穷，与会人员造反派的行为十分愤慨，情绪激昂。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

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

毛泽东对他们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 “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人，其实是假的。” 他也批评了造反派：“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 干什么?” “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 “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 他又说：“对群众我们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 “张体学、江渭清(他们原来分别是湖北省省长、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引者注)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 “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 [8 毛泽东同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人员谈话记录，1967年1月22日。]

在这样子的背景下，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用老毛的话讲就是：“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 [9毛泽东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记录，1967年7月14日。] 。但是这必然要造成大量军人参政的后果，在政府的各层机关单位，到处到是解放军。而这些人真的有很少人知道管理的。最要命的是在这个决定中并没有指出什么样子的群众是左派，此举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直接就导致了类似以后7-20事件的发生，更远的就是九大时的独有的军人特色。

要使军队能执行这个《决定》，前提仍是军队本身必须保持稳定。一月二十四日，徐帅找到林彪，“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 [10 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67年1月25日。] 二十五日，徐又写信给林彪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进行内部的阶级斗争，因之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易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多了。”[11徐向前给林彪的信，手稿，1967年1月25日。]

林彪是军人，稳定军队的利益是符合自己最大的利益。而且林彪当时是作为老毛在军队中的代言人的面貌出现的。在这个时候，利用此机会，能够联合众多老帅，也是个良机。于是当天，林彪同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共同商议后，拟出九条规定，当天送给毛泽东[12 毛传]。二十八日，文件作为《中央军委命令》发布。

这时的老毛也看出了老帅们同中央文革之间的严厉冲突，但此时老毛的手中在这种天下大乱的日子里，没有别的牌可打，只有军队了。于是，老毛为了平息军方将领的不满，利用陶铸被打倒一事，敲打了下江青，借此缓和下矛盾。当然，后来因为老帅们错估了老毛批中央文革的决心，终又败北，这是后话了。

1967年2月10日，老毛召集的常委扩大会议：参加的常委有：主席、林彪、总理、陈伯达、康生、富春，还有叶帅、江青、王力。老毛开骂陈伯达：“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 开骂江青：“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查了记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说话。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

老毛责令，中央文革反醒。 “中央文革” 在 1967年2月14日召开了没有外人参加的小组会议，批评陈伯达、江青，但是是关起门来打狗，还是肉包子喂狗就不得而知了。

在林彪怒斥江青叫中央文革检讨的之后，早在老毛2月10号讲话之前，从2月7好开始的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众人就将矛头对准了中央文革。但是由于还没有老毛的表态，大家还不敢得意忘形。当然高潮是从中央文革自我批评会议之后。首先老毛的表态，其次因为中央文革是自己关起门来进行自我批评，老帅们自然心怀不满，这次自我批评会议连周都不能参加。这是个直接的导火索。

2月14日，“中央文革”的批评会刚结束，陈伯达去中南海怀仁堂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叶徐两为联手猛批陈伯达。到了2月16日，陈毅的发言使整个会议偏离了批中央文革的方向，因为陈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延安整风正是老毛的伤疤，那个刘少奇刚倒，你老毛现在搞文革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这叫卸磨杀驴， 揭了老底了。事实证明，陈是对的。好在陈没有自己的根底，没有被整死。

我们来看周的具体操作。周恩来作为会议主持人，一直严守中立，很少说话，对双方的争论没有和稀泥，这是典型的周氏风格，为日后自己的解脱奠定了基础。这是周的聪明之处。但是，周却在陈毅讲话针对林彪的时候，立即为林彪作了辩护，这是很少人提及到的。周对于所有尽可能利用到的资源都是不会放弃的。当陈毅前述明显针对林彪，并且对毛泽东有所影射的话后，周马上接过来说：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13《二月二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文革”十年资料选编》上辑]。注意到是马上接的话。这句话很有份量，第一，解释了为什么要搞文革，第二，是防止了陈继续讲下去。最重要的是透露了周的内心之处，周是跟随文革的，但同时，因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周以后的生涯不可能不同林打交道。这同周努力保护老干部一样，周从来都认为老干部是中共的基本力量，是要依靠而不是打倒的，所以要保护。顺便提一下，例如保护邱会作最力的是周而不是林。

18日下午，江青要王力向林彪传达毛泽东16日夜的谈话内容。王力按照自己本子上所记的怀仁堂会议发言要点和毛泽东在16日夜的谈话，向林彪一一汇报。当王力谈及徐向前元帅时，林彪说了一句；“他不能代表解放军。” 其实林彪还讲了一句，就是“解放军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我怎么不知道” 。也就是说林彪是各打五十大板。 在随后二月十八曰午夜老毛召集的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会上，林彪并没有亲自出席， 叶群代表的，但是没有讲什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