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过的是“翻身节”
1949年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每年春节放假三天,以示庆贺,表示人民的政府尊重人民的风俗习惯。
解放了,老百姓要破除迷信,过年不再兴送灶王爷、请灶王爷。“灶王爷”一家之主的地位,变成被扫地出门的角色,神像被扔在茅厕里,后来这种情况成了侯宝林说相声必抖的一段“包袱”。
大年三十晚上,再也看不见往日躲债在外的“杨白劳”和上门逼债的“穆仁智”。江苏省如(皋)东县新余村,村上80户人家原有48户以讨饭为生。解放后每人得到两亩地,每户有一辆纺车,两口猪,盖上了新茅屋,翻身的农民户户磨粉蒸糕、蒸馒头过年。家家供上毛主席像,大年初一第一件事是给毛主席拜年。
抗美援朝时期,每逢过春节,祖国各地人民都要纷纷写信慰问人民志愿军,而志愿军战士也要纷纷写信给祖国人民祝贺新春。1953年,一级战斗英雄王海在他给祖国人民的信中写道:“正当春节就要到来的时候,请接受我——一个战斗在朝鲜天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战士,向你们——我们伟大祖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祝贺你们开始实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预祝你们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建设计划,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使我们人民过着更加美好的生活。”
1957年春节《北京日报》上刊登了一篇《一户普通人家的大年夜》的文章,描述了当时过年的情景。文章写道:三十晚上,我到一户熟朋友家去串门,还没进屋,就听见大人、小孩们的—片笑声。我问主妇鄂老太太过节吃什么,她说:“我们买了几斤肉、一只鸡、一条鱼,加上点青菜、豆腐,够我们一家子快快活活地吃几天的了。”
60年代:过年在公共食堂
1958年,“人民公社化”风暴骤起,全国普遍建起了以村为单位的集体食堂。这种状况延续到了60年代初。那个年代过春节,典型的景象是:各生产队的大街小巷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家家户户贴上新春联,挂起毛主席像,大街上吊挂着五颜六色的标语,除夕夜各生产队集体食堂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大家放开肚皮,拼命地吃,想将一年来亏空的油水,都一下子吃回来。会餐之后,社员们还领了羊肉馅回家包饺子。
年初一,天刚蒙蒙亮,震耳的鞭炮响起。这时公社干部到烈属和军属家里贺年。男女社员们挨门串户,互相拜年。小龙、高跷、丑车、跑驴表演也上了街。
集体性是60年代春节的特征。城里的单位发票看电影、操办游艺会、团拜,街道统一发票证、购货本,组织打扫卫生。六十年代,各单位也有组织文艺晚会的。大年三十的晚上,大家聚在一起,各自拿出拿手的节目,倒也欢乐祥和。
70年代:“革命化”的春节
70年代的开篇语是“满怀革命豪情迎来伟大的70年代”,还有一直持续到1977年的“过一个革命化、战斗化的春节”的口号。
到了春节,上级又是“强调”又是“要求”,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春节之际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高门儿大嗓干到腊月二十九,吃完饺子,初一早上再动手。这叫移风易俗过春节,大年三十不歇脚。“四人帮”时的福建霞浦县沙江公社大年三十要奋战在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初一要植树,初二要积肥。
在革命口号震天响的年代,除夕夜的城里到处冷清清、静悄悄。只有革命的红旗满天飘,没有鞭炮,没有团圆的年夜饭,没有联欢会。典型的过节场面是,一家人在昏黄的灯光下吃年夜饭。桌上,一块砖用红纸包着,上面端放着一尊瓷烧的毛主席半身像和左右两只摇曳的红蜡烛。还有素菜和一盘白菜包的饺子。
从1962年提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大批青年奔赴东北、陕北、西南和内蒙古草原,年复一年地体味着远离亲人的春节滋味。从1969年的春节开始,公社和县革委会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在农村过革命化的春节,移风易俗,吃忆苦饭,请老贫农忆苦思甜,开批判会。
80年代:看春晚过春节
80年代的春节,电影院里终于开演了《唐伯虎点秋香》那样的彩色宽银幕港片。
1983年春节晚会的诞生被称为是一个奇迹。第一次春节晚会的导演是黄一鹤,主持人是马季、姜昆、刘晓庆、王景愚。晚会上王景愚表演的哑剧《吃鸡》在文革中被批判是用一只煮不烂、做不熟、咬不动的鸡讽刺社会主义,王景愚开始是不敢上台演的。而李谷一的《乡恋》也曾在《北京晚报》上展开讨论。有人说歌词“缠绕着不健康的情绪,隐约含着毒素”。导演打算如果点播率高过60%就唱。果然,李谷一还是唱了。
不知是有了现场直播的春节晚会,市场上的彩电才紧俏,还是家有彩电的人多了,春节晚会才愈发火爆,反正节前“抢购”彩电可称得上80年代的一景儿。三十儿晚上一家人早早吃完年饭,预备好记录晚会公布的谜语的纸和笔,还要为谁坐在离电视最近的位置争执一番。1987年的大年三十,自打主持人一上场,炉子上水壶开了没人愿去提,想上厕所的忍了又忍,怕错过了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更怕错过了节目间穿插公布的有奖谜语。
高档呢子马甲、半大衣、纯毛华达呢、大纹哔叽、法兰绒的料子摆进了节日的商场。1981年春节前,河南七里营刘庄大队社员刘明福家扯了120尺的翠绿色丝绸做窗帘,购了4个大立柜,一张双人钢丝床,两辆自行车,四块手表,一部收音机,一部电视机,一部缝纫机过年。贴在他家门上的春联写着,“迎新春农家喜盈盈,奔四化万众一条心。”
90年代:春节变成黄金周
5个结伴前往哈尔滨看冰灯的年轻人是1992年年三十的新闻人物,团圆年的观念正在被悄悄改变。1994年的除夕,北京开始拒绝放爆竹。警察在大街小巷捉违禁者,谁也不愿出门,家家吃了年夜饭就躲在房里看电视,孩子早早睡了。后来全国都在跟风,有人说,不如像新加坡那样,过年的时候用录音机播放放爆竹的声音也权当喜庆了。
1996年的春节有了最长的假期,从初一到初七整整一周。这时的中国人即使拜年也缩在家里打打电话了事。调查显示,虎年的沪上大约五成的家庭把营养保健品作为送礼的首选,乐坏了保健品的厂家。约10%的家庭要外出旅游,旅游业和运输业要准备接纳百万的游人;一半的人坐出租车拜年,大年初一、初二看不见出租车空驶。
到1997年旅游过年有钱也难,还在1996年12月,东南亚以及海南、昆明、西双版纳、厦门、武夷山等国内路线已经爆满。那年北京春节旅游过年的人数在10万人上下。
1999年最流行的歌是《常回家看看》——“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就盼个团团圆圆”。
新世纪:寻找年味的回归
进入21世纪,到饭店吃年夜饭的人越来越多,年夜饭的规格越来越高;旅游过节依然是潮流,只是人们早已不再满足于在国内转悠,更多的人涌向了新马泰、欧美;节前,除了选购传统的年货外,一些人还奔向汽车交易市场,将中意的小车开回家。当然,团圆还是年的主题,年根底下,如潮的人群依然奔向大小车站,拥挤着要赶在大年三十前回家。老一辈的人依然有着浓厚的年的情结,一年年地坚守着过年的习俗,鞭炮、春联、福字、年画、祭祖、拜年、压岁钱等年的专有物事在他们心中分量依然很重。
但,人们还是觉得年味越来越淡,年复一年,媒体上充满了对年味回归的讨论,事实上,有的地方在尝试通过一定的活动,唤起人们对传统的记忆。今年2月1日是小年,南京举办中国首届祭灶节,多年不被重视的灶王爷被4名民间艺人抬着穿过挤满人群的大街。
相信这一活动,其作用不仅会让人们重拾“祭灶”传统,而且会引发对春节传统回归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