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大陆这阵“中国风”的唤起者当属13世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
1275年,威尼斯商人之子马可· 波罗随同父亲和叔父万里迢迢到达中国,觐见了元世祖忽必烈。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了许多年,1295年回国后,把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东方见闻录》(又译《马可·波罗游记》),详细记录了中国元朝的财富、人口、社会生活、政治、物产等情况。此书的出版在当时的欧洲掀起了一股持久的“中国风”,中国被当时的欧洲人视为世界上“惟一的文明国家”。
◆这是一个重商主义的和对外开放的中国
为管理繁荣的国内商业和开展与印度、东南亚的贸易,在中国中部港口和广州地区形成了强大的商会。这些商会可以与佛兰德尔的行会和佛罗伦萨的技术协会相比,甚至还超过它们。
众多商人云集在这里,他们十分富裕,经营着大宗贸易,没有人能估量出他们的财富。只知道贸易主(他们是企业的头目)和他们的妻子们都不直接从事任何事情,但是,他们过着如此奢侈豪华的生活,以致人们会想象他们是国王。
从印度回来的船只满载着香料——胡椒、生姜和肉桂;或载着稻米的帆船沿长江顺流而下,或沿大运河逆流而上;杭州或泉州的商店内,贵重货物琳琅满目,有生丝、锦锻(很厚的丝织品)和锈花织锦(有金线或银线绣成花的丝织品),以及有特殊图案的缎子,或称“刺桐布”织品。
北方丝绸中心是汗八里(北京,每天都有上千辆满载生丝的大车驶入,用它们制成大量的金布和成丝);成都府(四川,成都)生产薄绢,并将这种丝织品出口到中亚;安庆或开封和苏州(江苏省)生产金布;扬州(江苏,扬州)是长江下游的最大的稻米市场。
无数的船只把印度和东印度的香料带到杭州,又从杭州把丝织品带到印度和穆斯林世界。于是,杭州城内住着大批阿拉伯移民,以及波斯和基督教的商人们。最后,是福建省内的两个大港口:福州和刺桐(即泉州)。福州商人囤积了大量的生姜和良姜,城里还有一个相当大的砂糖市场和一个大的珠宝交易市场,这些珠宝是用船从印度群岛捎来的。
从印度来的所有船只,满载着香料、宝石和珍珠停泊在刺桐,简直难以想象。蛮子[指中国南部]的所有商人们云集在此,它是全中国最大的进口中心。可以说,如果有一艘载着胡椒的船从印度群岛驶往亚历山大港,或者基督教世界的任何一个其他港口的话,那么,就有一百多艘驶往刺桐。
中国的商船队载着大捆的生丝、彩色丝织品、缎子、薄绢和金丝锦缎定期在加韦里伯德讷姆,卡亚尔、奎隆和锡兰停泊;返回中国时,运载着印度世界的胡椒、生姜、肉桂、豆蔻、平纹细布和棉布,以及印度洋的珍珠和德干高原的钻石。
◆被美化了的中央帝国
在这时的欧洲,中国的一切都被美化了,甚至中国的君主政体也被欧洲人视为“最佳政体”,中国的道德观也被视为世界上最完备的道德规范,中国哲学被视为世界上最富理性的哲学。
启蒙时代另一位著名思想家伏尔泰则极力推崇中国的传统哲学。他曾说:“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当中华文明已然昌盛、发达之时,欧洲人“还只是一群在阿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伏尔泰认为,中国人讲的“理”或“天”,既是“万物的本源”,也是中国“立国的古老”和文明的原因。尤其受到伏尔泰推崇的是中国哲学中的一切都是超自然的,没有任何“神奇的意味”,“中国人的历史从一开始起就写得合乎理性”。
莱布尼兹和歌德是诸多德意志学者中受中国文化影响较深的。莱布尼茨非常崇拜中国儒家的自然神论。他认为,中国“有着令人赞叹的道德,还有自然神论的哲学学说……这种极富权威的哲学体系创立于3000年以前,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莱布尼兹从21岁起开始研究中国文化。他先是阅读了法文版的孔子传记和研究文集,又从在华传教士手中获得了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第一手资料。莱布尼兹在与白晋的通信中受到《周易》中卦象的启发发展出的二进制算法,成为近代信息技术的基础。在莱布尼兹1714年发表的《单子论》中,充分吸收了中国哲学,尤其是宋儒理学的精华。
◆神话的破灭
您是否知道,正值法国大革命之际,英国人却派遣了一个浩大的使团前往中国,以使它对英国开放?您是否知道他们的使节发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在启蒙时期被理想化了的中国?您是否知道他们曾竭尽全力彻底摧毁这个神话,并指责天主教传教士的书信为欺骗?马戛尔尼及其伙伴是来提议进行交往和贸易的,但他们在中国社会里见到的却是一个封闭社会的典型。那里的制度犹如台球那样结实——它是那么完整、精确、苛求,以至想不服从就会冒很大的风险。要摆脱它要么靠贪污舞弊,或者靠惰性——即什么都不干,——而极少靠积极性来实现。禁止革新,只要参照惯例就够了。
满清时的中国对商人十分蔑视,对经商极不信任,对外国的创造发明拒不接受,这些都无一不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
这就是所谓的康乾盛世·在马戛尔尼眼中的康乾盛世是这样的、"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善褴褛甚至裸体","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
在英国,因为出使之事曾轰动一时,所以幻想也就烟消云散了。如果中国依然闭关锁国,就应当砸开它的大门!当时除了斯当东和巴罗的两份官方报告外,还发表过四份汇报。卫兵霍姆斯的日记十分天真。大使跟班安德逊的日记则被有倾向性的记者孔博“整理”过。亚历山大是两位随团画家——如同当今的摄影师——之一,他的日记同他的水彩画一样富有色彩。最后是赫脱南的日记,他是德国人,大使的见习侍童的家庭教师,遣使会在北京的传教士拉弥额特神父在谈到他时写道:“不全是他发明的火药。”
后来又出版了两本纪行。一本为“天文学家”丁维提所著,他被“中国人的幼稚轻信”惊呆了。第二本是马戛尔尼勋爵亲自写的,很晚才出版了一部分:1908年海伦·罗宾斯意外地发现了手稿后出版的;1962年由克莱默-平教授出版了经过精心校勘的另一个版本。
斯当东和巴罗的两部纪行当时很快被翻译,一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拿破仑读过这两本书。它们启发他说出了这句名言:“当中国醒来时,世界将为之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