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陕北岁月（图）

林彪不愿总当乖巧的狐狸，渴望成为一只啸傲山林的百兽之王，提出离开陕北另辟天地，被堂兄阻止。

东征期间，一军团拒绝拨兵给徐海东。毛泽东愤怒地说：“红一军团不是你林彪的兵！”回师之后，调任林彪红军大学校长。

斯诺眼中最昂贵的军校和最富计谋的校长。第一科学员平均年龄二十七岁，平均枪伤三处，他们的首级赏格总值二百万银元，解放后最低军衔为中将。一时疏漏酿成“出走风波”。毛泽东亲自做许世友的工作，使这位“反对者”变成了赤胆忠心的追随者。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先后参加了毛泽东直接指挥的吴起镇、直罗镇战役，并取得辉煌战果。

尽管林彪和他在长征途中一样机智灵活，指挥若定，但他的情绪阴沉、性格阴鸷妨碍了毛泽东对他作更高的评价。相反，对于彭德怀的豁达乐观、立场坚定，在关键时刻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毛泽东十分欣赏，并在举止言谈中不时表现出来。

红军胜利开进陕北吴起镇后，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去了一封这样的电报：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骋。
谁敢横刀立马，
惟我彭大将军。

毛泽东能诗善词，他的诗词常被人们当作无上褒奖，传遍全军，在他麾下的林彪、彭德怀、黄公略三位著名战将中，有二位曾出现在他的诗扁中。彭德怀自不必说，对于黄公略，《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有“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之誉；《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更有“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的夸赞。

可对于自诩为“常胜将军”的林彪，毛泽东却未给他写下只字片语。林彪对此十分妒嫉和愠怒。

中央红军历经千辛万苦，辗转十一省到达陕北，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移到了大西北。这无疑使毛泽东十分自豪。由于长征的成功，他作为全党、全军领袖的地位也更加牢固。他满怀激情地歌颂了长征：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

林彪对毛泽东给予长征的评价不以为然，他一直不认为长征是胜利之举，相反还把长征说成是“一场败仗后的溃逃”。部队开进陕北后没几天，林彪受直罗镇大捷鼓舞而高昂起来的情绪又黯淡、低沉下来。

林彪当时的心情并不难理解。作为中国革命大本营的陕北虽然地域如同信天游一样悠远辽阔，军事态势也较以前有利，但陕北的经济、文化如同那“兰花花”一样凄凉、落后、贫乏。映入林彪眼帘的，是寒风暴虐中的几座破窑洞，荒原上是一望无垠的黄色尘土。天是黄的，地也是黄的，林彪的心如同浇了一瓢凉水，寒透了。

1935年1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召开瓦窑堡会议前夕，曾征求各军团领导干部对战略问题的意见。藉此机会，林彪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带领队到陕南去打游击。

林彪自己常说：“我有时候是虎，有时候是狐狸。”他深深意识到，在毛泽东的身边，他永远只能当一只乖巧的狐狸。这次，他渴望能够独闯天地，成为一只啸傲山林的百兽之王。为此，他在信中称，开辟陕南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更有意义。林彪还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要求将红一军团主要干部尽数调出，由他率领南下。

“林彪又摇晃起来了。”毛泽东目光敏锐，洞察一切。他看出了林彪的心思，严厉地批评了林彪的悲观思想，指出他同中央有分歧，并希望他及早改变主意。当时的战略态势是十分明显的，向南发展，就要同东北军和西北军打仗，而且陈诚在洛阳及其以西地区控制了三个军，放在机动位置上，专门用来对付红军。向南发展，就会把蒋军嫡系部队引进西北，加强对西北的控制，最终会危及陕北的安全。

林彪南进的要求遭到毛泽东批评以后，他没有就此断绝念头。几天后，他又在一封电报里和毛泽东软磨硬争，仍说“我还在期待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这次，毛泽东干脆没有理他。

得不到毛泽东首肯，林彪成天在军团部阴沉着脸，耷拉着头，乱发脾气。聂荣臻比林彪大好几岁，在黄埔军校和武汉军委分别担任过林彪的老师和上级，一身兼兄长、师长和政委三重关系。他劝林彪说：

“我们只有这么一点部队，只保有这么一点骨干，你能带多少出去呢?你带多了，我们这里能维持下去吗?我们这个根据地能维持下去吗?”

林彪和聂荣臻共事六年来，争论不断。林彪从没赢过他，他总感觉聂荣臻以大自居，居高临下，说话不十分入耳。但他又无可奈何，因此发生争吵时，对聂荣臻的话总是一只耳朵听，一只耳朵出。

聂荣臻见林彪脸色不好看，于是放慢语调，和言悦色地说：

“你不要小看目前这几个破窑洞，它终归是个根据地，是我们的落脚点，我们不是经过两万五千里才找到了这几个破窑洞吗?你去陕南，搞不好，连破窑洞也找不到。你别以为四方面军曾经从那里经过，打过游击，条件会好，我看综合各方面条件来看，不见得一定会强过陕北。”

聂荣臻这番推心置腹的话，林彪根本没有听进去，但他也未再作争辩。对这些批评和劝告，他素来不屑一顾。林彪只相信自己，“人的上帝是自己”，这是他多次重复过的一句引以为训的格言。林彪在谈论战争和指挥艺术时，曾经这样讲：

只要有信心，就会胜利。你必须尽可能少依赖别人。不管别人是多有经验，力量有多大。这就是要领。

由此可以看出，林彪的性格中充满了自满、自信，有时甚至是倔犟。一旦形成自己的观点、看法和思想，他就不轻易放弃，不轻易退却，这使他在跟随毛泽东的漫长岁月中经常与毛泽东发生冲突，思想上经常产生歧义。因此，他获得了一个较为恰当的外号：“摇摆不定的毛派分子”。

这次，林彪关于率部单独到陕南打游击的想法未能坚持下去，最终放弃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突然来到陕北的缘故。

张浩，又名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1933年，张浩化名李复之赴莫斯科，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张浩参加了共产国际1935年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参予制定了在中国建立统一战线的总政策。

为了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恢复已经与中共中断了一年多的电讯联系，共产国际决定由中共代表团派人回国，担当此重任。

从苏联回国，有三条路线可供选择，即可从东北、新疆、内蒙古三个地区的中苏、中蒙交界处入境。在当时，东北已被日军控制，新疆路途太远，只有假道蒙古入境较为方便。但从蒙古入境却要穿过浩瀚的沙漠，闯过层层关卡。最为艰难的是，回国的人身上不能带一片纸一封信，必须把所有文件印记在脑海中，抵达陕北后再口述出来。因此，派回国的人一定要立场坚定，勇敢机智，有应付敌人的丰富经验。同时，此人还要在中共党内有一定声望，被国内同志所熟悉和信任。

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权衡，张浩被选定担当这项任务。

张浩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文件和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指示背熟，然后取道外蒙回国。他一路上忍饥挨饿，过关闯隘，于1935年11月赶到定边，随后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张浩一回国，就立下了殊勋，赢得了党内广大同志的信赖。这不仅仅是由于他全面地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指示，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代表共产国际强有力地支持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为两个方面军的再度会师奠定了基础。

张浩回到陕北党中央之前的1935年9月，毛泽东带中央红军北上后，张国焘一意孤行，带领红四方面军和原属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南下，并于 10月5日在(四)川(西)康边界卓木碉另行成立“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通令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等人的工作和通缉杨尚昆、叶剑英。12月5日，张国焘发了一封长电给陕北党中央，狂妄地要党中央改称“北方局”。

电文如下：

(一)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冒用党中央名义；

(三)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

1936年1月6日，张国焘打电报给张浩，攻击党中央的路线是“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要求张浩转告共产国际承队他的第二中央。

张国焘的电报和他另立中央的消息在陕北传开后，党内一阵哗然。张国焘的行为激怒了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人。1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的“中央”机关和“中央”政府。对于这封电报，张国焘并不吃惊，当初他就知道陕北会作此反应。但是，两天后，他接到了另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无疑使他感到心情抑郁和前途未卜。发电人不是别人，而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张浩：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的。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从字面上讲，甲乙两点互不关联。但久居领导地位的张国焘一看就明白，这是分别从思想上、组织上对他提出的严厉警告。张国焘也知道，此时张浩的声音已不是湖北黄冈林家大的土话了，而是代表了共产国际，代表了斯大林的声音。

张国焘在莫斯科工作期间，十分清楚和了解斯大林的脾气和手段，这是一个一提起他的名字就令人胆寒的国际共运领袖。张浩带来的共产国际的压力和红四方面军南下受挫陷入绝境的事实，迫使张国焘最终低下了头。很快，他回电党中央，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第二“中央”改称西南局，他自己也将率四方面军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

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企图，终于彻底失败了。党中央负责同志向张浩表示祝贺，林彪也心悦诚服地向堂兄表示钦佩之情。林育英、林育蓉(林彪原名)两兄弟双珠联璧，一时在陕北传为佳话。走在陕北的黄土路上，人们常常这样指着他俩说：“左边是林彪的哥哥，右边是张浩的弟弟。”

黄冈家乡的人们得知此事，在林彪父亲五十寿辰的宴席上，特意送了一块上写“双鹤栖庭”的寿匾。

1936 年1月，毛泽东决定遣军东进，打到山西去，武装宣传抗日救亡纲领。彭德怀有些担心，一怕红军渡不过黄河，二怕东渡黄河后在国民党军阻截下回不了陕北。因此，他打电报向毛泽东提出，要绝对保证部队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对此，毛泽东满脸不高兴，他见到彭德怀后气冲冲地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

话虽是这么说，在背后，毛泽东还是嘱咐林彪到黄河边去勘测水文，调查敌情，制定渡河计划。

黄河以东是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天下。阎锡山把山西视作自家花园，连外境的一只野兔也不愿放进。为此，他和蒋介石、冯玉祥等人曾经大打出手，尸横遍野。到最后，连蒋介石也奈何不得这位“阎老西”。1935年冬，他一听说红军到了陕北，就沿黄河东岸十多个县构筑了明碉暗堡，普遍实行闾甲、连坐制度，发誓不让红军将半步跨过黄河。

东征前，林彪来到黄河西岸，对东岸敌人的工事设施、兵力配备、火力配置进行了观察，选定了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渡河点。

1936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才2月份，黄河就已开始解冻，白天黑夜，沿河上下，到处可以听见“咯吱”“咯吱”的冰块崩裂声。鉴于这一情况，林彪建议渡河方式由冰上抢渡改为船渡。

2 月19日，毛泽东来到红一军团前线指挥部。正遇上林彪、聂荣臻、左权在争论谁的手表时间准。在红军中，每次总攻之前，部队常常为时间准确与否扯皮拉筋，有时上级批评下级延误了时间，下级不服，说按照我们的表还提前了哩。这是因为当时红军指挥员戴的手表都是在战场上缴获过来的敌人的手表。式样各异，新旧不一，快慢不同。见大家又为这个简单的老问题争个不休，毛泽东说：“给各个部队发报，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在20号20时开始，以聂荣臻的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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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是渡河左翼先遣队。先遣队先将小船由通向黄河的港汊里悄悄地划出，推到水深处，然后载人直向黄河对岸划去。这夜，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只听见黄河的咆哮和冰块撞击木船的声音。接近对岸的时候，枪声如炒豆般地响了起来，偷渡变成了强渡。红军战士迅速登岸，投入战斗，很快突破了江防，向纵深推进。26日，阎锡山组织晋军反攻，企图把红军赶回河西。林彪率红一军团主动迎敌，击溃了晋军独立第二旅，打了渡河后的第一个大胜仗。

3月下旬，红军以十五军团为左路军，二十八军和三十军为中路军，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八十一师为右路军，兵分三路，向山西腹部进军。

红一军团作战区域是汾河流域。当时，晋军大部被红十五军团牵制于北线，无力抽兵南下，只得眼睁睁地看着红一军团深入汾河富庶地区。

汾河，是山西的天堂。这里的地主除拥有大量土地、羊群外，往往宅第连云，几乎占半个村子，几十匹骡马，连杂色的都没有，把从陕北来的红军战士看傻了眼。山西财主喜欢把金银财宝埋在地下窖起来，红一军团的战士们很快学会了根据敲打地面的声响来判断窖藏所在位置的方法。在这里，红一军团扩红发展迅速，补充了五千名新战士。对这一点，林彪特别高兴。

一天，毛泽东打电报给林彪，告诉他红十五军团在北线作战艰苦，伤亡过大，加上处于山区，筹款、扩红等工作开展得不理想，希望红一军团能够拨点兵力给十五军团。

“我还有几个鸟兵?!”林彪气呼呼地把电报摔到桌上，大声说道：“不给，不给。就说没有，不给。”

聂荣臻看完电报后，向师团一级的干部们了解了一些情况。下边的干部们也反映部队编制还不健全，人员也不满额。聂荣臻找林彪商量后，打电报给毛泽东，汇报了自己部队员额未满的实际情况，请求免拨。看到政委和他观点一致，林彪脸色稍缓。

1936年4月，蒋介石派十个师分两路进军山西，阎锡山也派五个师另两个旅南下，以图南北夹击，形成包围之势。毛泽东鉴于红军东渡黄河作战目的已经达到，遂挥师西进，撤回陕北。

1936 年5月，毛泽东在延川县大相寺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对红一军团的本位主义观念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这主要是指红一军团拒绝拨兵补充红十五军团的事。顿时，会场上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林彪和聂荣臻身上。林彪一向以不苟言笑、沉默寡言著称，这次，他索性一声不吭，无动于衷地望着寺外的几株古柏，把问题全推给了他的政委。

作为政委，聂荣臻主动地向大会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在他们的共事中屡见不鲜。林彪的精明，有时正表现在他的沉默上。

这年夏天，中央军委颁布命令，林彪调任红军大学校长，任命左权代理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仍任军团政委。这一调动，对林彪是奖励，还是微惩，人们议论纷纷，但大多倾向于后者。人们知道，1934年以来，林彪与毛泽东的分歧之处太多，有必要煞煞他的锐气。

红一军团为他们的军团长举行了简朴而又热烈和隆重的欢送会。政委聂荣臻在致词时，绕开了他们之间的争论和分歧，热情地赞扬了林彪在红一军团工作期间的建树和功绩。

但是，林彪没有对此表示出应有的大将风度。他仍然对与聂荣臻之间过去发生的不悦耿耿于怀。他对聂荣臻说：“我们在一起搞了几年，现在要分手了。过去我们之所以发生分歧，是因为我们看问题的着眼点不同。你是从组织上考虑的，我是从政治上考虑的。”

聂荣臻笑了笑，然后严肃地说：“你这个说法不对。你把政治上和组织上绝对对立起来，完全不对头。我们之间争论的许多问题，都是政治问题。现在你要走了，又扯这些问题，再扯几天也扯不清楚，还是等以后有机会慢慢谈吧。今天我们主要是欢送你，不谈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不欢而散。军团长和政委就这样分手了。第二天，林彪带着警卫员，离开了红一军团，踏上了去红大的路途。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始建于1936年6月1日，这是毛泽东为即将全面展开的抗日战争准备干部力量而采取的一项战略措施。按照中央的规定，各军团从军团长到连排基层干部，都必须在红大进行轮训，以求充分利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的有利时机提高红军自身的战略战术水平。毛泽东希望红大能办成第二个 “黄埔军校”，为此，他挑选黄埔军校毕业的林彪来担任红大校长。林彪也常以“校长”之誉而自勖。

红大校址最初设在瓦窑堡。1936年6月21日，国民党第八十六师高双成部突袭瓦窑堡，红大即随中央机关撤出瓦窑堡，迁至保安县城。

就在这场突袭事件中，林彪有过一个因惊吓过度而偶尔失态的插曲。这件事是罗瑞卿讲的。他的女儿点点在《非凡的年代》一书中，首次披露了这件事：

由于陕北红军和地方部队没有及时赶到，敌人突然袭击了瓦窑堡。第二天，父亲随林彪到瓦窑堡的后山去观察地形，看看我们有没有收复瓦窑堡的可能。

袭击瓦窑堡的敌人部队大部分都是陕北人，是很熟悉地形的，他们隐蔽得很好。父亲他们估计到这一点，在接近敌人的时候就很小心地弃马步行。但是狡猾的敌人还是远远地发现了他们的行动。“噼噼啪啪”，一排冷枪打过来，父亲大吃一惊。这倒不是因为敌人突然打枪，而是他看见林彪随着枪声仆倒在一块大石头的后面。他想，糟了，一定是林彪负了伤。他就赶快向林彪靠拢。

他还没有爬到林彪藏身的地方，忽然又听见林彪在大声地喊，那声音又尖厉又凄凉，完全变了腔，又走了调。细心分辨，才听出林彪喊的是“校长要马呀，校长要马呀……”这时候，父亲还以为是林彪真负了伤，走不得路才大喊要马。

可是，把马牵过来，目标更大，更危险。父亲拉着林彪往回走，几个警卫员也闻声赶来架着林彪往回撤。直到林彪爬上马背，大家才明白他一点伤也有。

红大进驻保安城地，极目四望，除了荒山野坡，破窑乱洞外，到处是野草乱石，遍地是羊屎马尿。当地一首民谣这样唱道：

保安穷山窝，

破洞比房多；

菩萨比人多。

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林彪带领他的学员——那些身经百战、备尝艰辛的红军指挥员们，开始了紧张的学习和生活。

红大第一期学员全部来自于中央红军和十五军团，绝大多数是经过长征的骨干。他们分为三个科。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一科。

第一科有三十八个人，都是红一方面军团以上领导。他们在1955年我军初次授衔时，最低军衔也是中将，其中比较有名的有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陈光、杨成武、刘亚楼、张爱萍、苏振华、黄永胜等人。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将军科”。据统计，第一科学员平均年龄二十七岁，人平有伤疤三处。如果把蒋介石对这些大名鼎鼎的学员悬赏金数额加在一起，总数竟超过了二百万银元之巨。

红军大学有许多独一无二的地方。正是他的特殊魅力，吸引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被毛泽东特许，来红大采访林彪。

埃德加·斯诺是进入共产党、红军控制的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斯诺笔下的林彪是个什么形象呢?

腼腆好羞，擅使计谋诡术以及和毛泽东保持着无以言喻的亲密关系。这，就是林彪给斯诺留下的深刻印象。

斯诺在他著名的《西行漫记》中写道：

我记得有一次在抗日剧社看戏，休息的时候，群众一致要求毛泽东和林彪来一次合唱。林彪是红军大学的校长，只有二十八岁，他以前是蒋介石参谋部里一个著名的年轻军校毕业生。林彪像一个小学生似的涨红了脸，讲了几句很得体的话，请女共产党员替他们唱一支歌，逃脱了“点名表演”一关。

林彪和毛泽东一样，从来没有受过伤，享有这样盛名的红军指挥员并不多。他在前线身经百战，在战场指挥大军历时十年以上，凡是他的战士所经历过的各种艰难困苦他都尝到过。他的首级悬额高达十万元，但是他仍神奇地没有受伤，身体健康。

还有一次，斯诺采访林彪时，毛泽东在座。交谈中，斯诺惊奇地发现毛泽东当着林彪的面脱下了长裤，低着头专心致志地找虱子，随随便便，毫不在乎，没有一点难为情的神色。倒是林彪看到斯诺惊异的目光，十分窘迫。斯诺由此发现，林彪和毛泽东具有类似学生与导师的关系。

至于林彪的机警和韧劲，斯诺更是难以忘怀。在林彪那儿，他遇见了进入红区以来第一次也是公有的一次尴尬场面：

我到达后不久，林彪邀我找个日子给他的学员讲话。他拟的题目是：英美对华政策。我感到为难。我对两国的对华关系都知道得太少了，我也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解释。但是林彪坚持要我讲，他说他们自己可以提供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他为此安排了一次“面条宴”，使我感到盛情难却，只好勉强从命。

两百多个学员集合起来听我讲“英美对华政策”。我扼要地谈了一下英美的态度，然后同意解答问题。我不久就发现，这是个大错误，请我吃的面条根本抵偿不了我遇到的难堪。向我提出的问题，即使由H·G·威尔斯(著名英国作家——本书作者注)来回答，也要自叹智竭才穷。

1936年10月，斯诺离开保安。他称誉为“热情”、“执著”的林彪校长带领所有红大学员为他送行，这使他深为感动。

1937年春，红军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校长仍由林彪担任。这年夏天，由于林彪的疏忽和失误，抗大发生了一起震动保安的学潮。

1937年3月，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以后，由于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干部都在抗大第二期学习，因此抗大便成了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中心。抗大提出了诸如“懋功会师后南下正确还是北上正确?”“西路军为什么遭到严重失败?”等问题供学员讨论。

可是，对于这样一场严肃的政治和思想斗争，身为抗大校长的林彪却十分漠视，采取超然于外的态度。连张国焘本人也奇怪地说：“林彪摆出他那校长的姿态，表现置身事外的样子，不公开卷入斗争漩涡。”

由于张国焘统治红四方面军达六年之久，长期实行愚民政策，使他在红四方面军中还有一定影响。红四方面军中的一些指挥员对开展批评张国焘的斗争有抵触情绪，特别是对把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不加区别的做法感到不满。而这种情绪蔓延开来后，又没有得到及时引导，终于引发了事端。

一次，在抗大的批判会上，有些人揭批张国焘错误时，不加区别地把红四方面军扯了进来，一股脑地扣上了“逃跑主义”、“军阀主义”等帽子。生性耿直的“草莽英雄”许世友越听越憋气，按捺不住，跳了起来，大声地说：“有话直说，指着秃子骂光头算啥好汉?我不同意把四方面军从苏区撤出来叫逃跑主义。中央就没有逃跑主义，中央红军不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中央有，中央红军有，四方面军有，所有红军都有!打不过敌人了，换个地方再打嘛，怎么叫逃跑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撤到川陕，部队从二万发展到八万，这样的逃跑有什么不好?”

许世友的一席话，仿佛往滚油里浇了一瓢冷水，顿时炸锅了。会场上一片斥责声：“许世友，你这是与张国焘穿连裆裤!”“你这是匪性未改!”“打倒这个托洛茨基分子!”

面对众口一词的批斗，许世友边跳边吼，不顾一切地打嘴仗，最后气得口吐鲜血，被送进医院治疗。躺在病床上，许世友突然产生了出走的想法。“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哪里不能革命，非要留在延安?不如回老根据地打游击去!”他串连、说服了几十个愿意出走的原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准备带着他们回川陕老区去打游击，出发的时间定在4月4日夜里。

到了4月4日这一天，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夜色降临，就不辞而别。就在这关键时刻，许世友的老搭档、原红四军政委王建安突然醒悟了，认识到这是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不能由着许世友的性子来，遂将事情紧急报告给抗大保卫处长。保卫处长大惊失色，也没有听清楚，便报告林彪，说许世友他们这批四方面军的学员要闹事，要防止他们对毛主席下手。

林彪惊出一身冷汗，急匆匆地赶往毛泽东住所，在门口与叶子龙迎面撞了个满怀。他嚷道：“许世友要杀毛主席!快让警卫把门看紧，我马上派人来!我去向毛主席报告!”

门帘一挑，毛泽东闻言走出房间，问道：“什么事呀，这么急?”

林彪报告：“主席，我得到可靠情报，张国焘指使一批抗大学员要在今天搞武装暴动，第一个目标就是杀你！”

毛泽东处变不惊，不紧不慢地吸着香烟，有些不信，问：“哪一个有这么大的胆量!消息可靠吗?”

林彪言之凿凿：“领头的是许世友。此人在少林寺当过和尚，好喝酒，易冲动，拳脚功夫十分了得。”

毛泽东表态：“既然这样，就由你处理吧!先把带头的抓起来，再做计议。”

随后，按照林彪的安排，一个连的红军战士将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及其附近地区严严实实的警戒起来，防止不测事件。

接着，林彪带部队进驻抗大，命令全校师生紧急集合。全体师生集合在一间教室里，教室外面是荷枪实弹的士兵。许世友感觉不妙，硬着头皮观察事态的发展。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走上讲台，按照王建安交待的名单点名，点一个，出列一个，捆一个，一连捆了三十多个，许世友最后一个被捆。他还在惊讶如此隐密的事情如何会被林彪看出破绽，他那精湛的少林功夫根本没有使出一招半式就被五花大绑，动弹不得。等关进窑洞后，他才醒过神来，破口大骂“出卖”他的王建安、抓他的林彪和一些中央领导人。他以为关进了毛泽东的班房，就不会有生还的一天。

毛泽东以宽阔的胸怀和恢弘的气度冷静地处理了这件事。他指示成立高级军事法庭，任命董必武为庭长，傅钟为检察长，对涉案人员进行了宽大处理，将大部分人释放，少数人判了几个月的刑期，对带头闹事的许世友给予开除党籍、撤销军长职务、判刑一年的处罚，所有释放人员均回抗大完成学业。毛泽东还要求抗大做好四方面军学员的工作，规定：“只批张国焘的错误，不能批对张国焘路线本来就不应负责的四方面军的干部，更不能去批战士。”

林彪逐一找四方面军的学员谈话，稳定了他们的情绪，使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清算张国焘的错误和抗日救亡工作上来。谈话进行得十分顺利，唯独到许世友这儿卡了壳。许世友拒不和解，他提出三条：不管发生什么事，决不当反革命；离开延安；回家侍奉老母。

林彪一筹莫展地来找毛泽东，毛泽东问清情况后说：“他的工作我来做。”

第二天，毛泽东来到关押许世友的窑洞，与他促膝长谈。

“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党相信你是一个好同志。你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立下大功劳，我对你表示敬意。张国焘的错误应该他自己负责，跟你们没有关系。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贵财产，不是他张国焘的。他拉不走你们，你们也不要有心理负担。”

毛泽东的一席话令许世友潸然泪下，这个在死亡和凌辱面前敢于横眉冷对的铮铮铁汉被深深地打动了。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许世友回答：“我想回新县老家，种田务农，侍奉老母。”

毛泽东摇摇头：“大敌当前，全国都掀起了抗日的高潮，你还有心思去过那世外桃源的生活?”

许世友难过地说：“我已经被开除了党籍，还能有什么作为?”

“党籍开除了可以恢复嘛。你许世友如果是条汉子，就应该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抡圆了大刀片，再干一番事业!”

毛泽东说话算话。7月份，中央撤销对许世友等人的刑事处罚。半年后，中央撤销了许世友的党内处分，恢复了他的党籍。一场轩然巨波终于风平浪静，经过这场波折的许世友对毛泽东充满了钦佩之情。他事后追忆时，感慨地说：

到达陕北后，我即离职学习，进当时设在保安的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二期集训，并参加了清算张国焘罪行的斗争。

开始，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同志，对这场斗争认识不够，对张国焘也有个去其伪装、见其实质的过程。幸而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教育下，逐步认清了张国焘的本来面目。

毛泽东同志的豁达大度和恳切话语，使我茅塞顿开，备受感动，胸中苦思不解之疑一扫而光。痛定思痛，温故知新，方知主席伟大，国焘渺小，不可同日而语。

此后，许世友成了毛泽东铁胆忠心的拥护者和追随者。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抗大二期学员提前毕业。林彪也结束了他为期一年的校长生涯，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摘自：《林彪的这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