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与叛徒妻子离婚记(图)

　　张春桥的妻子文静(李淑芳)，1916年生，皮肤较黑，短发，戴浅黄色眼镜，女学生打扮。李淑芳在天津读书时加入共青团，抗战爆发后入党，1942年到晋察冀根据地党校学习，1943年被分配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任宣传干事。她常给《晋察冀日报》投稿，字很好，由此认识了张春桥。恋爱时，张春桥26岁，李淑芳27岁。

　　“文革”初，有人散布张春桥是叛徒。张春桥生气地说，我从来没有被捕，怎么会是叛徒?今后要是听到谁再讲这种话，我就不客气了!他把烟头往烟灰缸里使劲一按，一字一句地说，老实说，我只要小指头一点，你就要完蛋!张春桥如此之硬，但一说到妻子就嘴软了。李淑芳在1943年日军大“扫荡”时被捕，押到石家庄后叛变，进宣传班写反动宣传品，并参加反动广播和宣传演出。后来，时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的张春桥与李淑芳联系上，安排她进报社当编辑，改名文静。抗战胜利后，他们在张家口结婚。文静没有交代其叛变行为，但却很快被组织上掌握。虽经反复审查，但碍着张春桥的面子，文静还是被安排在上海市委办公厅工作。

　　张春桥背靠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这棵“大树”，他的文章又得到毛泽东赏识，因此官运亨通，一路攀升。从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军代表、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到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市委常委、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文革”前当上了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是张春桥点燃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虽由姚文元执笔，但却是张春桥和江青在幕后策划，江青水平不高，“智囊”还是张春桥。在揭发刘少奇派工作组和上海“一月夺权风暴”中，张春桥都立有“大功”，要不怎么能升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宝座上呢?文静摇身一变，成了上海市“第一夫人”，无职却有权，于是，她不再隐姓埋名，开始频频露脸。

　　1968年4月12日，上海掀起炮打张春桥的浪潮。大字报揭露文静是叛徒。虽然文静早被宣布为叛徒，却一直打而不倒。上海市委组织系统的几个负责人，偷偷调阅了文静的历史档案。张春桥盛怒之下，撤掉了他们的职务，并当场把文静的档案锁进市委的铁皮箱，贴上封条。尽管如此，文静的叛徒问题还是不断外泄。外地一名女干部供出当年和文静一起叛变投敌的事，要当面对质。外调材料到了张春桥手里，张春桥脸胀得通红，沉默了半天，说不见了吧，把外调材料退回去。从此，张春桥严令文静不要把手伸进市委。虽然文静暗地里还想插手，但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等人心中有数，对她都敬而远之。

　　中共九大后，张春桥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文静从上海的公众场合彻底消失。

　　以后，文静的历史问题，就成了张春桥的一块“心病”。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一个造反派头头想讨好张春桥，说张夫人可以作为市革命委员会的候选人。张春桥勃然大怒，当场痛骂，你这种人算什么造反派?我们共产党从来就不搞夫贵妻荣!做了谁的老婆就可以当委员，这完全是封建主义和国民党的做法，哪里像个无产阶级革命派!造反派头头莫名其妙，拍马屁怎么拍到了马蹄子上?徐景贤明白，张春桥打算与文静一刀两断了。

　　其实张春桥的家庭生活还算融洽，文静给张春桥生了四个孩子，三女一男。张春桥爱抽烟，也喜欢喝酒，文静也抽烟喝酒陪着他。张春桥夜间工作时，文静通知厨师做夜餐。张春桥决定与文静保持距离，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九一三”事件后，从王维国(上海空四军政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那里搜查出文静的大量材料。1972年秋，张春桥从北京回到上海后，没有回家住，而是住在了上海兴国路招待所。

　　1973年9月，周恩来陪法国总统蓬皮杜到上海访问，邓颖超也来了。邓颖超到康平路大院进了王洪文家和姚文元家，还进了徐景贤家，却偏偏没进张春桥家。这可非同小可，大院里连小孩子都在议论。一连几天，文静都关着门。

　　过了一段时间，王洪文陪外宾到上海，找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密谈。王洪文说，我这次来，专门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就是春桥同志决定离婚了。这件事他本来早就想解决，因为中央不断有事，所以拖了下来。最近，他正式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也同意了……文静那里，春桥同志自己会告诉。考虑到影响，这个消息不必对外宣布。

　　张春桥深知文静的历史是他仕途的“拦路虎”，要想再“进步”，必须坚决绕开。

　　在场的几个人都感到意外。马天水首先说，是不是有这个必要?王秀珍与文静关系密切，表示惋惜。徐景贤沉默片刻，认为邓颖超的来访促使了张春桥离婚，就说，我尊重春桥同志的意见。王洪文苦笑，说这件事已经定了，春桥同志的考虑有道理，什么原因你们也了解，我就不多说了。文静曾经提出，离婚以后她从康平路搬出去，另外找个地方住。我和文元同志商量，暂时不必动了，文静仍旧住在康平路，这里是她和孩子们的家，这样对孩子们更好些。当然，春桥同志今后到上海不会再回康平路的家了，今后孩子们要看父亲，可以直接去北京…… 　　

　中共十大预备会议上，张春桥飞黄腾达，毛泽东提议张春桥担任十大主席团秘书长。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张春桥当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来，邓小平任总参谋长，毛泽东让张春桥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是第一副总理，张春桥是第二副总理。

　　1975年，姚文元的妻子金英和三个孩子搬到了北京；王洪文调到中央后，妻子崔根娣和孩子们每年都到北京探望；可文静从来没有去过北京。1976年，上海方面邀请张春桥回来。张春桥说，我也很想回去，再不回去，对上海的情况缺乏感性的了解，越来越没有发言权了!可是，这里也确实忙，中央的事，国务院的事，再加上总政那一摊子，真是忙不过来……一直到1976年10月，整整四年，张春桥没有再回过上海一次。

　　1976年2月25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邓”的打招呼会。会后，张春桥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叫到钓鱼台九号楼长谈。钓鱼台九号楼是张春桥的住所，朴素简单。因为来的都是亲信，不用遮着藏着。先谈三个大问题：一是痛骂邓小平，二是议论上海的人事安排，三是张春桥叮嘱上海方面今后要注意的几种倾向。谈话快结束时，张春桥似乎不经意地说，我这里需要一个秘书，你们看看上海有没有合适的人?这个问题有些突然，张春桥在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名男秘书，用不着了呀。徐景贤想，他大概是对北京的秘书不太满意，所以想另找一个男秘书吧。回到上海后，他们选了三个男的，报送张春桥。

　　5月16日，上海方面庆祝“文化大革命”发动十周年，徐景贤收到张春桥寄来的一封密信。

　　徐景贤剪开信封，拿出一张白色道林信纸。

　　景贤同志：送来的材料收到了。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祝好，春桥。

　　信纸下方还有一行小字，“请阅后烧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原来张春桥不是找秘书，而是找“伴”。

　　踏破铁鞋无觅处，上海市文教系统某机关开会，“她”的发言引起徐景贤的注意。这位“她”，口齿清楚，条理分明，言辞敏捷，有独到见解，但又不张扬。徐景贤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向张春桥推荐，得到张春桥认可后再摊牌。

　　然而此后几个月，不幸的事情一件接一件，毛泽东病危、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徐景贤虽然到过北京，但却始终没有机会与张春桥从容长谈。9月21日，徐景贤给张春桥打电话，约在下午面谈。两人在交谈中，谈到了“她”的情况，张表示可以考虑。

　　10月1日，徐景贤通过有关部门，调来“她”的人事档案。为避免猜疑，还同时调了另外三四份档案。

　　10月6日上午，徐景贤把“她”的档案装进大信封，写上中央办公厅张春桥同志亲启，密封后交市委机要交通员直送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员每天要搭航班直飞北京。然而就在当晚，张春桥被捕。

　　1981年1月，张春桥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改为无期徒刑，20多年后获释。因为当年和文静离婚虽经中央批准，但没有公开，所以张春桥出狱后仍和文静共度晚年。