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姑娘“项美丽”：甘做中国男人的“妾”（组图）

好像是张爱玲小说的一个佐证，战乱时期的邵洵美和项美丽在上海就演绎了那么一出“倾城之恋”，一样是迫于战争的无奈成就了婚姻，一样是在浪漫的名目下充满世俗。可这毕竟是真实的“倾城之恋”……

项美丽摄于高中毕业时

60 多年前的一段异国爱情传奇到今天才以比较真实的面目公之于众，原因是当事人一方虽出身名门，而且称得上中国现代出版界的大家，但因种种原因一直不被提起，直到两年前内地才有了第一本他的传记；而另一方是不通中文的外籍人士，虽有涉及此事的自传和小说，却因在国外出版而一直未被国内的研究者注意到。所以，关于这段传奇的描述也是近年来才见诸报端，而且充满以讹传讹的口传文学的因子。最近出版的王璞女士撰写的《项美丽在上海》综合了国内外的各种资料，特别是项美丽的英文传记，使得这段传奇重新浮出水面。

刹那永恒

1935年5月，艾米丽·哈恩和她的姐姐一起抵达了上海。上海那时以“冒险家的乐园”闻名，艾米丽就是这样的冒险家，从此她在这个城市呆了将近5年。当然这与一个叫邵洵美的中国男人不无关系。

几乎所有记载这段异国恋情的文字都认为项美丽与邵洵美是一见钟情，王璞女士则根据项美丽的纪实性小说推断：“令他们发生一见钟情的相遇，发生在一次晚宴上。”也正是在这次晚宴上，邵洵美根据上海话发音给艾米丽起了一个中文名字——项美丽。而后不久，他们一起同游南京，爱情就这样发生了。于是，姐姐走了，妹妹却选择了留下。

毛尖女士在香港《信报》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在中国人写的传记中，作者试图突出并再三强调的是：男主人公邵洵美用自己的才华征服了白人女主人公，在他们的爱情中，作者渲染了邵洵美的财富和挥霍，也暗示了项美丽的‘妾’的地位。但是，在由一个白人男性撰写的关于‘白人女性和华人男性’的爱情故事中，男主人公成了一个‘被观看者’，一个被西方女的肖像，挺直的鼻梁和柔软的胡须使他在西方人眼中成了美男子性所欲望的‘美人’，邵洵美很像传统故事中，被男人垂青的‘女性’。”

那么，在现实中，到底项美丽是邵洵美的“他者”？抑或邵洵美是项美丽的“他者”？其实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确实彼此吸引，当然因为邵洵美的俊美外表，他的天真和善良；也因为项美丽的美貌和才华。还有性格上的相似。”王璞说。项美丽在以邵洵美为模型的小说《太阳的脚步》中写到过对他俊美外貌的欣赏，而在《潘先生》中则写到邵洵美在面对家变时的幽默和泰然，游戏人生的态度。“邵洵美游戏的是自己的人生，却并不拿别人的人生开玩笑。而他的天才在于，就算是在那些损害了自己的人事之中，他也往往可以找出可笑可乐之处，嬉笑怒骂，亦都不失爱心。这也正是项美丽自己的人生态度。他俩的人生正是在这一点上碰撞，重叠。”王璞认为。

自从他们认识以后，项美丽的每一处居所（主要是初到上海的江西路寓所和上海沦陷时的霞飞路住宅）都成了邵洵美文人圈子交游的会所。在那儿，项美丽认识了当时中国唯一一份英文杂志《天下》的诸多编辑。邵洵美的朋友中凡是能说英语的，也都成了项美丽的朋友。他们两人的关系在朋友圈子里不是秘密。

爱情总是发生在“刹那”，却希冀着“永恒”，只可惜结果往往并非如此。

邵洵美的夫人盛佩玉（中）与项美丽（右）

又不是妻又不是妾

“她是中国男人的妾！”据说，美国报纸曾以此作为头条。（苏友贞《万象》）而在当时中国人的眼里，项美丽是文化人邵洵美的一个美国情妇。

美国人称她为“妾”，中国人反而称她“情妇”，现在看起来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照。不过，项美丽的身份确实很难定位，不管是实用主义还是玩笑性质，项美丽和邵洵美在战乱中最终是拿了结婚证明的，但这仍然不能让人（甚至她自己）相信她就是邵洵美的“妻”了。

在邵家公馆，虽然项美丽与邵家人的交流都要通过邵洵美来翻译，但女主人盛佩玉把项美丽当作上宾和朋友，这两个实际意义上的情敌还曾经一起外出逛街，合影留念（据邵洵美后人介绍，这张照片现今仍保存在邵洵美的二女儿邵绡红那里）。项美丽还陪着这一大家子（除了邵的夫人，还有5个孩子）去看戏，看过了西方剧又看中国戏，而其中一个孩子就坐在她的膝上。想想看，这是怎样一副场景？他们把她当成了家庭中的一员？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项美丽先搬到了霞飞路法租界，紧接着邵洵美也带着一大家子到霞飞路躲避战火，所有的家财却还留在了杨树浦。是项美丽利用自己外国人的身份千辛万苦地把邵洵美的珍贵藏书、全中国最先进的德国印刷机和其他财物从封锁中的杨树浦抢救了出来。上海沦陷了，项美丽却没有离开。是战火带来的错乱、焦灼和失意，给他们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转机。

结婚是佩玉提议的，为此她还按习俗送了项美丽一对玉镯。邵洵美则认为这可以使他们的关系“更加堂而皇之”，他还提出了可以过继一个女孩给项美丽（完全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而项美丽去世后也可以进他们邵家的祖坟。正是这最后一条，在这今天不知明天的战乱年月里，打动了项美丽，祖坟之说让项美丽觉得“安心”。于是，他们去律师办公室按中国法律签了一份结婚证明。当然，这个婚姻显得有点实用主义，并不如世人想象或希望的那么浪漫。

虽然这个事直到最后也是半真半假的样子，但是根据王璞女士翻译的项美丽自传《我所知的中国》（Chinatome）中的部分文字，正是这份证明，让邵洵美借着项美丽的名义把印刷厂和出版社继续办下去，还在日伪时期用项美丽的名字注册了中英文两份抗日杂志《自由谭》和《自由评论》，杨刚女士翻译的英文版毛泽东《论持久战》也是由邵洵美付印并秘密传发的。根据盛佩玉的回忆录《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所述，后来《自由谭》遭禁，为了躲避日本人的暗杀，邵洵美夫妇还曾在项美丽家住了半个月。另一方面，也是这个突发其想的事实，让项美丽在几年后的香港把自己从日本人的集中营里解救出来，得以照顾她受伤的新恋人鲍克瑟和新生的孩子，凭的就是她是“中国人的妻子”。

可怕的“大烟”

“那些日子里，无论是她去邵洵美家，还是邵洵美去她家，他们在一起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吸鸦片。”王璞这样描写染上烟瘾的项美丽。在中国，项美丽不仅为情所困，还为毒所困，几乎在迷上邵洵美的同时，她也迷上了大烟。

为了撰写《宋氏三姐妹》，项美丽必须赶赴重庆采访宋美龄，当时重庆正处于艰难时期，国民党政府严禁鸦片，所以项美丽不得不着手戒烟。虽然那时她的烟瘾已经很重，到点不抽鸦片，就会浑身发冷，涕泪横流。但是，在一位德国医生的帮助下，项美丽终于通过自己的毅力完成了戒烟。

戒烟以后，好像除去了照相机上的柔光镜，一切人事物都变得真实和清晰起来。项美丽几乎认不出邵洵美来，“他的眼睛看上去有点阴沉，我注意到，他的牙齿脏兮兮的。”邵洵美在她心目中美好的形象就此崩溃了。

邵洵美在1935年

分手

那张原来是“近乎完美的椭圆形”面孔，现在在项美丽眼中却失去了光彩，以“情人眼里出西施”反推，就可知道他们的爱情出现了问题，分手就在不远的将来。

关于邵洵美和项美丽的分手，有很多种猜测。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为了写《宋氏三姐妹》，项美丽离开了上海，辗转于重庆和香港两地，于是两人就分开了。当然仔细推敲，一定还有别的原因，否则即使身处两地，也未必需要分手。

其实，就算项美丽不离开上海，她和邵洵美的关系也已难以为继，《宋氏三姐妹》只是一个催化剂，让两人都下定决心，做出抉择。项美丽一直为自己“妻不是妻，妾不是妾”的地位苦恼。而在邵洵美这一方，虽然爱这个与自己志同道合的美国女人，但却不能抛弃自己的家庭。盛佩玉与邵洵美是表兄妹（邵洵美是盛宣怀的外孙，盛佩玉是盛宣怀的孙女），是青梅竹马自由恋爱而结合的夫妻，邵洵美原名“云龙”，连他“洵美”的名字都是为了爱慕佩玉而依照《诗经》“佩玉锵锵，洵美且都”之句改的。所以，他决不会抛妻弃子与项美丽共赴前程，顶多也是希望同时拥有两个女人而已。但在项美丽崇尚独立的西方观念里，这是不能接受的，她不可能理解中国男人的委曲求全，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的裂痕不可避免。另外，从盛佩玉后来的回忆录中也可看出，佩玉早就怀疑他们两人的关系，并且警告洵美不可在外过夜。后来虽然有一纸婚书之说，但也是利害当前的产物，未必就是默许，抗议肯定是有的。

项美丽去了重庆之后，也曾盼望邵洵美能够到重庆相见，但邵洵美最终选择留在上海，他在信中说，“费用太贵了，而且，要是我去了重庆，日本人知道后会找佩玉麻烦的。”这是项美丽自传中的解说。项美丽也因种种原因没有重新踏上上海的土地。他们的姻缘终于走到了尽头。

对于两人的分手，王璞女士认为是项美丽以撰写《宋氏三姐妹》作为摆脱困境的机会，逼邵洵美和自己作出决定。而邵洵美的女儿邵阳和女婿吴立岚则认为他们最后分开是因为“爸爸放不下生病的妻子，所以离开了项美丽”。不过有一点大家得到了共识，那就是项美丽和邵洵美都不愿意伤害盛佩玉。

1939年11月的一个阴冷的早上，项美丽离开了上海，再也没有回来。

余音

分手以后，邵洵美和项美丽还有为数不多的几次联系，而且邵家子女后来也与晚年的项美丽有过交往和会晤。

1945 年，抗战胜利后不久，邵洵美就给在香港的项美丽去了一信，报了平安，还谈到了项美丽已出版的自传《我所知的中国》。1946年，邵洵美去美国考察电影和出版，与项美丽和她的家人（包括女儿和侄子等）见过面。1949年，邵洵美选择留在了中国大陆。或许项美丽在自传中的一段话可以作为他留下的注解：“我曾经是国民党员，当它还是一个人民的政党时，我相信它。但现在我已经不是了。我早己厌倦了政治。我是个老人了。”洵美道，他才不过30岁，“年轻时，我不知道政治是如此的肮脏。”

1949年之后，项美丽再没收到邵洵美一封信。她不知道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邵洵美还曾两次给她写信，但最终都没有到达她的手里。而且，由于他在信里向项美丽借钱，以解客居香港的六弟邵云骧经济之困，结果被海关截获（本来托叶灵凤带给项美丽的），邵洵美因此获罪入狱3 年多。

说到借钱，苏友贞先生在《万象》上撰文认为上海沦陷后，邵洵美的经济情况很差，是项美丽“养着他的一家大小”。王璞女士则认为，借钱是有的，供养则不至于此。在书中，王璞记录了邵洵美的三次借钱：项美丽在重庆写《宋氏三姐妹》时一次；前面提到的引起邵洵美1958年入狱的一次；还有一次在“文革”当中，邵洵美在最落魄的时候又想起了项美丽。

邵洵美至死没有忘记项美丽。那么项美丽呢，上海连同邵洵美一起成为了她一生抹不去的印痕。邵洵美后来在“文革”中贫病交加逝去，多年以后项美丽才得知他的死讯，但她却固执地认为：“音讯何日到来根本不重要，我清清楚楚地知道他是在哪一天死去的。”

由于项美丽与邵家家人一直和睦相处，邵家子女也对她非常熟悉。后来移居美国的邵绡红还曾去看望过项美丽，那时她已经90多岁，但仍天天要到《纽约客》的私人办公室上下班。想不到，她和邵家的交往竟然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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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洵美简介

　　邵洵美（1906-1968），新月派诗人，诗人,散文家,出版家，翻译家。其诗集有《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

　　邵洵美是个有贵族气质的诗人，在山雨欲来的革命时代，他一味吟风弄月，追求"唯美"，的确与当时国家多难、问题成堆的大背景不太和谐。但他为人慷慨，有"小孟尝"之美称；他的"慷慨"使其家裏的经济状况日渐紧张，这点盛佩玉女士在《盛氏家族》中有所提及。他在出版事业上颇有成就，尤其是《论持久战》英译本的出版也有他的一份贡献。解放後，邵洵美埋头于翻译工作，译作有拜伦的《青铜时代》、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士》、泰戈尔的《两姐妹等》，他是翻译界公认的一流翻译家。不幸的是，从"反右"到"文革"，他先是被逮捕审查，被释放後挨斗受批判，死时窘迫得连身新衣服都没有。

　　用学者李欧梵的话说，在现代文学史里，邵洵美比大部分作家不为人知，是因为他“最不符合有社会良知的五四作家典型”。

　　确实，眉清目秀、长发高额、有“希腊式完美的鼻子”的美男子邵洵美，有点“纨绔子弟”的味道。他是清末高官后代，妻子也身出名门，家产丰厚。有人评价他年轻时的生活，几乎就是《红楼梦》里描述的“大观园”的翻版。他好酒好赌，经常在花木交荫的宅第里“一掷呼芦，输赢百万”。他讲究雅赌，认为赌博有“诗意”，因此看不起那些世俗赌徒。据说，他越输钱，诗写得越好，自称“赌国诗人”。

　　他穿长衫，跳西式舞，像“公羊之鹤”。因为皮肤苍白，出门前要薄施胭脂，自称这是学唐朝人风度。

　　他爱画画，爱藏书，爱文学，在自家豪宅里办文学沙龙，来往的人川流不息。他爱写诗，而且要在没有格子的白纸上写，落笔字迹秀丽，行列清晰，匀称洁净，甚至可以直接付印。

　　他的英式诗风，追求唯美，有人评价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艳丽的女人”。

　　章克标在给《海上才子·邵洵美传》写的序中把邵洵美概括为三重人格的人：一是诗人，二是大少爷，三是出版家。章克标说邵洵美："他一身在这三个人格当中穿梭往来，盘回往复，非常忙碌，又有矛盾，又有调和，因之，他这个人实在是很难以捉牢的，也就是很难以抒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